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國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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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又何必多此一舉呢？”乃作罷論。
我做“中國革命領袖”的機會遂斷送了，呵啊！ 入夜後，鮑的列車升火待發。
馮前在蘇俄聘來的軍事顧問，如烏斯曼諾夫、謝福林等，均随鮑回國，預先上車。
（聞鄧演達及共産黨數輩均同車而去，惟未見露面。
） 我随馮氏及高級軍官親到車站“歡送”。
馮雙手遞給他一個公文大封套，内有聘請鮑為“高等顧問”的聘任書，還口口聲聲請他以後不遺在遠，多多指教。
随由許骧雲送上大紅绉紗一匹，算是馮的薄禮。
一時，軍樂大作，各人一一與鮑握手道别，機車汽笛嗚嗚，鐵輪軋軋，列車緩緩開動。
鮑羅廷果然走了。
在結束本篇之前，還應把一個重要消息報道&mdash&mdash這是事後馮氏告我的。
當鮑氏由漢赴鄭時，汪兆銘有密電與馮，請馮就地殺之。
但馮不上當，不肯下手，并指出這是曹操假手劉表以殺祢衡，而劉表又假手黃祖殺之之手法。
（此事已載馮著《我的生活》頁七〇四。
）反而特派高級軍官二人随車保護鮑，直送到庫倫。
鮑氏列車向西行，至隴海鐵路終點，乃轉乘汽車入陝西，經甘肅，而穿過大沙漠，直到外蒙古庫倫，轉乘西伯利亞火車回俄。
事後，聞于途間有一輛汽車失事翻車，乘客與物資有損失否，則不知矣。
于是，國民軍聯俄容共史之最後一頁告結束了。
河南之黨務政治 馮氏自徐州回豫，即注意于黨務政治方面。
由開封政治分會主持各級黨務，以鄧飛黃任秘書長。
鄧嘗與左派分子等，響應汪兆銘之反宗教運動。
但才一發動，即被馮立刻禁止，當面嚴厲申斥雲：“本軍幹部士兵多人一向笃信基督教，而今則有信奉伊斯蘭教之馬鴻逵、馬鴻賓等數萬人加入，共同從事革命。
本黨根本主張信教自由。
難道你們必要本軍信基督教者一律背教，又必要信伊斯蘭教的人吃豬肉，才許可他們革命嗎？真胡說八道，荒謬之極了。
”反宗教進行乃停止。
凡此皆幼稚與過火之病。
又有一趣而怪的事發生。
薛笃弼掌民政，忽嚴令全開封商店大門，一律要髹藍色，以示黨治。
一時外國顔料價格飛漲，商民苦之。
馮氏方出巡他處，聞而急電制止，前令乃取消。
在清黨分共以前，濃厚之紅色标語随處可見，但标語政策，收效實微，而且鄉村愚民智識程度過低，究不知标語意義是什麼，有時且鬧出大笑話。
例如：豫西有一村婦偶然聽到人家讀出“打倒投機分子”一語，即吃吃不絕地笑說：“馮玉祥真好，連&lsquo偷雞&rsquo的毛賊也要打倒！”諸如此類的笑話太多了。
尚憶起兩趣事，可反映正當聯俄容共時馮氏對俄人的态度。
其一，他對于俄軍事顧問烏斯曼諾夫等，隻作禮貌的優待，實則并不信任，尤其不肯告以本軍秘密。
一次，烏公然詢問西北軍某種内容，馮大為不怿，反問曰：“烏同志，你知道中國文字&lsquo顧問&rsquo二字是何意義嗎？那是，凡我&lsquo顧&rsquo而&lsquo問&rsquo你之時，你就說話。
”意指，如不問則不必說。
烏面有赧色。
他恐其難過，再補說一句：“但是如果我一有所問，你必須盡所知以答啊！”兩人乃一笑而散。
其次，當武漢諸公到鄭州開會時，軍事顧問俄人加倫将軍（加倫原名Blucherov，見李應林譯文《加倫将軍之出身》，《逸經》九期）亦随往。
加倫欲與馮氏會晤，馮氏約其明晨六時。
屆時，加倫猶高卧未起。
（時，加倫與餘同寄寓中國銀行寓所。
）及托人向馮氏道歉再約時間，馮指定明日五時；兩人終至緣悭一面。
尚有一事足述者，有一基督教牧師名浦化人者，在馮軍中任傳教工作多年，為人忠直誠笃。
馮氏自蘇俄回陝後，謂其頭腦陳舊、思想頑固，嘗命其随鹿鐘麟往俄學習。
數月後回豫，馮氏派其任勞工福利事務，嘗撥款三千元為事業費。
及清共後浦忽遁去，留下别函反指馮“頭腦陳舊、思想頑固”，不堪共事，并謂所撥款已盡分給工人雲。
馮氏命我們徹查，确實證明其有派款之事。
原來浦氏在俄已加入共産黨，由至陳舊頑固一變成為至激烈分子，可謂兩極端會合了。
所可異者檢查其遺物乃發現共産黨所發命令一件，着其照常繼續傳教雲。
蓋借此外衣以掩護其工作也。
馮氏循例下令通緝，但令文卻寫“蒲化人”名字，則根本無蒲姓其人，亦幽默之甚矣。
此案遂以不了了之。
（浦後來在南京為國民政府拘捕，馮氏一力保釋之。
又：當時另有一與浦志同道合相與合作的董健吾牧師，國學甚優，亦離軍回滬。
我主辦《逸經》時屢以“幽谷”筆名撰考證文章投稿。
） 其在政治方面，新的省政盡力整頓财政，提倡黨化教育，改良民政、司法等項。
當時，馮極力羅緻人才，厲行新建設。
教育家淩冰、查良钊、鄧萃英、陶行知等，及唐悅良、黃少谷、孟憲章、馬伯援、王瑚、谷鐘秀、焦易堂、馬福祥（馬鴻逵父）等均在軍中或政府中服務，或任顧問。
王正廷來豫一度任隴海鐵路督辦。
（王氏後來在國民政府任顯職，時以軍政重要秘密消息告馮氏，故馮氏每遇緊要關頭，得事前籌劃應付方法。
嘗話餘：“他是我們駐京的高級偵探。
”）孔祥熙其時猶未得勢，亦常來聯絡。
洛陽、鄭州、開封三地，冠蓋甚盛。
一時，政治煥然刷新。
所可記者，則在開封辦一政治訓練班，有男女學員千餘人，是為三省行政、黨務、民衆運動及政治工作等之儲才館。
又設立“農村組織訓練處”“改良工人生活委員會”“放足處”等機關，以施行新政。
前敵政治工作 自清共後，全軍政治部改組；以郭春濤任代理部長（薛笃弼仍兼任部長），“前敵政治工作團”之組織為委員制，成績不大。
到鄭州後，團長鄧飛黃盡向馮報告經過。
馮一怒解散之，另設“前敵政治部”，以我為主任。
（時，唐悅良到鄭，接任外交處長。
）我即積極進行編組，就地征得年富力強、具革命精神而有高等學曆之青年數十人為工作人員。
有餘前在北京創辦之今是學校教職員數人遠道來投；全體人員，除總部數人之外，分為兩大隊。
八月間赴河北工作，駐黃河北岸之新鄉。
時吉鴻昌師亦駐此。
曾聯合開“軍民大會”一次，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及奉魯軍閥為宣傳目标，赴會者二萬餘人。
随令第一大隊赴最前線彰德，第二大隊赴豫西焦作，分頭展開工作。
第一大隊出發後數日，得聞彰德地方不靖，工作進行為難，餘即乘車前往親自督導。
至則知該隊正在籌開“軍民大會”，而環城遍地之“紅槍會”衆蠢蠢欲動，險象環生。
“紅槍會”者，為當地愚民之一種迷信組織，另有“扇子會”等名目，皆白蓮教之餘孽也。
迷信符咒仙佛，鹹自信刀槍不能傷。
前月奉軍敗時，各地村民蜂起為難，繳械甚多，其勢愈張。
浸假雜有流氓土匪于其間，于是居然有首領，有組織，到處滋事。
彼等不知主義，不講道理，惟事恃強淩弱，搶劫财貨，橫行霸道，為害地方，愈聚愈衆，日肆嚣張。
其時，又受了靳雲鹗運動起事響應，專與馮軍為難，情形更複雜困難了。
馮軍駐防彰德者，為吉鴻昌師之吳金堂團，約千人。
吳與我曾邀約會衆首領會議于城内，盡力勸導，曉以大義，但終無效。
迨吳團奉令調防，城内交由民團馬曉軍營長駐守，有衆五百人。
是夜，吳金堂團開赴車站，邀餘同行。
中夜機車發動之際，“紅槍會”衆包圍車站，放槍示威，尋而我全隊工作同志均奔至車站會合，有一人被會衆殺死。
整夜時間四面土炮聲響，即召集各處會衆之訊号也。
由是，愈聚愈多，宣言非我軍全體繳械不放行，亦步武前月對付奉軍殘部之舉動也。
吳團長沉着應付，苦戰兩日不得脫。
幸仍有電報與師部通消息。
馮氏已知其事，但不欲派大兵接應，免民衆傷亡。
吉無奈，連夜與旅長張印湘親督數十人肩擡機關槍四挺，趕至現場；再戰一日，亦無法解圍。
即于下午派隊四出進攻，追奔逐北。
乘夜間冒大雨突圍，沿鐵路南撤。
我政治部員均随行。
全軍辎重均為劫奪。
留守之五百民團複被殺斃不少。
于是彰德一帶，落在匪手，殺人越貨，人民備受蹂躏。
此處為北伐必經之路，萬不能失。
馮氏乃派大兵往剿，所派為吉鴻昌及馬鴻逵兩師。
兩日内悉平之，殺會匪約千人，恢複城池，維持地方。
派重兵緊守此最前線，以防奉軍。
是役，我前敵政治部人員全體幸得生還。
我個人因中途遇伏，與全軍沖散，危險萬分。
乃孑身回車站，避匿工程師同鄉梁绮濤君家中，即“割須棄袍”，化裝鐵路人員，多日後始得回新鄉、鄭州。
時，馮氏及南方諸友均相信餘已遇難矣。
自經是役之後，馮氏以大戰時期前敵工作人員常與軍隊脫節，而且收效亦微，即表示改組之意。
同時政治部代部長郭春濤亦因某種政治關系素不欲餘自樹一幟，乘機建議解散。
馮氏即決定遣散我部人員，另留餘擔任他種工作焉。
（是役經過《我的生活》頁七一二，對我個人頗有獎語，但記事不盡确實。
）以上所述概況，多限于河南一省，以其為馮當時駐節親自治理之地，亦多為著者親曆目擊之事。
其關于西北陝、甘以及河南等省之施政詳情，備載李泰棻《史稿》，茲弗及。
我做“中國革命領袖”的機會遂斷送了，呵啊！ 入夜後，鮑的列車升火待發。
馮前在蘇俄聘來的軍事顧問，如烏斯曼諾夫、謝福林等，均随鮑回國，預先上車。
（聞鄧演達及共産黨數輩均同車而去，惟未見露面。
） 我随馮氏及高級軍官親到車站“歡送”。
馮雙手遞給他一個公文大封套，内有聘請鮑為“高等顧問”的聘任書，還口口聲聲請他以後不遺在遠，多多指教。
随由許骧雲送上大紅绉紗一匹，算是馮的薄禮。
一時，軍樂大作，各人一一與鮑握手道别，機車汽笛嗚嗚，鐵輪軋軋，列車緩緩開動。
鮑羅廷果然走了。
在結束本篇之前，還應把一個重要消息報道&mdash&mdash這是事後馮氏告我的。
當鮑氏由漢赴鄭時，汪兆銘有密電與馮，請馮就地殺之。
但馮不上當，不肯下手，并指出這是曹操假手劉表以殺祢衡，而劉表又假手黃祖殺之之手法。
（此事已載馮著《我的生活》頁七〇四。
）反而特派高級軍官二人随車保護鮑，直送到庫倫。
鮑氏列車向西行，至隴海鐵路終點，乃轉乘汽車入陝西，經甘肅，而穿過大沙漠，直到外蒙古庫倫，轉乘西伯利亞火車回俄。
事後，聞于途間有一輛汽車失事翻車，乘客與物資有損失否，則不知矣。
于是，國民軍聯俄容共史之最後一頁告結束了。
河南之黨務政治 馮氏自徐州回豫，即注意于黨務政治方面。
由開封政治分會主持各級黨務，以鄧飛黃任秘書長。
鄧嘗與左派分子等，響應汪兆銘之反宗教運動。
但才一發動，即被馮立刻禁止，當面嚴厲申斥雲：“本軍幹部士兵多人一向笃信基督教，而今則有信奉伊斯蘭教之馬鴻逵、馬鴻賓等數萬人加入，共同從事革命。
本黨根本主張信教自由。
難道你們必要本軍信基督教者一律背教，又必要信伊斯蘭教的人吃豬肉，才許可他們革命嗎？真胡說八道，荒謬之極了。
”反宗教進行乃停止。
凡此皆幼稚與過火之病。
又有一趣而怪的事發生。
薛笃弼掌民政，忽嚴令全開封商店大門，一律要髹藍色，以示黨治。
一時外國顔料價格飛漲，商民苦之。
馮氏方出巡他處，聞而急電制止，前令乃取消。
在清黨分共以前，濃厚之紅色标語随處可見，但标語政策，收效實微，而且鄉村愚民智識程度過低，究不知标語意義是什麼，有時且鬧出大笑話。
例如：豫西有一村婦偶然聽到人家讀出“打倒投機分子”一語，即吃吃不絕地笑說：“馮玉祥真好，連&lsquo偷雞&rsquo的毛賊也要打倒！”諸如此類的笑話太多了。
尚憶起兩趣事，可反映正當聯俄容共時馮氏對俄人的态度。
其一，他對于俄軍事顧問烏斯曼諾夫等，隻作禮貌的優待，實則并不信任，尤其不肯告以本軍秘密。
一次，烏公然詢問西北軍某種内容，馮大為不怿，反問曰：“烏同志，你知道中國文字&lsquo顧問&rsquo二字是何意義嗎？那是，凡我&lsquo顧&rsquo而&lsquo問&rsquo你之時，你就說話。
”意指，如不問則不必說。
烏面有赧色。
他恐其難過，再補說一句：“但是如果我一有所問，你必須盡所知以答啊！”兩人乃一笑而散。
其次，當武漢諸公到鄭州開會時，軍事顧問俄人加倫将軍（加倫原名Blucherov，見李應林譯文《加倫将軍之出身》，《逸經》九期）亦随往。
加倫欲與馮氏會晤，馮氏約其明晨六時。
屆時，加倫猶高卧未起。
（時，加倫與餘同寄寓中國銀行寓所。
）及托人向馮氏道歉再約時間，馮指定明日五時；兩人終至緣悭一面。
尚有一事足述者，有一基督教牧師名浦化人者，在馮軍中任傳教工作多年，為人忠直誠笃。
馮氏自蘇俄回陝後，謂其頭腦陳舊、思想頑固，嘗命其随鹿鐘麟往俄學習。
數月後回豫，馮氏派其任勞工福利事務，嘗撥款三千元為事業費。
及清共後浦忽遁去，留下别函反指馮“頭腦陳舊、思想頑固”，不堪共事，并謂所撥款已盡分給工人雲。
馮氏命我們徹查，确實證明其有派款之事。
原來浦氏在俄已加入共産黨，由至陳舊頑固一變成為至激烈分子，可謂兩極端會合了。
所可異者檢查其遺物乃發現共産黨所發命令一件，着其照常繼續傳教雲。
蓋借此外衣以掩護其工作也。
馮氏循例下令通緝，但令文卻寫“蒲化人”名字，則根本無蒲姓其人，亦幽默之甚矣。
此案遂以不了了之。
（浦後來在南京為國民政府拘捕，馮氏一力保釋之。
又：當時另有一與浦志同道合相與合作的董健吾牧師，國學甚優，亦離軍回滬。
我主辦《逸經》時屢以“幽谷”筆名撰考證文章投稿。
） 其在政治方面，新的省政盡力整頓财政，提倡黨化教育，改良民政、司法等項。
當時，馮極力羅緻人才，厲行新建設。
教育家淩冰、查良钊、鄧萃英、陶行知等，及唐悅良、黃少谷、孟憲章、馬伯援、王瑚、谷鐘秀、焦易堂、馬福祥（馬鴻逵父）等均在軍中或政府中服務，或任顧問。
王正廷來豫一度任隴海鐵路督辦。
（王氏後來在國民政府任顯職，時以軍政重要秘密消息告馮氏，故馮氏每遇緊要關頭，得事前籌劃應付方法。
嘗話餘：“他是我們駐京的高級偵探。
”）孔祥熙其時猶未得勢，亦常來聯絡。
洛陽、鄭州、開封三地，冠蓋甚盛。
一時，政治煥然刷新。
所可記者，則在開封辦一政治訓練班，有男女學員千餘人，是為三省行政、黨務、民衆運動及政治工作等之儲才館。
又設立“農村組織訓練處”“改良工人生活委員會”“放足處”等機關，以施行新政。
前敵政治工作 自清共後，全軍政治部改組；以郭春濤任代理部長（薛笃弼仍兼任部長），“前敵政治工作團”之組織為委員制，成績不大。
到鄭州後，團長鄧飛黃盡向馮報告經過。
馮一怒解散之，另設“前敵政治部”，以我為主任。
（時，唐悅良到鄭，接任外交處長。
）我即積極進行編組，就地征得年富力強、具革命精神而有高等學曆之青年數十人為工作人員。
有餘前在北京創辦之今是學校教職員數人遠道來投；全體人員，除總部數人之外，分為兩大隊。
八月間赴河北工作，駐黃河北岸之新鄉。
時吉鴻昌師亦駐此。
曾聯合開“軍民大會”一次，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及奉魯軍閥為宣傳目标，赴會者二萬餘人。
随令第一大隊赴最前線彰德，第二大隊赴豫西焦作，分頭展開工作。
第一大隊出發後數日，得聞彰德地方不靖，工作進行為難，餘即乘車前往親自督導。
至則知該隊正在籌開“軍民大會”，而環城遍地之“紅槍會”衆蠢蠢欲動，險象環生。
“紅槍會”者，為當地愚民之一種迷信組織，另有“扇子會”等名目，皆白蓮教之餘孽也。
迷信符咒仙佛，鹹自信刀槍不能傷。
前月奉軍敗時，各地村民蜂起為難，繳械甚多，其勢愈張。
浸假雜有流氓土匪于其間，于是居然有首領，有組織，到處滋事。
彼等不知主義，不講道理，惟事恃強淩弱，搶劫财貨，橫行霸道，為害地方，愈聚愈衆，日肆嚣張。
其時，又受了靳雲鹗運動起事響應，專與馮軍為難，情形更複雜困難了。
馮軍駐防彰德者，為吉鴻昌師之吳金堂團，約千人。
吳與我曾邀約會衆首領會議于城内，盡力勸導，曉以大義，但終無效。
迨吳團奉令調防，城内交由民團馬曉軍營長駐守，有衆五百人。
是夜，吳金堂團開赴車站，邀餘同行。
中夜機車發動之際，“紅槍會”衆包圍車站，放槍示威，尋而我全隊工作同志均奔至車站會合，有一人被會衆殺死。
整夜時間四面土炮聲響，即召集各處會衆之訊号也。
由是，愈聚愈多，宣言非我軍全體繳械不放行，亦步武前月對付奉軍殘部之舉動也。
吳團長沉着應付，苦戰兩日不得脫。
幸仍有電報與師部通消息。
馮氏已知其事，但不欲派大兵接應，免民衆傷亡。
吉無奈，連夜與旅長張印湘親督數十人肩擡機關槍四挺，趕至現場；再戰一日，亦無法解圍。
即于下午派隊四出進攻，追奔逐北。
乘夜間冒大雨突圍，沿鐵路南撤。
我政治部員均随行。
全軍辎重均為劫奪。
留守之五百民團複被殺斃不少。
于是彰德一帶，落在匪手，殺人越貨，人民備受蹂躏。
此處為北伐必經之路，萬不能失。
馮氏乃派大兵往剿，所派為吉鴻昌及馬鴻逵兩師。
兩日内悉平之，殺會匪約千人，恢複城池，維持地方。
派重兵緊守此最前線，以防奉軍。
是役，我前敵政治部人員全體幸得生還。
我個人因中途遇伏，與全軍沖散，危險萬分。
乃孑身回車站，避匿工程師同鄉梁绮濤君家中，即“割須棄袍”，化裝鐵路人員，多日後始得回新鄉、鄭州。
時，馮氏及南方諸友均相信餘已遇難矣。
自經是役之後，馮氏以大戰時期前敵工作人員常與軍隊脫節，而且收效亦微，即表示改組之意。
同時政治部代部長郭春濤亦因某種政治關系素不欲餘自樹一幟，乘機建議解散。
馮氏即決定遣散我部人員，另留餘擔任他種工作焉。
（是役經過《我的生活》頁七一二，對我個人頗有獎語，但記事不盡确實。
）以上所述概況，多限于河南一省，以其為馮當時駐節親自治理之地，亦多為著者親曆目擊之事。
其關于西北陝、甘以及河南等省之施政詳情，備載李泰棻《史稿》，茲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