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 論邦國底真正偉大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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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羅馬人和土耳其人之所為）将成大業立奇功，這是曆史底最可靠的教訓。
那些僅僅在某一時期曾經尚武的國家卻也曾多半變為強大，而這種強大的情形，是到了後來他們對武事的崇尚與運用已經衰頹的時候，仍然為他們底支持物的。
同這一點相連的還有一點，就是，一個國家頂好有一些法律或風俗，這種法律和風俗要使他們有作戰的正當理由（或至少有所借口）才好。
因為人性之中自有一種天賦的公道，除非有一點争戰底根據或理由（至少是勉強可以算做理由的話頭），他們是不肯加入那兇險甚多的戰事的。
土耳其的君主為了作戰，常以傳播他底宗教為理由：這是一種很方便的，随時可以利用的理由。
羅馬人雖然在開疆拓土底事業已經成功之後，把這種事認為是統兵将帥底大榮耀，然而他們從未把開拓疆土一事認為起釁底好理由。
因此，凡是志在強大的國家，第一應當有這點性質，就是，對于别國底侮辱傷害，要敏感，無論這種侮辱傷害是加于邊鄰，或施于本國底商人或使節的；并且對别人底撩撥，不可縱容過久。
第二，他們應當常常準備着對他們底與國或同盟加以援助，如羅馬人從來之所為一樣；羅馬人底辦法是這樣的，假令有一國與羅馬之外的許多國家也曾締結盟約互為保障，到了有敵國來犯的時候，并曾向這各國分頭乞援，羅馬人總是首先赴援，不讓别的任何國家有這種榮譽。
至于古人為了擁護一黨一派或實質相同的政體而起的戰争，我不懂那是有什麼正當理由的：例如羅馬人為了希臘底自由而戰，斯巴達人和雅典人為了建立或傾覆民主政治和寡頭政治而戰，又如某一國底人，假借公道或人道底名義，來解除他一國中的專制與壓迫，諸如此類者皆是也。
總之，凡是不準備有了正當理由就立即動兵的國家，不必希冀強大也。
不論是個人底身體或國家底團體，如不運動則其體不強：而對于一個王國或共和國，一個有理由有光榮的戰争乃是一種真實的運動，這是無疑的。
内戰真有如患病發熱；但是對外作戰則有如運動發熱，是可以保持身體健康的；因為在一種偷惰的和平中，民氣将變為柔靡而民德将變為腐敗也。
但是，不管為了幸福是怎麼樣，為了國家底強大起見，國民大部分常常從事武備是很有利的；一個常在行動中的，久經戰陣的軍隊底力量（雖然這種力量是代價很高的），正即是使我在所有的鄰國中能有發号施令之權（或者至少能有這種名譽）的工具也；西班牙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西班牙在歐洲各處差不多長期駐有精兵，已經約有120年之久了。
一個國家若能成為海上底主人就等于已成了一個帝國。
西塞羅緻書阿蒂苦斯論龐拜對恺撒的軍事準備時說道：“龐拜所遵循的是一種真正的塞密斯陶立克斯式的策略：他以為那掌握海權的人，就是掌握一切的人”。
無疑地，如果龐拜不因一時自大輕敵而舍舟從陸，他一定會使恺撒疲于奔命的。
海戰底重大影響是我們看得見的。
埃克興之戰決定了羅馬帝國之誰屬。
勒盤陶之戰制止了土耳其人底強橫。
海戰為全部戰争之最後決戰者其例甚多。
這種情形固然是君主或國家們把一切都憑海戰來決定底結果，然而這點是确定的，就是握有海上霸權的一方是很自由的，在戰争上它是可多可少，一随己意的。
在相反的一方面，那些陸軍最強的國家卻往往感受極大的困難。
無疑地，在今日，我們歐洲的諸國中，海上的勢力（這種勢力是大不列颠底主要的天賦優點之一）是一種很大的長處；一則因為歐洲底各國，大多數不是純粹内陸的，而是國境底大部分臨着海的；再則因為東西印度底财富底大部分似乎是唯有握着海上底霸權的人才能得着的。
與古代底戰争所給予人的光輝榮耀相形之下，近代底戰争簡直是在黑暗中打的。
為鼓勵士氣起見，現在也有些爵位勳章等等，然而這些東西是雜亂地頒發，無分軍人或非軍人的；此外也許還有些楯上的銘語，傷兵病院，諸如此類的東西。
但是在古時，那在戰勝地點樹立的紀念品，追悼的頌辭，以及紀念陣亡将士的碑坊，獎給個人的花冠，大元帥底名義，（就是後來的各國君主所借用的），凱旋将帥底勝利遊行；兵隊複員時的重大犒賞；這都是能引起人人底勇氣的事物。
但是，最重要者，莫過于羅馬人底凱旋式，這種凱旋式并不僅是儀式或誇耀，而是一種極其聰明偉大的制度。
因為它裡面包含三樣事情；在将帥方面是尊榮；在國庫方面是由戰利品而增進了财富；在軍隊方面是賞賜。
不過那種尊榮也許是不适于君主國的；除非把它歸之于君主本人或他底子嗣們，如後來的羅馬皇帝們之所為一樣，他們把自己或子嗣曾經親自參加的戰役底凱旋式由自己或子嗣包辦了，而在臣子得來的勝仗中，則僅對統兵将帥予以慶功的衣服和勳章。
總之；如《聖書》所說，誰也不能因為用了心思的原故而對這個小結構——人體——加高一寸；但是在大結構如王國或共和國中，則為君主者或執政者可以使他們底國家增強滋大的；因為如果他們肯把我們上面論及的法令，憲章，習俗試行國内，則他們是可以給後世或繼位者種下強大之因的。
然而這些事普通多不受人注意，一任其自己随時運而晦明焉。
那些僅僅在某一時期曾經尚武的國家卻也曾多半變為強大，而這種強大的情形，是到了後來他們對武事的崇尚與運用已經衰頹的時候，仍然為他們底支持物的。
同這一點相連的還有一點，就是，一個國家頂好有一些法律或風俗，這種法律和風俗要使他們有作戰的正當理由（或至少有所借口）才好。
因為人性之中自有一種天賦的公道，除非有一點争戰底根據或理由（至少是勉強可以算做理由的話頭），他們是不肯加入那兇險甚多的戰事的。
土耳其的君主為了作戰，常以傳播他底宗教為理由：這是一種很方便的，随時可以利用的理由。
羅馬人雖然在開疆拓土底事業已經成功之後，把這種事認為是統兵将帥底大榮耀，然而他們從未把開拓疆土一事認為起釁底好理由。
因此，凡是志在強大的國家，第一應當有這點性質，就是，對于别國底侮辱傷害，要敏感，無論這種侮辱傷害是加于邊鄰，或施于本國底商人或使節的；并且對别人底撩撥，不可縱容過久。
第二，他們應當常常準備着對他們底與國或同盟加以援助，如羅馬人從來之所為一樣；羅馬人底辦法是這樣的，假令有一國與羅馬之外的許多國家也曾締結盟約互為保障，到了有敵國來犯的時候，并曾向這各國分頭乞援，羅馬人總是首先赴援，不讓别的任何國家有這種榮譽。
至于古人為了擁護一黨一派或實質相同的政體而起的戰争，我不懂那是有什麼正當理由的：例如羅馬人為了希臘底自由而戰，斯巴達人和雅典人為了建立或傾覆民主政治和寡頭政治而戰，又如某一國底人，假借公道或人道底名義，來解除他一國中的專制與壓迫，諸如此類者皆是也。
總之，凡是不準備有了正當理由就立即動兵的國家，不必希冀強大也。
不論是個人底身體或國家底團體，如不運動則其體不強：而對于一個王國或共和國，一個有理由有光榮的戰争乃是一種真實的運動，這是無疑的。
内戰真有如患病發熱；但是對外作戰則有如運動發熱，是可以保持身體健康的；因為在一種偷惰的和平中，民氣将變為柔靡而民德将變為腐敗也。
但是，不管為了幸福是怎麼樣，為了國家底強大起見，國民大部分常常從事武備是很有利的；一個常在行動中的，久經戰陣的軍隊底力量（雖然這種力量是代價很高的），正即是使我在所有的鄰國中能有發号施令之權（或者至少能有這種名譽）的工具也；西班牙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西班牙在歐洲各處差不多長期駐有精兵，已經約有120年之久了。
一個國家若能成為海上底主人就等于已成了一個帝國。
西塞羅緻書阿蒂苦斯論龐拜對恺撒的軍事準備時說道：“龐拜所遵循的是一種真正的塞密斯陶立克斯式的策略：他以為那掌握海權的人，就是掌握一切的人”。
無疑地，如果龐拜不因一時自大輕敵而舍舟從陸，他一定會使恺撒疲于奔命的。
海戰底重大影響是我們看得見的。
埃克興之戰決定了羅馬帝國之誰屬。
勒盤陶之戰制止了土耳其人底強橫。
海戰為全部戰争之最後決戰者其例甚多。
這種情形固然是君主或國家們把一切都憑海戰來決定底結果，然而這點是确定的，就是握有海上霸權的一方是很自由的，在戰争上它是可多可少，一随己意的。
在相反的一方面，那些陸軍最強的國家卻往往感受極大的困難。
無疑地，在今日，我們歐洲的諸國中，海上的勢力（這種勢力是大不列颠底主要的天賦優點之一）是一種很大的長處；一則因為歐洲底各國，大多數不是純粹内陸的，而是國境底大部分臨着海的；再則因為東西印度底财富底大部分似乎是唯有握着海上底霸權的人才能得着的。
與古代底戰争所給予人的光輝榮耀相形之下，近代底戰争簡直是在黑暗中打的。
為鼓勵士氣起見，現在也有些爵位勳章等等，然而這些東西是雜亂地頒發，無分軍人或非軍人的；此外也許還有些楯上的銘語，傷兵病院，諸如此類的東西。
但是在古時，那在戰勝地點樹立的紀念品，追悼的頌辭，以及紀念陣亡将士的碑坊，獎給個人的花冠，大元帥底名義，（就是後來的各國君主所借用的），凱旋将帥底勝利遊行；兵隊複員時的重大犒賞；這都是能引起人人底勇氣的事物。
但是，最重要者，莫過于羅馬人底凱旋式，這種凱旋式并不僅是儀式或誇耀，而是一種極其聰明偉大的制度。
因為它裡面包含三樣事情；在将帥方面是尊榮；在國庫方面是由戰利品而增進了财富；在軍隊方面是賞賜。
不過那種尊榮也許是不适于君主國的；除非把它歸之于君主本人或他底子嗣們，如後來的羅馬皇帝們之所為一樣，他們把自己或子嗣曾經親自參加的戰役底凱旋式由自己或子嗣包辦了，而在臣子得來的勝仗中，則僅對統兵将帥予以慶功的衣服和勳章。
總之；如《聖書》所說，誰也不能因為用了心思的原故而對這個小結構——人體——加高一寸；但是在大結構如王國或共和國中，則為君主者或執政者可以使他們底國家增強滋大的；因為如果他們肯把我們上面論及的法令，憲章，習俗試行國内，則他們是可以給後世或繼位者種下強大之因的。
然而這些事普通多不受人注意，一任其自己随時運而晦明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