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秦漢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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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舍為常侍，随王歸國，固辭願卒學，複至長安；朱晖，光武召拜為郎，尋以病去，卒業大學；則固有棄軒冕而就橫舍者。
宋均以父任為郎，時年十五，好經書，每休沐日辄受業博士，是又宦而兼學者也。
夫居官而猶學，所謂不挾貴也。
朱穆年五十，奉書趙康稱弟子，及康殁，喪之如師，所謂不挾長也。
然則漢世學者，雖或有所為而為之，要不能掩其好學之誠矣。
《後漢書·儒林傳贊》稱述儒學之效曰：“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
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
自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知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窺盜之謀，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議者？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勢也。
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劄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
暨乎剝桡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群英乘其運，世德終其柞。
迹衰敝之所由緻，而能多曆年所者，豈非學之效乎？”乍觀此言，一似阿私所好。
然試思：何進所召，苟非董卓而為張溫、皇甫嵩，漢室之禍，何遽至此？夫張溫、皇甫嵩，固非有為之人，蔚宗謂其俯仰顧盼，則天業可移，庸或大過。
然魏武蹇蹇，終執臣節．；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謂非當時之風氣有以使之然乎？魏朗、徐庶、何颙，皆嘗殺人報仇。
見第十八章第七節。
颙為宦官所陷，亡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桀。
袁紹慕之，私與往來，結為奔走之友。
是時黨事起，天下多罹其難。
顆常私入洛陽，從紹計議。
其窮困閉厄者為求援救，以濟其患。
有被掩捕者，則廣設權計，使得逃隐。
此等皆豪俠者流，使無名教以範圍之，當九州洞之時，固未知其何以自處也。
然則蔚宗之言，殆不為阿好矣。
不特此也，漢人不能均平貧富，而好講教化，空言無施，雖切何補，其弊前已言之。
然此亦充類至義之盡之言，若論一時之效，固亦不能謂其無有。
司馬均隐居教授，不應辟命，信誠行乎州裡。
鄉人有所計争，辄令祝少賓。
均字。
不直者終無敢言。
《後漢書·賈逵傳》。
蔡衍少明經講授，以禮讓化鄉裡。
《黨锢傳》。
更觀管甯、邴原、王烈等之所為，固不能謂無化民成俗之效也。
要之，當時之所謂道德倫理者，得漢世之興學而益普遍益深入乎人心，則必不可誣矣。
(9)此勸學之效也。
興學術改變風俗，效亦不自後漢始。
光武嘗之長安受《尚書》，伯升亦嘗與順陽懷侯俱學長安習《尚書》、《春秋》，一時佐命之巨，如李通、鄧禹、朱祜等，亦少嘗學問。
故光武雖戎馬倥悤，而能興文教，諸将亦頗有不嗜殺人者，非偶然也。
遊談之風，雖不足以概兩漢之學者，然終為其時風氣之累。
魯丕居大學，杜絕交遊，不答候問之禮，士友以此短之。
王渙署侯覽為主簿，已而謝遣之，曰：“今日大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
以一月奉為資，勉卒景行。
”覽入大學。
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賓客盈室。
覽常自守，不與融言。
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
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
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修設大學，豈但使人遊談其中？”高揖而去，不複與言。
《後漢書·循吏傳》。
觀此二事，當時大學中之風氣，可以概見。
然亦非特大學中如此。
邴原十一喪父家貧。
鄰有書舍，原過其旁而泣。
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
夫書者必皆具有父兄，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恻然，而為涕零也。
”師哀其言，為之泣，曰：“欲書可耳。
”答曰：“無錢資。
”師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
”于是就書。
一冬之間，誦《孝經》、《論語》。
及長，欲遠遊學。
詣安丘孫崧。
崧辭焉，曰：“君鄉裡鄭君，君知之乎？”曰：“然。
”崧曰：“鄭君學覽古今，博聞強識，鈎深緻遠，誠學者之師模也。
君乃舍之，蹑屣千裡，所謂以鄭為東家丘者也。
”原曰：“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有登山而采玉者，有入海而采珠者。
豈可謂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仆以鄭為東家丘，君以仆為西家愚夫邪？”崧辭謝焉。
又曰：“充、豫之士，吾多所識，未有若君者，當以書相分。
”原重其意，難辭之，持書而别。
藏書于家而行。
至陳留，師韓子助，穎川宗陳仲弓，汝南交範孟博，涿郡親盧子幹，歸以書還孫崧。
《三國志·原傳注》引《原别傳》。
夫經師易得，人師難求，原之學苟誠為己，鄰舍生足以為師矣，何待他求？必更遠遊者，非是不足以立名。
鄭君雖在鄉裡，不肯相師者，收合徒黨者，必骛聲華，未必肯誘掖鄉裡寒峻， (10)孫崧之辭原，亦未必不以此也。
郭泰識拔茅容、孟敏、庾乘，皆勸之學，蓋亦以資推挽。
然遂有如窦瓌，“妄搆講舍，外招儒徒，實會奸黨”者。
行劾瓌之語，見《後書·酷吏傳》。
窦武得兩宮賞周賜，悉散與大學諸生，及載肴糧于路，匄施貧民。
其視諸生亦與貧民之受匄施者等耳，豈不哀哉？ 第二節 文字 秦、漢之世，為我國文字變遷最烈之時。
綜其事：則字形變遷之多，一也。
字數一面增加，一面洮汰，二也。
文字之學，成于是時，三也。
行文漸以古為準，浸成文言分離之局，四也。
書法漸成藝事，五也。
蓋文字之用，遠較先秦時為宏，故其變遷之烈如此。
自經此大變後，其勢遂漸趨于安定矣。
曆來言文字變遷者，多據許氏《說文解字序》。
據許《序》，則自皇古至漢末，文字凡經四大變：古文，一也。
籀文，即大篆，二也。
小篆，三也。
隸書，四也。
漢、魏間之章程書，即今所謂正書，當又為隸書後之一大變，而行草為其旁支。
此皆積漸而緻，在當時之人，或不自覺。
昧者乃謂有一人焉，創制新體，與舊體格不相入，後一時之人，見前一時之字，幾于不複能識，則大誤矣。
《漢書·藝文志》曰：“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
曰：大史試學僮，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
又以六體試之。
課最者以為尚書禦史史書令史。
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辄舉劾。
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缪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
”《說文解字序》則曰：“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
《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書九千字，乃得為史，又以八體試之。
郡移大史并課。
最者以為尚書史。
書或不正，辄舉劾。
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校文書之部。
自以為應制作，頗改定古文。
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
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
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
四曰左書，即秦隸書。
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
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
”衛恒《四體書勢》與許說略同。
此中最可異者，《漢志》試學僮六體，蓋上承周之六書，故雲亦著其法，許《序》則作八體，下承秦制；而《漢志》所謂六體者，卻與亡新六書相同。
果如許《序》，《漢志》安得舛漏至此？若據《漢志》，則許《序》秦書八體及所述亡新之制，悉成億造矣，又安有是理邪？案《漢志》所雲六書，非可以教學僮，已見《先秦史》第十五章第一節。
《漢志》著錄之書有《八體六技》。
八體，《注》引韋昭說，即以許《序》所謂秦書八體者說之，于六技則無說。
隸之初興，與篆本非異體，小篆實多用大篆，說亦已見《先秦史》。
若合大小篆與隸書為一，則八體實止六體。
(11)竊疑此即《周官》所謂六書，自戰國以來，相沿未改，至亡新始立新制。
是時小學漸興，務于辨别書體，以為篆隸既殊，大小篆亦非同物，乃析六體為八；然史書之家，則仍守其師師相傳之舊，作大小篆與隸書，非有異法，故體雖八而技則六。
蔡邕《篆書勢》曰“體有六，篆為真”，亦守六體之說。
許氏不知所謂八體者，乃後人分别之辭，誤以為秦制如是，叙之周、漢之間，而改《漢律》之六體為八體以就之，遂至殽亂史實矣。
自周至秦、漢之六體，疑《漢志》曾述其名，而後人妄以謂象形雲雲十八字易之也。
六書本藝事之異，猶今雕刻、榜署，法各不同。
至論字體，則自皇古以來，皆有變遷而無改制，故許《序》述時人之語，稱隸書為倉颉時書也。
新莽改制，始以古今字體之異，與史書家作書之技，并為一談，非複周、秦、漢相沿之舊法矣，此亦其時小學漸興為之也。
東京之季，又有所謂科鬥書者，蓋即擅蟲書之技者所為，後人以為古之遺文，則又誤矣。
《後漢書·盧植傳》：植上書曰：“古文科鬥，近于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
”(12)《尚書僞孔傳序疏》引鄭玄曰：“《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鬥書。
”此為言科鬥文字較早者。
其後王肅《孔子家語後序》、《尚書僞孔傳序》，皆稱古文《尚書》為科鬥字；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後序疏》引王隐《晉書·束晳傳》，及今《晉書·束晳傳》，又稱汲冢所得《竹書》之字為科鬥字；人遂以科鬥為古文真形。
其實鄭玄固明言其稱名之出于當時，而王隐亦明雲：“其字頭粗尾細，似科鬥之蟲，故俗名之”也。
《經典釋文》雲：“科鬥，蟲名，蝦蟆子，書形似之。
”《書序疏》雲：“頭粗尾細，狀腹團圓，似水蟲之科鬥，故曰科鬥。
”案今《晉書》及王隐《晉書》并雲竹書漆字，而杜氏《後序》無是語。
汲冢得書事，兩《晉書》之所言，似不如杜說之确。
竊疑漢世作書，多用簡牍，罕用缣帛。
見下。
秦書八體，惟蟲書施諸缣帛，漆性膠黏，缣帛亦不滑易，故畫之上半截濃厚，下半截枯淡，遂成頭粗尾細之形。
《後漢書·蔡邕傳》，謂靈帝時待诏鴻都門下者，多工為鳥篆之人，而陽球劾之，亦曰“或鳥篆盈簡”。
見《後書·酷吏傳》。
衛恒《四體書勢》曰：“魏初傳古文者，出于邯鄲淳。
恒祖敬侯，觊。
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别。
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鬥之名，遂效其形。
大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
案敬侯所書，猶有仿佛。
”而《三國志·王粲傳注》引《魏略》，言淳善《倉》、《雅》、蟲篆。
《衛觊傳》言觊好古文、鳥篆。
明科鬥書即工鳥蟲書者所為。
鳥篆之形，諸家無說，竊疑其當上豐下銳，如鳥之喙。
蟲書畫圓，鳥書畫方，其由漆性膠黏，缣帛亦不滑易以緻畫之上半截與下半截粗細不能一律則一也。
《後漢書·杜林傳》言：林于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可見時人之于經典，頗有以漆書之者矣。
《漢志》雲：隸書“起于官獄多事，苟趨簡易，施之于徒隸也”。
《四體書勢》曰：“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
漢因用之，獨符玺、幡信、題署用篆。
”蓋隸書即篆書之書寫草率者，本非異體，而初出時筆勢亦相近，故秦權、漢量上字，人多誤以為篆也。
其後沿用日久，複求美觀，乃又有所謂八分書者。
顧藹吉《隸八分考》曰：“隸與八分，有波勢與無波勢微異，非兩體也。
漢世統名曰隸，八分之名，亦後人名之耳。
”又曰：“王僧虔能書人名雲：鐘有三體：一曰銘石之書，最妙者也。
二曰章程書，傳秘書、教小學者也。
三曰行狎書，相聞者也。
所謂銘石書，蓋八分也。
《世說新語注》雲：鐘會善效人書，于劍閣要鄧艾章程白事，皆易其言，又毀文王報書，手作以疑之。
章程白事者，以章程書白事也。
章程書者，正書也。
當時以八分用之銘石，其章奏、箋表、傳寫、記錄日用之字，皆用正書。
唐所謂隸書，即今之正書。
所謂八分，即漢之隸書。
魏、晉以降，凡工正書者，史皆稱其善隸。
《王羲之傳》雲：善隸為古今之冠是也。
”愚案此蓋隸書之求美觀者變古，八分。
而供日用者不變，故仍襲舊名耳。
八分亦稱楷書，又謂之楷法。
莊緩甲《釋書名》曰：“王愔《文字志》古書三十六種，有楷書而無八分；《初學記》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亦有楷書而無八分；《玉海》引《墨薮》五十六種書，有程邈隸書王次仲八分而無楷法；明八分與楷，異名同實。
”案莊氏說是也。
然楷書之名，後亦移于正書。
蓋楷字之意，但謂謹守法式，故凡能守法式者，皆可稱之耳。
凡書體之變，皆積漸所緻，鑿指一人為作者，如雲程邈立隸，見《四體書勢》。
王次仲作八分等見張懷瓘《書斷》。
皆非。
《說文》雲：“漢興有草書。
”《書勢》及《魏書》江式表同。
《書勢》曰：“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
”式表曰：“又有草書，莫知誰始。
”趙壹《非草書》曰：“夫草之興也，其于近古乎？蓋秦之末，刑峻罔密，官書繁冘，戰攻并作，軍事交馳，羽檄紛飛，故為隸草，趨急速耳。
”張懷瓘《書斷》引梁武帝《草書狀》曰：“蔡邕雲：昔秦之時，諸侯争長，簡檄相傳，望烽走驿。
以篆隸之難，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書，蓋今草書？”懷瓘曰：“王愔雲：藁書者，似草非草，草行之際者非也。
藁亦草也。
因草呼藁，正如真正書寫，而又塗改，亦謂之草。
楚懷王使屈原造憲令，草藁未上，上官氏見而欲奪之；董仲舒欲言災異，草藁未上，主父偃竊而奏之并是也。
”案藁、草之名，蓋正原于起草，其事當自古有之，而諸家或以為秦，或以為漢者，蓋至是公家始許其行用耳，非謂人之能作草書，始于是時也。
《三國志·劉廙傳》：文帝命廙通草書。
廙答書曰：“初以尊卑不逾，禮之常分也，是以貪守區區之節，不敢修草。
必如嚴命，誠知勞謙之素，不貴殊異若彼之高，而敦白屋如斯之好，虧匹夫之節，成巍巍之美，雖愚不敏，何敢以辭？”此草書不能施于所尊之證。
然當官獄多務之秋，羽檄交馳之際，許其作草徑上，固亦事所可有矣。
張芝下筆則為楷則，号匆匆不暇草書，蓋時人習以藁草相遺，故托言不暇為此。
魏武帝欲使十吏就蔡琰寫所誦憶。
琰曰：“妾聞男女之别，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惟命”，此草書行用漸廣之證。
崔瑗《草書勢》曰：“爰暨末葉，典籍彌繁。
時之多僻，政之多權。
官事荒蕪，剿其墨翰。
惟作佐隸，舊事是删。
草書之法，蓋又簡略。
應時谕指，用于卒迫。
兼功并用，愛日省力。
”其言，固亦與趙、蔡二家無異也。
當多務之際，書體辄因應急而更，及乎承平之時，則又因藝事而變，篆、隸、八分之遞嬗然，草書之變，亦無不然也。
《書斷》雲：“章草者，漢黃門令史遊所作也。
衛恒、李誕并雲：漢初而有草法，不知其誰。
蕭子良雲：章草者，漢齊相杜操始變藁法，非也。
王愔雲：漢元帝時，史遊作《急就章》，解散隸體粗書之，漢俗簡惰，漸以行之是也。
”又雲：“自杜度妙于章草，崔瑗、崔實，父子繼能。
伯英張芝字。
得崔、杜之法，溫故知新，因而變之，以成今草。
字之體勢，一筆而成。
偶有不連，而血脈不斷。
及其連者，氣脈通其隔行。
惟王子敬深明其旨。
故行首之字，往往繼前行之末。
世稱一筆書起自張伯英，即此也。
”又曰：“章草之書，字字區别。
張芝變為今草，上下牽連。
或借上字之下，而為下字之上。
呼史遊草為章草，因伯英草而謂也。
”杜操即杜度，大徐《說文注》作杜探，他書亦有作杜伯度者。
莊緩甲雲：“作操是，探文相似而誤，伯度蓋其字。
”惟史遊乃撰《急就章》之人，王愔之意，若以解散隸體，即遊之所為，則誤耳。
草書變為張草，業成藝事，難供實用， (13)于是行書又興。
張懷瓘《書議》曰：“行書非草非真，在乎季、孟之間。
兼真者謂之真行，帶草者謂之行草。
”案真行乃正書之草率者，行草則草書之凝重者耳。
《書勢》曰：“魏初有鐘、胡二家，俱學之于劉德升，而鐘氏小異，然亦各有其巧。
”《書斷》曰：“行書者，漢颍川劉德升所造也。
即正書之小訛。
務從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書。
”王僧虔《古來能書人名》曰：“鐘繇書有三體：三曰行狎書，相聞者也。
河東衛觊子瓘，采張芝法，以觊法參之，更為草藁，草藁是相聞書也。
”曰正書之小訛，即真行；曰采張芝法，即行草也。
行書至此，與草分途，然原其朔，則草之初興，正當略如後來之行書耳。
《四體書勢》行書即在隸書中，可證其去隸不遠。
秦時李斯作《倉颉篇》，趙高作《爰曆篇》，胡毋敬作《博學篇》，亦已見《先秦史》。
三書後之字書，《漢志》備載其名：曰《凡将》一篇，司馬相如作。
曰《急就》一篇，元帝時黃門令史遊作。
曰《元尚》一篇，成帝時将作大匠李長作。
曰《訓纂》一篇，揚雄作。
曰《别字》十三篇。
《漢志》雲：“闾裡書師，合《倉颉》、《爰曆》、《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倉颉篇》。
”其都數當得三千三百字。
又雲：“《訓纂》順續《倉颉》，又易《倉颉》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
”是雄所作者三十四章，得二千四十字。
二書合計，五千三百四十字。
許《序》雲：“凡倉颉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蓋《倉颉》、《爰曆》、《博學》、《凡将》、《急就》、《元尚》、《訓纂》七書，時人各分為上下篇，去其複字而計之，其數如此也。
班氏雲：“臣複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無複字。
”十三章當得七百三十二字，都計字數，凡六千有七十二。
許書字數，九千三百十三，又增三千二百四十一，在字書中最為完備矣。
此等陸續增加之字，果何自來邪？觀許書中音義相同字之多，則知李斯所罷不與秦合之字，(14)為諸家所搜采者不少。
然亦有新造者。
《三國·吳志·孫休傳》永安五年《注》引《吳錄》，載休為四子作名字，各造新字。
其诏雲：“夫書八體，損益因事而生。
”又《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錄》，言孫亮時有山陰朱育，少好奇字。
凡所特達，依體象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
可見是時造新字者尚多。
然以大體言之，新字實無庸增造，舊字且須洮汰。
何也？文字之用，若主形而實主聲。
聲同即可通用。
除慮淆混者外。
故假借之用漸廣。
時人所造之字，彼此各不相謀，又或與舊有者重複；又複音之字漸多，單字更可減省；故随造作随洮汰。
李斯所罷六國文字，亦必此等與秦文重複者。
近人考證《石鼓文》為秦物，則秦文頗類籀書。
《倉颉》、《博學》、《爰曆》三篇，《漢志》許《序》，皆雲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與《籀篇》當無大異。
今之許書，恐非複此三篇之舊也。
漢世籀文罕用，則六國之字仍行，而秦文轉歸廢棄。
蓋由字體繁簡，文化程度高低使然。
然音義皆同之字，不必并存，即音同義異，借用而不虞混淆者，亦必汰多而存一，則事理之自然，莫能外也。
中國文字之學，早有萌芽，說亦已見《先秦史》。
其成為一種學問，則似在兩漢之間。
(15)試觀許書所引，字說之較早者，如王下引董仲舒說等是。
緯書說字，亦多此類。
皆借字體以言義理，而晚出者則多合于許氏所謂“字例之條”可知。
許《序》雲：“孝宣皇帝時，召通《倉颉》讀者，張敞從受之。
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
孝平皇帝時，征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
以禮為小學元士。
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
”《漢志》雲：“《倉颉》多古字，俗師失其讀。
宣帝時，征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
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
”《郊祀志》言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下有司議，多以為宜薦見宗廟，如元鼎時故事。
張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勒而上議曰：“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臧之于宮廟，不宜薦見于宗廟。
”《杜邺傳》言邺從敞子吉學問，得其家書。
吉子竦又從邺學問，尤長小學。
子林，正文字過于邺、竦。
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
《揚雄傳》言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
《後漢書·馬援傳注》引《東觀記》曰：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将軍印，書伏字犬外鄉。
成臯令印臯字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
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
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
”奏可。
《三國·魏志·劉劭傳注》引《魏略》雲：蘇林博學，多通古今字指，凡書傳文間危疑，林皆釋之。
《蜀志·來敏傳》雲：尤精于《倉》、《雅》訓诂，好是正文字。
《吳志·嚴峻傳》雲：少耽學，善《詩》、《書》、《三禮》，又好《說文》。
《虞翻傳注》引《翻别傳》載翻奏鄭玄解《尚書》違失曰：“《顧命》康王執瑁，古文冃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複訓為杯，謂之酒杯。
成王疾困，馮幾洮颒為濯以為汗衣成事此處文有奪誤。
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
又古大篆卯字讀當為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為昧。
分北三苗，北古别字，又訓北，言北猶别也。
若此之類，誠可怪也。
”此皆漢世之小學家，能是正文字者也。
六書之說，實當出于是時，已見《先秦史》，今不贅。
公孫弘請置博士弟子曰：“诏書律令下者，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
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谕下。
”顔師古曰：“爾雅，近正也。
”案《史記·樂書》曰：“今上即位，作十九章。
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誦、講習之，乃能通知其意。
多爾雅之文。
”《漢書·王莽傳》言莽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其文爾雅依托，皆為作說”。
則爾雅之辭，實多近古，故吏弗能通。
雅、夏一字。
音讀之殊，實惟楚、夏。
古蓋以夏言為正，故《論語》言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述而》。
而孟子譏許行為南蠻舌之人。
《滕文公上》。
更由此引伸為正。
漢人好古，辭以近古者為正，而爾雅之義，遂由近古變為近正矣。
(16)此與秦人之同文字适相反。
其好搜籀、篆以外之古字，亦此意耳。
此為文字語言分離之漸。
洪興祖《楚辭補注》曰：漢宣帝時，九江被公能為楚辭。
隋有僧道骞者善讀之。
能為楚聲，音韻清切。
至唐，傳楚辭者，皆祖骞公之音。
則楚音仍有存者，然希矣。
文字始于象形，本與圖畫同原，自可寓有美術之意，六書早稱為技者以此。
然亦至漢世始盛。
兩《漢書》中稱人善史書者，前漢實多指文字，後漢則多指書法矣。
(17)《貢禹傳》：禹訾當時郡國，擇便巧史書，習于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
《王尊傳》：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
年十三，求為獄小吏。
數歲，給事大守府。
問诏書、行事，尊無不對。
《酷吏·嚴延年傳》：尤巧為獄文，善史書。
所欲誅殺，奏成于手中，主簿親近，不得聞知。
所謂史書，皆今所謂公文也。
《張安世傳》：少以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
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诏問莫能知，惟安世識之，具作其事。
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
此正王尊之類。
《外戚傳》：孝成許皇後善史書，又載其疏辭頗美，此則嚴延年之類也。
《西域傳》：楚主侍者馮缭能史書，習事，嘗持漢節，為公主使，行賞賜于城郭諸國。
敬信之，号曰馮夫人。
西域諸國，安知耽玩漢文字哉？《遊俠傳》：陳遵性善書，與人尺牍，主皆藏去以為榮，似指書法言之。
然又雲：遵為河南大守，至官，當遣從史西，召善書吏十人于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
遵馮幾口占書吏，且省官事。
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
則藏去之者，亦仍貴其文辭也。
《元帝紀贊》稱帝善史書，竊疑亦非指書法。
帝之所以笃信弘恭、石顯者，正以其熟于文法耳。
《後漢書·安帝紀》言帝年十歲，好學史書。
《和熹鄧皇後紀》雲：六歲能史書。
《順烈梁皇後紀》雲：少善女工，好史書。
髫龀之年，焉知文法為何事？所謂史書，必指書法矣。
《齊武王傳》言其孫北海敬王睦善史書，當世以為楷則。
及寝病，明帝驿馬令作草書尺牍十首，其明征也。
《安帝紀注》曰：“史書者，周宣王大史籀所作之書，凡十五篇，可以教童幼。
”此言固失之拘，當時教學童恐未必用《史籀篇》。
且據《漢志》，《史籀篇》建武時已亡其六矣。
然和帝及鄧梁二後、北海敬王等，必閑于小學家之書則無疑。
何者？識字習書，同為小學所當務。
觀草書漸行，遂有解散隸體以書《急就章》者，可知識字之書，兼資楷則。
樂成靖王黨，史亦稱其善史書，而又言其喜正文字，安帝生母左姬，史亦言其好史書，而又雲其喜辭賦；見《章帝八王傳》。
正由習書法者皆據識字之書而然。
鴻都諸生，兼擅辭賦楷則，亦正由此也。
漢、魏之間，藝事彌盛。
《書勢》所稱：古文有邯鄲淳、衛觊。
《三國志·觊傳》雲：好古文。
鳥篆、隸、草，無所不善。
篆有曹喜、邯鄲淳、韋誕、蔡邕。
隸有王次仲、師宜官、梁鹄、毛弘、左子邑。
草有杜度、崔瑗、崔寔、張伯英、伯英弟文舒、名昶，見《後漢書·張奂傳》。
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韋仲将、即誕。
羅叔景、趙元嗣、元嗣名襲，岐從兄，叔景名晖，見《後書·趙岐傳注》引《決錄注》。
張超。
見《後漢書·文苑傳》。
此外見于史者，又有魏武帝、《本紀》建安二十五年《注》引《博物志》曰：漢世安平崔瑗，瑗子實，弘農張芝，芝弟昶，并善草書，而大祖亞之。
胡昭、《三國志·管甯傳》：胡昭善史書，與鐘繇、邯鄲淳、衛觊、韋誕并有名。
尺牍之迹，動見模楷焉。
索靖、衛瓘、《衛觊傳注》引《世語》曰：瓘與扶風内史敦煌索靖，并善草書。
張纮、《吳志》本傳《注》引《吳書》曰：纮既好文學，又善楷、篆書。
與孔融書自書。
融遺纮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
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複睹其人也。
張昭、《吳志》本傳：少好學，善隸書。
皇甫規妻等。
《後漢書·列女傳》：善屬文，能草書，時為規答書記，衆人怪其工。
士大夫之好書法，已成為風氣矣。
文具之用，仍以竹木為多。
《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元年《注》引《漢制度》曰：“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诏書，四曰誡敕。
策書者，編簡也。
(18)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
篆書。
起年月日，稱皇帝。
以命諸侯王。
三公以罪免亦賜策，而以隸書，用尺一寸，兩行，惟此為異也。
”《論衡·量知篇》雲：“截竹為簡，破以為牒，大者為經，小者為傳記。
斷木為椠，析之為版，力加刮削，乃成奏牍。
”秦始皇帝以衡石呈書。
褚先生言：東方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牍。
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
《史記·滑稽列傳》。
此言自屬附會，然當時奏事用牍，則由此可見。
《漢書·高帝紀》：十年，上曰：吾以羽檄征天下兵。
《注》曰：“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征召也。
其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插之，示速疾也。
”又引《魏武奏事》曰：“今邊有警，辄露檄插羽。
”《史記·匈奴列傳》：漢遺單于書，牍以尺一寸，中行說令單子遺漢書以尺二寸牍。
《後漢書·循吏傳》言：光武以手迹賜方國，皆一劄十行，細書成文。
《漢書·路溫舒傳》：父為裡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
曹褒撰新禮，寫以二尺四寸簡。
吳恢為南海大守，欲殺青簡寫經書。
《後漢書·吳祐傳》。
周磐令二子：命終之日，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并刀筆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聖道。
朱博召見功曹，與筆劄，使自記奸臧。
對以實，乃投刀使削所記。
原陟欲助所知之喪，削牍為疏，具記衣被、棺木，下至飯含之物。
可見大之诏令、奏議，小至尋常疏記，及寫經典者，無不惟簡牍之資。
《漢書·趙充國傳》言：張安世本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
《後漢書·劉盆子傳》言：臘日，樊崇等設樂大會。
公卿皆列坐殿上。
酒未行，其中一人出刀筆書谒欲賀，其餘不知書者起往請之，各各屯聚，更相背鄉。
《袁紹傳注》引《九州春秋》，言韓馥至廁，以書刀自殺。
則時人刀筆，無不随身者。
缣帛則為用頗希。
《後書·和熹鄧皇後紀》雲：是時方國貢獻，競求珍麗之物，自後即位，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筆而已，是帝王之家也。
《窦融傳注》引《孔融集》，言融玄孫章與融書，兩紙，紙八行，行七字，則貴戚之家也。
《潛夫論·淫侈篇》，訾巫者刻畫好缯，以書祝辭，佞神者于财物固匪所惜。
《延笃傳》言：笃從唐谿典受《左氏》，《注》引《先賢行狀》，言笃欲寫《左氏傳》無紙，典以廢箋記與之，笃以箋記紙不可寫傳，乃借本諷之。
《三國·吳志·阚澤傳》：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
皆可見紙之難得。
張芝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書勢》。
《後書·張奂傳注》引王愔《文字志》同。
蓋亦以此也。
《後書·宦者蔡倫傳》曰：“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
其用缣帛，謂之為紙。
缣貴而簡重，并不便于人。
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
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
自是莫不從用焉。
故天下鹹稱蔡侯紙。
”《水經·耒水注》：肥川西北迳蔡洲，洲西即蔡倫故宅，傍有蔡子池。
倫漢黃門。
順帝之世，搗故魚網為紙，用代缣素。
案蔡洲，當在今湖南耒陽縣境。
然《四體書勢》言：師宜官甚矜其能，每書辄削之而焚其柎，梁鹄乃益為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則漢末工書之家，其技仍施諸簡牍。
《三國志·張既傳注》引《魏略》，言既為郡下小吏而家富，自惟門寒，念無以自達，乃常畜好刀筆及版奏，伺諸大吏有乏者辄給與。
觀此及《後書·循吏傳》所記光武事，知簡牍亦未嘗不貴。
紙之初興，價未必能甚賤，其通用，恐亦未必能甚廣也。
古欲傳諸久遠之文，辄镌諸金石。
至漢世猶然。
《後漢書·蔡邕傳》：靈帝熹平四年，邕與五宮中郎将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谏議大夫馬日?，議郎張馴、韓說，大史令單飏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
靈帝許之。
邕乃自書冊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大學門外。
于是後儒晚學，鹹取正焉。
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此以傳世之經典刻石，與秦刻石徒欲自誇耀者不同。
正始中複刻三體石經，《後書·儒林傳》雲“為古文、篆、隸三體，以相參檢”，乃誤以正始中事系之漢。
又刻《典論》。
見第十七章第三節。
雖尚未知摹拓，然亦不能不推為印刷術之遠源也。
第三節 儒家之學 漢代之顯學莫如儒，然儒家自為帝王所表章後，其學顧浸流于破碎，徒存形質，精意日漓，魏、晉以後，有思想者遂折而入于佛、老，此學術之一大變也。
今先叙述其原流派别，及其風尚之變遷，然後進論其得失。
《史記·儒林傳》雲：言《詩》，于魯則申培公，于齊則轅固生，于燕則韓大傅。
言《尚書》，自濟南伏生。
言《禮》，自魯高堂生。
言《易》，自菑川田生。
言《春秋》，于齊、魯自胡母生，于趙自董仲舒。
此漢代經師可考之最早者也。
其後派别漸繁。
據《漢書·儒林傳》：則《易》有施、孟、梁丘之學，施雠、孟喜、梁丘賀，皆田何三傳弟子。
施氏複有張、張禹，本梁丘賀弟子，賀為少府，事多，使子臨将禹等從施雠問。
彭，彭宣，施雠再傳弟子。
孟氏複有翟、翟牧。
白，白光。
《漢書》雲“繇是有翟、孟、白之學”，蓋文有倒誤。
梁丘複有士孫、士孫張。
鄧、鄧彭祖。
衡。
衡鹹，皆再傳。
《書》有歐陽、伏生傳歐陽生。
大、小夏侯，見下。
歐陽複有平、平當。
陳。
小夏侯又有陳翁生，歐陽生六傳。
大夏侯又有孔、許，孔霸。
許商。
再傳。
鄭、張、秦、假、秦恭。
假倉。
李。
鄭寬中。
張無故。
《魯李尋。
皆再傳。
(19)詩》有韋氏，又有張、唐、張長安。
唐長賓。
褚氏，韋玄成，再傳。
褚少孫。
皆張家複有許氏。
《齊詩》有翼、匡、三傳。
許晏，長安再傳。
翼奉。
匡衡。
師、伏。
師丹。
伏理，與師丹皆匡衡弟子。
《韓詩》有王、食、王吉。
食子公，皆長孫。
六傳。
長孫順，吉弟子。
《禮》有大、小戴、慶氏。
大戴有徐見下。
小戴有橋氏、氏。
楊氏。
橋仁。
楊榮。
《春秋》分為嚴、顔，顔氏徐良。
複分為泠、任、管、冥。
皆見下。
既各自名家，則其說必有同異，今多不可考。
然就遺說之存者觀之，其異同似尚無關大體也。
至所謂古文經者出，而其分裂乃益甚。
得古文經之事，見于《漢書·藝文志》、《楚元王傳》、《景十三王傳》。
《藝文志》所載：有《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禮古經》五十六卷，《春秋古經》十二篇，《論語》古二十一篇，《孝經》古孔氏一篇。
《志》雲：“《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
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句。
此即《禮古經》。
下記字指《明堂陰陽》、《王史氏記》。
《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
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乃止不壞。
孔安國者，孔子後也。
悉得其書。
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
安國獻之。
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
”又曰：“《禮古經》者，出于魯淹中。
及孔氏學七十篇當作十七篇。
文相似。
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
”又雲：“《論語》出孔子壁中。
”又雲：“《孝經》諸家所傳，經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為異。
”《楚元王傳》載劉歆移大常博士日：“及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于壞壁之中，(20)《逸禮》有三十九，疑當作三十有九。
《書》十六篇。
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
”《景十三王傳》曰：“共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
聞鐘鼓琴瑟之聲，遂不敢複壞。
于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三說似相符會。
然共王以孝景三年徙王魯，二十六年卒，《史記·五宗世家》。
時在武帝元光五年，早于麟止者尚八年。
《史記》言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下雲季年好音，則其好治宮室，尚非季年事，距麟止更遠。
《孔子世家》雲：“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于孔子冢。
孔子冢大一頃。
故所居堂，弟子内，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
至于漢，二百餘年不絕。
高皇帝過魯，以大牢祠焉。
諸侯卿相至，嘗先谒然後從政。
”聲靈赫濯如此，共王即好土木，安敢遽壞其宅？孔子宅果見壞，史公安得不及？而《漢書》除此三處外，亦更無一語及之乎？其可疑一也。
《孔子世家》曰：安國為今皇帝博士，遷臨淮大守，早卒。
《漢書·兒寬傳》：寬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補廷尉史，廷尉張湯薦之。
《百官公卿表》：湯遷廷尉，在元朔三年。
是安國為博士在元朔三年以前。
使其年甫二十，至巫蠱禍作，亦已過五十。
安得雲早卒？據崔适《史記探原》。
崔氏又雲：荀悅《漢紀》雲：安國家獻之，此家字亦知安國之年不及天漢而增。
案漢世博士之選，必年過五十，已見第一節。
此法雖不知其起于何時，然武帝時，博士之年亦必不能甚少也。
其可疑二也。
孔子冢大一頃，非宅大一頃也。
一頃之地，而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蓋室不逮一畝矣。
孔子故居即少大，亦必不能甚大。
淹中是否孔壁，姑措弗論，而《漢志》言《書》凡百篇合《論語》、《孝經》，已百二十篇矣，簡策繁重，安能容之？其可疑三也。
《史記·六國表》言：《詩》、《書》所以複見者，多藏人家，則知焚書之令，行之實不甚嚴。
即謂甚嚴，亦無天下之書無不焚燒之理。
《漢書·藝文志》所載之書，凡五百九十六家，三千二百九十六卷。
雖有漢人著述，究以先秦所遺為多。
固非盡藏之屋壁，亦豈皆出于記誦？挾書律之除，在孝惠帝四年，然漢高帝五年滅項羽至魯，已聞弦歌之音矣。
見《儒林傳》。
可見鄒、魯之間，弦誦實未嘗絕。
即自孝惠四年上溯，距秦焚書，亦僅二十二歲。
壁藏非一人一家所能為。
更謂惟孔氏為之，而孔襄為惠帝博士，當孔氏藏書時，亦必已有知識，何至遷延不發，浸至失傳，而待共王于無意中得之乎？其可疑四也。
此尚僅就其大者言之，若深求之，可疑之端，實尚不止此，其不足信甚明。
得古文經之事，《漢書》而外，又見于許慎之《說文解字序》，及《論衡》之《案書》、《正說》、《佚文》等篇。
許《序》與班《書》略同。
《論衡》多野言，無足深辯。
或謂劉歆移大常博士，明言《書》、《禮》、《春秋》，臧于秘府，孝成皇帝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斷非誣妄之辭？苟其誣罔，博士豈不能據事折之。
殊不知漢人之于史事，多不審谛。
試觀王充号為通人，而其述及史事，十九皆為野言可知。
然則不徒劉歆不知核實，即博士亦未必知折歆當指其事之不實也。
故漢世得古文經之事，以尋常事理折之，即知其不足信，正不必高談學術源流，求之深而反失之也。
古學家所言傳授源流，亦多誕謾不中情實。
夫師師相授，固必有其淵源，(21)然斷無久而不昧之理。
前人記識，偶有疏舛，後人為之補正，亦為事所可有，然必不能甚多。
《漢書·外戚傳》：定陶丁姬，《易》祖師丁将軍之玄孫。
師古曰：《儒林傳》，丁寬《易》之始師。
蓋漢時學者，所溯止此，自此以上，浸以淡忘矣。
《史記》所述八家，正是此類。
乃群經
宋均以父任為郎，時年十五，好經書，每休沐日辄受業博士，是又宦而兼學者也。
夫居官而猶學，所謂不挾貴也。
朱穆年五十，奉書趙康稱弟子，及康殁，喪之如師，所謂不挾長也。
然則漢世學者，雖或有所為而為之，要不能掩其好學之誠矣。
《後漢書·儒林傳贊》稱述儒學之效曰：“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
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
自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知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窺盜之謀，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議者？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勢也。
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劄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
暨乎剝桡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群英乘其運，世德終其柞。
迹衰敝之所由緻，而能多曆年所者，豈非學之效乎？”乍觀此言，一似阿私所好。
然試思：何進所召，苟非董卓而為張溫、皇甫嵩，漢室之禍，何遽至此？夫張溫、皇甫嵩，固非有為之人，蔚宗謂其俯仰顧盼，則天業可移，庸或大過。
然魏武蹇蹇，終執臣節．；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謂非當時之風氣有以使之然乎？魏朗、徐庶、何颙，皆嘗殺人報仇。
見第十八章第七節。
颙為宦官所陷，亡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桀。
袁紹慕之，私與往來，結為奔走之友。
是時黨事起，天下多罹其難。
顆常私入洛陽，從紹計議。
其窮困閉厄者為求援救，以濟其患。
有被掩捕者，則廣設權計，使得逃隐。
此等皆豪俠者流，使無名教以範圍之，當九州洞之時，固未知其何以自處也。
然則蔚宗之言，殆不為阿好矣。
不特此也，漢人不能均平貧富，而好講教化，空言無施，雖切何補，其弊前已言之。
然此亦充類至義之盡之言，若論一時之效，固亦不能謂其無有。
司馬均隐居教授，不應辟命，信誠行乎州裡。
鄉人有所計争，辄令祝少賓。
均字。
不直者終無敢言。
《後漢書·賈逵傳》。
蔡衍少明經講授，以禮讓化鄉裡。
《黨锢傳》。
更觀管甯、邴原、王烈等之所為，固不能謂無化民成俗之效也。
要之，當時之所謂道德倫理者，得漢世之興學而益普遍益深入乎人心，則必不可誣矣。
(9)此勸學之效也。
興學術改變風俗，效亦不自後漢始。
光武嘗之長安受《尚書》，伯升亦嘗與順陽懷侯俱學長安習《尚書》、《春秋》，一時佐命之巨，如李通、鄧禹、朱祜等，亦少嘗學問。
故光武雖戎馬倥悤，而能興文教，諸将亦頗有不嗜殺人者，非偶然也。
遊談之風，雖不足以概兩漢之學者，然終為其時風氣之累。
魯丕居大學，杜絕交遊，不答候問之禮，士友以此短之。
王渙署侯覽為主簿，已而謝遣之，曰：“今日大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
以一月奉為資，勉卒景行。
”覽入大學。
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賓客盈室。
覽常自守，不與融言。
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
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
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修設大學，豈但使人遊談其中？”高揖而去，不複與言。
《後漢書·循吏傳》。
觀此二事，當時大學中之風氣，可以概見。
然亦非特大學中如此。
邴原十一喪父家貧。
鄰有書舍，原過其旁而泣。
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
夫書者必皆具有父兄，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恻然，而為涕零也。
”師哀其言，為之泣，曰：“欲書可耳。
”答曰：“無錢資。
”師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
”于是就書。
一冬之間，誦《孝經》、《論語》。
及長，欲遠遊學。
詣安丘孫崧。
崧辭焉，曰：“君鄉裡鄭君，君知之乎？”曰：“然。
”崧曰：“鄭君學覽古今，博聞強識，鈎深緻遠，誠學者之師模也。
君乃舍之，蹑屣千裡，所謂以鄭為東家丘者也。
”原曰：“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有登山而采玉者，有入海而采珠者。
豈可謂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仆以鄭為東家丘，君以仆為西家愚夫邪？”崧辭謝焉。
又曰：“充、豫之士，吾多所識，未有若君者，當以書相分。
”原重其意，難辭之，持書而别。
藏書于家而行。
至陳留，師韓子助，穎川宗陳仲弓，汝南交範孟博，涿郡親盧子幹，歸以書還孫崧。
《三國志·原傳注》引《原别傳》。
夫經師易得，人師難求，原之學苟誠為己，鄰舍生足以為師矣，何待他求？必更遠遊者，非是不足以立名。
鄭君雖在鄉裡，不肯相師者，收合徒黨者，必骛聲華，未必肯誘掖鄉裡寒峻， (10)孫崧之辭原，亦未必不以此也。
郭泰識拔茅容、孟敏、庾乘，皆勸之學，蓋亦以資推挽。
然遂有如窦瓌，“妄搆講舍，外招儒徒，實會奸黨”者。
行劾瓌之語，見《後書·酷吏傳》。
窦武得兩宮賞周賜，悉散與大學諸生，及載肴糧于路，匄施貧民。
其視諸生亦與貧民之受匄施者等耳，豈不哀哉？ 第二節 文字 秦、漢之世，為我國文字變遷最烈之時。
綜其事：則字形變遷之多，一也。
字數一面增加，一面洮汰，二也。
文字之學，成于是時，三也。
行文漸以古為準，浸成文言分離之局，四也。
書法漸成藝事，五也。
蓋文字之用，遠較先秦時為宏，故其變遷之烈如此。
自經此大變後，其勢遂漸趨于安定矣。
曆來言文字變遷者，多據許氏《說文解字序》。
據許《序》，則自皇古至漢末，文字凡經四大變：古文，一也。
籀文，即大篆，二也。
小篆，三也。
隸書，四也。
漢、魏間之章程書，即今所謂正書，當又為隸書後之一大變，而行草為其旁支。
此皆積漸而緻，在當時之人，或不自覺。
昧者乃謂有一人焉，創制新體，與舊體格不相入，後一時之人，見前一時之字，幾于不複能識，則大誤矣。
《漢書·藝文志》曰：“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
曰：大史試學僮，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
又以六體試之。
課最者以為尚書禦史史書令史。
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辄舉劾。
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缪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
”《說文解字序》則曰：“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
《尉律》：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書九千字，乃得為史，又以八體試之。
郡移大史并課。
最者以為尚書史。
書或不正，辄舉劾。
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校文書之部。
自以為應制作，頗改定古文。
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
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
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
四曰左書，即秦隸書。
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
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
”衛恒《四體書勢》與許說略同。
此中最可異者，《漢志》試學僮六體，蓋上承周之六書，故雲亦著其法，許《序》則作八體，下承秦制；而《漢志》所謂六體者，卻與亡新六書相同。
果如許《序》，《漢志》安得舛漏至此？若據《漢志》，則許《序》秦書八體及所述亡新之制，悉成億造矣，又安有是理邪？案《漢志》所雲六書，非可以教學僮，已見《先秦史》第十五章第一節。
《漢志》著錄之書有《八體六技》。
八體，《注》引韋昭說，即以許《序》所謂秦書八體者說之，于六技則無說。
隸之初興，與篆本非異體，小篆實多用大篆，說亦已見《先秦史》。
若合大小篆與隸書為一，則八體實止六體。
(11)竊疑此即《周官》所謂六書，自戰國以來，相沿未改，至亡新始立新制。
是時小學漸興，務于辨别書體，以為篆隸既殊，大小篆亦非同物，乃析六體為八；然史書之家，則仍守其師師相傳之舊，作大小篆與隸書，非有異法，故體雖八而技則六。
蔡邕《篆書勢》曰“體有六，篆為真”，亦守六體之說。
許氏不知所謂八體者，乃後人分别之辭，誤以為秦制如是，叙之周、漢之間，而改《漢律》之六體為八體以就之，遂至殽亂史實矣。
自周至秦、漢之六體，疑《漢志》曾述其名，而後人妄以謂象形雲雲十八字易之也。
六書本藝事之異，猶今雕刻、榜署，法各不同。
至論字體，則自皇古以來，皆有變遷而無改制，故許《序》述時人之語，稱隸書為倉颉時書也。
新莽改制，始以古今字體之異，與史書家作書之技，并為一談，非複周、秦、漢相沿之舊法矣，此亦其時小學漸興為之也。
東京之季，又有所謂科鬥書者，蓋即擅蟲書之技者所為，後人以為古之遺文，則又誤矣。
《後漢書·盧植傳》：植上書曰：“古文科鬥，近于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
”(12)《尚書僞孔傳序疏》引鄭玄曰：“《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鬥書。
”此為言科鬥文字較早者。
其後王肅《孔子家語後序》、《尚書僞孔傳序》，皆稱古文《尚書》為科鬥字；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後序疏》引王隐《晉書·束晳傳》，及今《晉書·束晳傳》，又稱汲冢所得《竹書》之字為科鬥字；人遂以科鬥為古文真形。
其實鄭玄固明言其稱名之出于當時，而王隐亦明雲：“其字頭粗尾細，似科鬥之蟲，故俗名之”也。
《經典釋文》雲：“科鬥，蟲名，蝦蟆子，書形似之。
”《書序疏》雲：“頭粗尾細，狀腹團圓，似水蟲之科鬥，故曰科鬥。
”案今《晉書》及王隐《晉書》并雲竹書漆字，而杜氏《後序》無是語。
汲冢得書事，兩《晉書》之所言，似不如杜說之确。
竊疑漢世作書，多用簡牍，罕用缣帛。
見下。
秦書八體，惟蟲書施諸缣帛，漆性膠黏，缣帛亦不滑易，故畫之上半截濃厚，下半截枯淡，遂成頭粗尾細之形。
《後漢書·蔡邕傳》，謂靈帝時待诏鴻都門下者，多工為鳥篆之人，而陽球劾之，亦曰“或鳥篆盈簡”。
見《後書·酷吏傳》。
衛恒《四體書勢》曰：“魏初傳古文者，出于邯鄲淳。
恒祖敬侯，觊。
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别。
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鬥之名，遂效其形。
大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
案敬侯所書，猶有仿佛。
”而《三國志·王粲傳注》引《魏略》，言淳善《倉》、《雅》、蟲篆。
《衛觊傳》言觊好古文、鳥篆。
明科鬥書即工鳥蟲書者所為。
鳥篆之形，諸家無說，竊疑其當上豐下銳，如鳥之喙。
蟲書畫圓，鳥書畫方，其由漆性膠黏，缣帛亦不滑易以緻畫之上半截與下半截粗細不能一律則一也。
《後漢書·杜林傳》言：林于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可見時人之于經典，頗有以漆書之者矣。
《漢志》雲：隸書“起于官獄多事，苟趨簡易，施之于徒隸也”。
《四體書勢》曰：“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
漢因用之，獨符玺、幡信、題署用篆。
”蓋隸書即篆書之書寫草率者，本非異體，而初出時筆勢亦相近，故秦權、漢量上字，人多誤以為篆也。
其後沿用日久，複求美觀，乃又有所謂八分書者。
顧藹吉《隸八分考》曰：“隸與八分，有波勢與無波勢微異，非兩體也。
漢世統名曰隸，八分之名，亦後人名之耳。
”又曰：“王僧虔能書人名雲：鐘有三體：一曰銘石之書，最妙者也。
二曰章程書，傳秘書、教小學者也。
三曰行狎書，相聞者也。
所謂銘石書，蓋八分也。
《世說新語注》雲：鐘會善效人書，于劍閣要鄧艾章程白事，皆易其言，又毀文王報書，手作以疑之。
章程白事者，以章程書白事也。
章程書者，正書也。
當時以八分用之銘石，其章奏、箋表、傳寫、記錄日用之字，皆用正書。
唐所謂隸書，即今之正書。
所謂八分，即漢之隸書。
魏、晉以降，凡工正書者，史皆稱其善隸。
《王羲之傳》雲：善隸為古今之冠是也。
”愚案此蓋隸書之求美觀者變古，八分。
而供日用者不變，故仍襲舊名耳。
八分亦稱楷書，又謂之楷法。
莊緩甲《釋書名》曰：“王愔《文字志》古書三十六種，有楷書而無八分；《初學記》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亦有楷書而無八分；《玉海》引《墨薮》五十六種書，有程邈隸書王次仲八分而無楷法；明八分與楷，異名同實。
”案莊氏說是也。
然楷書之名，後亦移于正書。
蓋楷字之意，但謂謹守法式，故凡能守法式者，皆可稱之耳。
凡書體之變，皆積漸所緻，鑿指一人為作者，如雲程邈立隸，見《四體書勢》。
王次仲作八分等見張懷瓘《書斷》。
皆非。
《說文》雲：“漢興有草書。
”《書勢》及《魏書》江式表同。
《書勢》曰：“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
”式表曰：“又有草書，莫知誰始。
”趙壹《非草書》曰：“夫草之興也，其于近古乎？蓋秦之末，刑峻罔密，官書繁冘，戰攻并作，軍事交馳，羽檄紛飛，故為隸草，趨急速耳。
”張懷瓘《書斷》引梁武帝《草書狀》曰：“蔡邕雲：昔秦之時，諸侯争長，簡檄相傳，望烽走驿。
以篆隸之難，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書，蓋今草書？”懷瓘曰：“王愔雲：藁書者，似草非草，草行之際者非也。
藁亦草也。
因草呼藁，正如真正書寫，而又塗改，亦謂之草。
楚懷王使屈原造憲令，草藁未上，上官氏見而欲奪之；董仲舒欲言災異，草藁未上，主父偃竊而奏之并是也。
”案藁、草之名，蓋正原于起草，其事當自古有之，而諸家或以為秦，或以為漢者，蓋至是公家始許其行用耳，非謂人之能作草書，始于是時也。
《三國志·劉廙傳》：文帝命廙通草書。
廙答書曰：“初以尊卑不逾，禮之常分也，是以貪守區區之節，不敢修草。
必如嚴命，誠知勞謙之素，不貴殊異若彼之高，而敦白屋如斯之好，虧匹夫之節，成巍巍之美，雖愚不敏，何敢以辭？”此草書不能施于所尊之證。
然當官獄多務之秋，羽檄交馳之際，許其作草徑上，固亦事所可有矣。
張芝下筆則為楷則，号匆匆不暇草書，蓋時人習以藁草相遺，故托言不暇為此。
魏武帝欲使十吏就蔡琰寫所誦憶。
琰曰：“妾聞男女之别，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惟命”，此草書行用漸廣之證。
崔瑗《草書勢》曰：“爰暨末葉，典籍彌繁。
時之多僻，政之多權。
官事荒蕪，剿其墨翰。
惟作佐隸，舊事是删。
草書之法，蓋又簡略。
應時谕指，用于卒迫。
兼功并用，愛日省力。
”其言，固亦與趙、蔡二家無異也。
當多務之際，書體辄因應急而更，及乎承平之時，則又因藝事而變，篆、隸、八分之遞嬗然，草書之變，亦無不然也。
《書斷》雲：“章草者，漢黃門令史遊所作也。
衛恒、李誕并雲：漢初而有草法，不知其誰。
蕭子良雲：章草者，漢齊相杜操始變藁法，非也。
王愔雲：漢元帝時，史遊作《急就章》，解散隸體粗書之，漢俗簡惰，漸以行之是也。
”又雲：“自杜度妙于章草，崔瑗、崔實，父子繼能。
伯英張芝字。
得崔、杜之法，溫故知新，因而變之，以成今草。
字之體勢，一筆而成。
偶有不連，而血脈不斷。
及其連者，氣脈通其隔行。
惟王子敬深明其旨。
故行首之字，往往繼前行之末。
世稱一筆書起自張伯英，即此也。
”又曰：“章草之書，字字區别。
張芝變為今草，上下牽連。
或借上字之下，而為下字之上。
呼史遊草為章草，因伯英草而謂也。
”杜操即杜度，大徐《說文注》作杜探，他書亦有作杜伯度者。
莊緩甲雲：“作操是，探文相似而誤，伯度蓋其字。
”惟史遊乃撰《急就章》之人，王愔之意，若以解散隸體，即遊之所為，則誤耳。
草書變為張草，業成藝事，難供實用， (13)于是行書又興。
張懷瓘《書議》曰：“行書非草非真，在乎季、孟之間。
兼真者謂之真行，帶草者謂之行草。
”案真行乃正書之草率者，行草則草書之凝重者耳。
《書勢》曰：“魏初有鐘、胡二家，俱學之于劉德升，而鐘氏小異，然亦各有其巧。
”《書斷》曰：“行書者，漢颍川劉德升所造也。
即正書之小訛。
務從簡易，相間流行，故謂之行書。
”王僧虔《古來能書人名》曰：“鐘繇書有三體：三曰行狎書，相聞者也。
河東衛觊子瓘，采張芝法，以觊法參之，更為草藁，草藁是相聞書也。
”曰正書之小訛，即真行；曰采張芝法，即行草也。
行書至此，與草分途，然原其朔，則草之初興，正當略如後來之行書耳。
《四體書勢》行書即在隸書中，可證其去隸不遠。
秦時李斯作《倉颉篇》，趙高作《爰曆篇》，胡毋敬作《博學篇》，亦已見《先秦史》。
三書後之字書，《漢志》備載其名：曰《凡将》一篇，司馬相如作。
曰《急就》一篇，元帝時黃門令史遊作。
曰《元尚》一篇，成帝時将作大匠李長作。
曰《訓纂》一篇，揚雄作。
曰《别字》十三篇。
《漢志》雲：“闾裡書師，合《倉颉》、《爰曆》、《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倉颉篇》。
”其都數當得三千三百字。
又雲：“《訓纂》順續《倉颉》，又易《倉颉》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
”是雄所作者三十四章，得二千四十字。
二書合計，五千三百四十字。
許《序》雲：“凡倉颉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蓋《倉颉》、《爰曆》、《博學》、《凡将》、《急就》、《元尚》、《訓纂》七書，時人各分為上下篇，去其複字而計之，其數如此也。
班氏雲：“臣複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無複字。
”十三章當得七百三十二字，都計字數，凡六千有七十二。
許書字數，九千三百十三，又增三千二百四十一，在字書中最為完備矣。
此等陸續增加之字，果何自來邪？觀許書中音義相同字之多，則知李斯所罷不與秦合之字，(14)為諸家所搜采者不少。
然亦有新造者。
《三國·吳志·孫休傳》永安五年《注》引《吳錄》，載休為四子作名字，各造新字。
其诏雲：“夫書八體，損益因事而生。
”又《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錄》，言孫亮時有山陰朱育，少好奇字。
凡所特達，依體象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
可見是時造新字者尚多。
然以大體言之，新字實無庸增造，舊字且須洮汰。
何也？文字之用，若主形而實主聲。
聲同即可通用。
除慮淆混者外。
故假借之用漸廣。
時人所造之字，彼此各不相謀，又或與舊有者重複；又複音之字漸多，單字更可減省；故随造作随洮汰。
李斯所罷六國文字，亦必此等與秦文重複者。
近人考證《石鼓文》為秦物，則秦文頗類籀書。
《倉颉》、《博學》、《爰曆》三篇，《漢志》許《序》，皆雲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與《籀篇》當無大異。
今之許書，恐非複此三篇之舊也。
漢世籀文罕用，則六國之字仍行，而秦文轉歸廢棄。
蓋由字體繁簡，文化程度高低使然。
然音義皆同之字，不必并存，即音同義異，借用而不虞混淆者，亦必汰多而存一，則事理之自然，莫能外也。
中國文字之學，早有萌芽，說亦已見《先秦史》。
其成為一種學問，則似在兩漢之間。
(15)試觀許書所引，字說之較早者，如王下引董仲舒說等是。
緯書說字，亦多此類。
皆借字體以言義理，而晚出者則多合于許氏所謂“字例之條”可知。
許《序》雲：“孝宣皇帝時，召通《倉颉》讀者，張敞從受之。
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
孝平皇帝時，征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
以禮為小學元士。
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
”《漢志》雲：“《倉颉》多古字，俗師失其讀。
宣帝時，征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
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
”《郊祀志》言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下有司議，多以為宜薦見宗廟，如元鼎時故事。
張敞好古文字，按鼎銘勒而上議曰：“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臧之于宮廟，不宜薦見于宗廟。
”《杜邺傳》言邺從敞子吉學問，得其家書。
吉子竦又從邺學問，尤長小學。
子林，正文字過于邺、竦。
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
《揚雄傳》言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
《後漢書·馬援傳注》引《東觀記》曰：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将軍印，書伏字犬外鄉。
成臯令印臯字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
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
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
”奏可。
《三國·魏志·劉劭傳注》引《魏略》雲：蘇林博學，多通古今字指，凡書傳文間危疑，林皆釋之。
《蜀志·來敏傳》雲：尤精于《倉》、《雅》訓诂，好是正文字。
《吳志·嚴峻傳》雲：少耽學，善《詩》、《書》、《三禮》，又好《說文》。
《虞翻傳注》引《翻别傳》載翻奏鄭玄解《尚書》違失曰：“《顧命》康王執瑁，古文冃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複訓為杯，謂之酒杯。
成王疾困，馮幾洮颒為濯以為汗衣成事此處文有奪誤。
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
又古大篆卯字讀當為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為昧。
分北三苗，北古别字，又訓北，言北猶别也。
若此之類，誠可怪也。
”此皆漢世之小學家，能是正文字者也。
六書之說，實當出于是時，已見《先秦史》，今不贅。
公孫弘請置博士弟子曰：“诏書律令下者，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
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谕下。
”顔師古曰：“爾雅，近正也。
”案《史記·樂書》曰：“今上即位，作十九章。
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誦、講習之，乃能通知其意。
多爾雅之文。
”《漢書·王莽傳》言莽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其文爾雅依托，皆為作說”。
則爾雅之辭，實多近古，故吏弗能通。
雅、夏一字。
音讀之殊，實惟楚、夏。
古蓋以夏言為正，故《論語》言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述而》。
而孟子譏許行為南蠻舌之人。
《滕文公上》。
更由此引伸為正。
漢人好古，辭以近古者為正，而爾雅之義，遂由近古變為近正矣。
(16)此與秦人之同文字适相反。
其好搜籀、篆以外之古字，亦此意耳。
此為文字語言分離之漸。
洪興祖《楚辭補注》曰：漢宣帝時，九江被公能為楚辭。
隋有僧道骞者善讀之。
能為楚聲，音韻清切。
至唐，傳楚辭者，皆祖骞公之音。
則楚音仍有存者，然希矣。
文字始于象形，本與圖畫同原，自可寓有美術之意，六書早稱為技者以此。
然亦至漢世始盛。
兩《漢書》中稱人善史書者，前漢實多指文字，後漢則多指書法矣。
(17)《貢禹傳》：禹訾當時郡國，擇便巧史書，習于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
《王尊傳》：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
年十三，求為獄小吏。
數歲，給事大守府。
問诏書、行事，尊無不對。
《酷吏·嚴延年傳》：尤巧為獄文，善史書。
所欲誅殺，奏成于手中，主簿親近，不得聞知。
所謂史書，皆今所謂公文也。
《張安世傳》：少以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
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诏問莫能知，惟安世識之，具作其事。
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
此正王尊之類。
《外戚傳》：孝成許皇後善史書，又載其疏辭頗美，此則嚴延年之類也。
《西域傳》：楚主侍者馮缭能史書，習事，嘗持漢節，為公主使，行賞賜于城郭諸國。
敬信之，号曰馮夫人。
西域諸國，安知耽玩漢文字哉？《遊俠傳》：陳遵性善書，與人尺牍，主皆藏去以為榮，似指書法言之。
然又雲：遵為河南大守，至官，當遣從史西，召善書吏十人于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
遵馮幾口占書吏，且省官事。
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
則藏去之者，亦仍貴其文辭也。
《元帝紀贊》稱帝善史書，竊疑亦非指書法。
帝之所以笃信弘恭、石顯者，正以其熟于文法耳。
《後漢書·安帝紀》言帝年十歲，好學史書。
《和熹鄧皇後紀》雲：六歲能史書。
《順烈梁皇後紀》雲：少善女工，好史書。
髫龀之年，焉知文法為何事？所謂史書，必指書法矣。
《齊武王傳》言其孫北海敬王睦善史書，當世以為楷則。
及寝病，明帝驿馬令作草書尺牍十首，其明征也。
《安帝紀注》曰：“史書者，周宣王大史籀所作之書，凡十五篇，可以教童幼。
”此言固失之拘，當時教學童恐未必用《史籀篇》。
且據《漢志》，《史籀篇》建武時已亡其六矣。
然和帝及鄧梁二後、北海敬王等，必閑于小學家之書則無疑。
何者？識字習書，同為小學所當務。
觀草書漸行，遂有解散隸體以書《急就章》者，可知識字之書，兼資楷則。
樂成靖王黨，史亦稱其善史書，而又言其喜正文字，安帝生母左姬，史亦言其好史書，而又雲其喜辭賦；見《章帝八王傳》。
正由習書法者皆據識字之書而然。
鴻都諸生，兼擅辭賦楷則，亦正由此也。
漢、魏之間，藝事彌盛。
《書勢》所稱：古文有邯鄲淳、衛觊。
《三國志·觊傳》雲：好古文。
鳥篆、隸、草，無所不善。
篆有曹喜、邯鄲淳、韋誕、蔡邕。
隸有王次仲、師宜官、梁鹄、毛弘、左子邑。
草有杜度、崔瑗、崔寔、張伯英、伯英弟文舒、名昶，見《後漢書·張奂傳》。
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韋仲将、即誕。
羅叔景、趙元嗣、元嗣名襲，岐從兄，叔景名晖，見《後書·趙岐傳注》引《決錄注》。
張超。
見《後漢書·文苑傳》。
此外見于史者，又有魏武帝、《本紀》建安二十五年《注》引《博物志》曰：漢世安平崔瑗，瑗子實，弘農張芝，芝弟昶，并善草書，而大祖亞之。
胡昭、《三國志·管甯傳》：胡昭善史書，與鐘繇、邯鄲淳、衛觊、韋誕并有名。
尺牍之迹，動見模楷焉。
索靖、衛瓘、《衛觊傳注》引《世語》曰：瓘與扶風内史敦煌索靖，并善草書。
張纮、《吳志》本傳《注》引《吳書》曰：纮既好文學，又善楷、篆書。
與孔融書自書。
融遺纮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
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複睹其人也。
張昭、《吳志》本傳：少好學，善隸書。
皇甫規妻等。
《後漢書·列女傳》：善屬文，能草書，時為規答書記，衆人怪其工。
士大夫之好書法，已成為風氣矣。
文具之用，仍以竹木為多。
《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元年《注》引《漢制度》曰：“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诏書，四曰誡敕。
策書者，編簡也。
(18)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
篆書。
起年月日，稱皇帝。
以命諸侯王。
三公以罪免亦賜策，而以隸書，用尺一寸，兩行，惟此為異也。
”《論衡·量知篇》雲：“截竹為簡，破以為牒，大者為經，小者為傳記。
斷木為椠，析之為版，力加刮削，乃成奏牍。
”秦始皇帝以衡石呈書。
褚先生言：東方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牍。
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
《史記·滑稽列傳》。
此言自屬附會，然當時奏事用牍，則由此可見。
《漢書·高帝紀》：十年，上曰：吾以羽檄征天下兵。
《注》曰：“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征召也。
其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插之，示速疾也。
”又引《魏武奏事》曰：“今邊有警，辄露檄插羽。
”《史記·匈奴列傳》：漢遺單于書，牍以尺一寸，中行說令單子遺漢書以尺二寸牍。
《後漢書·循吏傳》言：光武以手迹賜方國，皆一劄十行，細書成文。
《漢書·路溫舒傳》：父為裡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
曹褒撰新禮，寫以二尺四寸簡。
吳恢為南海大守，欲殺青簡寫經書。
《後漢書·吳祐傳》。
周磐令二子：命終之日，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并刀筆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聖道。
朱博召見功曹，與筆劄，使自記奸臧。
對以實，乃投刀使削所記。
原陟欲助所知之喪，削牍為疏，具記衣被、棺木，下至飯含之物。
可見大之诏令、奏議，小至尋常疏記，及寫經典者，無不惟簡牍之資。
《漢書·趙充國傳》言：張安世本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
《後漢書·劉盆子傳》言：臘日，樊崇等設樂大會。
公卿皆列坐殿上。
酒未行，其中一人出刀筆書谒欲賀，其餘不知書者起往請之，各各屯聚，更相背鄉。
《袁紹傳注》引《九州春秋》，言韓馥至廁，以書刀自殺。
則時人刀筆，無不随身者。
缣帛則為用頗希。
《後書·和熹鄧皇後紀》雲：是時方國貢獻，競求珍麗之物，自後即位，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筆而已，是帝王之家也。
《窦融傳注》引《孔融集》，言融玄孫章與融書，兩紙，紙八行，行七字，則貴戚之家也。
《潛夫論·淫侈篇》，訾巫者刻畫好缯，以書祝辭，佞神者于财物固匪所惜。
《延笃傳》言：笃從唐谿典受《左氏》，《注》引《先賢行狀》，言笃欲寫《左氏傳》無紙，典以廢箋記與之，笃以箋記紙不可寫傳，乃借本諷之。
《三國·吳志·阚澤傳》：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
皆可見紙之難得。
張芝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書勢》。
《後書·張奂傳注》引王愔《文字志》同。
蓋亦以此也。
《後書·宦者蔡倫傳》曰：“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
其用缣帛，謂之為紙。
缣貴而簡重，并不便于人。
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
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
自是莫不從用焉。
故天下鹹稱蔡侯紙。
”《水經·耒水注》：肥川西北迳蔡洲，洲西即蔡倫故宅，傍有蔡子池。
倫漢黃門。
順帝之世，搗故魚網為紙，用代缣素。
案蔡洲，當在今湖南耒陽縣境。
然《四體書勢》言：師宜官甚矜其能，每書辄削之而焚其柎，梁鹄乃益為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則漢末工書之家，其技仍施諸簡牍。
《三國志·張既傳注》引《魏略》，言既為郡下小吏而家富，自惟門寒，念無以自達，乃常畜好刀筆及版奏，伺諸大吏有乏者辄給與。
觀此及《後書·循吏傳》所記光武事，知簡牍亦未嘗不貴。
紙之初興，價未必能甚賤，其通用，恐亦未必能甚廣也。
古欲傳諸久遠之文，辄镌諸金石。
至漢世猶然。
《後漢書·蔡邕傳》：靈帝熹平四年，邕與五宮中郎将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谏議大夫馬日?，議郎張馴、韓說，大史令單飏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
靈帝許之。
邕乃自書冊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大學門外。
于是後儒晚學，鹹取正焉。
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此以傳世之經典刻石，與秦刻石徒欲自誇耀者不同。
正始中複刻三體石經，《後書·儒林傳》雲“為古文、篆、隸三體，以相參檢”，乃誤以正始中事系之漢。
又刻《典論》。
見第十七章第三節。
雖尚未知摹拓，然亦不能不推為印刷術之遠源也。
第三節 儒家之學 漢代之顯學莫如儒，然儒家自為帝王所表章後，其學顧浸流于破碎，徒存形質，精意日漓，魏、晉以後，有思想者遂折而入于佛、老，此學術之一大變也。
今先叙述其原流派别，及其風尚之變遷，然後進論其得失。
《史記·儒林傳》雲：言《詩》，于魯則申培公，于齊則轅固生，于燕則韓大傅。
言《尚書》，自濟南伏生。
言《禮》，自魯高堂生。
言《易》，自菑川田生。
言《春秋》，于齊、魯自胡母生，于趙自董仲舒。
此漢代經師可考之最早者也。
其後派别漸繁。
據《漢書·儒林傳》：則《易》有施、孟、梁丘之學，施雠、孟喜、梁丘賀，皆田何三傳弟子。
施氏複有張、張禹，本梁丘賀弟子，賀為少府，事多，使子臨将禹等從施雠問。
彭，彭宣，施雠再傳弟子。
孟氏複有翟、翟牧。
白，白光。
《漢書》雲“繇是有翟、孟、白之學”，蓋文有倒誤。
梁丘複有士孫、士孫張。
鄧、鄧彭祖。
衡。
衡鹹，皆再傳。
《書》有歐陽、伏生傳歐陽生。
大、小夏侯，見下。
歐陽複有平、平當。
陳。
小夏侯又有陳翁生，歐陽生六傳。
大夏侯又有孔、許，孔霸。
許商。
再傳。
鄭、張、秦、假、秦恭。
假倉。
李。
鄭寬中。
張無故。
《魯李尋。
皆再傳。
(19)詩》有韋氏，又有張、唐、張長安。
唐長賓。
褚氏，韋玄成，再傳。
褚少孫。
皆張家複有許氏。
《齊詩》有翼、匡、三傳。
許晏，長安再傳。
翼奉。
匡衡。
師、伏。
師丹。
伏理，與師丹皆匡衡弟子。
《韓詩》有王、食、王吉。
食子公，皆長孫。
六傳。
長孫順，吉弟子。
《禮》有大、小戴、慶氏。
大戴有徐見下。
小戴有橋氏、氏。
楊氏。
橋仁。
楊榮。
《春秋》分為嚴、顔，顔氏徐良。
複分為泠、任、管、冥。
皆見下。
既各自名家，則其說必有同異，今多不可考。
然就遺說之存者觀之，其異同似尚無關大體也。
至所謂古文經者出，而其分裂乃益甚。
得古文經之事，見于《漢書·藝文志》、《楚元王傳》、《景十三王傳》。
《藝文志》所載：有《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禮古經》五十六卷，《春秋古經》十二篇，《論語》古二十一篇，《孝經》古孔氏一篇。
《志》雲：“《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
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句。
此即《禮古經》。
下記字指《明堂陰陽》、《王史氏記》。
《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
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乃止不壞。
孔安國者，孔子後也。
悉得其書。
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
安國獻之。
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
”又曰：“《禮古經》者，出于魯淹中。
及孔氏學七十篇當作十七篇。
文相似。
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
”又雲：“《論語》出孔子壁中。
”又雲：“《孝經》諸家所傳，經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為異。
”《楚元王傳》載劉歆移大常博士日：“及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于壞壁之中，(20)《逸禮》有三十九，疑當作三十有九。
《書》十六篇。
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
”《景十三王傳》曰：“共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
聞鐘鼓琴瑟之聲，遂不敢複壞。
于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三說似相符會。
然共王以孝景三年徙王魯，二十六年卒，《史記·五宗世家》。
時在武帝元光五年，早于麟止者尚八年。
《史記》言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下雲季年好音，則其好治宮室，尚非季年事，距麟止更遠。
《孔子世家》雲：“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于孔子冢。
孔子冢大一頃。
故所居堂，弟子内，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
至于漢，二百餘年不絕。
高皇帝過魯，以大牢祠焉。
諸侯卿相至，嘗先谒然後從政。
”聲靈赫濯如此，共王即好土木，安敢遽壞其宅？孔子宅果見壞，史公安得不及？而《漢書》除此三處外，亦更無一語及之乎？其可疑一也。
《孔子世家》曰：安國為今皇帝博士，遷臨淮大守，早卒。
《漢書·兒寬傳》：寬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補廷尉史，廷尉張湯薦之。
《百官公卿表》：湯遷廷尉，在元朔三年。
是安國為博士在元朔三年以前。
使其年甫二十，至巫蠱禍作，亦已過五十。
安得雲早卒？據崔适《史記探原》。
崔氏又雲：荀悅《漢紀》雲：安國家獻之，此家字亦知安國之年不及天漢而增。
案漢世博士之選，必年過五十，已見第一節。
此法雖不知其起于何時，然武帝時，博士之年亦必不能甚少也。
其可疑二也。
孔子冢大一頃，非宅大一頃也。
一頃之地，而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餘室，蓋室不逮一畝矣。
孔子故居即少大，亦必不能甚大。
淹中是否孔壁，姑措弗論，而《漢志》言《書》凡百篇合《論語》、《孝經》，已百二十篇矣，簡策繁重，安能容之？其可疑三也。
《史記·六國表》言：《詩》、《書》所以複見者，多藏人家，則知焚書之令，行之實不甚嚴。
即謂甚嚴，亦無天下之書無不焚燒之理。
《漢書·藝文志》所載之書，凡五百九十六家，三千二百九十六卷。
雖有漢人著述，究以先秦所遺為多。
固非盡藏之屋壁，亦豈皆出于記誦？挾書律之除，在孝惠帝四年，然漢高帝五年滅項羽至魯，已聞弦歌之音矣。
見《儒林傳》。
可見鄒、魯之間，弦誦實未嘗絕。
即自孝惠四年上溯，距秦焚書，亦僅二十二歲。
壁藏非一人一家所能為。
更謂惟孔氏為之，而孔襄為惠帝博士，當孔氏藏書時，亦必已有知識，何至遷延不發，浸至失傳，而待共王于無意中得之乎？其可疑四也。
此尚僅就其大者言之，若深求之，可疑之端，實尚不止此，其不足信甚明。
得古文經之事，《漢書》而外，又見于許慎之《說文解字序》，及《論衡》之《案書》、《正說》、《佚文》等篇。
許《序》與班《書》略同。
《論衡》多野言，無足深辯。
或謂劉歆移大常博士，明言《書》、《禮》、《春秋》，臧于秘府，孝成皇帝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斷非誣妄之辭？苟其誣罔，博士豈不能據事折之。
殊不知漢人之于史事，多不審谛。
試觀王充号為通人，而其述及史事，十九皆為野言可知。
然則不徒劉歆不知核實，即博士亦未必知折歆當指其事之不實也。
故漢世得古文經之事，以尋常事理折之，即知其不足信，正不必高談學術源流，求之深而反失之也。
古學家所言傳授源流，亦多誕謾不中情實。
夫師師相授，固必有其淵源，(21)然斷無久而不昧之理。
前人記識，偶有疏舛，後人為之補正，亦為事所可有，然必不能甚多。
《漢書·外戚傳》：定陶丁姬，《易》祖師丁将軍之玄孫。
師古曰：《儒林傳》，丁寬《易》之始師。
蓋漢時學者，所溯止此，自此以上，浸以淡忘矣。
《史記》所述八家，正是此類。
乃群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