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九 諸葛亮的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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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列示曆代政治舞台上的明星排行榜，諸葛亮必定可以位居前列。
杜甫有“諸葛大名垂宇宙”的詩句，說明這位一代名相在世人心中，很早就具有了至上的地位。
諸葛亮可能是中國政治史中少有的為不同政治地位、不同政治立場、不同政治風格的人們所共同稱道而享有美譽的政治家。在民間，他又成為智慧的象征。
諸葛亮行政的特色，據說可以成為從政者的典範。宋人胡曾說他“勤勞躬親”，“儉約節适”。清人李光地說他“立法甚嚴，自律極謹”，甚至贊美他“八面打開，光明洞達，無一點黑暗處可以起人疑惑”。假若果真如此，在千古從政者中，自然是鳳毛麟角了。
諸葛亮自陳心志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更成為一種獻身精神的典範。
所謂七擒七縱孟獲的故事，也被看作民族和合的榜樣。民間有關諸葛亮南征抽刀刺山的傳說，有關諸葛井、諸葛燈、諸葛銅鼓的傳說，許多地方流行的所謂諸葛亮“兵書匣”的傳說等，已經使諸葛亮實際上成為神話人物。
魯迅曾經說“諸葛之多智而近妖”，也指出了在文學形式中，由羽扇綸巾所裝點的諸葛亮一向沉着持重，從容穩健，莫測高深的形象，被塗抹了濃重的神秘主義色彩。
一般人以為諸葛亮長于政治智慧，最重要的例證，是史稱“隆中對”的戰略規劃。然而，事實上在諸葛亮提出這一設想之前，魯肅已經向孫權提出過類似的意見。在赤壁戰後，周瑜也曾經有類同諸葛亮占據益州的圖謀，并且實際上已經開始實施以荊、益兩路威逼北方的計劃，可惜英年早逝，也演出了“出師未捷身先死”的悲劇。就戰略規劃而言，諸葛亮與魯肅的計謀有更為長遠的考慮。而諸葛亮設計的前一階段由于已經得到曆史的證實，于是獲得了曆代史家的喝彩。不過，因為關羽之死與夷陵之敗，導緻諸葛亮看起來相當完善的戰略設想的後一步驟無法實現。
據《三國志》記載，劉備既即尊号，将東征孫權以複關羽之恥，“群臣多谏，一不從”。随後大軍敗績，諸葛亮感歎道：如果法正在，則能勸阻主上，令不東行；即便東行，也必然不會遭遇如此危局。似乎雖然“群臣多谏”，其中卻是不包括諸葛亮的。胡三省注《資治通鑒》，曾經分析說，諸葛亮的本意，是不贊同漢主伐吳的，然而并未勸阻的原因，一是以劉備盛怒而不可阻止，二是估計蜀軍占據“上流”的地理優勢，應當能夠獲勝。對于這次出兵，趙雲曾經發表“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的異議，體現了一種比較清醒的政治意識。不過，這種反對意見微弱無力，未能扭轉政治定局。
也有一些分析家認為諸葛亮曾經谏止伐吳，隻不過谏之不聽，沒有形成足以動搖劉備決心的影響罷了。然而這樣的說法似出于回護諸葛亮至明至智的政治聲譽之心，以想象推測成分過多而缺乏足夠的說服力。
從關羽之死，到劉備之敗，曆時兩年半之久，東征之事，從戰略策劃到軍事集結，從常理來說，也有足夠的時間聽取已經成為丞相的諸葛亮的意見。諸葛亮沒有明确提出并大膽堅持反對意見，一定有特别的原因。
宋人秦觀評論諸葛亮對夷陵之戰應當承擔的責任時，曾經斷言：以此論之，諸葛亮的才識顯然不足以取天下而興禮樂。而司馬懿評價諸葛亮，早有“亮慮多決少”之說。袁準所謂“其于應變，則非所長”，陳壽所謂“應變戰略，非其所長”等，也是對諸葛亮戰略思想評價不高的議論。
雖然夷陵戰前劉備稱帝，以諸葛亮為丞相，夷陵戰後又有白帝城托孤的著名故事，但是對于諸葛亮在當時的實際地位和真正作用，不可以估計過高。
劉備托孤，“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遺言，明人章懋以為是對諸葛亮的一種試探，“夫昭烈之為是言，是疑孔明也”，“吾讀陳壽書至此，未嘗不深為孔明懼也”。他又感歎，沒有想到所謂“魚水君臣”，仍然“以智術相禦”至于如此程度。
明末清初人徐世溥《諸葛武侯無成論》也以為：“斯言也，昭烈之疑忌盡見，生平深險畢露。”
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對于劉備心理，又有可能疑心諸葛亮和孫吳交往過深，同時疑心諸葛亮和諸葛瑾有所合謀的分析，揭露了夷陵之戰前後諸葛亮微妙态度之後的微妙背景，值得人們深思。
我們在讨論諸葛亮頂上何以形成輝煌的光環時，還有必要認識與此相關的“魚水君臣”神話的生成和影響。
劉備三顧茅廬得諸葛亮，所謂“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之說，後世傳為君臣關系至契的佳話。
武則天詩作中所謂“君臣德合，魚水斯同”，是一種政治宣傳。而李白詩有“劉葛魚水本無二”句，又如他的“魚水三顧合，風雲四海生”，以及李中“魚水從相得，山河遂有歸”，岑參“感通君臣分，義激魚水契”，皮日休“下以契魚水，上以合風雲”，權德輿“雲龍諧理代，魚水見深恩”等等，都在“魚水”二字中暗含某種個人政治理想。
古代士人的“魚水君臣”幻想，是專制制度下特有的文化現象。諸葛亮形象得以神化，有曆代文士借以寄托功名抱負，透露政治期望的因素，也是我們應當看到的。
杜甫有“諸葛大名垂宇宙”的詩句，說明這位一代名相在世人心中，很早就具有了至上的地位。
諸葛亮可能是中國政治史中少有的為不同政治地位、不同政治立場、不同政治風格的人們所共同稱道而享有美譽的政治家。在民間，他又成為智慧的象征。
諸葛亮行政的特色，據說可以成為從政者的典範。宋人胡曾說他“勤勞躬親”，“儉約節适”。清人李光地說他“立法甚嚴，自律極謹”，甚至贊美他“八面打開，光明洞達，無一點黑暗處可以起人疑惑”。假若果真如此，在千古從政者中，自然是鳳毛麟角了。
諸葛亮自陳心志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更成為一種獻身精神的典範。
所謂七擒七縱孟獲的故事，也被看作民族和合的榜樣。民間有關諸葛亮南征抽刀刺山的傳說，有關諸葛井、諸葛燈、諸葛銅鼓的傳說，許多地方流行的所謂諸葛亮“兵書匣”的傳說等，已經使諸葛亮實際上成為神話人物。
魯迅曾經說“諸葛之多智而近妖”，也指出了在文學形式中，由羽扇綸巾所裝點的諸葛亮一向沉着持重，從容穩健，莫測高深的形象，被塗抹了濃重的神秘主義色彩。
一般人以為諸葛亮長于政治智慧，最重要的例證，是史稱“隆中對”的戰略規劃。然而，事實上在諸葛亮提出這一設想之前，魯肅已經向孫權提出過類似的意見。在赤壁戰後，周瑜也曾經有類同諸葛亮占據益州的圖謀，并且實際上已經開始實施以荊、益兩路威逼北方的計劃，可惜英年早逝，也演出了“出師未捷身先死”的悲劇。就戰略規劃而言，諸葛亮與魯肅的計謀有更為長遠的考慮。而諸葛亮設計的前一階段由于已經得到曆史的證實，于是獲得了曆代史家的喝彩。不過，因為關羽之死與夷陵之敗，導緻諸葛亮看起來相當完善的戰略設想的後一步驟無法實現。
據《三國志》記載，劉備既即尊号，将東征孫權以複關羽之恥，“群臣多谏，一不從”。随後大軍敗績，諸葛亮感歎道：如果法正在，則能勸阻主上，令不東行；即便東行，也必然不會遭遇如此危局。似乎雖然“群臣多谏”，其中卻是不包括諸葛亮的。胡三省注《資治通鑒》，曾經分析說，諸葛亮的本意，是不贊同漢主伐吳的，然而并未勸阻的原因，一是以劉備盛怒而不可阻止，二是估計蜀軍占據“上流”的地理優勢，應當能夠獲勝。對于這次出兵，趙雲曾經發表“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的異議，體現了一種比較清醒的政治意識。不過，這種反對意見微弱無力，未能扭轉政治定局。
也有一些分析家認為諸葛亮曾經谏止伐吳，隻不過谏之不聽，沒有形成足以動搖劉備決心的影響罷了。然而這樣的說法似出于回護諸葛亮至明至智的政治聲譽之心，以想象推測成分過多而缺乏足夠的說服力。
從關羽之死，到劉備之敗，曆時兩年半之久，東征之事，從戰略策劃到軍事集結，從常理來說，也有足夠的時間聽取已經成為丞相的諸葛亮的意見。諸葛亮沒有明确提出并大膽堅持反對意見，一定有特别的原因。
宋人秦觀評論諸葛亮對夷陵之戰應當承擔的責任時，曾經斷言：以此論之，諸葛亮的才識顯然不足以取天下而興禮樂。而司馬懿評價諸葛亮，早有“亮慮多決少”之說。袁準所謂“其于應變，則非所長”，陳壽所謂“應變戰略，非其所長”等，也是對諸葛亮戰略思想評價不高的議論。
雖然夷陵戰前劉備稱帝，以諸葛亮為丞相，夷陵戰後又有白帝城托孤的著名故事，但是對于諸葛亮在當時的實際地位和真正作用，不可以估計過高。
劉備托孤，“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遺言，明人章懋以為是對諸葛亮的一種試探，“夫昭烈之為是言，是疑孔明也”，“吾讀陳壽書至此，未嘗不深為孔明懼也”。他又感歎，沒有想到所謂“魚水君臣”，仍然“以智術相禦”至于如此程度。
明末清初人徐世溥《諸葛武侯無成論》也以為：“斯言也，昭烈之疑忌盡見，生平深險畢露。”
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對于劉備心理，又有可能疑心諸葛亮和孫吳交往過深，同時疑心諸葛亮和諸葛瑾有所合謀的分析，揭露了夷陵之戰前後諸葛亮微妙态度之後的微妙背景，值得人們深思。
我們在讨論諸葛亮頂上何以形成輝煌的光環時，還有必要認識與此相關的“魚水君臣”神話的生成和影響。
劉備三顧茅廬得諸葛亮，所謂“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之說，後世傳為君臣關系至契的佳話。
武則天詩作中所謂“君臣德合，魚水斯同”，是一種政治宣傳。而李白詩有“劉葛魚水本無二”句，又如他的“魚水三顧合，風雲四海生”，以及李中“魚水從相得，山河遂有歸”，岑參“感通君臣分，義激魚水契”，皮日休“下以契魚水，上以合風雲”，權德輿“雲龍諧理代，魚水見深恩”等等，都在“魚水”二字中暗含某種個人政治理想。
古代士人的“魚水君臣”幻想，是專制制度下特有的文化現象。諸葛亮形象得以神化，有曆代文士借以寄托功名抱負，透露政治期望的因素，也是我們應當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