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首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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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歲，一九二四）
革命之原因
曹锟以賄賂議員被選為總統，馮氏自始即不贊成（見上章），但其時格于勢力之孤單，不敢輕舉妄動，免蹈武穴主和之前轍。
然而“首都革命”之決心則早已立定，不過乘機而發，謀定後動，務期一舉成功而已。
及其成功後，譽之者許為革命，毀之者罵為倒戈，竟由是而得有“倒戈将軍”之惡名。
經餘費了許多時間與精神，施用曆史搜讨方法，仔細研究，卒探得個中因果及真相，乃敢下斷論：所謂險詐倒戈全是先由敵人對他不起，蓄意害他，或因當局貪污腐化、窮兇極惡、誤國誤民、劣迹昭彰，故而令他為國為民，奮起革命以武力解決的。
“首都革命”之役實為至好的例證。
自曹锟竊踞高位之後，荒淫無度，任用一班宵小佥壬，跋扈弄權，賄賂公行，無惡不作。
當時北京政府之黑暗、貪污、淫穢、兇暴與腐化，實為民國有史以來所僅見。
（此餘在北京時所親見者，茲不願細述，免污吾筆。
）馮氏以“清教徒”的道德觀念與操行，兼有愛國愛民思想、革命精神，屈居于這一群城狐社鼠底下，而且同在北京，耳聞目睹執政諸人之臭穢惡行，實忍無可忍。
尤為難堪者，甚至其本人也飽受了古今中外未曾聞之惡待遇&mdash&mdash被上司敲詐巨款。
緣曹政府購得意國舊軍械一批，經曹锟指定撥給馮軍一部分&mdash&mdash槍二千支、炮十八門，及子彈幾百萬發。
迨派人往領，數次均不得到手。
後來有人私告他，非送大禮與上頭不行。
他乃恍然大悟。
當時已積極密謀大舉，急于補充軍實，不得不忍痛勉湊現款十萬元送入總統府。
（見馮著《我的生活》卅一章頁四九五。
這是曹的嬖人李彥青所開的價錢，每支槍六十元，另見劉著頁四八，雲一共交十二萬元。
章君穀著《吳佩孚傳》頁四五二亦載有此事，但雲：“硬敲了馮十萬元。
”可見事實确鑿。
）送了巨款之後，他還要說不少的好話。
翌日，曹見了他，即歡歡喜喜地說：“煥章，您真是客氣，還要送禮來！”足證明曹锟收入私囊的了。
于是，全部軍械即時領出。
以部屬領軍械，亦須納賄于長官，真世界所未聞！腐化至此程度可謂極矣。
而馮氏受氣憤恨之深亦可想而知矣。
未幾，當其奉令出發熱河攻奉，曹發開拔費六十萬元，又為李彥青克扣了三分之二&mdash&mdash四十萬。
派部下攻敵而竟扣軍饷大半，亦為世界未聞之黑暗事。
欲馮氏之不“倒戈”其可得乎？是故推倒賄選、廓清政治，為“首都革命”之第一原因。
（以上兩事，餘前在馮軍中曾親自調查，聞之最高層幹部，系确鑿事實，曾于四十年前載所著《我所認識之馮玉祥及西北軍》篇中。
） 吳佩孚久擁重兵于洛陽，權勢莫京，一切軍政大計均以吳為最後的裁可者，連曹锟亦聽其把持，實為“太上總統”。
而吳則迷信武力統一政策，必使全國屈服于其旗下而後已。
前此，已命楊森圖川，命常德勝、沈鴻英攻粵（按李著頁九八）。
後者既失敗則複嗾使“國民黨”叛徒陳炯明背叛大總統孫中山先生而炮轟總統府，緻使其出奔上海。
吳複派孫傳芳入閩，驅逐李厚基，以為攻浙之準備，蓋是時浙江之盧永祥本為皖系分子，對曹、吳、直系早已表示反對矣。
于是羽檄紛馳，天下騷然。
秋間，忽而江浙戰起，全國又陷于内戰狀況中。
推其禍始皆肇于驕傲頑固、剛愎自用的吳佩孚之迷信武力統一政策所緻也。
江浙之戰甫完，直奉之争又起。
吳更竭北洋全力以為其個人洩憤之工具。
是故，反對直系之窮兵黩武而主張和平，又為“首都革命”之一大原因。
此外尚有一大原因，為世人所罕知者，即十三年（一九二四）馮氏之“苦疊達”5（即以暴烈手段推翻政府之謂），實出于自衛之不得已。
馮氏自己雖不居于任何一派（屢見前文），惟對于直系，因以往與曹、吳曆史的關系，向來不特表示友善态度，而且屢予直系以積極的助力，如先則助閻相文之督陝，後又出關救吳于長辛店及鄭州。
即直系人物亦承認當時若不得其救助，直系無以獲軍事上之勝利。
惟吳則自馮氏督豫後即蓄意排擠之。
及調駐南苑，又予以經濟壓迫使其極為難受（均詳上文）。
二年以來，馮氏隐忍處之，不與計較，亦不抵抗也。
及直奉之戰又起，吳強調令其出熱河應戰，實蓄有陰謀欲借此以消滅馮軍（詳後段）。
馮氏飽受冤氣，至是，更有進亦死、不進亦死之困難。
為保全其十年來訓練之良好軍隊計，遂不得不起而反抗。
故苟知其中内幕者，當以“首都革命”亦為馮氏自衛必要之舉焉。
至其自衛，是否合理？是否可原諒？則當視乎其軍隊是否有異于北洋軍閥之兵及其後是否對于國家與人民果有貢獻以為斷。
衡以後來馮氏對于“國民革命”之功績，則答案必然是肯定的。
（作者按：章君穀著《吳佩孚傳》谀吳毀馮備至，但事實究是難瞞。
該著者至終良心未泯尚肯講幾句公道話，謂吳氏之倒台實禍由自召雲：“這次政變實是十一年奉直戰後的怨毒所積。
吳佩孚在造成直系勢力稱霸全國後，于外面對各方反對派标示武力統一，欲悉數使之屈服，已造成無數怨毒，而使西南諸省及奉、浙有聯合反直的行動，而于内部對同系諸将更處置上回奉直戰争中建立大功、未得适當的報酬（指馮氏），積怨相叢，乃成巨患。
内部一旦積成勢力，與外面反對派相結合，于是外侮與阋牆之禍俱來，而變局發生了。
”（見該書下冊頁五六七）此分析雖并未言上文所述其他因素及詳情與真相，卻可證實吳自種其因，自食其果，于人何尤？） 革命之醞釀 當曹及其佥壬等胡鬧于北京及吳予智自雄稱霸于洛陽之時，全國反直運動進行日緊一日。
浙江之盧永祥既自始即表示反直，且進一步而結合奉、粵兩方。
于是粵、皖、奉三角同盟，于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秋間成立。
孫科、盧小嘉、張學良等，同在奉天會議（時人稱為“三公子會議”），訂立“三角同盟”，商定同時讨直，馮氏知之，對于倒直之舉大表同情。
是時，徐謙、黃郛時應約到馮軍講演，常商讨革命大計，均以推倒曹、吳為第一要着，馮氏革命意志愈為堅決（見馮氏《自述》）。
此“首都革命”運動之嚆矢也。
數年來徐謙更奔走聯絡，馮氏因而進一步與“國民黨”接近，先是，徐謙奉孫中山先生命屢次由粵北上說馮氏實行革命，期一舉克複首都。
惟馮氏鑒于以往之失敗，雖默契于心，而一向以實力未充，孤立北方，不忍孤注一擲，不敢再事輕舉妄動，尤其不敢正式加入“國民黨”，庶免北洋軍閥之嫉視，而樹被敵攻擊之目标。
在倒直運動醞釀初期，徐氏又來苦勸。
時，馮氏仍不表示可否。
一日，在南苑對官兵訓話，痛斥時政之非。
徐亦在場，聞而激之曰：“徒托空言幹甚麼？”馮氏答稱謂：“凡舉大事必要謹慎，否則萬一失敗，而實力消滅，雖欲救國而不可得，因為我不像您，失敗便可一跑了事。
而且縱推倒曹、吳，而治國之策将安出？苟不能優于他們，則是以暴易暴，那是我不幹的。
”徐不悅而去。
不久，徐又來，持孫中山先生之《建國大綱》見馮氏，謂：“君前慮治國無善策，如今有了，好自為之！”其時，俄人鮑羅廷亦進言，以曹政府貪劣、污穢、橫暴，實為中外所竊笑，亟宜改建清廉政府以救中國。
馮氏意志為之大振，但猶以兵力薄弱為慮，于是，又進一步為積極的準備。
其中，策劃實際行動最早而且最力的是孫嶽。
十三年（一九二四）九月十日，馮氏在南苑開“追悼陣亡官兵大會”。
大名鎮守使兼第十五混成旅長孫嶽親來與會。
孫為老同盟會會員，且為馮氏前在灤州起義時之老同志，平日交誼甚笃，過從亦密。
及駐兵武穴時，更與其締結深交。
孫在曹、吳旗下郁郁不得志，蓋吳昔亦于清末在吳祿貞第三鎮任上尉參謀，僞加入“中國同盟會”，而将革命計劃私行告密，辛亥革命同志被害者不少。
及閻錫山起義于山西，袁世凱派遣第三鎮協統盧永祥進攻娘子關，亦由吳冒充革命分子入晉偵察陣地虛實。
盧乃得進占太原。
（編者按：吳祿貞系第六
然而“首都革命”之決心則早已立定，不過乘機而發，謀定後動，務期一舉成功而已。
及其成功後，譽之者許為革命，毀之者罵為倒戈，竟由是而得有“倒戈将軍”之惡名。
經餘費了許多時間與精神，施用曆史搜讨方法，仔細研究，卒探得個中因果及真相，乃敢下斷論：所謂險詐倒戈全是先由敵人對他不起，蓄意害他，或因當局貪污腐化、窮兇極惡、誤國誤民、劣迹昭彰，故而令他為國為民，奮起革命以武力解決的。
“首都革命”之役實為至好的例證。
自曹锟竊踞高位之後，荒淫無度，任用一班宵小佥壬，跋扈弄權，賄賂公行，無惡不作。
當時北京政府之黑暗、貪污、淫穢、兇暴與腐化，實為民國有史以來所僅見。
（此餘在北京時所親見者，茲不願細述，免污吾筆。
）馮氏以“清教徒”的道德觀念與操行，兼有愛國愛民思想、革命精神，屈居于這一群城狐社鼠底下，而且同在北京，耳聞目睹執政諸人之臭穢惡行，實忍無可忍。
尤為難堪者，甚至其本人也飽受了古今中外未曾聞之惡待遇&mdash&mdash被上司敲詐巨款。
緣曹政府購得意國舊軍械一批，經曹锟指定撥給馮軍一部分&mdash&mdash槍二千支、炮十八門，及子彈幾百萬發。
迨派人往領，數次均不得到手。
後來有人私告他，非送大禮與上頭不行。
他乃恍然大悟。
當時已積極密謀大舉，急于補充軍實，不得不忍痛勉湊現款十萬元送入總統府。
（見馮著《我的生活》卅一章頁四九五。
這是曹的嬖人李彥青所開的價錢，每支槍六十元，另見劉著頁四八，雲一共交十二萬元。
章君穀著《吳佩孚傳》頁四五二亦載有此事，但雲：“硬敲了馮十萬元。
”可見事實确鑿。
）送了巨款之後，他還要說不少的好話。
翌日，曹見了他，即歡歡喜喜地說：“煥章，您真是客氣，還要送禮來！”足證明曹锟收入私囊的了。
于是，全部軍械即時領出。
以部屬領軍械，亦須納賄于長官，真世界所未聞！腐化至此程度可謂極矣。
而馮氏受氣憤恨之深亦可想而知矣。
未幾，當其奉令出發熱河攻奉，曹發開拔費六十萬元，又為李彥青克扣了三分之二&mdash&mdash四十萬。
派部下攻敵而竟扣軍饷大半，亦為世界未聞之黑暗事。
欲馮氏之不“倒戈”其可得乎？是故推倒賄選、廓清政治，為“首都革命”之第一原因。
（以上兩事，餘前在馮軍中曾親自調查，聞之最高層幹部，系确鑿事實，曾于四十年前載所著《我所認識之馮玉祥及西北軍》篇中。
） 吳佩孚久擁重兵于洛陽，權勢莫京，一切軍政大計均以吳為最後的裁可者，連曹锟亦聽其把持，實為“太上總統”。
而吳則迷信武力統一政策，必使全國屈服于其旗下而後已。
前此，已命楊森圖川，命常德勝、沈鴻英攻粵（按李著頁九八）。
後者既失敗則複嗾使“國民黨”叛徒陳炯明背叛大總統孫中山先生而炮轟總統府，緻使其出奔上海。
吳複派孫傳芳入閩，驅逐李厚基，以為攻浙之準備，蓋是時浙江之盧永祥本為皖系分子，對曹、吳、直系早已表示反對矣。
于是羽檄紛馳，天下騷然。
秋間，忽而江浙戰起，全國又陷于内戰狀況中。
推其禍始皆肇于驕傲頑固、剛愎自用的吳佩孚之迷信武力統一政策所緻也。
江浙之戰甫完，直奉之争又起。
吳更竭北洋全力以為其個人洩憤之工具。
是故，反對直系之窮兵黩武而主張和平，又為“首都革命”之一大原因。
此外尚有一大原因，為世人所罕知者，即十三年（一九二四）馮氏之“苦疊達”5（即以暴烈手段推翻政府之謂），實出于自衛之不得已。
馮氏自己雖不居于任何一派（屢見前文），惟對于直系，因以往與曹、吳曆史的關系，向來不特表示友善态度，而且屢予直系以積極的助力，如先則助閻相文之督陝，後又出關救吳于長辛店及鄭州。
即直系人物亦承認當時若不得其救助，直系無以獲軍事上之勝利。
惟吳則自馮氏督豫後即蓄意排擠之。
及調駐南苑，又予以經濟壓迫使其極為難受（均詳上文）。
二年以來，馮氏隐忍處之，不與計較，亦不抵抗也。
及直奉之戰又起，吳強調令其出熱河應戰，實蓄有陰謀欲借此以消滅馮軍（詳後段）。
馮氏飽受冤氣，至是，更有進亦死、不進亦死之困難。
為保全其十年來訓練之良好軍隊計，遂不得不起而反抗。
故苟知其中内幕者，當以“首都革命”亦為馮氏自衛必要之舉焉。
至其自衛，是否合理？是否可原諒？則當視乎其軍隊是否有異于北洋軍閥之兵及其後是否對于國家與人民果有貢獻以為斷。
衡以後來馮氏對于“國民革命”之功績，則答案必然是肯定的。
（作者按：章君穀著《吳佩孚傳》谀吳毀馮備至，但事實究是難瞞。
該著者至終良心未泯尚肯講幾句公道話，謂吳氏之倒台實禍由自召雲：“這次政變實是十一年奉直戰後的怨毒所積。
吳佩孚在造成直系勢力稱霸全國後，于外面對各方反對派标示武力統一，欲悉數使之屈服，已造成無數怨毒，而使西南諸省及奉、浙有聯合反直的行動，而于内部對同系諸将更處置上回奉直戰争中建立大功、未得适當的報酬（指馮氏），積怨相叢，乃成巨患。
内部一旦積成勢力，與外面反對派相結合，于是外侮與阋牆之禍俱來，而變局發生了。
”（見該書下冊頁五六七）此分析雖并未言上文所述其他因素及詳情與真相，卻可證實吳自種其因，自食其果，于人何尤？） 革命之醞釀 當曹及其佥壬等胡鬧于北京及吳予智自雄稱霸于洛陽之時，全國反直運動進行日緊一日。
浙江之盧永祥既自始即表示反直，且進一步而結合奉、粵兩方。
于是粵、皖、奉三角同盟，于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秋間成立。
孫科、盧小嘉、張學良等，同在奉天會議（時人稱為“三公子會議”），訂立“三角同盟”，商定同時讨直，馮氏知之，對于倒直之舉大表同情。
是時，徐謙、黃郛時應約到馮軍講演，常商讨革命大計，均以推倒曹、吳為第一要着，馮氏革命意志愈為堅決（見馮氏《自述》）。
此“首都革命”運動之嚆矢也。
數年來徐謙更奔走聯絡，馮氏因而進一步與“國民黨”接近，先是，徐謙奉孫中山先生命屢次由粵北上說馮氏實行革命，期一舉克複首都。
惟馮氏鑒于以往之失敗，雖默契于心，而一向以實力未充，孤立北方，不忍孤注一擲，不敢再事輕舉妄動，尤其不敢正式加入“國民黨”，庶免北洋軍閥之嫉視，而樹被敵攻擊之目标。
在倒直運動醞釀初期，徐氏又來苦勸。
時，馮氏仍不表示可否。
一日，在南苑對官兵訓話，痛斥時政之非。
徐亦在場，聞而激之曰：“徒托空言幹甚麼？”馮氏答稱謂：“凡舉大事必要謹慎，否則萬一失敗，而實力消滅，雖欲救國而不可得，因為我不像您，失敗便可一跑了事。
而且縱推倒曹、吳，而治國之策将安出？苟不能優于他們，則是以暴易暴，那是我不幹的。
”徐不悅而去。
不久，徐又來，持孫中山先生之《建國大綱》見馮氏，謂：“君前慮治國無善策，如今有了，好自為之！”其時，俄人鮑羅廷亦進言，以曹政府貪劣、污穢、橫暴，實為中外所竊笑，亟宜改建清廉政府以救中國。
馮氏意志為之大振，但猶以兵力薄弱為慮，于是，又進一步為積極的準備。
其中，策劃實際行動最早而且最力的是孫嶽。
十三年（一九二四）九月十日，馮氏在南苑開“追悼陣亡官兵大會”。
大名鎮守使兼第十五混成旅長孫嶽親來與會。
孫為老同盟會會員，且為馮氏前在灤州起義時之老同志，平日交誼甚笃，過從亦密。
及駐兵武穴時，更與其締結深交。
孫在曹、吳旗下郁郁不得志，蓋吳昔亦于清末在吳祿貞第三鎮任上尉參謀，僞加入“中國同盟會”，而将革命計劃私行告密，辛亥革命同志被害者不少。
及閻錫山起義于山西，袁世凱派遣第三鎮協統盧永祥進攻娘子關，亦由吳冒充革命分子入晉偵察陣地虛實。
盧乃得進占太原。
（編者按：吳祿貞系第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