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九 爛羊頭，關内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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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陽之戰後，綠林兵乘勝分兩路進軍。一路由王匡指揮北上攻洛陽，一路由申屠建指揮，西入武關進攻長安。
當綠林兵奉更始帝劉玄之命攻擊長安時，赤眉軍也在中原奮戰。更始帝劉玄占據洛陽之後遣使者招降赤眉軍，樊崇等二十餘人還接受了劉玄的列侯封号。
在起義軍的強大的軍事威勢下，三輔震動，一時海内豪傑紛紛起兵響應，殺其牧守，自稱将軍，使用漢朝年号，旬月之間，烽火遍于天下。
王莽衆叛親離，仍然借用符命迷信自欺欺人。新莽政權上層統治集團也發生了分裂。衛将軍王涉、國師劉歆和大司馬董忠等密謀劫持王莽投降更始政權，隻是因為準備“待太白星出”起事，以緻計劃終于敗露，董忠被處死，王涉、劉歆也被迫自殺。
王莽外有出師之敗，内有大臣之叛，朝中一片混亂。這時，天水成紀（今甘肅莊浪西）人隗嚣及其家族起兵反新莽，隗嚣稱大将軍。析（今河南西峽）人鄧晔、于匡率衆拔析、丹水（今河南西峽西），攻武關（今陝西商南南）。長安受到東西兩個方向重兵進攻的威脅。
王莽面臨軍事危局，倉皇無定，不知所措。有人建議說，《周禮》和《左傳》都說過，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周易》也有有關的文字，不妨仿效古制，呼嗟告天以求救。王莽自知即将敗亡，于是率群臣到南郊九廟，自述受符命而登基之前後經過，仰天呼叫，乞求皇天殄滅衆賊；又捶胸大哭，直到差點兒斷氣兒；又作千餘言告天之策，自陳功勞。王莽甚至還組織諸生小民早晚大哭，專門準備了粥飯，恸哭最為悲哀的，以及能夠誦念策文的，都任用為郎。這樣新任的郎官據說多達五千餘人。
在反新莽大軍逼近長安的時候，王莽組織城中囚徒出城抵抗。但是這支臨時組成的部隊剛剛行過渭橋，就一起嘩變，并且掘毀王氏祖墳，燒其棺椁，又焚燒九廟、明堂、辟雍等禮制建築。
十月戊申日這一天，綠林軍從宣平門入長安。庚辰日，綠林軍進入未央宮。王莽逃到漸台，被殺死。新莽政權滅亡。
王莽在六十八年的生涯中，暴起暴落，進行了種種政治表演。對于王莽的政治行為，批評之說不絕于史，近年則又有人給予“改革家”的評價。如果我們調整視角，嘗試以文化考察的眼光透視其人格特征，也可以獲得有意義的發現。
王莽因篡漢而長期受到傳統的文化輿論的否定。流傳極廣的蒙學課本《三字經》說：“高祖興，漢業建。至孝平，王莽篡。”清人編撰的《曆代國号總括歌》也寫道：“漢能順取治雜霸，新莽篡者旋滅亡。”
事實上，當西漢王朝的衰落已經難以挽救時，期望新的政治形象、新的文化風格取而代之，以扭轉危局，成為一種共同的心願。王莽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文化背景下結束了西漢王朝的統治的。
王莽雖然出身于外戚家族，卻早年孤貧，于是“折節為恭儉”，在其他貴族子弟競相侈靡時，能夠謙虛謹慎，苦身自厲。一時“宗族稱孝，師友稱仁”，最終以道德積分的優勢，取得了最高政治權力。這可以說是劉姓集團無奈的政治退卻，也可以看作社會上下共同的文化選擇。《漢書·王莽傳上》說他節操謙謹，生活儉約。他有子四人，除一人病逝外，其餘三個兒子都在年屆三十歲，政治上即将自立時，因罪被王莽逼迫自殺。按照班固的說法，王莽這樣做的目的，在于“以示公義”。這在中國古代帝王中，形成相當少見的特例。
王莽曾經跟随名儒學習《禮經》，勤身博識，在曆代新王朝的開創者之中，是非常少見的有較好文化素養的帝王。然而他卻沒有能夠真正領會儒學文化的精髓，隻是經常無聊地炫耀對于儒經的皮毛之見，于是起初因此而得勢，不久又因此而敗亡。
班固在《漢書·王莽傳下》中寫道，過去秦王朝燒毀《詩》《書》，以立私議，王莽則宣傳儒學詞句以文飾其奸言，兩者同歸殊途，俱用滅亡。兩相比較，文化立場雖然表面看起來相反，卻走向同樣的結局。
白居易《有木詩序》說王莽“色仁行遠，先德後賊”。“德”與“賊”，是政治道德評價。如果以民間文化傾向作為評定的尺度，也可以看到王莽的失敗是理所當然的。
王莽的首級後來被傳送到起義軍指揮中心，懸挂在宛城市中示衆，百姓紛紛擲擊，“或切食其舌”。有人竟然切割他的舌頭食用，也反映民衆對于王莽反複無常、虛僞輕浮的政治表演的厭惡。
農民暴動破壞了專制的政治秩序，也破壞了正常的經濟生活。更始軍占領關中之後，各部終日以搶劫擄掠為事，一時“橫暴三輔”。
劉玄住在長安長樂宮，沉浸在宮廷享樂生活中，無心理政，一天到晚和婦人飲宴後庭，群臣請求上奏言事，往往大醉而不能見。有時實在不得已，竟然令宦者坐在帷帳中應付臣下。
劉玄又大封諸王，濫授官爵，長安于是有“竈下養，中郎将；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内侯”的傳言。
有人建議應當變革制度，招納英俊，因才授爵，以輔佐朝政，竟然激怒劉玄，被投入獄中。于是民衆都對這個新政權表示失望。
當綠林兵奉更始帝劉玄之命攻擊長安時，赤眉軍也在中原奮戰。更始帝劉玄占據洛陽之後遣使者招降赤眉軍，樊崇等二十餘人還接受了劉玄的列侯封号。
在起義軍的強大的軍事威勢下，三輔震動，一時海内豪傑紛紛起兵響應，殺其牧守，自稱将軍，使用漢朝年号，旬月之間，烽火遍于天下。
王莽衆叛親離，仍然借用符命迷信自欺欺人。新莽政權上層統治集團也發生了分裂。衛将軍王涉、國師劉歆和大司馬董忠等密謀劫持王莽投降更始政權，隻是因為準備“待太白星出”起事，以緻計劃終于敗露，董忠被處死，王涉、劉歆也被迫自殺。
王莽外有出師之敗，内有大臣之叛，朝中一片混亂。這時，天水成紀（今甘肅莊浪西）人隗嚣及其家族起兵反新莽，隗嚣稱大将軍。析（今河南西峽）人鄧晔、于匡率衆拔析、丹水（今河南西峽西），攻武關（今陝西商南南）。長安受到東西兩個方向重兵進攻的威脅。
王莽面臨軍事危局，倉皇無定，不知所措。有人建議說，《周禮》和《左傳》都說過，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周易》也有有關的文字，不妨仿效古制，呼嗟告天以求救。王莽自知即将敗亡，于是率群臣到南郊九廟，自述受符命而登基之前後經過，仰天呼叫，乞求皇天殄滅衆賊；又捶胸大哭，直到差點兒斷氣兒；又作千餘言告天之策，自陳功勞。王莽甚至還組織諸生小民早晚大哭，專門準備了粥飯，恸哭最為悲哀的，以及能夠誦念策文的，都任用為郎。這樣新任的郎官據說多達五千餘人。
在反新莽大軍逼近長安的時候，王莽組織城中囚徒出城抵抗。但是這支臨時組成的部隊剛剛行過渭橋，就一起嘩變，并且掘毀王氏祖墳，燒其棺椁，又焚燒九廟、明堂、辟雍等禮制建築。
十月戊申日這一天，綠林軍從宣平門入長安。庚辰日，綠林軍進入未央宮。王莽逃到漸台，被殺死。新莽政權滅亡。
王莽在六十八年的生涯中，暴起暴落，進行了種種政治表演。對于王莽的政治行為，批評之說不絕于史，近年則又有人給予“改革家”的評價。如果我們調整視角，嘗試以文化考察的眼光透視其人格特征，也可以獲得有意義的發現。
王莽因篡漢而長期受到傳統的文化輿論的否定。流傳極廣的蒙學課本《三字經》說：“高祖興，漢業建。至孝平，王莽篡。”清人編撰的《曆代國号總括歌》也寫道：“漢能順取治雜霸，新莽篡者旋滅亡。”
事實上，當西漢王朝的衰落已經難以挽救時，期望新的政治形象、新的文化風格取而代之，以扭轉危局，成為一種共同的心願。王莽正是在這樣的社會文化背景下結束了西漢王朝的統治的。
王莽雖然出身于外戚家族，卻早年孤貧，于是“折節為恭儉”，在其他貴族子弟競相侈靡時，能夠謙虛謹慎，苦身自厲。一時“宗族稱孝，師友稱仁”，最終以道德積分的優勢，取得了最高政治權力。這可以說是劉姓集團無奈的政治退卻，也可以看作社會上下共同的文化選擇。《漢書·王莽傳上》說他節操謙謹，生活儉約。他有子四人，除一人病逝外，其餘三個兒子都在年屆三十歲，政治上即将自立時，因罪被王莽逼迫自殺。按照班固的說法，王莽這樣做的目的，在于“以示公義”。這在中國古代帝王中，形成相當少見的特例。
王莽曾經跟随名儒學習《禮經》，勤身博識，在曆代新王朝的開創者之中，是非常少見的有較好文化素養的帝王。然而他卻沒有能夠真正領會儒學文化的精髓，隻是經常無聊地炫耀對于儒經的皮毛之見，于是起初因此而得勢，不久又因此而敗亡。
班固在《漢書·王莽傳下》中寫道，過去秦王朝燒毀《詩》《書》，以立私議，王莽則宣傳儒學詞句以文飾其奸言，兩者同歸殊途，俱用滅亡。兩相比較，文化立場雖然表面看起來相反，卻走向同樣的結局。
白居易《有木詩序》說王莽“色仁行遠，先德後賊”。“德”與“賊”，是政治道德評價。如果以民間文化傾向作為評定的尺度，也可以看到王莽的失敗是理所當然的。
王莽的首級後來被傳送到起義軍指揮中心，懸挂在宛城市中示衆，百姓紛紛擲擊，“或切食其舌”。有人竟然切割他的舌頭食用，也反映民衆對于王莽反複無常、虛僞輕浮的政治表演的厭惡。
農民暴動破壞了專制的政治秩序，也破壞了正常的經濟生活。更始軍占領關中之後，各部終日以搶劫擄掠為事，一時“橫暴三輔”。
劉玄住在長安長樂宮，沉浸在宮廷享樂生活中，無心理政，一天到晚和婦人飲宴後庭，群臣請求上奏言事，往往大醉而不能見。有時實在不得已，竟然令宦者坐在帷帳中應付臣下。
劉玄又大封諸王，濫授官爵，長安于是有“竈下養，中郎将；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内侯”的傳言。
有人建議應當變革制度，招納英俊，因才授爵，以輔佐朝政，竟然激怒劉玄，被投入獄中。于是民衆都對這個新政權表示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