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 秦二世的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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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暗含對秦二世權位的合法性有所否定的傾向，但是就曆史真實而言，其實是不準确的。
秦二世因政變而暴起，又因政變而暴亡，統治雖然短暫，然而在位三年，也曾經有勤政的表演。
他遵循秦始皇遠巡的轍迹東行郡縣，傍渤海至于遼東，傍黃海、東海至于會稽，行程相當遼遠。
以現今公路營運線路裡程計，考慮經行不同路線的因素，總行程在八千八百公裡以上，甚至超過一萬公裡。
其出巡春季啟程，四月還至鹹陽，雖具體行期尚難以确知，但即使按照保守估算，以曆時百日計算，平均每天的行程也至少達到近九十公裡，甚至超過一百公裡。
這在當時十分簡陋的交通條件下，作為帝王乘輿，無疑已經創造了連續高速行駛的曆史紀錄。
而出行者“跋涉山川，蒙犯霜露”的辛勞可以想見。
作為統一帝國來說，秦王朝和隋王朝都是二世而亡。
而漢王朝、唐王朝、明王朝等，也都在第二代權力接遞時發生過血腥的武裝争鬥，有時爆發政變，甚至導緻戰争，同樣值得注意。
專制政體在這樣的關鍵時刻出現政治危機，可能是必然的。
後世史家讨論秦王朝與隋王朝的政治教訓，往往關注第一代帝王死後最高權力交接形式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問題。
于是對于扶蘇的緬懷，成為千古話題。
其實，面對既成的政局，分析政策的正與誤，或許是更有意義的。
關于秦二世的政策是否對于秦的滅亡發生主要作用，有不同的意見。
一種觀點，認為秦亡的主要責任應當由秦始皇承擔。
例如《漢書·谷永傳》所謂“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三國志·魏書·楊阜傳》所謂“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天下叛之，二世而滅”，都将主要罪責歸于秦始皇。
而所謂“二世不恤天下，萬民有怨畔之心”，于是“陳勝起，天下畔，趙高作亂，秦遂以亡”，以及《漢書·五行志中之下》所謂“至于二世，暴虐愈甚，終用急亡”，《舊唐書·食貨志上》所謂“二世發闾左而海内崩離”等，則以為秦二世也負有曆史責任。
白居易《答四皓廟》詩“秦皇肆暴虐，二世遘亂離”句，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實際上據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的記載，盡管秦二世即位不過一年，大澤鄉起義即爆發，然而他“複作阿房宮”，“用法益深刻”等行為，确實使社會矛盾更加尖銳了。
全面認識秦末曆史，應當承認秦始皇和秦二世都必須承擔政治失敗的責任。
賈誼在《過秦論》中曾經說，如果秦二世及時實行政策轉變，是可能避免秦覆亡的結局的。
他寫道：“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
”民衆苦難，其實是“新主”的一種政治資源，假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過”，“以威德與天下”，則必然可以扭轉政治危局，實現安定。
《後漢書·楊終傳》中，也可以看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的意見，暗示秦二世“革”秦始皇之政的可能性及其可能較為光明的曆史前景。
曆史的假設雖然對于曆史研究沒有意義，但是對于借鑒曆史經驗，可能是有參考價值的。
對于秦二世的悲劇，有的學者又分析說，其因素包括秦始皇焚書坑儒，“滅先王之學”的文化政策，以緻秦二世缺乏必要的文化資質，“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
這一議論出自唐代著名詩人元稹之口，新舊《唐書》的《元稹傳》都有記載，值得引起注意。
李商隐《贈送前劉五經映三十四韻》詩在“焚坑逮可傷”之後，又有“挾書秦二世”句。
“挾書”是指《挾書律》，即對私藏書籍者嚴刑治罪的法令。
詩人在對文化專制主義進行譴責時，秦二世也是對象之一。
秦二世因政變而暴起，又因政變而暴亡，統治雖然短暫，然而在位三年，也曾經有勤政的表演。
他遵循秦始皇遠巡的轍迹東行郡縣，傍渤海至于遼東，傍黃海、東海至于會稽，行程相當遼遠。
以現今公路營運線路裡程計，考慮經行不同路線的因素，總行程在八千八百公裡以上，甚至超過一萬公裡。
其出巡春季啟程，四月還至鹹陽，雖具體行期尚難以确知，但即使按照保守估算，以曆時百日計算，平均每天的行程也至少達到近九十公裡，甚至超過一百公裡。
這在當時十分簡陋的交通條件下，作為帝王乘輿，無疑已經創造了連續高速行駛的曆史紀錄。
而出行者“跋涉山川，蒙犯霜露”的辛勞可以想見。
作為統一帝國來說，秦王朝和隋王朝都是二世而亡。
而漢王朝、唐王朝、明王朝等，也都在第二代權力接遞時發生過血腥的武裝争鬥，有時爆發政變，甚至導緻戰争，同樣值得注意。
專制政體在這樣的關鍵時刻出現政治危機，可能是必然的。
後世史家讨論秦王朝與隋王朝的政治教訓，往往關注第一代帝王死後最高權力交接形式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問題。
于是對于扶蘇的緬懷，成為千古話題。
其實，面對既成的政局，分析政策的正與誤，或許是更有意義的。
關于秦二世的政策是否對于秦的滅亡發生主要作用，有不同的意見。
一種觀點，認為秦亡的主要責任應當由秦始皇承擔。
例如《漢書·谷永傳》所謂“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三國志·魏書·楊阜傳》所謂“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天下叛之，二世而滅”，都将主要罪責歸于秦始皇。
而所謂“二世不恤天下，萬民有怨畔之心”，于是“陳勝起，天下畔，趙高作亂，秦遂以亡”，以及《漢書·五行志中之下》所謂“至于二世，暴虐愈甚，終用急亡”，《舊唐書·食貨志上》所謂“二世發闾左而海内崩離”等，則以為秦二世也負有曆史責任。
白居易《答四皓廟》詩“秦皇肆暴虐，二世遘亂離”句，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實際上據司馬遷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的記載，盡管秦二世即位不過一年，大澤鄉起義即爆發，然而他“複作阿房宮”，“用法益深刻”等行為，确實使社會矛盾更加尖銳了。
全面認識秦末曆史，應當承認秦始皇和秦二世都必須承擔政治失敗的責任。
賈誼在《過秦論》中曾經說，如果秦二世及時實行政策轉變，是可能避免秦覆亡的結局的。
他寫道：“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
”民衆苦難，其實是“新主”的一種政治資源，假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過”，“以威德與天下”，則必然可以扭轉政治危局，實現安定。
《後漢書·楊終傳》中，也可以看到“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革，卒亡四海”的意見，暗示秦二世“革”秦始皇之政的可能性及其可能較為光明的曆史前景。
曆史的假設雖然對于曆史研究沒有意義，但是對于借鑒曆史經驗，可能是有參考價值的。
對于秦二世的悲劇，有的學者又分析說，其因素包括秦始皇焚書坑儒，“滅先王之學”的文化政策，以緻秦二世缺乏必要的文化資質，“胡亥之生也，《詩》《書》不得聞，聖賢不得近”。
這一議論出自唐代著名詩人元稹之口，新舊《唐書》的《元稹傳》都有記載，值得引起注意。
李商隐《贈送前劉五經映三十四韻》詩在“焚坑逮可傷”之後，又有“挾書秦二世”句。
“挾書”是指《挾書律》，即對私藏書籍者嚴刑治罪的法令。
詩人在對文化專制主義進行譴責時，秦二世也是對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