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北伐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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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訓練總監石敬亭，亦僅有各級教導團五千餘人及張維玺軍之一部。
石乃多制旗幟以作疑兵。
然衆寡懸殊，危險萬狀。
幸馮氏早料到有此變，先調宋哲元移駐潼關，至是奉令任剿樊總司令，率駐陝各部急行東開。
四月廿日，及時趕到洛陽，即日南赴前線。
廿八日，擊破樊部約二萬人，旋克複偃師。
時，石友三在東戰場進至濟甯，即奉調西返援孝義。
廿九日，克複鞏縣并解孝義之圍。
馮氏電令宋、石兩軍南進，克複各邑，并解登封、禹縣之圍。
樊不支，遁魯山、襄城一帶。
樊本約李雲龍同時攻西安，徒因交通梗阻，交通失靈，故李未能同時發動。
其攻潼關之部，先被留守之馬鴻賓部（僅得五六百人）所擊潰，而西安仍被圍。
當時，宋哲元因急于援陝，故未窮追樊之殘部。
大軍一返，立解西安圍城，消滅李部。
（當時著者在洛陽西工任二集團軍官佐子弟學校&mdash&mdash亦名“今是”&mdash&mdash校長，有教員學生共約四百人，已準備全體犧牲。
及捷報傳來，群慶更生。
又：“國民軍”舊二軍之嶽維峻，前亦因小事誤會離去，幸未至影響全局軍事，後為中央收編。
此亦為馮氏對中央發生怨望之一遠因。
） 當北伐軍由山東順利進展時，日本意圖阻止，出兵山東。
及濟南既下，日軍于五月三日在城内與我軍沖突。
五日，蔣、馮兩帥再會于黨家莊，商議對付日本方略及繼續北伐大計。
決議：對付日軍采取外交手法，北伐軍事則迂回北進；東戰場各軍在長清以西渡河，西戰場京漢線加重兵力，雙方積極前進。
于是，蔣氏回南京主政，交馮氏全權指揮兩戰場前線軍事。
十日，馮氏移節豫北新鄉，注重京漢路軍事。
因晉閻錫山前曾有關照，彰德以北由其負責，故即令韓複榘停兵于石家莊，亦所以配合東戰場方面形勢，雙方并進免孤軍深入也。
迨晉軍與奉軍相持于保定、新樂間，閻深恐不敵，急電求援。
馮乃令鋼甲車隊開動，在正面助戰，鄭大章騎兵及韓複榘兩軍出動策應其右翼。
維時，東戰場已渡河各軍，因地狹人衆，交通不便，糧秣供給為難，進則生，退則死，馮仍令積極前進。
五月十三日，二集之席液池騎兵突占德州，形勢乃好轉。
馮因重新布置陣容，分令一集之陳調元、方振武，及二集之孫良誠、劉鎮華各部分路前進。
十九日，蔣氏複赴鄭州與馮氏商定北進戰略，決于二十五日以前兩戰場各部須在慶雲、南皮、交河、武強、晉縣以至正定，全線集中主力，準備進攻。
同時，京漢線上四集之白崇禧部亦北上至正定任後路準備，于是韓複榘開至晉縣前線集中。
廿八日前，雙方各軍須各趕至指定地點前進。
東西兩戰場軍事分由朱培德、鹿鐘麟部署。
廿九日，蔣、馮兩帥會發命令，各軍進至指定地點暫止。
卅一日，北路克高陽，晉軍克保定。
六月一日，孫良誠克河間。
二日夜間，“安國軍”大元帥張作霖倉皇乘車東走，至皇姑屯被日軍炸斃。
六日，急先鋒韓複榘二萬餘人急行軍，于三晝夜走八百裡，直薄北京。
東戰場方面，天津敵軍亦盡東遁。
徐源泉乘時反正，以後歸一集團軍直轄。
京津于是平定（以後，白崇禧軍再北上駐河北）。
當時，韓複榘雖率先到北京，隻屯南苑，而不得入城，蓋在政治方面，政府早決心以京津予晉方，而在外交方面，外交團不欲馮軍入北京，故韓奉令之後不得不恪遵，意殊怏怏焉。
至八日，三集張蔭梧入城，受任北京警備司令。
初，奉軍撤退時，地方中外人士與約，留鮑毓麟旅以維持北京秩序，至是回奉。
經通州時，韓複榘盡繳其械，收容其千餘人于南苑，并無死傷。
于是，公使團嚴行抗議。
此舉本非奉令行事，惟馮氏以其為全軍安全計，措置合理，負責交涉，去電解釋，斥責使團備至。
随将鮑旅人械盡行放回，其事乃寝，此北伐成功後之餘波也。
同月，國民政府明定國都南遷，改以北平為特别市，于是舊京乃定。
馮氏一聞奉軍潰退，及張作霖被炸死之訊，頓覺生平第二大仇已去（第一次是吳佩孚，已被打倒），仇恨既平，北伐成功，快慰何如！但忽然發生大病，至不醒人事。
據其自述病倒的原因是可信的： 這長期以來，我是不分日夜，無時無刻不在緊張與繁忙之中，生活又過于沒秩序。
有時整日不吃飯，有時一頓吃八九個饅頭。
身體精神，早已到了疲敝不堪的地步。
但因責任在身，大事未了，精神有所貫注，我仍然能夠一天一天照常工作，而不覺其疲殆。
現在張作霖一死，奉軍潰退，關内宣告統一，我這方面的任務已大半達成，千頭萬緒的心願都化為烏有，于是緊張的身心立刻松弛，長時期日積月累下來的疲勞病困，一時發作起來了。
（見《我的生活》頁七五三） 這可算是馮氏為國民革命，赢得勝利個人所付之代價了。
卧病六日，健康尚未完全恢複，即又仆仆長途，乘車北上。
（馮氏之盟兄兼生死交之孫嶽約在此時下世，又令馮氏不勝傷感。
） 北平群英會 馮氏之北上事，當中也發生些少波折。
先于六月中旬，北平克複以後，蔣總司令發電分邀馮、閻、李三位集團軍總司令同到北平舉行“善後會議”，馮氏即複電托病不能參加。
時，李宗仁在漢口，亟派代表赴豫問病并力勸其參加會議。
馮氏感其誠意，答允參加。
蔣氏亦派員請李擔任調處中央與馮氏之隔膜。
旋得李複電報告，馮氏已允參加，遂由南京經漢口乘車北上，拟偕同其他三總司令聯袂入北平也。
不料蔣氏于七月三日到新鄉時，馮氏不來迎，蓋已赴道口養病去矣。
臨走時，囑秘書黃少谷發電中央請病假。
據黃謂其這兩天不大高興，在鬧脾氣，乃勸其勿發此電（劉著頁九四）。
究竟這時馮氏所鬧的是什麼“脾氣”呢？大概是因此次北伐成功，北京克複後，他對于中央酬功頒賞憤憤不平，以為中央把北平、天津兩市和察、直兩省的政權完全分給晉方，而戰功最著、犧牲最大的馮軍隻分得北平崇文門稅局一所，是不公平的，乃懷怨望。
想不到這一問題就是以後馮氏與中央發生裂痕之開始。
其後，馮氏卒忍氣赴會，于六日扶病乘專車抵北京。
未幾，孫良誠被任為山東省政府主席，何其鞏為北平特别市市長。
這一着也許緩和了馮氏憤激不平的情緒不少。
七月六日，蔣、馮、閻、李四總司令齊集北平。
同日，四帥聯同到西山恭祭孫中山先生。
蔣總司令撫棺痛哭，蓋至是終有以告慰孫先生也。
九日，在南口開會追悼“國民軍”三千餘名陣亡将士。
蔣、馮、李、閻（代表），及鹿、白、方等将領與各界代表，各集團軍士兵等共數萬人齊集，挽聯多至萬餘副，由馮氏主祭。
繼而宣讀祭文及演說，均能表出各戰士英勇犧牲之精神與功績，如蔣總司令之演辭有雲： 當革命軍自粵出發，未幾下桂趨湘。
彼時，正西北革命同志，與反革命者激戰南口。
賴諸烈士之犧牲，直軍不能南下守鄂。
北伐軍遂長驅北上，沖破長嶽。
日後，西北同志雖退甘、綏，而北伐大軍，已以破竹之勢，消滅反動勢力，建立政府于武漢。
是北伐成功，多賴南口死難烈士。
革命同志，幸勿忘之也。
（見李著頁四九） 此褒功語鄭重出自國民革命軍蔣總司令之口，則馮軍犧牲價值之重大，可确定矣。
此實國民革命北伐完成之尾聲也。
然亦為馮參加革命事業之最高潮。
石乃多制旗幟以作疑兵。
然衆寡懸殊，危險萬狀。
幸馮氏早料到有此變，先調宋哲元移駐潼關，至是奉令任剿樊總司令，率駐陝各部急行東開。
四月廿日，及時趕到洛陽，即日南赴前線。
廿八日，擊破樊部約二萬人，旋克複偃師。
時，石友三在東戰場進至濟甯，即奉調西返援孝義。
廿九日，克複鞏縣并解孝義之圍。
馮氏電令宋、石兩軍南進，克複各邑，并解登封、禹縣之圍。
樊不支，遁魯山、襄城一帶。
樊本約李雲龍同時攻西安，徒因交通梗阻，交通失靈，故李未能同時發動。
其攻潼關之部，先被留守之馬鴻賓部（僅得五六百人）所擊潰，而西安仍被圍。
當時，宋哲元因急于援陝，故未窮追樊之殘部。
大軍一返，立解西安圍城，消滅李部。
（當時著者在洛陽西工任二集團軍官佐子弟學校&mdash&mdash亦名“今是”&mdash&mdash校長，有教員學生共約四百人，已準備全體犧牲。
及捷報傳來，群慶更生。
又：“國民軍”舊二軍之嶽維峻，前亦因小事誤會離去，幸未至影響全局軍事，後為中央收編。
此亦為馮氏對中央發生怨望之一遠因。
） 當北伐軍由山東順利進展時，日本意圖阻止，出兵山東。
及濟南既下，日軍于五月三日在城内與我軍沖突。
五日，蔣、馮兩帥再會于黨家莊，商議對付日本方略及繼續北伐大計。
決議：對付日軍采取外交手法，北伐軍事則迂回北進；東戰場各軍在長清以西渡河，西戰場京漢線加重兵力，雙方積極前進。
于是，蔣氏回南京主政，交馮氏全權指揮兩戰場前線軍事。
十日，馮氏移節豫北新鄉，注重京漢路軍事。
因晉閻錫山前曾有關照，彰德以北由其負責，故即令韓複榘停兵于石家莊，亦所以配合東戰場方面形勢，雙方并進免孤軍深入也。
迨晉軍與奉軍相持于保定、新樂間，閻深恐不敵，急電求援。
馮乃令鋼甲車隊開動，在正面助戰，鄭大章騎兵及韓複榘兩軍出動策應其右翼。
維時，東戰場已渡河各軍，因地狹人衆，交通不便，糧秣供給為難，進則生，退則死，馮仍令積極前進。
五月十三日，二集之席液池騎兵突占德州，形勢乃好轉。
馮因重新布置陣容，分令一集之陳調元、方振武，及二集之孫良誠、劉鎮華各部分路前進。
十九日，蔣氏複赴鄭州與馮氏商定北進戰略，決于二十五日以前兩戰場各部須在慶雲、南皮、交河、武強、晉縣以至正定，全線集中主力，準備進攻。
同時，京漢線上四集之白崇禧部亦北上至正定任後路準備，于是韓複榘開至晉縣前線集中。
廿八日前，雙方各軍須各趕至指定地點前進。
東西兩戰場軍事分由朱培德、鹿鐘麟部署。
廿九日，蔣、馮兩帥會發命令，各軍進至指定地點暫止。
卅一日，北路克高陽，晉軍克保定。
六月一日，孫良誠克河間。
二日夜間，“安國軍”大元帥張作霖倉皇乘車東走，至皇姑屯被日軍炸斃。
六日，急先鋒韓複榘二萬餘人急行軍，于三晝夜走八百裡，直薄北京。
東戰場方面，天津敵軍亦盡東遁。
徐源泉乘時反正，以後歸一集團軍直轄。
京津于是平定（以後，白崇禧軍再北上駐河北）。
當時，韓複榘雖率先到北京，隻屯南苑，而不得入城，蓋在政治方面，政府早決心以京津予晉方，而在外交方面，外交團不欲馮軍入北京，故韓奉令之後不得不恪遵，意殊怏怏焉。
至八日，三集張蔭梧入城，受任北京警備司令。
初，奉軍撤退時，地方中外人士與約，留鮑毓麟旅以維持北京秩序，至是回奉。
經通州時，韓複榘盡繳其械，收容其千餘人于南苑，并無死傷。
于是，公使團嚴行抗議。
此舉本非奉令行事，惟馮氏以其為全軍安全計，措置合理，負責交涉，去電解釋，斥責使團備至。
随将鮑旅人械盡行放回，其事乃寝，此北伐成功後之餘波也。
同月，國民政府明定國都南遷，改以北平為特别市，于是舊京乃定。
馮氏一聞奉軍潰退，及張作霖被炸死之訊，頓覺生平第二大仇已去（第一次是吳佩孚，已被打倒），仇恨既平，北伐成功，快慰何如！但忽然發生大病，至不醒人事。
據其自述病倒的原因是可信的： 這長期以來，我是不分日夜，無時無刻不在緊張與繁忙之中，生活又過于沒秩序。
有時整日不吃飯，有時一頓吃八九個饅頭。
身體精神，早已到了疲敝不堪的地步。
但因責任在身，大事未了，精神有所貫注，我仍然能夠一天一天照常工作，而不覺其疲殆。
現在張作霖一死，奉軍潰退，關内宣告統一，我這方面的任務已大半達成，千頭萬緒的心願都化為烏有，于是緊張的身心立刻松弛，長時期日積月累下來的疲勞病困，一時發作起來了。
（見《我的生活》頁七五三） 這可算是馮氏為國民革命，赢得勝利個人所付之代價了。
卧病六日，健康尚未完全恢複，即又仆仆長途，乘車北上。
（馮氏之盟兄兼生死交之孫嶽約在此時下世，又令馮氏不勝傷感。
） 北平群英會 馮氏之北上事，當中也發生些少波折。
先于六月中旬，北平克複以後，蔣總司令發電分邀馮、閻、李三位集團軍總司令同到北平舉行“善後會議”，馮氏即複電托病不能參加。
時，李宗仁在漢口，亟派代表赴豫問病并力勸其參加會議。
馮氏感其誠意，答允參加。
蔣氏亦派員請李擔任調處中央與馮氏之隔膜。
旋得李複電報告，馮氏已允參加，遂由南京經漢口乘車北上，拟偕同其他三總司令聯袂入北平也。
不料蔣氏于七月三日到新鄉時，馮氏不來迎，蓋已赴道口養病去矣。
臨走時，囑秘書黃少谷發電中央請病假。
據黃謂其這兩天不大高興，在鬧脾氣，乃勸其勿發此電（劉著頁九四）。
究竟這時馮氏所鬧的是什麼“脾氣”呢？大概是因此次北伐成功，北京克複後，他對于中央酬功頒賞憤憤不平，以為中央把北平、天津兩市和察、直兩省的政權完全分給晉方，而戰功最著、犧牲最大的馮軍隻分得北平崇文門稅局一所，是不公平的，乃懷怨望。
想不到這一問題就是以後馮氏與中央發生裂痕之開始。
其後，馮氏卒忍氣赴會，于六日扶病乘專車抵北京。
未幾，孫良誠被任為山東省政府主席，何其鞏為北平特别市市長。
這一着也許緩和了馮氏憤激不平的情緒不少。
七月六日，蔣、馮、閻、李四總司令齊集北平。
同日，四帥聯同到西山恭祭孫中山先生。
蔣總司令撫棺痛哭，蓋至是終有以告慰孫先生也。
九日，在南口開會追悼“國民軍”三千餘名陣亡将士。
蔣、馮、李、閻（代表），及鹿、白、方等将領與各界代表，各集團軍士兵等共數萬人齊集，挽聯多至萬餘副，由馮氏主祭。
繼而宣讀祭文及演說，均能表出各戰士英勇犧牲之精神與功績，如蔣總司令之演辭有雲： 當革命軍自粵出發，未幾下桂趨湘。
彼時，正西北革命同志，與反革命者激戰南口。
賴諸烈士之犧牲，直軍不能南下守鄂。
北伐軍遂長驅北上，沖破長嶽。
日後，西北同志雖退甘、綏，而北伐大軍，已以破竹之勢，消滅反動勢力，建立政府于武漢。
是北伐成功，多賴南口死難烈士。
革命同志，幸勿忘之也。
（見李著頁四九） 此褒功語鄭重出自國民革命軍蔣總司令之口，則馮軍犧牲價值之重大，可确定矣。
此實國民革命北伐完成之尾聲也。
然亦為馮參加革命事業之最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