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首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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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緻,見頁五〇三。

    ) 是時,胡景翼所部開抵通縣待命。

    吳令其由喜峰口進軍熱河,援應王懷慶軍。

    馮氏命劉治洲與胡籌商緩進以觀變,胡深然之,并派部将鄧瑜(寶珊)赴灤平谒馮氏,故十九日之會議鄧亦列席。

    會畢,鄧即電告胡準備一緻行動。

    在北京方面,吳既赴前方,馮氏先曾向曹锟保薦孫嶽任北京“警備副司令”,由其幹部徐永昌步兵一團駐守各城門。

    後來,孫向馮氏取笑道:“您特意把我弄來給您開城門,是不是?”彼此相視而笑,莫逆于心。

    至于天津段祺瑞方面,馮亦派劉之龍接洽妥當,故晉閻、魯鄭均無問題。

    海軍杜錫珪雖屬直系人物,亦厭惡吳氏之行為,經鄧萃英(芝園,閩人,與杜同鄉)之接洽,也加入運動。

    至于奉天方面,則自十九日全軍決定班師後,馮即派張樹聲步行赴奉聯絡,相約停戰救國。

    時,奉方亦派員密來通款,望熱河方面軍事行動,雙方緩進。

    馮氏以适符班師計劃,即許之。

    此各方聯絡之情形也。

    (按:灤平距奉天甚遠。

    張大約步行至承德轉乘汽車前往。

    ) 根據薛著《馮傳》之考證,馮氏班師回京之舉,并不是吳倒台之主因。

    雖其有重大的影響,而吳在榆關大敗之根本因素,乃在馮軍與奉軍在熱河停戰,緻迫令吳派三師兵力西向。

    這三師未到達戰地時,北京變局已發生了,于是要迫降于奉軍。

    而且熱河西路奉軍李景林,一知馮軍不戰,即遣大部軍力東趨榆關。

    直軍削弱而奉軍增強,不俟馮軍之“倒戈”相向已一敗塗地矣。

    這是奉直之戰最後一仗奉方大勝之決定性的主因。

    最後,北京之變局消息對于前線吳軍發生最惡的影響(見頁一三五之三五附注)。

    這是很客觀的和很确鑿的分析。

     至馮軍内部籌備情形,尚有可記者。

    在出發前,馮密令蔣鴻遇派員往河南招新兵萬人,陸續運京,即編成三個補充旅,以孫良誠、張維玺、蔣鴻遇任旅長,分駐南北苑,故班師時,在京兵力亦甚雄厚。

    至十月初旬,馮召蔣鴻遇至密雲軍次,告以班師回京倡導和平之意志。

    蔣答以宜慎重其事,謂吳尚有第三師兩部駐豐台、長辛店兩地,若欲避免近畿戰事,必俟該部全開前方乃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馮氏遂令其回京積極進行籌備,秘密進行,如積屯糧秣、盡驅運輸駱駝于安定門外、計賺安定門城門防務、密查城内外之電報電話線路、繪制詳圖以備臨時需用等軍事布置均極周密妥當。

    而蔣從容鎮靜,且每日到軍事處照常辦公,一如平時。

     十九日&mdash&mdash正馮氏與高級軍官等議決班師之日&mdash&mdash北京軍事處接到前方緊急戰報,當将第三師全部開赴前線。

    (據劉著頁五二,吳留張福來之三部于北京一帶以防馮軍,因前方緊急,乃盡調前方。

    由劉汝明化裝親到豐台調查,回報蔣鴻遇。

    )蔣鴻遇立以密電告之馮氏。

    乃于廿一日下令班師。

    令最後隊伍鹿鐘麟部兼程回京主持一切,會同張維玺、孫良誠兩旅先抵北苑,再與蔣鴻遇旅會合入城。

    又令李鳴鐘旅直趨長辛店,截斷京漢、京奉兩路之交通。

    時,胡景翼停兵喜峰口等處,馮氏電約其同時南旋,占據灤州、軍糧城一帶,以截斷京漢線直軍之聯絡,并防止吳率兵西向。

    已抵承德之張之江、宋哲元等旅,亦令其即日回師。

    熱河都統米振标處,經派員聯絡成功,願取一緻行動。

    調度既畢,馮氏自己親率劉郁芬部直指北京。

    馮氏前于出發時,故遲遲其行,沿途令軍士修築汽車路,并預備汽車多輛。

    故去時行期一月,及其回師也,僅四日耳。

     在北京方面,先于二十日晚間蔣已接馮氏動員班師之電,即下令司令部留守人員,非有命令一概不許外出,以防洩露消息,二十一日,蔣仍到軍事處照常辦公,且請曹锟發給南、北苑新兵槍支。

    廿二日清晨,蔣預派張俊聲率兵一營,準備斷絕城内交通,并預備大車、麻袋等物堵塞總統府前,為萬一巷戰之準備。

    又分派便衣隊破壞京奉、京漢鐵路交通。

    部署既定,蔣于下午至北苑整頓所部第三旅,而鹿、孫、張亦于是晚趕至。

    會商既畢,三人即于是晚八時開始由北苑出發,夜十二時抵安定門。

    事前,由孫嶽部徐永昌手接收各城門防務。

    布置既妥,于是銜枚直入,雞犬不驚。

    城門預伏之兵,同時并起,照預頒命令行事。

     大軍入城後,鹿部在總統府四周警戒,并禁止行人通過各大道。

    蔣部在前門外,孫良誠在北城,張維玺在南城,分任警戒。

    同時,總統府衛隊及曹士傑部,皆解除武裝,給饷遣散。

    最痛快者,則萬惡之李彥青于是夜被捕。

    王克敏原亦為馮氏所必要逮捕者,但被其遁去。

    其餘罪魁多人,亦多逃匿。

    大軍進京,全城人民毫無知覺,即曹锟與政府要人均在夢中,盡被軟禁于北海團城。

    二十三日清晨,全城人民起來,忽見臂纏紅布圓白章上書“不擾民真愛民誓死救國”之馮軍,遍布通街要道,口唱“基督雄師進前”調之軍歌,及得讀遍貼全城之馮氏班師主和之布告,然後知“老馮”回來了。

    (按:布告全文見李著《國民軍史稿》頁一四&mdash一五。

    餘當時在京親見以上情狀。

    上述臂章字樣系原文,見《自傳》第八章之五。

    他書有以“誓死救國”四字在前者誤。

    ) “國民軍”之組織及通電 馮氏本人于廿四日抵北苑,胡景翼、孫嶽二人旋亦來會。

    即日,三人與各高級人員,如王芝祥、劉骥、張之江、李鳴鐘、鹿鐘麟、張璧、何遂等開會議(見李著頁一一六),全體決議,正式組織“國民軍聯軍”,公推馮氏任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胡、孫分任副司令兼二、三軍軍長。

    總司令部設于小旃檀寺。

    (章著《吳傳》下冊頁五六八謂此次會議組織“國民軍”推段祺瑞為元帥,絕無其事。

    劉汝明亦誤記。

    ) 軍事組織既完成,即由馮氏領銜與胡、孫、米(振标)及全軍師、旅長等具名發出倡導和平、救民救國與組織“國民軍”之通電,緻全國南北軍政領袖。

    全文錄後: 國家建軍原為禦侮。

    自相殘殺,中外同羞。

    不幸吾國自民九以還,無名之師屢起。

    抗争愈烈,元氣愈傷。

    執政者苟稍有天良,宜如何促進和平,與民休息?乃者,東南釁起,延及東北。

    動全國之兵,枯萬民之骨,究之因何而戰?為誰而戰?主其事者,恐亦無從作答。

    本年水旱各災,饑荒遍地,正救死之不暇,竟耀武于域中。

    吾民何辜,罹此荼毒?天災人禍,并作一時。

    玉祥等午夜彷徨,欲哭無淚。

    受良心之驅使,為休戰之主張。

    爰于十月二十三日,決意回兵,并聯合所屬各軍,另組“中華民國國民軍”,誓将為國為民效用。

    如有弄兵而禍國,好戰而殃民者,本軍為縮短戰期起見,亦不恤執戈以相周旋。

    現在全軍已悉抵京。

    首善之區,各友邦使節所在,地方秩序,最為重要,自當負責維持。

    而一切政治善後問題,應請全國賢達,急起直追,商補救之方,開更新之局。

    所謂“多難興邦”,或即在是。

    臨電翹企,伫候教言。

    馮玉祥、胡景翼、孫嶽、米振标、嶽維峻、田玉潔、鄧寶珊、李紀才、李雲龍、馮震東、曹世英、張之江、李鳴鐘、宋哲元、劉郁芬、鹿鐘麟、蔣鴻遇、孫連仲同叩漾(廿三)印。

    (上文錄自《自傳》,前銜作“各報館鑒”。

    文末各人銜略。

    ) 考此電文之原稿系出黃郛手筆。

    馮、黃二人的密切關系如何,我一向不大了了。

    至最近得讀黃郛夫人之《亦雲回憶》,始得明了其蘭因絮果。

    茲概括略述之。

    初,黃在賄選總統曹锟之内閣任教育總長。

    其人格操守、學識才能,最為馮氏所敬重。

    因請其每兩星期到南苑“陸軍檢閱使”署對自己及營長以上官佐講演一次。

    黃亦對馮氏特别認為是“北方工作的唯一同志”,期為“他日方面之才”,故每次必依時到講,雖病不辭,由是互相結合,交情日深,漸談及革命大計(見上文)。

    據劉汝明述:“一天黃先生和馮氏說:&lsquo煥章兄,您參加過辛亥灤州起義,是革命的前驅者。

    現在國事危急,當國者懵懵不醒,如非徹底改造,難期挽救。

    您應該繼續努力,以竟辛亥未竟之功。

    &rsquo”(見《回憶錄》頁四八)這番動人的話對于馮氏當然發生決定性的影響。

     至秋間,馮、胡、孫聯盟舉義後,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