刀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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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臉上有一條險惡的傷疤：一道灰白色的、幾乎不間斷的弧線，從一側太陽穴橫貫到另一側的顴骨。
他的真實姓名無關緊要，塔誇倫博的人都管他叫做紅土農場的英國人。
那片土地的主人，卡多索，起先不願意出售。
我聽說那個英國人出了一個意想不到的主意：他把傷疤的秘密故事告訴了卡多索。
英國人來自南裡奧格朗德邊境地區，不少人說他在巴西幹走私買賣。
紅土農場的土地上荒草叢生，河水苦澀，英國人為了改變這種情況，跟雇工們一起幹活。
據說他嚴厲到了殘忍的地步，不過辦事十分公道。
還說他愛喝酒，一年之中有兩三次躲在那個有凸肚窗的房間裡，猛喝兩三天，再露面時像打過一仗或者昏厥之後蘇醒過來似的，臉色蒼白，兩手顫抖，情緒很壞，不過仍舊跟先前一樣威嚴。
至今我還記得他冷冰冰的眼神，瘦削精悍的身軀和灰色的小胡子。
他跟誰都不來往，他的西班牙語也确實差勁，講起話來像巴西人。
除了偶爾有些商業信函或者小冊子以外，從來沒有人給他來信。
我最近一次在北方省份旅行的時候，遇上卡拉瓜塔河水暴漲，隻能在紅土農場過夜。
沒待幾分鐘，我發現自己來得不是時候；我想讨好那個英國人，便把談話轉到了一個不痛不癢的題目上——愛國主義。
我說一個具有英吉利精神的國家是不可戰勝的。
主人表示同意，可又微笑着補充說他并不是英國人。
他是愛爾蘭登加凡地方的人。
話剛出口，他立刻停住，好像覺得洩漏了一個秘密似的。
晚飯後，我們到外面去看看天色。
已經放晴了，可是南方尖刀一般的山峰後面的天空，不時被閃電劃破，另一場暴風雨正在醞釀。
我們回到那個簡陋的飯廳，剛才侍候我們吃飯的雇工端來一瓶羅姆酒。
我們兩人默不作聲地喝了好長時間。
不知過了多久，我發現自己有點醉意；不知是由于高興還是由于膩煩，我忽然異想天開，提到了他臉上的傷疤。
英國人臉色一沉，有好幾秒鐘冷場，我以為他準會把我攆出去。
最後，他聲調一點沒有改變，對我說道： "我不妨把這個傷疤的來曆告訴你，可是有一個條件：不論情節多麼丢人，多麼不光彩，都如實講來，不打折扣。
" 我當然同意。
下面就是他的故事，講的時候英語夾雜着西班牙語，甚至還有葡萄牙語。
1922年前後，康諾特的一個城裡有許多策劃争取愛爾蘭獨立的人，我是其中之一。
我當時的夥伴中間，有些人如今仍舊健在，從事和平的工作；有些人說來也怪，目前在海上或者沙漠裡為英國旗幟戰鬥；還有一個最勇敢，拂曉時分在一個軍營的場院裡被那些睡眼惺忪的士兵槍決了；再有一些（并非最不走運的）在内戰默默無聞甚至幾乎是秘密的戰鬥中找到歸宿。
我們是一夥擁護共和、信奉天主教的人，我想我們還是浪漫主義者。
在我們看來，愛爾蘭不僅有難以忍受的現在，有烏托邦似的将來，它還是一個辛酸而可愛的神話；有圓塔，有紅色的沼澤，是帕内爾的反抗，是歌頌盜牛的史詩，那些牛有時是英雄的化身，有時又是魚和山的化身……一天下午，我記得很清楚，有一個成員，一個名叫約翰·文森特·穆恩的人從芒斯特省來到我們這裡。
他年紀不到二十歲，又瘦小又窩囊，像無脊椎動物似的叫人看了不舒服。
他帶着死心眼的狂熱熟讀了一本不知什麼名字的共産主義的小冊子，無論談論什麼問題，總是用辯證唯物論來下結論。
你有無數理由可以厭惡或者喜歡一個人，穆恩卻把全部曆史歸納為肮髒的經濟沖突。
他斷言革命注定要勝利。
我說仁人志士應當力挽狂瀾，站在失敗的一方……已經很晚了，我們從走廊、樓梯一直争論到街上。
給我深刻印象的不是穆思的觀點，而是他那不容置辯的聲調。
這個新來的同志不是在讨論問題，而是帶着輕蔑和愠怒在發号施令。
我們走到市區盡頭，周圍的房屋稀稀落落，這時突然響起一陣槍聲，使我們大吃一驚（在這前後，我們經過了一家工廠或者一座軍營的圍牆）。
我們趕緊拐進一條土路。
一個士兵從着火的棚屋裡出來，映着火光，身軀顯得特别高大。
他厲聲吆喝，叫我們站住，我加快了腳步，我那個夥伴卻沒有跟上來。
我轉過身，隻見約翰·文森特·穆恩吓得一動不動，呆若木雞。
我馬上再往回跑，一拳把那個士兵打倒在地，使勁推推文森特·穆恩，狠狠罵他，叫他跟我走。
他吓癱了，我隻得拽住他的胳臂拉着他跑。
我們在火光四起的黑夜裡奪路而逃，背後響起一陣密集的槍聲。
穆恩的右臂給一顆子彈擦過，我們逃進小松林時，他竟然抽抽搭搭地哭了起來。
那一年，1922年秋天
他的真實姓名無關緊要，塔誇倫博的人都管他叫做紅土農場的英國人。
那片土地的主人，卡多索，起先不願意出售。
我聽說那個英國人出了一個意想不到的主意：他把傷疤的秘密故事告訴了卡多索。
英國人來自南裡奧格朗德邊境地區，不少人說他在巴西幹走私買賣。
紅土農場的土地上荒草叢生，河水苦澀，英國人為了改變這種情況，跟雇工們一起幹活。
據說他嚴厲到了殘忍的地步，不過辦事十分公道。
還說他愛喝酒，一年之中有兩三次躲在那個有凸肚窗的房間裡，猛喝兩三天，再露面時像打過一仗或者昏厥之後蘇醒過來似的，臉色蒼白，兩手顫抖，情緒很壞，不過仍舊跟先前一樣威嚴。
至今我還記得他冷冰冰的眼神，瘦削精悍的身軀和灰色的小胡子。
他跟誰都不來往，他的西班牙語也确實差勁，講起話來像巴西人。
除了偶爾有些商業信函或者小冊子以外，從來沒有人給他來信。
我最近一次在北方省份旅行的時候，遇上卡拉瓜塔河水暴漲，隻能在紅土農場過夜。
沒待幾分鐘，我發現自己來得不是時候；我想讨好那個英國人，便把談話轉到了一個不痛不癢的題目上——愛國主義。
我說一個具有英吉利精神的國家是不可戰勝的。
主人表示同意，可又微笑着補充說他并不是英國人。
他是愛爾蘭登加凡地方的人。
話剛出口，他立刻停住，好像覺得洩漏了一個秘密似的。
晚飯後，我們到外面去看看天色。
已經放晴了，可是南方尖刀一般的山峰後面的天空，不時被閃電劃破，另一場暴風雨正在醞釀。
我們回到那個簡陋的飯廳，剛才侍候我們吃飯的雇工端來一瓶羅姆酒。
我們兩人默不作聲地喝了好長時間。
不知過了多久，我發現自己有點醉意；不知是由于高興還是由于膩煩，我忽然異想天開，提到了他臉上的傷疤。
英國人臉色一沉，有好幾秒鐘冷場，我以為他準會把我攆出去。
最後，他聲調一點沒有改變，對我說道： "我不妨把這個傷疤的來曆告訴你，可是有一個條件：不論情節多麼丢人，多麼不光彩，都如實講來，不打折扣。
" 我當然同意。
下面就是他的故事，講的時候英語夾雜着西班牙語，甚至還有葡萄牙語。
1922年前後，康諾特的一個城裡有許多策劃争取愛爾蘭獨立的人，我是其中之一。
我當時的夥伴中間，有些人如今仍舊健在，從事和平的工作；有些人說來也怪，目前在海上或者沙漠裡為英國旗幟戰鬥；還有一個最勇敢，拂曉時分在一個軍營的場院裡被那些睡眼惺忪的士兵槍決了；再有一些（并非最不走運的）在内戰默默無聞甚至幾乎是秘密的戰鬥中找到歸宿。
我們是一夥擁護共和、信奉天主教的人，我想我們還是浪漫主義者。
在我們看來，愛爾蘭不僅有難以忍受的現在，有烏托邦似的将來，它還是一個辛酸而可愛的神話；有圓塔，有紅色的沼澤，是帕内爾的反抗，是歌頌盜牛的史詩，那些牛有時是英雄的化身，有時又是魚和山的化身……一天下午，我記得很清楚，有一個成員，一個名叫約翰·文森特·穆恩的人從芒斯特省來到我們這裡。
他年紀不到二十歲，又瘦小又窩囊，像無脊椎動物似的叫人看了不舒服。
他帶着死心眼的狂熱熟讀了一本不知什麼名字的共産主義的小冊子，無論談論什麼問題，總是用辯證唯物論來下結論。
你有無數理由可以厭惡或者喜歡一個人，穆恩卻把全部曆史歸納為肮髒的經濟沖突。
他斷言革命注定要勝利。
我說仁人志士應當力挽狂瀾，站在失敗的一方……已經很晚了，我們從走廊、樓梯一直争論到街上。
給我深刻印象的不是穆思的觀點，而是他那不容置辯的聲調。
這個新來的同志不是在讨論問題，而是帶着輕蔑和愠怒在發号施令。
我們走到市區盡頭，周圍的房屋稀稀落落，這時突然響起一陣槍聲，使我們大吃一驚（在這前後，我們經過了一家工廠或者一座軍營的圍牆）。
我們趕緊拐進一條土路。
一個士兵從着火的棚屋裡出來，映着火光，身軀顯得特别高大。
他厲聲吆喝，叫我們站住，我加快了腳步，我那個夥伴卻沒有跟上來。
我轉過身，隻見約翰·文森特·穆恩吓得一動不動，呆若木雞。
我馬上再往回跑，一拳把那個士兵打倒在地，使勁推推文森特·穆恩，狠狠罵他，叫他跟我走。
他吓癱了，我隻得拽住他的胳臂拉着他跑。
我們在火光四起的黑夜裡奪路而逃，背後響起一陣密集的槍聲。
穆恩的右臂給一顆子彈擦過，我們逃進小松林時，他竟然抽抽搭搭地哭了起來。
那一年，1922年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