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去國與歸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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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一九二七)三月初,餘由漢口乘火車北上,有共産黨籍之陳适懷同行,帶齊各種文件、标語、印刷品等,初不知其為危險物也。

    沿途經過五大關&mdash&mdash信陽魏益三、偃師靳雲鹗、鄭州吳佩孚、洛陽張治公(劉鎮華部)、陝州劉鎮華各軍防地,皆利用帶來函件作護符,一一安然通過。

    走了十二天,卒于三月十六日抵達西安,徑向馮總司令報到,面交各種文件等。

    沿途艱苦備嘗,亦有相當危險,及得聞全軍遠征時之狀況,乃噤口不敢言苦了。

     馮氏一見了我,故舊重逢,不勝欣忭。

    寒暄了幾句,他即下令侍從說:“簡同志遠道到此,來,拿些&lsquo點心&rsquo來招待。

    ”我之食指大動,以為跋涉旬餘,而今可享受一些西北美味,或廣東點心,叉燒包、蝦餃、伊府面之類。

    不移時一大盆“點心”端上來,卻是片片生切的青蘿蔔!馮氏殷勤勸食,還贊賞一句:“這是很有益的,食了可以洩氣。

    ”這是我初嘗“西北軍”中滋味。

    馮氏聽了我報告南方的革命形勢,接收了千裡帶來的文件、标語等,不禁大悅,登時饬令把所有标語張貼起來,五光十色,妙語如珠,一時革命氣氛為之增濃了。

    馮氏對于革命政府之外交成就,如外交部之接收漢口、九江之英租界,交通部之接收兩湖郵政局等特别稱善,以為我國收回喪失的主權和取消不平等條約之先聲,獨對國民黨内部當時已發生的裂痕(其時,蔣總司令已到南昌,武漢同志已開始反蔣了),引為憾事,但又不明真相,不能作左右袒。

    繼而談及我個人的工作問題。

    适其時甘肅教育廳長出缺,一時承乏無人,他問我肯去接任不。

    我答以千辛萬苦不辭千裡而來,隻是為革命效勞,還負着重大任務,如一來即去做官,有負許多同志的期望,将有何面目以對廣東父老呢?他也不強我,隻說再商量吧。

     辭别時,他說:“簡同志,你得趕快剪發易服,換上軍裝。

    ”我即時把首如飛蓬,長發茸茸,盡行推光了,隻剩下軍律所不禁的臉上唇上于思于思的胡須,又把沿途所穿的長袍馬褂包藏起來,另換上一套軍需處領得的土制灰布軍服和綁腿布、武裝帶。

    全副武裝已齊備,我攬鏡自照,不禁慚愧起來,面為之赧,蓋斯時鏡中“倩影”,正如姜太公的坐騎&mdash&mdash四不像了:“像學者而不是學者,像軍人而不是軍人,像官僚而不是官僚,像政客而不是政客”也。

    (此為當時在馮氏總部任機要處處長之教育家鄧萃英與我閑談時語。

    ) 次日,我奉到委任狀,被任為總司令部“外交處”處長,叙階陸軍中将(襟章紅牌兩顆星)。

    就任之後,覓地設辦公處,即開始服務。

    此外,馮氏時有他事咨詢,常為其傳達要件于南方,兼任“政治部”事務(因我具有南方所任“政治工作委員”資格),又時為作撰述、編輯工作。

    而時刻所不忘之任務則為促進馮氏與中央之聯絡而拉緊他在國民革命軍陣線上,常将西北軍政治實情報告兼代馮氏轉達需要與意見。

    未幾,我連所帶來中央頒給的“文密”電碼本也給他,俾與武漢方面直接通電。

     政治工作之次一困難則為宣傳及政治訓練之資料。

    其始不特參考書或現成宣傳品都沒有,即印刷工具器材亦不可得。

    直至到西安後乃稍有宣傳機關之規模。

    在此筚路藍縷之時,馮氏自己之貢獻最大,他的工作方法可稱為“寶塔式”&mdash&mdash由他在最高尖頂上施教,逐層逐層往下推進,從軍、旅、團、營、連、排長,以至最低層的兵士,如傳達命令般。

    結果:緻令連、排長均能講解“總理遺囑”,而小兵皆能背誦全文,在最短期間,有此成績,确可觀也。

     其為“國民軍”黨化、政治化、革命化之最有效力的工具乃為其所自制之“不忘”問答及口号數條,此皆能将革命理論及黨義簡單書出來,令全軍上下皆能通曉、深入心中者。

    他嘗自述其制成“不忘”問答之曆史如次:在由庫倫歸國途中,一夜露宿于冰天雪地,苦冷不能成寐,乃默想此行負有絕大使命回國,将如何入手工作?忽憶起吳越戰争時,吳王夫差之父為越王勾踐所殺,乃刻苦自勵,以圖報仇雪恨,并于每日晨興時,以人擊其首問曰:“夫差,夫差!爾忘勾踐之殺爾父乎?”夫差則答:“不敢忘。

    ”靈感頓生,馮乃得新觀念,草成本軍“不忘”問答數條,用作提撕警覺之資。

    其文曰: 一、問:我們國民軍曆年戰争,為的是打倒侵略我們的帝國主義和賣國軍閥,你們明白不明白? 答:明白。

     二、問:侵略我國的帝國主義和賣國軍閥,就是指那日本在民國四年強迫我國承認“二十一條”,英國在民國十四年“五卅慘案”,無故殺害我國的學生、工人這一類的事情。

    我軍時時刻刻的反對他。

    那日本鬼就勾結張作霖,英國就勾結吳佩孚,作他們的走狗來打我們。

    我們和他們拚命打仗,是為救國家,救人民,不是為一二人,你們知道不? 答:知道。

     三、問:我們的弟兄們,為救國家、救人民死了的還沒有埋葬,傷了的也沒有藥治,不傷不死的現在又無衣無食,你們忘了沒有? 答:不敢忘。

     四、問:我們直隸、山東、河南、北京一帶的同胞百姓們,被匪軍奸淫擄掠,欺壓得不能生活,我們應該救他們不? 答:應該救。

     五、問:既是如此,我們應當怎樣做法呢? 答:應當不怕死,不要錢,忍苦耐勞,明白主義,來救國家,救人民,誓雪此恥。

    (上錄自李泰棻《國民軍史稿》頁三三四&mdash三三五) 馮氏返國就職後,即以此頒發全軍,于每晨朝會全體朗誦。

    在總部内每晨曙光微現(上午四時許),馮即召集全部人員及所有隊伍于曠地,自己站在一張木桌上,先高聲朗誦“不忘”之問,全體答“不敢忘”。

    悲壯沉痛,感動心弦。

    日日如是,影響當然不少。

    有一中央委員到馮處赴朝會,且聽且下淚,謂生平未曾受過如此大刺激雲。

    “國民軍”之口号亦為馮氏所手定,多為問答式。

    每當檢閱隊伍,馮氏或主官則高聲發問,士兵全體高聲應之,精神亦為之勃發。

    (口号略) 此外為日常的政治訓練,“政治部”又有“政治問答”标語、小冊子、牆報、刊物等之編制,頒發全軍。

    全軍各級政治處亦相繼成立,進行工作不遺餘力,效果亦大而且速。

    全軍兵士皆能誦“總理遺囑”,中下級軍官更須為士兵逐字逐句講解,務使人人能了解其意義,而為奮鬥中精神上之鼓動力。

    馮氏每檢閱兵隊則以此考問兵士軍官,以故成績之優,餘信南軍尚遜之。

     當時,軍中尚有兩種稍有規模的刊物:一為總司令部派員自行編印之《革命軍人朝報》;一為總政治部編印之《軍人生活》月刊。

    對于政治軍事大收宣傳之效。

    其他宣傳品尚多。

     “國民軍”黨化之特色,在其随身佩戴之種種徽号。

    于每人右臂上,有青天白日在小方紅布當中;胸前左旁則佩一長方形的小白布章,上刊有紅字“我們為取消不平等條約誓死拚命”字樣。

    軍中名為“拚命章”,此足與南方革命軍在戰時系于頸上之三色“犧牲帶”相媲美。

    軍衣胸内則配一章曰“一粒子彈當如性命看”,蓋子彈補充不易,必須萬分節省,務期粒粒收實效也。

    “國民軍”衣服補充不易,軍帽尤為難得,馮氏乃參考蘇俄練軍之軟帽式而自創灰布制之八角軟帽,帽前有青天白日圓章。

    馮氏令全軍須将帽往後一拉,青天白日高懸,頓呈壯觀,亦“國民軍”之特征也。

    餘初到時,馮親為我解釋此帽形狀及戴上方式而稱為“俠士帽”。

     政治工作之最有效力者,厥為馮氏之講演。

    馮具有雄辯家之天資,講話聲音雄壯響亮,而能耐久,且莊諧并雜,手足頭面,一一表情,引人入勝。

    發言又深入淺出,饒有意義,人人易懂易記。

    對部屬講話是其每日工作之一重要部分,且為其治軍秘訣之一。

    以餘觀之,“國民軍”政治工作舉行半年,雖資料、經濟、物資(印刷工具及紙墨等)之缺乏而發生困難,然成績優異,其全軍黨化之程度,大足以媲美南方之國民革命軍,則亦難能可貴矣。

    (按: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長鄧演達,後到河南谒馮氏,對西北軍政治工作人員之刻苦耐勞,成績突出,大為稱許。

    然此殆因環境關系使然,蓋馮在軍中工作者自然與全軍官兵一同吃苦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