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二 懦生的地位上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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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評價漢武帝所說的“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是對他肯定儒學的政治指導地位的政策的贊揚。
漢武帝時代的一個重要的曆史變化，就是空前擡高了儒學的地位。
漢高祖劉邦曾經特别瞧不起儒生。
劉邦打天下時，引兵過陳留，郦食其到軍營前求見。
劉邦問通報者：“是個什麼樣的人？” 答道：“看打扮，像個儒生。
” 劉邦說：“對他說，我方以天下為事，沒工夫見儒生。
” 郦食其大怒，叱罵通報者：“去，給我再去告訴沛公，我是高陽酒徒，不是什麼儒生！”劉邦這才接見郦食其。
據說劉邦不喜歡儒生，有頭戴儒冠來拜見的，劉邦竟然摘下他的帽子，往裡邊撒尿。
和儒生交談，常常粗言痛罵。
這種情形，到漢武帝時，已經發生了變化。
漢武帝時代影響最為久遠的文化政策，是确定了儒學在百家之學中的主導地位。
齊地儒生公孫弘由博士又任太常、禦史大夫、丞相，封平津侯，宣示儒學地位開始上升。
據《史記·儒林列傳》說，公孫弘以精通《春秋》之學升遷為天子信用的重臣，又封以平津侯，于是促進了社會好學風氣的形成。
公孫弘作為齊魯儒生的代表，建議各地薦舉熱心學問，尊敬長上，政治形象完好，鄉裡關系和順，又言行一緻，表裡如一的人，加以培養，充實政府機構，“以文學禮義為官”。
這一建議為漢武帝認可，于是據說從此之後，朝廷的高級幹部逐漸以文學之士為多了。
漢初政治結構相繼呈現“功臣政治”和“功臣子政治”兩種形态，在漢武帝主持下，又開始了向“賢臣政治”的曆史轉變。
而齊魯儒學之士紛紛西行，進入執政集團上層，正順應了這一曆史轉變的趨勢。
漢武帝時代，貶斥黃老刑名等百家之言，起用文學儒者至數百人，實現了所謂“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的曆史性轉變，儒學之士于是在文化史的舞台上逐漸成為主角。
漢武帝大舉賢良文學之士。
儒學著名學者董仲舒以賢良身份在對策中說，秦王朝滅亡以後，其流毒至今未滅，隻單憑“法”和“令”而求得國家治理的成功，是不可能的事。
他寫道：琴瑟的音色不正，聲調不和諧，就應當重新裝置調整琴弦，予以“更張”，才能夠保證演奏的成功。
政令推行不順利，政治形勢不理想，也應當重新制定調整法令政策，予以“更化”，才能夠保證行政的成功。
應當“更張”而不“更張”，雖然有“良工”也不能成功地演奏樂曲。
應當“更化”而不“更化”，雖然有“大賢”也不能成功地管理國家。
他這裡所說的“更張”、“更化”，在一定意義上，其實深蘊改革的意義。
董仲舒指出，漢得天下以來，常常謀求“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的原因，就是失之于當“更化”而不“更化”。
他強調，要想實現“善治”，就必須在應當“更化”的時候堅定果決地“更化”。
他提出“更化”的主張時，特别強調“教化”，也就是意識形态管理的作用。
他以為要謀求“善治”，一定應當注重文化體制的調整。
他說，“教化大行”，則可以實現“天下和洽”的境界，天下民衆都遵守儒學的規範，言行都合乎儒家的“禮”和“道”。
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确立了儒家思想在中國社會的正統地位。
董仲舒文化體制改革理論的核心，是要确定儒學獨尊的地位。
他提出：儒學經典中所提出的，是天地之間的确定的規律，古往今來的共同的原則。
但是，現在各家的學說不同，人們的信仰不同，于是當政者無法堅持“一統”的政治理念，以緻法制頻繁變更，臣民不知所守。
他提出，應當禁絕與孔子之術有所不同的學說，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使得老百姓明确所應當遵從的。
在他看來，文化的“一統”和政治的“一統”是一緻的。
而前者，又可以為後者奠定深入人心的統治的根基。
這樣的觀點，得到了最高統治集團的認可，于是，在漢武帝時代，确立了“獨尊儒術”的文化政策的原則
漢武帝時代的一個重要的曆史變化，就是空前擡高了儒學的地位。
漢高祖劉邦曾經特别瞧不起儒生。
劉邦打天下時，引兵過陳留，郦食其到軍營前求見。
劉邦問通報者：“是個什麼樣的人？” 答道：“看打扮，像個儒生。
” 劉邦說：“對他說，我方以天下為事，沒工夫見儒生。
” 郦食其大怒，叱罵通報者：“去，給我再去告訴沛公，我是高陽酒徒，不是什麼儒生！”劉邦這才接見郦食其。
據說劉邦不喜歡儒生，有頭戴儒冠來拜見的，劉邦竟然摘下他的帽子，往裡邊撒尿。
和儒生交談，常常粗言痛罵。
這種情形，到漢武帝時，已經發生了變化。
漢武帝時代影響最為久遠的文化政策，是确定了儒學在百家之學中的主導地位。
齊地儒生公孫弘由博士又任太常、禦史大夫、丞相，封平津侯，宣示儒學地位開始上升。
據《史記·儒林列傳》說，公孫弘以精通《春秋》之學升遷為天子信用的重臣，又封以平津侯，于是促進了社會好學風氣的形成。
公孫弘作為齊魯儒生的代表，建議各地薦舉熱心學問，尊敬長上，政治形象完好，鄉裡關系和順，又言行一緻，表裡如一的人，加以培養，充實政府機構，“以文學禮義為官”。
這一建議為漢武帝認可，于是據說從此之後，朝廷的高級幹部逐漸以文學之士為多了。
漢初政治結構相繼呈現“功臣政治”和“功臣子政治”兩種形态，在漢武帝主持下，又開始了向“賢臣政治”的曆史轉變。
而齊魯儒學之士紛紛西行，進入執政集團上層，正順應了這一曆史轉變的趨勢。
漢武帝時代，貶斥黃老刑名等百家之言，起用文學儒者至數百人，實現了所謂“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的曆史性轉變，儒學之士于是在文化史的舞台上逐漸成為主角。
漢武帝大舉賢良文學之士。
儒學著名學者董仲舒以賢良身份在對策中說，秦王朝滅亡以後，其流毒至今未滅，隻單憑“法”和“令”而求得國家治理的成功，是不可能的事。
他寫道：琴瑟的音色不正，聲調不和諧，就應當重新裝置調整琴弦，予以“更張”，才能夠保證演奏的成功。
政令推行不順利，政治形勢不理想，也應當重新制定調整法令政策，予以“更化”，才能夠保證行政的成功。
應當“更張”而不“更張”，雖然有“良工”也不能成功地演奏樂曲。
應當“更化”而不“更化”，雖然有“大賢”也不能成功地管理國家。
他這裡所說的“更張”、“更化”，在一定意義上，其實深蘊改革的意義。
董仲舒指出，漢得天下以來，常常謀求“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的原因，就是失之于當“更化”而不“更化”。
他強調，要想實現“善治”，就必須在應當“更化”的時候堅定果決地“更化”。
他提出“更化”的主張時，特别強調“教化”，也就是意識形态管理的作用。
他以為要謀求“善治”，一定應當注重文化體制的調整。
他說，“教化大行”，則可以實現“天下和洽”的境界，天下民衆都遵守儒學的規範，言行都合乎儒家的“禮”和“道”。
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确立了儒家思想在中國社會的正統地位。
董仲舒文化體制改革理論的核心，是要确定儒學獨尊的地位。
他提出：儒學經典中所提出的，是天地之間的确定的規律，古往今來的共同的原則。
但是，現在各家的學說不同，人們的信仰不同，于是當政者無法堅持“一統”的政治理念，以緻法制頻繁變更，臣民不知所守。
他提出，應當禁絕與孔子之術有所不同的學說，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使得老百姓明确所應當遵從的。
在他看來，文化的“一統”和政治的“一統”是一緻的。
而前者，又可以為後者奠定深入人心的統治的根基。
這樣的觀點，得到了最高統治集團的認可，于是，在漢武帝時代，确立了“獨尊儒術”的文化政策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