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陸軍檢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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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反省。
又于五月七日，全國在南苑特别舉行國恥紀念，随令部隊在各處遊行示威，各持小旗，喊口号，高唱國恥歌。
這辱國事件，馮氏終身不忘。
全軍亦常常紀念。
（按：多年後，餘在軍中，也曾開“五七”國恥紀念會。
） 又一次，美國公使宴客，馮氏為貴賓之一。
他依時偕格裡（北京青年會美籍幹事）前去，另有武裝衛兵數名同車。
不料汽車駛到東交民巷口（各使館所在地），天尚未黑，忽有一中國巡捕（外人雇用的警察）攔住去路，用木棍大敲其車，謂不許武裝通過，态度傲慢蠻橫。
馮氏向其表明身份&mdash&mdash“陸軍檢閱使”。
巡捕答以明知其系檢閱使，仍不準通過，還加多一句“你忘記你是中國人”！這卻激起馮氏的無名火，當堂喝令衛兵奪其棍子，飽以老拳，推開一旁，驅車直去。
席散後，他将真相直告美公使以巡捕亂打汽車，蠻橫無理，且出言不遜，視為侮辱。
美使面有愧色，道歉而罷。
（按：以上兩事，根據餘前在軍中所聞。
後在《我的生活》頁四七一&mdash四七二，及蔣著均載及。
但關于後一事，據《我的生活》雲系巡捕因汽車未開燈故攔阻之。
） 黎元洪每逢星期六邀請各文武首長會餐。
一次，在談話間黎大發牢騷，謂總統不容易做，要賠錢的。
那一月，他賠了三萬多；每月收入十萬八萬，就是捐款已不夠開銷雲雲。
同席者阿谀奉承，或稱其“忠厚仁義”，或頌其“大仁大義”。
惟有馮氏心直口直，當面質問：“總統是當旅長出身，怎麼會有這麼多的錢呢？”黎答：“是存的呀。
”馮氏再問：“旅長的饷，每月不過幾百兩銀子，怎麼會有這麼多的錢呢？”這又是“冷水澆背”！黎無可置答，卻以呵呵一笑置之。
最後，馮氏個人的私生活，一向是刻苦儉樸，粗衣粝食，真能與士卒同甘苦的。
一遇開戰時，即離開樓宇大廈，開一布帳在野外住宿，以示生活與前方戰士一般。
此餘之所深知者。
但曆來人口相傳，他完全是作僞欺人的&mdash&mdash在布衣底下穿的是貴重皮襖，回到家裡食的是珍馐美味。
據他的舊幹部劉汝明後來言：“以我跟他幾十年的經驗說，上述的事（指謂人前衣食作僞），我從來沒有見過，做作也許是做作，但是一個人幾十年如一日，能享受而不享受，不必吃苦而硬要吃苦，那麼，假的也就是真的了。
”（劉著頁四八）這是最好不過的也是最為有力的辯辭。
以我從戎生活所知所聞，馮氏的部下暗地批評他不是之處的，倒也不少，但從未有一人以生活作僞指摘他的。
上述劉汝明的評語，所謂“做作”也不過說他稍為“矯枉過正”一點而已。
在我個人看來，馮是北方人，而且出身寒微，生活自然是依照北方人的習慣，一衣一食，不能驟改，勉強為之，反大不舒服，有害健康，所以他實在不能享受豪華奢侈的生活。
不明這一點的人&mdash&mdash尤其是我們生活完全不同的南方人，很容易誤會他是作僞、裝假，而實際生活實是豪華奢侈的了。
（例如：北方人無論貧富，甚至在街頭引車賣漿者流，在冬天無不穿皮襖&mdash&mdash至少老羊皮反穿，而在南方則惟大富大貴才能穿皮襖。
）即以著者個人的切身經驗而言，從前在戎幕中，雖熱心革命，無論如何，不能跟同袍們吃粗饅頭、窩窩頭，一吃便肚脹胃痛。
（後來由粵北伐的第四軍到河南後也同有此經驗。
）我每日非解私囊另買大米飯來吃不可。
一有機會&mdash&mdash時或自做機會&mdash&mdash便要大吃雞鴨、豬牛、蔬菜與米飯來裹腹，軍中的“革命飯”“大鍋菜”不能一飽也。
我恐怕有違軍紀，緻受到軍法處罰，預先向馮總司令報告原委，謂“生為廣東人卅年，如不吃大米飯我的肚子便起革命，我倒不能追随鈞座去革命了”。
馮氏得了解，為之一笑，從不追究。
我也得袍澤原諒，未受譏彈。
自信不是奢侈，也不是作僞，實是生活習慣使然也。
所以我對于馮氏私生活之儉樸，也有同樣的了解和解釋。
然所最難忘者，則是有一次親耳聽到他說：“我不是不愛美衣佳肴，但全國同胞大多數是饑寒的，何忍獨自享受？要等到同胞豐衣足食，我才一同享受。
”當時我大受感動，幾乎掉下淚來。
私心默想，如果這是作僞欺人的話，則九百年前曾說過“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話之宋儒名臣範仲淹，當是第一号“僞君子”“假道學”了。
難道芸芸衆生中真是沒有一個好人、真心愛國愛民的軍人嗎？ 〔補注〕不瞞讀者說，在西北軍先後數十萬人中，其立心、蓄意和實行如上文所述之“作僞”者，隻有孤單的、唯一的一個人：不是别人，那就是簡又文。
緣著者生長粵東，在北方耐寒不得。
因後來初到軍中服務時，眼見全軍隻穿灰布棉衣，預料在隆冬天氣中斷挨不下去。
于是趁民國十六年秋間請假南歸省親時，在家中取了父親的短毛狐皮襖一件及頂珍貴的長毛狐皮袍一襲北上。
到上海時即以皮袍交予一家制皮衣的裁縫店，另購頂厚的灰絨為面及藍綢為裡，由其仿制一件長到膝蓋、前有雙行鈕扣的軍服，配上大反領。
心裡計算，如果這假冒的軍服通不過，即将棉軍服拆開，取其灰布面再加上一層在灰絨皮服上。
于是乘車北上。
過南京時第二次奉到中央任命再到馮軍任政治工作委員。
有了準備，所以勇往直前，有恃無恐。
一到隆冬時，貼身穿上純羊毛衫褲，足穿頂厚的羊毛長襪（皆在滬預備的上等洋貨），再穿上短皮襖，然後套上軍中所配給灰布面的棉軍服；一出門時，更穿起自備的“假冒的”大毛狐皮長軍衣，複戴上配給的禦寒軍帽。
如此這般便安然度過了冰雪交加的奇寒氣候。
若非如此，即如每餐要吃米飯，便不能在西北從事革命了。
而那一襲灰色的狐皮軍衣，上自馮總司令，下至勤務兵，都給我瞞過了。
馮氏或其他軍官哪有這樣的、珍貴的衣服？前幾年，我到美國耶魯大學去治學，又複檢出這一襲四十年前的大毛狐皮舊軍衣，拿去冒充大衣，也使我度過北美雪天冰地的奇寒天氣。
妙矣哉此軍服！
又于五月七日，全國在南苑特别舉行國恥紀念，随令部隊在各處遊行示威，各持小旗，喊口号，高唱國恥歌。
這辱國事件，馮氏終身不忘。
全軍亦常常紀念。
（按：多年後，餘在軍中，也曾開“五七”國恥紀念會。
） 又一次，美國公使宴客，馮氏為貴賓之一。
他依時偕格裡（北京青年會美籍幹事）前去，另有武裝衛兵數名同車。
不料汽車駛到東交民巷口（各使館所在地），天尚未黑，忽有一中國巡捕（外人雇用的警察）攔住去路，用木棍大敲其車，謂不許武裝通過，态度傲慢蠻橫。
馮氏向其表明身份&mdash&mdash“陸軍檢閱使”。
巡捕答以明知其系檢閱使，仍不準通過，還加多一句“你忘記你是中國人”！這卻激起馮氏的無名火，當堂喝令衛兵奪其棍子，飽以老拳，推開一旁，驅車直去。
席散後，他将真相直告美公使以巡捕亂打汽車，蠻橫無理，且出言不遜，視為侮辱。
美使面有愧色，道歉而罷。
（按：以上兩事，根據餘前在軍中所聞。
後在《我的生活》頁四七一&mdash四七二，及蔣著均載及。
但關于後一事，據《我的生活》雲系巡捕因汽車未開燈故攔阻之。
） 黎元洪每逢星期六邀請各文武首長會餐。
一次，在談話間黎大發牢騷，謂總統不容易做，要賠錢的。
那一月，他賠了三萬多；每月收入十萬八萬，就是捐款已不夠開銷雲雲。
同席者阿谀奉承，或稱其“忠厚仁義”，或頌其“大仁大義”。
惟有馮氏心直口直，當面質問：“總統是當旅長出身，怎麼會有這麼多的錢呢？”黎答：“是存的呀。
”馮氏再問：“旅長的饷，每月不過幾百兩銀子，怎麼會有這麼多的錢呢？”這又是“冷水澆背”！黎無可置答，卻以呵呵一笑置之。
最後，馮氏個人的私生活，一向是刻苦儉樸，粗衣粝食，真能與士卒同甘苦的。
一遇開戰時，即離開樓宇大廈，開一布帳在野外住宿，以示生活與前方戰士一般。
此餘之所深知者。
但曆來人口相傳，他完全是作僞欺人的&mdash&mdash在布衣底下穿的是貴重皮襖，回到家裡食的是珍馐美味。
據他的舊幹部劉汝明後來言：“以我跟他幾十年的經驗說，上述的事（指謂人前衣食作僞），我從來沒有見過，做作也許是做作，但是一個人幾十年如一日，能享受而不享受，不必吃苦而硬要吃苦，那麼，假的也就是真的了。
”（劉著頁四八）這是最好不過的也是最為有力的辯辭。
以我從戎生活所知所聞，馮氏的部下暗地批評他不是之處的，倒也不少，但從未有一人以生活作僞指摘他的。
上述劉汝明的評語，所謂“做作”也不過說他稍為“矯枉過正”一點而已。
在我個人看來，馮是北方人，而且出身寒微，生活自然是依照北方人的習慣，一衣一食，不能驟改，勉強為之，反大不舒服，有害健康，所以他實在不能享受豪華奢侈的生活。
不明這一點的人&mdash&mdash尤其是我們生活完全不同的南方人，很容易誤會他是作僞、裝假，而實際生活實是豪華奢侈的了。
（例如：北方人無論貧富，甚至在街頭引車賣漿者流，在冬天無不穿皮襖&mdash&mdash至少老羊皮反穿，而在南方則惟大富大貴才能穿皮襖。
）即以著者個人的切身經驗而言，從前在戎幕中，雖熱心革命，無論如何，不能跟同袍們吃粗饅頭、窩窩頭，一吃便肚脹胃痛。
（後來由粵北伐的第四軍到河南後也同有此經驗。
）我每日非解私囊另買大米飯來吃不可。
一有機會&mdash&mdash時或自做機會&mdash&mdash便要大吃雞鴨、豬牛、蔬菜與米飯來裹腹，軍中的“革命飯”“大鍋菜”不能一飽也。
我恐怕有違軍紀，緻受到軍法處罰，預先向馮總司令報告原委，謂“生為廣東人卅年，如不吃大米飯我的肚子便起革命，我倒不能追随鈞座去革命了”。
馮氏得了解，為之一笑，從不追究。
我也得袍澤原諒，未受譏彈。
自信不是奢侈，也不是作僞，實是生活習慣使然也。
所以我對于馮氏私生活之儉樸，也有同樣的了解和解釋。
然所最難忘者，則是有一次親耳聽到他說：“我不是不愛美衣佳肴，但全國同胞大多數是饑寒的，何忍獨自享受？要等到同胞豐衣足食，我才一同享受。
”當時我大受感動，幾乎掉下淚來。
私心默想，如果這是作僞欺人的話，則九百年前曾說過“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話之宋儒名臣範仲淹，當是第一号“僞君子”“假道學”了。
難道芸芸衆生中真是沒有一個好人、真心愛國愛民的軍人嗎？ 〔補注〕不瞞讀者說，在西北軍先後數十萬人中，其立心、蓄意和實行如上文所述之“作僞”者，隻有孤單的、唯一的一個人：不是别人，那就是簡又文。
緣著者生長粵東，在北方耐寒不得。
因後來初到軍中服務時，眼見全軍隻穿灰布棉衣，預料在隆冬天氣中斷挨不下去。
于是趁民國十六年秋間請假南歸省親時，在家中取了父親的短毛狐皮襖一件及頂珍貴的長毛狐皮袍一襲北上。
到上海時即以皮袍交予一家制皮衣的裁縫店，另購頂厚的灰絨為面及藍綢為裡，由其仿制一件長到膝蓋、前有雙行鈕扣的軍服，配上大反領。
心裡計算，如果這假冒的軍服通不過，即将棉軍服拆開，取其灰布面再加上一層在灰絨皮服上。
于是乘車北上。
過南京時第二次奉到中央任命再到馮軍任政治工作委員。
有了準備，所以勇往直前，有恃無恐。
一到隆冬時，貼身穿上純羊毛衫褲，足穿頂厚的羊毛長襪（皆在滬預備的上等洋貨），再穿上短皮襖，然後套上軍中所配給灰布面的棉軍服；一出門時，更穿起自備的“假冒的”大毛狐皮長軍衣，複戴上配給的禦寒軍帽。
如此這般便安然度過了冰雪交加的奇寒氣候。
若非如此，即如每餐要吃米飯，便不能在西北從事革命了。
而那一襲灰色的狐皮軍衣，上自馮總司令，下至勤務兵，都給我瞞過了。
馮氏或其他軍官哪有這樣的、珍貴的衣服？前幾年，我到美國耶魯大學去治學，又複檢出這一襲四十年前的大毛狐皮舊軍衣，拿去冒充大衣，也使我度過北美雪天冰地的奇寒天氣。
妙矣哉此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