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 為富安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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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初，西漢政府比較清醒地認識了當時的社會形勢，對征發兵役和徭役有所自制，又曾經多次對農民減免田租。
漢文帝時代，曾經多次下诏勸課農桑，還在農村鄉裡設“力田”之職。“力田”作為最基層的農官，經常和“三老”、“孝悌”同樣得到政府的賞賜。
西漢王朝以這樣的方式鼓勵農民發展生産，取得了明顯的效果。
在漢文帝時代，直接從事耕作的農民的負擔得以減輕。漢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和十二年（公元前168年），曾經兩次宣布将租率減為三十稅一。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還宣布全部免去田租。三十稅一成為漢代的定制。漢文帝時代，算賦也由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錢減少到四十錢。
漢初統治者一改秦時徭役繁重之苛政，注意以“省徭役，以寬民力”作為執政原則。比如，都城長安修築城牆這樣重要的工程，直至漢惠帝時才開始經營。
《漢書·惠帝紀》記載，漢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春正月，修造長安城牆；三年（公元前192年）春，“發長安六百裡内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同年六月，又調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五年（公元前190年）春正月，再次調發長安六百裡内男女十四萬五千人承擔長安築城的勞役，三十日解除。
這就是說，修築長安城牆這樣重大的工程項目，調用民力其實是十分有限的，勞役人員來自長安六百裡内，人數最多十四萬六千人，工期也以三十日為限。
漢文帝時，徭役征發制度又有新的變革，一般民衆的負擔減少到每三年服役一次。
漢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又把秦時十七歲傅籍，即正式成為征發徭役對象的制度改為二十歲傅籍，而著于漢律的傅籍年齡則是二十三歲。漢景帝中元元年（公元前149年），诏令諸侯王喪葬，包括開掘墓圹、修治墓冢及送葬等事，征用民役不得超過三百人。
漢初統治者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對于促進當時社會經濟的恢複和發展，有重要的作用。
賈誼曾經向漢文帝提出重視發展農耕的建議。他說，驅使民衆歸于農耕，就意味着讓社會生産的主力用于培植國家經濟的根本。如此，則可以使天下百姓各食其力。賈誼以為，這樣的話，就“可以為富安天下”。
這位有識見的思想家“為富安天下”即通過發展經濟以保障安定的政治設計，在文景時代基本上實現了。
當時，一系列合理的經濟政策促進了戰亂之後農人回歸于農耕生産實踐。漢初功臣封侯，據《漢書·高惠高後文功臣表》說，諸侯實力較大的，不過萬家，小者則隻有五六百戶。可是，到了文景時代，流民逐漸返回故土，戶口也逐漸有所繁息，列侯實力較大的，可以擁有三四萬戶，小國與先前比較，也往往戶口倍增，經濟富足的程度，也大緻如此。戶口的充分回歸與迅速蕃息，是社會生産逐步走向安定有序實現正常化的反映。西漢王朝的國力，也因此得到了空前的充實。
荀悅《前漢紀·文帝二年》引述了晁錯這樣的話：現今農夫五口之家，其直接勞作者不過二人，其能夠耕作的田地不過百畝，百畝農田收益的谷物，不過三百石。有的學者據此推斷，當時農業生産恢複并且得到發展，糧食畝産已經趕上并略超過戰國後期的水平了。有的學者估計，當時畝産量折合現今計量單位，達到每畝産粟二百八十斤以上。
司馬遷在《史記·平準書》中，有一段關于當時經濟形勢的記述，形象具體地反映了國家經濟實力的充沛和民間經濟生活的富足：從漢初經曆文景時代至于漢武帝即位之初七十年間，國家沒有經曆嚴重的政治動亂，又沒有遭遇嚴重的水旱災荒，于是民間家給戶足，城鄉的大小糧倉也都得以充實，而朝廷的财政也曆年有所盈餘。京師的錢财累積至于千百萬，以緻錢貫朽壞而沒有辦法清理點校。國家糧倉太倉的存糧年年堆積，陳陳相因，至于滿溢而堆積于露天，導緻腐敗而不可食用。民間大小民戶都風行養馬，阡陌之間馳遊成群。人們競相逞示富足，騎乘母馬的人，甚至沒有資格參與鄉間聚會。
農耕經濟的空前發展，使得糧價普遍降低。楚漢戰争前後，有一石米價格值萬錢的記載。而漢文帝時，谷價僅一石數十錢。根據司馬遷在《史記·律書》中的說法，當時糧價甚至有曾經達到每石粟僅僅十餘錢的曆史記錄。
漢文帝時代，曾經多次下诏勸課農桑，還在農村鄉裡設“力田”之職。“力田”作為最基層的農官，經常和“三老”、“孝悌”同樣得到政府的賞賜。
西漢王朝以這樣的方式鼓勵農民發展生産，取得了明顯的效果。
在漢文帝時代，直接從事耕作的農民的負擔得以減輕。漢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和十二年（公元前168年），曾經兩次宣布将租率減為三十稅一。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還宣布全部免去田租。三十稅一成為漢代的定制。漢文帝時代，算賦也由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錢減少到四十錢。
漢初統治者一改秦時徭役繁重之苛政，注意以“省徭役，以寬民力”作為執政原則。比如，都城長安修築城牆這樣重要的工程，直至漢惠帝時才開始經營。
《漢書·惠帝紀》記載，漢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春正月，修造長安城牆；三年（公元前192年）春，“發長安六百裡内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同年六月，又調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五年（公元前190年）春正月，再次調發長安六百裡内男女十四萬五千人承擔長安築城的勞役，三十日解除。
這就是說，修築長安城牆這樣重大的工程項目，調用民力其實是十分有限的，勞役人員來自長安六百裡内，人數最多十四萬六千人，工期也以三十日為限。
漢文帝時，徭役征發制度又有新的變革，一般民衆的負擔減少到每三年服役一次。
漢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又把秦時十七歲傅籍，即正式成為征發徭役對象的制度改為二十歲傅籍，而著于漢律的傅籍年齡則是二十三歲。漢景帝中元元年（公元前149年），诏令諸侯王喪葬，包括開掘墓圹、修治墓冢及送葬等事，征用民役不得超過三百人。
漢初統治者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對于促進當時社會經濟的恢複和發展，有重要的作用。
賈誼曾經向漢文帝提出重視發展農耕的建議。他說，驅使民衆歸于農耕，就意味着讓社會生産的主力用于培植國家經濟的根本。如此，則可以使天下百姓各食其力。賈誼以為，這樣的話，就“可以為富安天下”。
這位有識見的思想家“為富安天下”即通過發展經濟以保障安定的政治設計，在文景時代基本上實現了。
當時，一系列合理的經濟政策促進了戰亂之後農人回歸于農耕生産實踐。漢初功臣封侯，據《漢書·高惠高後文功臣表》說，諸侯實力較大的，不過萬家，小者則隻有五六百戶。可是，到了文景時代，流民逐漸返回故土，戶口也逐漸有所繁息，列侯實力較大的，可以擁有三四萬戶，小國與先前比較，也往往戶口倍增，經濟富足的程度，也大緻如此。戶口的充分回歸與迅速蕃息，是社會生産逐步走向安定有序實現正常化的反映。西漢王朝的國力，也因此得到了空前的充實。
荀悅《前漢紀·文帝二年》引述了晁錯這樣的話：現今農夫五口之家，其直接勞作者不過二人，其能夠耕作的田地不過百畝，百畝農田收益的谷物，不過三百石。有的學者據此推斷，當時農業生産恢複并且得到發展，糧食畝産已經趕上并略超過戰國後期的水平了。有的學者估計，當時畝産量折合現今計量單位，達到每畝産粟二百八十斤以上。
司馬遷在《史記·平準書》中，有一段關于當時經濟形勢的記述，形象具體地反映了國家經濟實力的充沛和民間經濟生活的富足：從漢初經曆文景時代至于漢武帝即位之初七十年間，國家沒有經曆嚴重的政治動亂，又沒有遭遇嚴重的水旱災荒，于是民間家給戶足，城鄉的大小糧倉也都得以充實，而朝廷的财政也曆年有所盈餘。京師的錢财累積至于千百萬，以緻錢貫朽壞而沒有辦法清理點校。國家糧倉太倉的存糧年年堆積，陳陳相因，至于滿溢而堆積于露天，導緻腐敗而不可食用。民間大小民戶都風行養馬，阡陌之間馳遊成群。人們競相逞示富足，騎乘母馬的人，甚至沒有資格參與鄉間聚會。
農耕經濟的空前發展，使得糧價普遍降低。楚漢戰争前後，有一石米價格值萬錢的記載。而漢文帝時，谷價僅一石數十錢。根據司馬遷在《史記·律書》中的說法，當時糧價甚至有曾經達到每石粟僅僅十餘錢的曆史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