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思勉及其《秦漢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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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漢末年的社會大動亂中，曹操集團、劉備集團和孫權集團逐步擴張自己的實力，各自翦滅異己，逐步在局部地域實現了相對的安定，形成了魏、蜀、吳三國鼎立的局面。
三國時期，是中國曆史上一個重要的時期。
一般所說的三國時期，自公元220年曹丕黃初元年起，到西晉滅吳，即吳末帝孫皓天紀四年（280年），前後計60年。
三國時期的曆史雖然相對比較短暫，可是對于後來政治、軍事史的影響卻十分深遠。
三國時期，文化節奏比較急迅，民族精神中的英雄主義得到空前的高揚，東漢以來比較低沉的曆史基調迅速轉而高亢。
同時，各種政治主張和政治智謀也在複雜的政治鬥争中得以實踐。
三國史還有一個引人注目的特點，就是三國曆史人物和三國曆史事件在後世幾乎為社會各色人物所熟知。
曆史知識在民間的普及達到這種程度，是十分罕見的現象。
将三國史置于秦漢史之中進行叙述和總結，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呂思勉的這種處理方式，可能和他在《秦漢史》中提出的如下認識有關。
他說：“以民族關系論，兩漢、魏、晉之間，亦當畫為一大界。
自漢以前，為我族征服異族之世，自晉以後，則轉為異族所征服矣。
蓋文明之範圍，恒漸擴而大，而社會之病狀，亦漸漬而深。
”（本書第4頁）于是秦漢史的曆史叙述，至于“三國始末”之“孫吳之亡”（本書第424頁至第481頁），随後一節，即“三國時四裔情形”（本書第482頁至第492頁）以與“轉為異族所征服”的曆史相銜接。
近年史學論著中采取将秦漢與三國并為一個曆史階段，在魏晉之間“畫為一大界”這種處置方式的，有張豈之主編《中國曆史》中的第二卷《秦漢魏晉南北朝》（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版），又題《秦漢魏晉南北朝史》（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6月版）。
青年毛澤東在《〈倫理學原理〉批注》中這樣談到人們的曆史感覺：“吾人攬〈覽〉史時，恒贊歎戰國之時，劉、項相争之時，漢武與匈奴競争之時，三國競争之時，事态百變，人才輩出，令人喜讀。
至若承平之代，則殊厭棄之。
”（《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86頁）讀“戰國之時”的曆史，自然會關注秦的統一戰争這條主線。
而“三國競争之時”本來即起始于漢末，如果并入漢史一同叙述，則許多人共同熟悉并深心“贊歎”的“事态百變，人才輩出”的上述四個曆史階段，都歸入秦漢史的範疇了。
按照呂思勉《秦漢史》的說法，即：“戰國之世，我與騎寇争，尚不甚烈，秦以後則不然矣。
秦、漢之世，蓋我恃役物之力之優，以戰勝異族，自晉以後，則因社會之病狀日深，而轉為異族所征服者也。
”（本書第4頁）這是從民族史和戰争史的角度，指出了秦漢曆史的時代特征，“社會”問題亦已涉及，而戰國時期和三國時期均被概括到了這一曆史階段之内。
呂思勉《秦漢史》第一章《總論》開頭就寫道：“自來治史學者，莫不以周、秦之間為史事之一大界，此特就政治言之耳，若就社會組織言，實當以新、漢之間為一大界。
”（本書第1頁）這其實是十分重要的發現。
兩漢之際發生的曆史變化，除社會結構外，政治形式和文化風格也都十分明顯。
不過，對于這一曆史“大界”的說明，呂思勉《秦漢史》并沒有揭示得十分透徹。
就此課題進行接續性的工作，顯然是必要的。
可惜至今尚少有學者就此進行認真的探讨。
呂思勉對社會生活情景研究的重視，實現了積極的學術引導作用。
他在《秦漢史》中于讨論“秦漢時人民生計情形”之外，專有一章論述“秦漢時人民生活”，分别就“飲食”、“倉儲漕運籴粜”、“衣服”、“宮室”、“葬埋”、“交通”，考察了秦漢時期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宮室”一節，是說平民之居的，甚至“瓜牛廬”和“山居之民”、“以石為室”者。
大體說來，已經涉及衣食住行的各種條件。
而“葬埋”是死後生活條件的安排，當時人們是十分重視的，研究者自然不應當忽略。
已經有學者指出，“重視反映社會生活方式的演變史”，是呂思勉曆史著述的“一個顯著優點”，“而這些正是現在通行的斷代史著作中缺少的部分”。
（王玉波：《要重視生活方式演變的研究——讀呂思勉史著有感》，《光明日報》1984年5月2日《史學》）值得欣慰的是，現今一些學者的辛勤努力，已經使得我們對秦漢時期社會生活史的認識逐漸充實，日益深化。
劉增貴《漢代婚姻制度》（華世出版社1980年版），彭衛《漢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彭衛《中國飲食史》第六編《秦漢時期的飲食》（華夏出版社1999年版），
在東漢末年的社會大動亂中，曹操集團、劉備集團和孫權集團逐步擴張自己的實力，各自翦滅異己，逐步在局部地域實現了相對的安定，形成了魏、蜀、吳三國鼎立的局面。
三國時期，是中國曆史上一個重要的時期。
一般所說的三國時期，自公元220年曹丕黃初元年起，到西晉滅吳，即吳末帝孫皓天紀四年（280年），前後計60年。
三國時期的曆史雖然相對比較短暫，可是對于後來政治、軍事史的影響卻十分深遠。
三國時期，文化節奏比較急迅，民族精神中的英雄主義得到空前的高揚，東漢以來比較低沉的曆史基調迅速轉而高亢。
同時，各種政治主張和政治智謀也在複雜的政治鬥争中得以實踐。
三國史還有一個引人注目的特點，就是三國曆史人物和三國曆史事件在後世幾乎為社會各色人物所熟知。
曆史知識在民間的普及達到這種程度，是十分罕見的現象。
将三國史置于秦漢史之中進行叙述和總結，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呂思勉的這種處理方式，可能和他在《秦漢史》中提出的如下認識有關。
他說：“以民族關系論，兩漢、魏、晉之間，亦當畫為一大界。
自漢以前，為我族征服異族之世，自晉以後，則轉為異族所征服矣。
蓋文明之範圍，恒漸擴而大，而社會之病狀，亦漸漬而深。
”（本書第4頁）于是秦漢史的曆史叙述，至于“三國始末”之“孫吳之亡”（本書第424頁至第481頁），随後一節，即“三國時四裔情形”（本書第482頁至第492頁）以與“轉為異族所征服”的曆史相銜接。
近年史學論著中采取将秦漢與三國并為一個曆史階段，在魏晉之間“畫為一大界”這種處置方式的，有張豈之主編《中國曆史》中的第二卷《秦漢魏晉南北朝》（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版），又題《秦漢魏晉南北朝史》（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6月版）。
青年毛澤東在《〈倫理學原理〉批注》中這樣談到人們的曆史感覺：“吾人攬〈覽〉史時，恒贊歎戰國之時，劉、項相争之時，漢武與匈奴競争之時，三國競争之時，事态百變，人才輩出，令人喜讀。
至若承平之代，則殊厭棄之。
”（《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86頁）讀“戰國之時”的曆史，自然會關注秦的統一戰争這條主線。
而“三國競争之時”本來即起始于漢末，如果并入漢史一同叙述，則許多人共同熟悉并深心“贊歎”的“事态百變，人才輩出”的上述四個曆史階段，都歸入秦漢史的範疇了。
按照呂思勉《秦漢史》的說法，即：“戰國之世，我與騎寇争，尚不甚烈，秦以後則不然矣。
秦、漢之世，蓋我恃役物之力之優，以戰勝異族，自晉以後，則因社會之病狀日深，而轉為異族所征服者也。
”（本書第4頁）這是從民族史和戰争史的角度，指出了秦漢曆史的時代特征，“社會”問題亦已涉及，而戰國時期和三國時期均被概括到了這一曆史階段之内。
呂思勉《秦漢史》第一章《總論》開頭就寫道：“自來治史學者，莫不以周、秦之間為史事之一大界，此特就政治言之耳，若就社會組織言，實當以新、漢之間為一大界。
”（本書第1頁）這其實是十分重要的發現。
兩漢之際發生的曆史變化，除社會結構外，政治形式和文化風格也都十分明顯。
不過，對于這一曆史“大界”的說明，呂思勉《秦漢史》并沒有揭示得十分透徹。
就此課題進行接續性的工作，顯然是必要的。
可惜至今尚少有學者就此進行認真的探讨。
呂思勉對社會生活情景研究的重視，實現了積極的學術引導作用。
他在《秦漢史》中于讨論“秦漢時人民生計情形”之外，專有一章論述“秦漢時人民生活”，分别就“飲食”、“倉儲漕運籴粜”、“衣服”、“宮室”、“葬埋”、“交通”，考察了秦漢時期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宮室”一節，是說平民之居的，甚至“瓜牛廬”和“山居之民”、“以石為室”者。
大體說來，已經涉及衣食住行的各種條件。
而“葬埋”是死後生活條件的安排，當時人們是十分重視的，研究者自然不應當忽略。
已經有學者指出，“重視反映社會生活方式的演變史”，是呂思勉曆史著述的“一個顯著優點”，“而這些正是現在通行的斷代史著作中缺少的部分”。
（王玉波：《要重視生活方式演變的研究——讀呂思勉史著有感》，《光明日報》1984年5月2日《史學》）值得欣慰的是，現今一些學者的辛勤努力，已經使得我們對秦漢時期社會生活史的認識逐漸充實，日益深化。
劉增貴《漢代婚姻制度》（華世出版社1980年版），彭衛《漢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彭衛《中國飲食史》第六編《秦漢時期的飲食》（華夏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