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蟬聯旅長八年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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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見上文第二章）
至光緒卅一年（一九〇五），馮氏在北京因患瘡疾，得崇文門教會醫院中英醫生三人為之治愈。
及聞他們“不要謝我們，請你謝謝上帝”之言，則深覺奇異。
後于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在奉天新民府，又得聞傳道者從中國儒家哲學直講到耶稣教義，以發揮“在新民”的題目，深入淺出，有得于心。
至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在北京任禁衛軍團長時，曾到崇文門教堂聽美國青年協會的穆德博士（JohnR.Mott）講道，對所發揮博愛利他的道理，得深刻的印象。
從此便常到教會聽道，研究《聖經》，對基督教興味，日深一日。
據其自述：“當時社會腐敗，無異前清。
每一念及，辄為心痛。
然于軍務餘暇，時赴崇文門内美以美會聽講，習聞耶稣博愛救人之旨，與軍人獻身救國之義一一吻合。
又見會中教友，皆不準婦女纏足，不準吸食鴉片，不準飲酒嫖賭，而其他男女孩童，又無不讀書識字。
種種善舉，私心慨慕。
竊念吾國人民，果能如此，實足以改良社會，富強國家。
而以之約束軍心，使不至牽于外物，泛濫無歸，尤于馭兵之道别開法門。
昔曾文正嘗言&lsquo取人之長，以濟己短&rsquo。
吾于是信仰之心，油然而生。
然迥非如迷信者之邀福求榮也。
”（上見《自傳》稿本第四章《思想之變遷》之四。
《我的生活》第廿六章頁二六七所載略同，惟聽講時期系于民國元年，駐防地點在平則門舊火藥庫。
） 這時，他加入“查經班”，常到劉芳牧師家裡研究《聖經》。
接着就在美以美會由劉牧師為施洗禮，于是正式成為基督教徒。
然而他之認真研究《聖經》及努力傳播基督教于軍中，乃在常德駐防之時，這亦是他對基督教最熱心的時期。
他前在北京聽道時已感覺“耶稣為了傳播他廣大的愛，竟被敵人釘在十字架上，這是偉大的死；他一天到晚專和些下層的人，如木匠、漁戶、稅吏在一起，因而被人輕視，我又覺得正合我這窮小子的味兒”。
（見《我的生活》頁三六七）研究《聖經》又有心得，深信耶稣所教愛人如己，舍己救人，與儒家己饑己溺之仁道符合無間。
而且對于耶稣教人勿懼隻殺身體而不能殺靈魂者之要道，亦異常感動。
乃認為“這些都是軍隊中精神教育的極好資料。
若将基督教教義在軍隊中加以深入的宣傳，必受絕大效益”。
（見《我的生活》頁三六九） 于是，一個系統的傳教計劃開始了。
每逢星期日，請牧師向全體官兵宣講教義。
又組織一個輪旋講演會向士兵布道。
又特設“基督教青年會”于軍中。
凡查經、祈禱、歌頌、講道、主日崇拜等宗教生活，均極力提倡。
部下信教受洗禮者，日多一日，而博愛、犧牲、團結、服務種種宗教精神與效力，亦漸普遍于全軍焉。
軍中傳教士有來自中國各處者，其來自外國者亦不少。
外人來後，必報告于外國，亦有撰文著書為其宣揚者，蓋鹹以為此是中國之創舉與新希望也。
一時，“基督将軍”（ChristianGeneral）之号突然騰播世界，而“模範軍隊”之名譽亦随而鵲起矣。
同時，本國基督徒如餘日章（青年協會總幹事）、聶其傑（雲台，實業家）、徐謙（季龍）、王正廷（儒堂）等均來軍中講道，與馮氏訂交。
徐、王二人為國民黨巨子，後為馮氏與孫中山先生發生聯系之媒介。
馮氏自稱為“一個科學的基督教徒，毫無迷信觀念”。
（見《我的生活》頁三六八）在消極上這有幾分是對的。
但從積極上追溯他信教的動機與分析他的宗教生活，他不是一個迷信超自然主義和神秘主義的基督徒，也不是一個斤斤于形而上學而偏信神學教條的基督徒，而實際上是一個倫理主義的、注重道德生活的基督徒。
他信教的動機是為救民、為改良社會的，他所得諸《聖經》之真谛是耶稣之崇高的道德遺訓與精神要義，他的宗教生活與行為是仁愛、犧牲、為人服務與維護正義的，他所傳播的基督教也是這樣道德化的。
著者認識他多年，聽其言，觀其行，記憶未泯，敢作此證。
皖直内戰 吳佩孚既占長沙，複進占衡山、衡陽。
北京政府遂欲乘機蕩平西南，乃命曹锟為“川粵湘贛四省經略使”，吳為“援粵副司令”。
而吳此時卻别有野心，不特不進兵而且密與湘軍趙恒惕聯絡以自重。
其後且與南方桂系及“政學系”通款。
此兩系操縱“聯合會議”，以為對北京政府議和之機構，并倡改組“軍政府”，借以排擠孫大元帥，而便私圖。
孫中山先生以救國大計不能實行，乃于五月四日向非常國會辭職赴港，而伊等改組軍政府之議乃成。
南方軍政遂由岑春煊、陸榮廷、章士钊、李根源等兩系人物所把持。
而吳佩孚之與伊等勾結，亦非發轫于革命意識，不過趁此時機和緩南軍，使一己得注全力以對付北方段祺瑞之皖系而已。
時，北方政局愈趨混亂，而危機四伏，蓋北洋軍閥分化為直、皖二系。
直系之大總統馮國璋則有曹锟、李純、吳佩孚、齊燮元等為羽翼。
皖系之總理段氏則擁有張懷芝、倪嗣沖、張敬堯、徐樹铮、盧永祥等勢力。
當直系曹、吳等攻占嶽陽後，段急于擴充地盤，任其嫡系張敬堯為湖南督軍。
吳深恨之，日謀倒皖。
既而段壓迫馮國璋，改選總統而捧出徐世昌為傀儡，皖系遂繼續把持政權。
及五四運動起，吳乘機同情于學生，借題攻擊皖系政府媚外，遂急于緩和南軍而倒戈北上，掃除皖系。
九年（一九二〇）三月，時機成熟，乃自行率師北歸。
湘軍等亦乘機北攻，節節勝利。
六月，張敬堯棄長沙遁去，趙恒惕遂主湘政。
（吳受國民黨六十萬元乃去，見《我的生活》頁三八七及薛著頁九八） 馮氏是時名義上雖受曹節制，而與吳等之行動并非一緻，亦無聯絡密約，蓋其所統率者非直系或皖系之私人軍隊，而自以為是國家國民的武力，于各派系間超然獨立者也。
然而吳既退，張又逃，彼之一旅人孤立于常德，同時各部湘軍均有進窺湘西統一全湘之趨勢，馮軍之地位益危險。
于是馮氏決率軍北返。
時，駐常德已二年了。
其初，譚延闿派代表谒馮氏請參加南方革命軍，馮氏婉拒，據雲北方軍隊不宜于南方也。
（見薛著頁九八） 方田應诏、胡瑛等之退出沅陵也，胡之母親留在常德。
馮氏既至，厚待之，保護備至。
胡甚感激。
其後，馮氏邀胡至常德一晤，胡亦惠然莅止。
馮氏邀與閱操，充分表示十六混成旅之精神、紀律及戰鬥力，胡大驚異而佩服不已。
歸後，極力宣傳馮軍之不可侮。
故馮軍是時之退兵，湘軍均不敢追擊。
趙恒惕亦敬重其人，堅留不得，乃送以開拔費十萬元，亦婉卻焉。
七月六日，馮氏下令全部撤防退兵。
二小時内，全旅二百餘裡防線集中完畢，神速亦可異
及聞他們“不要謝我們，請你謝謝上帝”之言，則深覺奇異。
後于光緒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在奉天新民府，又得聞傳道者從中國儒家哲學直講到耶稣教義，以發揮“在新民”的題目，深入淺出，有得于心。
至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在北京任禁衛軍團長時，曾到崇文門教堂聽美國青年協會的穆德博士（JohnR.Mott）講道，對所發揮博愛利他的道理，得深刻的印象。
從此便常到教會聽道，研究《聖經》，對基督教興味，日深一日。
據其自述：“當時社會腐敗，無異前清。
每一念及，辄為心痛。
然于軍務餘暇，時赴崇文門内美以美會聽講，習聞耶稣博愛救人之旨，與軍人獻身救國之義一一吻合。
又見會中教友，皆不準婦女纏足，不準吸食鴉片，不準飲酒嫖賭，而其他男女孩童，又無不讀書識字。
種種善舉，私心慨慕。
竊念吾國人民，果能如此，實足以改良社會，富強國家。
而以之約束軍心，使不至牽于外物，泛濫無歸，尤于馭兵之道别開法門。
昔曾文正嘗言&lsquo取人之長，以濟己短&rsquo。
吾于是信仰之心，油然而生。
然迥非如迷信者之邀福求榮也。
”（上見《自傳》稿本第四章《思想之變遷》之四。
《我的生活》第廿六章頁二六七所載略同，惟聽講時期系于民國元年，駐防地點在平則門舊火藥庫。
） 這時，他加入“查經班”，常到劉芳牧師家裡研究《聖經》。
接着就在美以美會由劉牧師為施洗禮，于是正式成為基督教徒。
然而他之認真研究《聖經》及努力傳播基督教于軍中，乃在常德駐防之時，這亦是他對基督教最熱心的時期。
他前在北京聽道時已感覺“耶稣為了傳播他廣大的愛，竟被敵人釘在十字架上，這是偉大的死；他一天到晚專和些下層的人，如木匠、漁戶、稅吏在一起，因而被人輕視，我又覺得正合我這窮小子的味兒”。
（見《我的生活》頁三六七）研究《聖經》又有心得，深信耶稣所教愛人如己，舍己救人，與儒家己饑己溺之仁道符合無間。
而且對于耶稣教人勿懼隻殺身體而不能殺靈魂者之要道，亦異常感動。
乃認為“這些都是軍隊中精神教育的極好資料。
若将基督教教義在軍隊中加以深入的宣傳，必受絕大效益”。
（見《我的生活》頁三六九） 于是，一個系統的傳教計劃開始了。
每逢星期日，請牧師向全體官兵宣講教義。
又組織一個輪旋講演會向士兵布道。
又特設“基督教青年會”于軍中。
凡查經、祈禱、歌頌、講道、主日崇拜等宗教生活，均極力提倡。
部下信教受洗禮者，日多一日，而博愛、犧牲、團結、服務種種宗教精神與效力，亦漸普遍于全軍焉。
軍中傳教士有來自中國各處者，其來自外國者亦不少。
外人來後，必報告于外國，亦有撰文著書為其宣揚者，蓋鹹以為此是中國之創舉與新希望也。
一時，“基督将軍”（ChristianGeneral）之号突然騰播世界，而“模範軍隊”之名譽亦随而鵲起矣。
同時，本國基督徒如餘日章（青年協會總幹事）、聶其傑（雲台，實業家）、徐謙（季龍）、王正廷（儒堂）等均來軍中講道，與馮氏訂交。
徐、王二人為國民黨巨子，後為馮氏與孫中山先生發生聯系之媒介。
馮氏自稱為“一個科學的基督教徒，毫無迷信觀念”。
（見《我的生活》頁三六八）在消極上這有幾分是對的。
但從積極上追溯他信教的動機與分析他的宗教生活，他不是一個迷信超自然主義和神秘主義的基督徒，也不是一個斤斤于形而上學而偏信神學教條的基督徒，而實際上是一個倫理主義的、注重道德生活的基督徒。
他信教的動機是為救民、為改良社會的，他所得諸《聖經》之真谛是耶稣之崇高的道德遺訓與精神要義，他的宗教生活與行為是仁愛、犧牲、為人服務與維護正義的，他所傳播的基督教也是這樣道德化的。
著者認識他多年，聽其言，觀其行，記憶未泯，敢作此證。
皖直内戰 吳佩孚既占長沙，複進占衡山、衡陽。
北京政府遂欲乘機蕩平西南，乃命曹锟為“川粵湘贛四省經略使”，吳為“援粵副司令”。
而吳此時卻别有野心，不特不進兵而且密與湘軍趙恒惕聯絡以自重。
其後且與南方桂系及“政學系”通款。
此兩系操縱“聯合會議”，以為對北京政府議和之機構，并倡改組“軍政府”，借以排擠孫大元帥，而便私圖。
孫中山先生以救國大計不能實行，乃于五月四日向非常國會辭職赴港，而伊等改組軍政府之議乃成。
南方軍政遂由岑春煊、陸榮廷、章士钊、李根源等兩系人物所把持。
而吳佩孚之與伊等勾結，亦非發轫于革命意識，不過趁此時機和緩南軍，使一己得注全力以對付北方段祺瑞之皖系而已。
時，北方政局愈趨混亂，而危機四伏，蓋北洋軍閥分化為直、皖二系。
直系之大總統馮國璋則有曹锟、李純、吳佩孚、齊燮元等為羽翼。
皖系之總理段氏則擁有張懷芝、倪嗣沖、張敬堯、徐樹铮、盧永祥等勢力。
當直系曹、吳等攻占嶽陽後，段急于擴充地盤，任其嫡系張敬堯為湖南督軍。
吳深恨之，日謀倒皖。
既而段壓迫馮國璋，改選總統而捧出徐世昌為傀儡，皖系遂繼續把持政權。
及五四運動起，吳乘機同情于學生，借題攻擊皖系政府媚外，遂急于緩和南軍而倒戈北上，掃除皖系。
九年（一九二〇）三月，時機成熟，乃自行率師北歸。
湘軍等亦乘機北攻，節節勝利。
六月，張敬堯棄長沙遁去，趙恒惕遂主湘政。
（吳受國民黨六十萬元乃去，見《我的生活》頁三八七及薛著頁九八） 馮氏是時名義上雖受曹節制，而與吳等之行動并非一緻，亦無聯絡密約，蓋其所統率者非直系或皖系之私人軍隊，而自以為是國家國民的武力，于各派系間超然獨立者也。
然而吳既退，張又逃，彼之一旅人孤立于常德，同時各部湘軍均有進窺湘西統一全湘之趨勢，馮軍之地位益危險。
于是馮氏決率軍北返。
時，駐常德已二年了。
其初，譚延闿派代表谒馮氏請參加南方革命軍，馮氏婉拒，據雲北方軍隊不宜于南方也。
（見薛著頁九八） 方田應诏、胡瑛等之退出沅陵也，胡之母親留在常德。
馮氏既至，厚待之，保護備至。
胡甚感激。
其後，馮氏邀胡至常德一晤，胡亦惠然莅止。
馮氏邀與閱操，充分表示十六混成旅之精神、紀律及戰鬥力，胡大驚異而佩服不已。
歸後，極力宣傳馮軍之不可侮。
故馮軍是時之退兵，湘軍均不敢追擊。
趙恒惕亦敬重其人，堅留不得，乃送以開拔費十萬元，亦婉卻焉。
七月六日，馮氏下令全部撤防退兵。
二小時内，全旅二百餘裡防線集中完畢，神速亦可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