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北伐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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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歲至四七歲，一九二七&mdash一九二八）
介于漢甯之間
十六年（一九二七）夏，國民革命軍已肅清黃河以南，此正是乘勝大舉北伐，以竟國民革命全功、統一中國之千載一時的絕好機會。
可惜國民黨内部糾紛愈甚，進行受阻。
馮氏處境困難，應付不易。
蓋以是時，甯、漢裂痕愈深，浸浸乎有敵對行為。
馮氏自始即表示絕對不加入黨内私争，并力勸雙方諸領袖顧全大局，不要決裂。
其在徐州之主張與前在鄭州之主張正相同。
緣馮一向率軍遠處西北一隅，與南方隔膜不相接近，故于南中政治黨務未明真相。
其初，以為一到豫省即可合全黨之力一緻北伐，以完成國民革命。
斯時黨勢軍威，均盛極一時，胡虜震懾，張學良派人攜親筆函至馮處求和，願将直隸及塞北三特别區（熱河、察哈爾、綏遠）讓出，而自動地退出關外。
其他奉系将領，亦紛紛遣人通款。
以故，六月入京之夢，當時确有實現之把握。
然自甯、漢分家，各稱中央，各欲拉馮卷入旋渦；漢則令其攻甯，甯又令其攻漢。
馮氏身處其中，困難可想。
馮氏本軍人，政治頭腦簡單，在同一時期，隻會懷一種概念，走一條路線，而不能應付複雜的政治環境與多元的局面。
而且又為新進的黨員，故對黨義上與法統上之事，頗不了了，甚至莫名其妙。
況主持甯、漢兩方者，多為其最友善及最相信的友人，更有左右做人難之感覺。
再因其本身是軍人，對于政治上與理論上之是非不大注意。
所斤斤注意者，惟在軍事上之利害。
當時，西北軍雖得有豫省，然而身處四戰之地，頑敵當前（奉魯軍閥），且心腹之患，處處皆是，更覺種種掣肘之苦，不能盡說。
故自不能輕舉妄動。
有此多種原因，他遂決定在消極上對于黨内私争，決不參預何方。
而在積極上，則更發最誠懇之電文及派遣代表，分赴兩方，力行促進甯、漢合一之運動。
蓋苟兩方一旦開戰，以西北軍當時勢力及地位計，不特不能出兵北伐，而且勢不得不放棄河南，複退入潼關，而甯、漢兩方恐亦保不得矣。
或以為馮氏當時背漢投甯者，非也。
此實未明當時形勢與馮氏處境及經過真相之錯誤的猜疑。
時，餘在軍中，參預其事，可以親曆之事為證。
是時，派赴漢口任調解者，即是著者（赴甯方代表未詳，大概是李鳴鐘）。
南行之前，馮氏為我詳述其意見及解釋當前之局勢，略如上文所述。
他最重視軍事形勢，以西北軍當奉魯軍之正面，如甯、漢一旦開戰，奉軍必卷土重來。
西北軍适當其沖，孤立無援，力量不足，非失敗不可。
說到這裡，他忽表現至嚴厲的态度高聲說：“到那時，如果我不退兵入陝，真是個&lsquo忘八蛋&rsquo。
”但西北軍一退，甯、漢不難複被奉魯各個擊破，所謂“鹬蚌相持，漁人得利”者是。
他于是提議召集“開封會議”，請雙方委員齊到，推心布腹，商讨大計，以期化除成見，解決難題，複合為一，以對付共同敵人。
所有各人的安全問題，由彼負責雲雲。
餘奉命至漢，分谒各委員，詳為代述意見。
徐謙、孫科等均贊成。
（徐在洛陽與孔祥熙及馮氏共商，一緻同意，見七、十二，徐緻汪電。
）但因汪兆銘、唐生智二人，極力作梗，反對合一，餘乃無功而還。
馮聆餘報告後，大感失望，登時變色，搖頭無語，沮喪至極。
（七、十七，汪緻徐、孔、馮電仍主張維持武漢中央而稱甯方為“僞中央”，不能開“對等和議”，文末更有“移師東防（攻甯），事非獲已”之語。
）馮氏因其不肯加入内戰，且于雙方意見最深之時，倡言合一，雙方均不能讨好，雙方均為之失望，乃責罵交至。
而其對兩方仍盡力調解，函電盈尺也。
後來大局危急，兩方均感悟，合一之新局面卒以成功。
馮氏自己也通電認罪，願受黨之裁判雲。
平情而論，最初在粵的中央委員等确曾正式通過遷移中央黨部、國民政府于武漢。
但如今既經甯、漢各委員等公決再遷南京，則中央法統、正統當然在南京無疑。
軍政變化 十六年（一九二七）下半年，全局軍事、政治又起大變化。
因甯、漢争執愈烈，雙方調兵在長江上遊備戰，徐州防務為之松弛。
奉方以“安國軍”名義乘勢反攻，由舊直系之孫傳芳統大軍南下。
七月廿四日，複占徐州。
蔣總司令再行北上督師，約同馮軍會攻。
惟第一集團軍兵力仍苦不足。
馮氏以前方兵力亦有限，豫省駐軍受灰色軍隊之牽制（如靳雲鹗，詳後），陝、甘後方又以運輸困難調集遲緩。
八月初，先令鹿鐘麟任東路總司令，竭力進攻。
所統之“國民軍”舊二軍及新編之師，與奉軍及張敬堯等作戰，均不得力。
方期所派入魯圖攻濟甯之鄭大章部騎兵及另派往截斷徐州、兖州間鐵路之一部，特奏切斷敵軍後路之效，而津浦線第一集團軍已退，奉軍又大舉進援，馮軍不得不退回豫境，堅守隴海路線。
（上見李泰棻：《國民軍史稿》頁三六二&mdash三六三）。
由是，馮氏益努力于促進全黨合一，共同北伐，蓋明知非如是斷不能竟全功也。
在甯方，則黨中要人亦深知非與武漢複合不可。
其至有決定性之動力則以第四集團軍李宗仁、白崇禧等一緻主張蔣氏下野，以促進統一之局面而挽救全黨于危亡。
面遇黨國危機，蔣氏果當機立斷，于八月十二日飄然辭職，去甯赴日。
于是，時局急轉直下。
九月間，漢、甯兩方領袖，大會于南京，黨部與政府複合為一，大局乃有轉機矣。
秋間，長江以北之戰事仍不停頓。
孫傳芳與張宗昌于八月中由徐州長驅直下，直至江南，由何應欽、李宗仁、白崇禧三位總指揮（并無總司令）率師大敗之于鎮江下遊之龍潭。
張宗昌之魯軍亦沿隴海路西進攻豫東，馮氏不得不盡力應付。
然馮軍此時心腹之患卻在後方之靳雲鹗。
靳本隸吳佩孚麾下（為曾任北京内閣總理靳雲鵬之弟），向駐豫中，在郾城設總司令部。
吳倒後，無路可走，乃托庇于國民革命軍。
因其于讨奉之役，不無微勞，國民政府乃委為第二集團軍之第二方面總指揮、河南省政府委員，後又兼民政廳長等職。
馮待之亦不薄，先後曾撥付現洋五十四萬元，及軍衣、子彈、糧食無數，比待自己軍隊為優。
惟靳則原是軍閥官僚，惟升官發财、占據地盤是務，屢曾要求政府升其為第五集團軍總司令。
時在武漢之政府不得已乃改調為中央直轄之第八方面軍。
靳仍不滿，始終欲占河南地盤。
乃密與孫（傳芳）、張（作霖）結三角同盟。
其條件則孫攫蘇、浙，張（宗昌）占山東，出兵攻豫，而以靳為内應；約定共滅西北軍後，則以豫歸靳。
故靳屢抗命，不肯攻徐。
上次會攻徐州之役受其牽制（時，鹿已進至九裡山，距徐州僅十裡，而靳在後方不肯前進，且現變叛迹象），以緻功敗垂成。
靳複假開拔之名，向武漢騙款三十萬元，且運動“紅槍會”衆響應。
又私在總部刻“安國軍”關防，定期舉事攻擊馮軍。
唐生智亦與之有秘密聯絡，為其後盾；假刀殺人，殊可痛恨。
馮見逆迹已彰，且為北伐之後患，乃以最敏捷之手段，于三日内調馬步兵十餘萬，四面包圍。
九月七日，開始總攻擊，靳所據之十一縣防地，五日間全行克複，并解散其全軍。
其本人幸得逃去。
靳前謊報軍額十二萬以騙饷械，而實不過二三萬人。
是役，除殘部一二千人逃竄皖北，及秦德純一部始終不變外，餘悉解決。
（秦氏此後正式編入
可惜國民黨内部糾紛愈甚，進行受阻。
馮氏處境困難，應付不易。
蓋以是時，甯、漢裂痕愈深，浸浸乎有敵對行為。
馮氏自始即表示絕對不加入黨内私争，并力勸雙方諸領袖顧全大局，不要決裂。
其在徐州之主張與前在鄭州之主張正相同。
緣馮一向率軍遠處西北一隅，與南方隔膜不相接近，故于南中政治黨務未明真相。
其初，以為一到豫省即可合全黨之力一緻北伐，以完成國民革命。
斯時黨勢軍威，均盛極一時，胡虜震懾，張學良派人攜親筆函至馮處求和，願将直隸及塞北三特别區（熱河、察哈爾、綏遠）讓出，而自動地退出關外。
其他奉系将領，亦紛紛遣人通款。
以故，六月入京之夢，當時确有實現之把握。
然自甯、漢分家，各稱中央，各欲拉馮卷入旋渦；漢則令其攻甯，甯又令其攻漢。
馮氏身處其中，困難可想。
馮氏本軍人，政治頭腦簡單，在同一時期，隻會懷一種概念，走一條路線，而不能應付複雜的政治環境與多元的局面。
而且又為新進的黨員，故對黨義上與法統上之事，頗不了了，甚至莫名其妙。
況主持甯、漢兩方者，多為其最友善及最相信的友人，更有左右做人難之感覺。
再因其本身是軍人，對于政治上與理論上之是非不大注意。
所斤斤注意者，惟在軍事上之利害。
當時，西北軍雖得有豫省，然而身處四戰之地，頑敵當前（奉魯軍閥），且心腹之患，處處皆是，更覺種種掣肘之苦，不能盡說。
故自不能輕舉妄動。
有此多種原因，他遂決定在消極上對于黨内私争，決不參預何方。
而在積極上，則更發最誠懇之電文及派遣代表，分赴兩方，力行促進甯、漢合一之運動。
蓋苟兩方一旦開戰，以西北軍當時勢力及地位計，不特不能出兵北伐，而且勢不得不放棄河南，複退入潼關，而甯、漢兩方恐亦保不得矣。
或以為馮氏當時背漢投甯者，非也。
此實未明當時形勢與馮氏處境及經過真相之錯誤的猜疑。
時，餘在軍中，參預其事，可以親曆之事為證。
是時，派赴漢口任調解者，即是著者（赴甯方代表未詳，大概是李鳴鐘）。
南行之前，馮氏為我詳述其意見及解釋當前之局勢，略如上文所述。
他最重視軍事形勢，以西北軍當奉魯軍之正面，如甯、漢一旦開戰，奉軍必卷土重來。
西北軍适當其沖，孤立無援，力量不足，非失敗不可。
說到這裡，他忽表現至嚴厲的态度高聲說：“到那時，如果我不退兵入陝，真是個&lsquo忘八蛋&rsquo。
”但西北軍一退，甯、漢不難複被奉魯各個擊破，所謂“鹬蚌相持，漁人得利”者是。
他于是提議召集“開封會議”，請雙方委員齊到，推心布腹，商讨大計，以期化除成見，解決難題，複合為一，以對付共同敵人。
所有各人的安全問題，由彼負責雲雲。
餘奉命至漢，分谒各委員，詳為代述意見。
徐謙、孫科等均贊成。
（徐在洛陽與孔祥熙及馮氏共商，一緻同意，見七、十二，徐緻汪電。
）但因汪兆銘、唐生智二人，極力作梗，反對合一，餘乃無功而還。
馮聆餘報告後，大感失望，登時變色，搖頭無語，沮喪至極。
（七、十七，汪緻徐、孔、馮電仍主張維持武漢中央而稱甯方為“僞中央”，不能開“對等和議”，文末更有“移師東防（攻甯），事非獲已”之語。
）馮氏因其不肯加入内戰，且于雙方意見最深之時，倡言合一，雙方均不能讨好，雙方均為之失望，乃責罵交至。
而其對兩方仍盡力調解，函電盈尺也。
後來大局危急，兩方均感悟，合一之新局面卒以成功。
馮氏自己也通電認罪，願受黨之裁判雲。
平情而論，最初在粵的中央委員等确曾正式通過遷移中央黨部、國民政府于武漢。
但如今既經甯、漢各委員等公決再遷南京，則中央法統、正統當然在南京無疑。
軍政變化 十六年（一九二七）下半年，全局軍事、政治又起大變化。
因甯、漢争執愈烈，雙方調兵在長江上遊備戰，徐州防務為之松弛。
奉方以“安國軍”名義乘勢反攻，由舊直系之孫傳芳統大軍南下。
七月廿四日，複占徐州。
蔣總司令再行北上督師，約同馮軍會攻。
惟第一集團軍兵力仍苦不足。
馮氏以前方兵力亦有限，豫省駐軍受灰色軍隊之牽制（如靳雲鹗，詳後），陝、甘後方又以運輸困難調集遲緩。
八月初，先令鹿鐘麟任東路總司令，竭力進攻。
所統之“國民軍”舊二軍及新編之師，與奉軍及張敬堯等作戰，均不得力。
方期所派入魯圖攻濟甯之鄭大章部騎兵及另派往截斷徐州、兖州間鐵路之一部，特奏切斷敵軍後路之效，而津浦線第一集團軍已退，奉軍又大舉進援，馮軍不得不退回豫境，堅守隴海路線。
（上見李泰棻：《國民軍史稿》頁三六二&mdash三六三）。
由是，馮氏益努力于促進全黨合一，共同北伐，蓋明知非如是斷不能竟全功也。
在甯方，則黨中要人亦深知非與武漢複合不可。
其至有決定性之動力則以第四集團軍李宗仁、白崇禧等一緻主張蔣氏下野，以促進統一之局面而挽救全黨于危亡。
面遇黨國危機，蔣氏果當機立斷，于八月十二日飄然辭職，去甯赴日。
于是，時局急轉直下。
九月間，漢、甯兩方領袖，大會于南京，黨部與政府複合為一，大局乃有轉機矣。
秋間，長江以北之戰事仍不停頓。
孫傳芳與張宗昌于八月中由徐州長驅直下，直至江南，由何應欽、李宗仁、白崇禧三位總指揮（并無總司令）率師大敗之于鎮江下遊之龍潭。
張宗昌之魯軍亦沿隴海路西進攻豫東，馮氏不得不盡力應付。
然馮軍此時心腹之患卻在後方之靳雲鹗。
靳本隸吳佩孚麾下（為曾任北京内閣總理靳雲鵬之弟），向駐豫中，在郾城設總司令部。
吳倒後，無路可走，乃托庇于國民革命軍。
因其于讨奉之役，不無微勞，國民政府乃委為第二集團軍之第二方面總指揮、河南省政府委員，後又兼民政廳長等職。
馮待之亦不薄，先後曾撥付現洋五十四萬元，及軍衣、子彈、糧食無數，比待自己軍隊為優。
惟靳則原是軍閥官僚，惟升官發财、占據地盤是務，屢曾要求政府升其為第五集團軍總司令。
時在武漢之政府不得已乃改調為中央直轄之第八方面軍。
靳仍不滿，始終欲占河南地盤。
乃密與孫（傳芳）、張（作霖）結三角同盟。
其條件則孫攫蘇、浙，張（宗昌）占山東，出兵攻豫，而以靳為内應；約定共滅西北軍後，則以豫歸靳。
故靳屢抗命，不肯攻徐。
上次會攻徐州之役受其牽制（時，鹿已進至九裡山，距徐州僅十裡，而靳在後方不肯前進，且現變叛迹象），以緻功敗垂成。
靳複假開拔之名，向武漢騙款三十萬元，且運動“紅槍會”衆響應。
又私在總部刻“安國軍”關防，定期舉事攻擊馮軍。
唐生智亦與之有秘密聯絡，為其後盾；假刀殺人，殊可痛恨。
馮見逆迹已彰，且為北伐之後患，乃以最敏捷之手段，于三日内調馬步兵十餘萬，四面包圍。
九月七日，開始總攻擊，靳所據之十一縣防地，五日間全行克複，并解散其全軍。
其本人幸得逃去。
靳前謊報軍額十二萬以騙饷械，而實不過二三萬人。
是役，除殘部一二千人逃竄皖北，及秦德純一部始終不變外，餘悉解決。
（秦氏此後正式編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