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1901—1911年政治和制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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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皇帝的改革诏書
1900年8月14日聯軍占領北京時，慈禧太後和光緒皇帝撤離京師，在10月26日逃到西安。
12月初，京師和各省高級官員奉命上書言事，陳述他們對行政、軍事、教育、财政和其他方面的改革意見。
1901年1月29日，經太後指示，皇帝發布上谕，聲稱三綱五常雖為萬世不易之理，但政府的統治方法則應順應時勢加以改革。
在這道上谕中，他對中國根深蒂固的弊病概括如下： 我中國之弱，在于習氣太深，文法太密。
庸俗之吏多，豪傑之士少。
文法者庸人借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為牟利之符。
公事以文牍相往來，而毫無實際。
人才以資格相限制，而日見消磨。
誤國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
[1] 上谕還宣稱，中國向外國學的隻是表面的語言文字，而非&ldquo西政之本源也&rdquo。
因此命令高級官員&ldquo各就現在情形，參酌中西政要，舉凡朝章國故，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财政&rdquo等情，考慮&ldquo當因當革，當省當并，或取諸人，或求諸己&rdquo，向上奏報。
因此，許多高級官員呈上關于改革制度及行政管理的意見。
1901年4月，政府創立政務處，着手審查這些建議，選出那些可以照辦的建議。
[2]此後，政務處就成為政府改革規劃的指揮部。
教育改革 義和團事件之後，清朝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從西方采納某些東西。
為此，某些政府官員必須通曉西方文化。
因此政府命令翰林院學士研究西學。
它把留學生召回本國，授予官職，還為由京師和各省高級官員推薦的那些人開了一次經濟特科考試。
[3] 在實行這一權宜措施的同時，政府企圖在選擇官員方法方面作一全面的改革。
自7世紀以來，中國曆代統治者就已規定了文字考試，人們通過這種考試就有資格成為高級文職官員。
科舉曾經是一種優越的制度，它在一千多年時間的實踐中逐步趨于完善。
不過與此同時，這種制度也陷入了形式主義。
它的大部分試題要求人們在儒家經典中尋章摘句，然後加以釋義和說明。
在明清時代，每一部儒家經典都有官方的注釋，它們是科舉用的欽定版本。
結果，應考人得努力把各經典著作的全文及官方注釋都死記硬背下來。
科舉考試就僅僅成了記誦之學與書寫能力的考試，它要求的不是邏輯性強和論點明晰的文章，而是堆砌着骈偶和典故的華麗辭藻的文章。
此外，一篇文章必須包括八段，寫成所謂的&ldquo八股&rdquo體。
甚至字迹也必須是&ldquo小楷&rdquo。
有清一代的實際情況就是如此。
說中國所有的學生學習都是為了科舉考試，絕非言過其實。
無怿乎在正統教育下培養出來的學生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呆闆、因襲和沒有創造性思想才能的人。
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能夠希望得到一個新時代所需要的那種人呢？ 顯然，修改考試制度是不可避免的了。
1901年，清政府開始廢除八股文章。
代替它的是要求更清楚地解說《四書》《五經》以及論述中國曆史、政治和西方政治及學術的文章，并在1902年的各省考試中開始實行。
其次，政府認識到需要一種西式公立學校制度，決定把書院改建為西式學堂。
自甲午戰争以來，張之洞和盛宣懷就提倡過這種學堂，而且他們在武昌、天津和上海也建立了這種學堂。
然而，幾乎不可能使學生入學，因為教育的最強烈的動機仍然是在政府中做官。
因此，為了吸引學生進入新學堂，政府同意給予學堂畢業生文官候選人的待遇。
[4] 清政府也鼓勵學生去國外學習，因為将要在中國建立起來的新式學堂中缺乏合格的師資。
從國外延請教師花費太大；此外，即使花費大量錢财，也難于得到好的外國教師；因此，較快的辦法就是派遣中國學生出國。
特别是鼓勵到日本去留學。
與去西方相比較，去日本的旅費和生活費都便宜得多，日本人與中國人同文字，習俗又相近（見第六章）。
另外，人們認為西方文化幾乎已原樣傳入日本，因此就沒有多大必要費事到西方去了。
由此可見，教育改革是從改革科舉、創辦新學堂和鼓勵出國留學開始的。
沿着這個方向，新學堂越辦越多，但是它們的課程和學習年限差别很大。
政府認為有統一标準的必要，于是在1904年制定了一套以日本為模式的學堂行政管理規章。
在這種制度下，學堂正規教育分為初、中、高三級。
為7&mdash12虛歲的學生開辦初等小學堂，為12&mdash16虛歲的學生開辦高等小學堂。
中學堂則為16&mdash21虛歲的學生開設。
高等學堂收21&mdash24虛歲的學生。
分科大學則收24&mdash28虛歲的學生，最高一級則為通儒院。
通儒院或分科大學的畢業生被授予進士功名；高等學堂畢業生被授予舉人功名；中學堂和高等小學堂的畢業生則取得生員（秀才）的功名。
這就使新式學堂的畢業生有了正規官員候補者的資格。
[5] 政府在紙面上定下這一制度後，就在1905年12月建立了學部，作為中央的教育行政機構。
在過去，禮部曾負責科舉考試以及與此有關的傳統教育事項。
可是在甲午戰争之後開辦的一些西式學堂的行政就沒有授權禮部管理。
1898年京師大學堂已經成立，由它負責管理新式學堂。
但是這所京師大學堂實際上是集大學和學部組織于一身的機構，由于新式學堂的數量增加得太快，它已不能起到管理學堂的最高機構的作用。
因此，京師大學堂這時就被定為最高學府，另設學部來管理學堂。
[6] 1904年當政府建立這種學堂制度時，它企圖在1906年以後逐漸減少舊式科舉考試功名獲得者的人數，并在全國各地建立起足夠數量的新式學堂之後最後廢除科舉考試。
然而日俄戰争的結果加速了這個進程，因為日本的勝利被看作是立憲政體戰勝專制政體的事例。
很多中國人認為，對中國來說，立憲幾乎是勢在必行的。
但是為了成立一個立憲政府，百姓就必須獨立思考和判斷。
因此，傳統教育很不能令人滿意，而且确實可以說是很有害的。
在日俄戰争期間，越來越多的人主張廢除科舉。
1905年9月，在日本的勝利已成定局時，政府決定在下一年廢除科舉。
[7] 當這一持續了約有1300年之久的科舉制完全被廢除時，它确實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
此後，新式學堂的畢業生在政府中占有重要的職位，代替了傳統的有功名的人。
同時決定在國外高等學校水平以上學校畢業的學生也有資格取得進士或舉人的功名，但這部分地要按照他們回國時考試的成績來決定。
[8] 教育改革的成效究竟如何？根據學部的統計，在1904年學堂總數為4222所，學生總數為92169人；在1909年學堂為52348所，學生為1560270人。
[9]這些數字表明學校教育有驚人的發展。
然而随着這種發展，教育的内容是否有任何實際變化，這還是有疑問的。
首先，由于難以得到合格的新式教育的教師，在大多數新式學堂裡不可避免地仍然按舊課程教課。
1909年，在教初等小學堂的教師中，百分之四十八是有傳統功名的人，他們是毫不了解新式教育的。
這就說明為新式學堂獲得新教師是多麼困難了。
其次，幾乎所有私立學堂都由紳士&mdash文人所辦，而且大部分公立學堂也是由他們發起而開辦的。
然而紳士階級基本上反對政府廢科舉、建學堂和鼓勵出國留學的政策。
他們有許多理由來反對。
紳士們在地方上享有種種特權，這并非因為他們富有和出身于望族，而僅僅是因為他們曾經科舉及第。
廢除科舉就意味着他們的特權要消失。
此外，由于他們的子弟通常準備參加這種考試，所以科舉的廢除将會毀壞所有紳士家庭所享有的和期待着享有的那些特權。
因此，紳士&mdash文人作為一個階級，是始終反對廢除科舉的。
但清政府終于還是公布了廢除科舉的法令，此後紳士們機敏地停止了反抗，另辟辦學堂以保存他們特權的新出路，因為學堂也能授予畢業生進士、舉人和生員的學銜。
紳士家族送其子弟入學，希望以此保持他們的特權；因此他們非常熱衷于開辦學堂，甚至不惜自己花錢來辦。
再次，新制度中盡可能地保留了舊東西。
例如，由皇帝從高級官員中任命最後考試的總監，讓他與學部大臣或督撫一起主持考試。
然後對考試合格者授予功名。
顯然這一程序和以前的程序并無二緻。
&ldquo學堂&rdquo與科舉考試僅僅一詞之異而已。
儒學仍然被認為是學業的基本内容，即使在新式學堂中也不得忽視。
[10]每月的初一和十五學堂要舉行一次祭孔儀式，而且很多學時花在閱讀和講授經典著作上。
以初等小學堂為例，在每周三十個學時當中，有12個學時是朗讀和講解儒家經典。
一年級學生每天要讀《論語》和《孝經》40個字；二年級學生每天要讀《論語》、《大學》和《中庸》60個字；三年級學生每天讀《孟子》100個字；四年級學生讀《孟子》和《禮記》100個字；五年級學生讀《禮記》100個字。
除所有這些規定之外，還有兩個學時的修養課，它是一種儒家的教育方法。
顯然儒家學說是被強調的；甚至學習的方法也是老一套。
在學堂的禮堂和課室中都貼有雍正皇帝的《聖谕廣訓》，每月初一由大家齊聲朗誦，而且被用作教官話的課文。
這些都說明了傳統的民衆教育或對鄉民的教導（即&ldquo鄉約&rdquo制）這時改由新式學堂來負責的情形；與此同時，還通過口語的标準化來試圖統一國民的思想感情。
政府當局對于任何新鮮事物都是極端慎重的。
例如在初等學堂不教外語，因為害怕孩子們在幼年學外語會忽視傳統的學業。
此外，還認為不應使用外國術語，因為這樣就不可能保持中國語言的純潔性和堅持正當的學業。
舉例來說，諸如&ldquo社會&rdquo、&ldquo影響&rdquo和&ldquo犧牲&rdquo這些術語不久前從日本傳入，但這些近代術語的意思與原來漢文的含義不同。
另外，&ldquo團體&rdquo、&ldquo國魂&rdquo、&ldquo膨脹&rdquo、&ldquo舞台&rdquo和&ldquo代表&rdquo這些術語此時已經流行，但它們被認為是不優美的，因為它們原來不是漢文的詞彙，而是日本人創造的。
[11]所以這類術語不該使用，免得使中國語言陷入混亂。
還強調在學習外國的政治和法律時宜看全文，而不是學習其細枝末節。
政府解釋說：&ldquo外國之所以富強者，良由于事事皆有政治法律也。
而中國今日之剽竊西學者，辄以民權自由等字實之。
&rdquo&ldquo殊不知民權自由四字乃外國政治法律中半面之詞。
&rdquo&ldquo外國所謂民權者，與義務對待之名詞也。
所謂自由者，與法律對待之名詞也。
法律義務者，臣民當盡之職；權利自由者，臣民應享之福。
不有法律義務，安得有權利自由？&rdquo[12]政府之所以對這些詞語特别加以闡明，是因為它害怕學生們可能會反對它而鬧事，會蔑視皇帝的權威和不分輕重地一味堅持他們的權利。
婦女不許受新式教育，因為在中國，男女在公共場所是嚴格隔離的，決不允許他們一起上學堂，也不許在大街上一起行走；如果婦女閱讀太多的西方書籍，使她們誤入歧途而模仿外國的風習，那就會贻害不淺；如果竟然發生這類情況，她們就會開始鬧婚姻自由而無視父母和丈夫的權威了。
然而，婦女需要受教育的必要性在1907年還是得到了承認，于是制定了關于女子師範學堂和女子小學的章程。
[13]即使如此，婦女受教育的目的也隻限于培養賢妻良母和一些教師而已。
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仍舊被否定。
結果，甚至受初等教育的男女兒童也要分校就讀，而且婦女不得參加政治集會。
在初等小學堂、中學堂和高等學堂中都有軍事訓練課。
在高等學堂中，增加了三學時的軍事學，講授不同國家的軍事制度、軍事史和戰略。
與政治學和法律一樣，軍事學也隻有官辦學堂才有。
這些課程私立學堂是不準開設的，這件事表明政府是多麼懷疑人民辦事的動機。
從以上各點看來，人們會懷疑政府辦新式教育的态度會認真到什麼程度。
政府諸公可能并不認為官辦學堂教育實際上是可取的，而是勉強采納了這種新制度，因為它不僅已由立憲派康、梁等人要求過，而且各省督撫也提出過這種要求。
正像1904年皇帝批準的《奏定學堂章程》所說的那樣，新制度的目的是要培養&ldquo尊崇孔教，愛戴大清國&rdquo的人。
[14]這裡不是不可能把&ldquo大清國&rdquo解釋為&ldquo中國&rdquo，但是它似乎更可能指滿洲王朝。
不妨考慮以下的事實：即法律、政治和軍事學在私立學堂被禁止講授；而教育的目的正如在1906年所宣稱的那樣是諄諄教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和尚實，其中以&ldquo忠君&rdquo為最高美德。
換言之，清政府開始辦學堂教育是很勉強的，是受外界壓力的結果，它的目的并非培養憲政時代的一代新人或者能使國家臻于富強的人民，而是培養一種熱愛清王朝和始終忠于清帝的人。
事态的發展與清政府衮衮諸公的意圖恰恰相反，反滿運動在學生之間擴大了。
1907年，政府禁止學生幹政或集會，而且對此三令五申。
結果國内學堂中的反滿運動一般說來是被鎮壓下去了，但是在留日學生中間卻發展了起來。
在義和團事件之後清政府推行改革計劃時期，它極力鼓勵到日本留學，于是留日的中國學生逐年遞增無已。
至1905和1906年，人數曾達到大約1萬人（參看第六章）。
在日本比較自由的環境裡，中國學生對清朝的批評要尖銳得多，而且加入立憲運動或革命運動的人數也逐年增加，在日俄戰争之後尤其如此。
面對這個問題，1902年，北京派遣一位中國留學生的監督到日本，1903年，發布章程禁止留學生議政，不準出版有關政治的報章雜志或者作任何會影響公共道德或擾亂社會秩序的事情。
中國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協助管制中國學生。
東京對此作出了反應，它在1905年發布了《關于招收清國人入公私立學校的規定》。
日本政府的這一行動引起了留日中國學生的極大憤慨。
[15] 不久，中國政府就不依靠日本政府的協助而自己采取更直接的行動。
1906年2月，它拟定一項決議：凡派去日本留學的，隻限于那些擅長中文并精通儒家經典的學生。
12月，中國駐日公使被任命為留日中國學生總監督，使之可能進行更嚴密的監督。
但是，無論清政府如何試圖加緊控制留日中國學生，其結果恰好與願望相反。
控制愈嚴，學生中的反滿情緒就愈強烈。
最後，在日本的中國學生團體自然而然地成了反清運動的核心。
軍事制度的改革 清政府的主要改革之一就是要整編腐化堕落的舊式軍隊和建立一支強大的新式軍隊。
正規軍隊由八旗和綠營組成，但是到了19世紀，尤其是綠營軍已無甚戰鬥力了。
結果，政府不得不臨時招募軍隊以對付起義和抗禦外國；這種權宜措施現已成為正規的辦法了（參看上卷第六章和第九章，以及本卷第四章）。
在起義被鎮壓下去之後，有些新軍被遣散，但它們大部分被保存下來，最初被稱作&ldquo勇營&rdquo，後來被稱作&ldquo防營&rdquo（幾年來軍隊的名目層出不窮，甚至比軍隊本身增長得還要快）。
然而中法戰争和中日戰争證明它們已腐敗無能，不再有戰鬥力了。
1895年中國的戰敗，使清朝清醒地認識到非常需要訓練有素和具有西方裝備的軍隊。
結果，繼李鴻章之後統率北洋軍隊的袁世凱在華北着手組織一支&ldquo新建陸軍&rdquo，張之洞也在長江地區組織了他的&ldquo自強軍&rdquo。
兩支軍隊都是洋式的。
義和團事件的經驗進一步表明需要這樣的軍隊。
[16] 因此，在1901年，清政府命令各省巡撫改建各該省兵制。
與此同時，政府取消了舊式武舉，而在各省創辦武備學堂。
它們的畢業生就被任命為新軍的軍官。
同時
12月初，京師和各省高級官員奉命上書言事，陳述他們對行政、軍事、教育、财政和其他方面的改革意見。
1901年1月29日，經太後指示，皇帝發布上谕，聲稱三綱五常雖為萬世不易之理，但政府的統治方法則應順應時勢加以改革。
在這道上谕中，他對中國根深蒂固的弊病概括如下： 我中國之弱，在于習氣太深，文法太密。
庸俗之吏多，豪傑之士少。
文法者庸人借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為牟利之符。
公事以文牍相往來，而毫無實際。
人才以資格相限制，而日見消磨。
誤國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
[1] 上谕還宣稱，中國向外國學的隻是表面的語言文字，而非&ldquo西政之本源也&rdquo。
因此命令高級官員&ldquo各就現在情形，參酌中西政要，舉凡朝章國故，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财政&rdquo等情，考慮&ldquo當因當革，當省當并，或取諸人，或求諸己&rdquo，向上奏報。
因此，許多高級官員呈上關于改革制度及行政管理的意見。
1901年4月，政府創立政務處，着手審查這些建議，選出那些可以照辦的建議。
[2]此後，政務處就成為政府改革規劃的指揮部。
教育改革 義和團事件之後，清朝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從西方采納某些東西。
為此，某些政府官員必須通曉西方文化。
因此政府命令翰林院學士研究西學。
它把留學生召回本國，授予官職，還為由京師和各省高級官員推薦的那些人開了一次經濟特科考試。
[3] 在實行這一權宜措施的同時，政府企圖在選擇官員方法方面作一全面的改革。
自7世紀以來，中國曆代統治者就已規定了文字考試，人們通過這種考試就有資格成為高級文職官員。
科舉曾經是一種優越的制度，它在一千多年時間的實踐中逐步趨于完善。
不過與此同時，這種制度也陷入了形式主義。
它的大部分試題要求人們在儒家經典中尋章摘句，然後加以釋義和說明。
在明清時代，每一部儒家經典都有官方的注釋，它們是科舉用的欽定版本。
結果，應考人得努力把各經典著作的全文及官方注釋都死記硬背下來。
科舉考試就僅僅成了記誦之學與書寫能力的考試，它要求的不是邏輯性強和論點明晰的文章，而是堆砌着骈偶和典故的華麗辭藻的文章。
此外，一篇文章必須包括八段，寫成所謂的&ldquo八股&rdquo體。
甚至字迹也必須是&ldquo小楷&rdquo。
有清一代的實際情況就是如此。
說中國所有的學生學習都是為了科舉考試，絕非言過其實。
無怿乎在正統教育下培養出來的學生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呆闆、因襲和沒有創造性思想才能的人。
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能夠希望得到一個新時代所需要的那種人呢？ 顯然，修改考試制度是不可避免的了。
1901年，清政府開始廢除八股文章。
代替它的是要求更清楚地解說《四書》《五經》以及論述中國曆史、政治和西方政治及學術的文章，并在1902年的各省考試中開始實行。
其次，政府認識到需要一種西式公立學校制度，決定把書院改建為西式學堂。
自甲午戰争以來，張之洞和盛宣懷就提倡過這種學堂，而且他們在武昌、天津和上海也建立了這種學堂。
然而，幾乎不可能使學生入學，因為教育的最強烈的動機仍然是在政府中做官。
因此，為了吸引學生進入新學堂，政府同意給予學堂畢業生文官候選人的待遇。
[4] 清政府也鼓勵學生去國外學習，因為将要在中國建立起來的新式學堂中缺乏合格的師資。
從國外延請教師花費太大；此外，即使花費大量錢财，也難于得到好的外國教師；因此，較快的辦法就是派遣中國學生出國。
特别是鼓勵到日本去留學。
與去西方相比較，去日本的旅費和生活費都便宜得多，日本人與中國人同文字，習俗又相近（見第六章）。
另外，人們認為西方文化幾乎已原樣傳入日本，因此就沒有多大必要費事到西方去了。
由此可見，教育改革是從改革科舉、創辦新學堂和鼓勵出國留學開始的。
沿着這個方向，新學堂越辦越多，但是它們的課程和學習年限差别很大。
政府認為有統一标準的必要，于是在1904年制定了一套以日本為模式的學堂行政管理規章。
在這種制度下，學堂正規教育分為初、中、高三級。
為7&mdash12虛歲的學生開辦初等小學堂，為12&mdash16虛歲的學生開辦高等小學堂。
中學堂則為16&mdash21虛歲的學生開設。
高等學堂收21&mdash24虛歲的學生。
分科大學則收24&mdash28虛歲的學生，最高一級則為通儒院。
通儒院或分科大學的畢業生被授予進士功名；高等學堂畢業生被授予舉人功名；中學堂和高等小學堂的畢業生則取得生員（秀才）的功名。
這就使新式學堂的畢業生有了正規官員候補者的資格。
[5] 政府在紙面上定下這一制度後，就在1905年12月建立了學部，作為中央的教育行政機構。
在過去，禮部曾負責科舉考試以及與此有關的傳統教育事項。
可是在甲午戰争之後開辦的一些西式學堂的行政就沒有授權禮部管理。
1898年京師大學堂已經成立，由它負責管理新式學堂。
但是這所京師大學堂實際上是集大學和學部組織于一身的機構，由于新式學堂的數量增加得太快，它已不能起到管理學堂的最高機構的作用。
因此，京師大學堂這時就被定為最高學府，另設學部來管理學堂。
[6] 1904年當政府建立這種學堂制度時，它企圖在1906年以後逐漸減少舊式科舉考試功名獲得者的人數，并在全國各地建立起足夠數量的新式學堂之後最後廢除科舉考試。
然而日俄戰争的結果加速了這個進程，因為日本的勝利被看作是立憲政體戰勝專制政體的事例。
很多中國人認為，對中國來說，立憲幾乎是勢在必行的。
但是為了成立一個立憲政府，百姓就必須獨立思考和判斷。
因此，傳統教育很不能令人滿意，而且确實可以說是很有害的。
在日俄戰争期間，越來越多的人主張廢除科舉。
1905年9月，在日本的勝利已成定局時，政府決定在下一年廢除科舉。
[7] 當這一持續了約有1300年之久的科舉制完全被廢除時，它确實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
此後，新式學堂的畢業生在政府中占有重要的職位，代替了傳統的有功名的人。
同時決定在國外高等學校水平以上學校畢業的學生也有資格取得進士或舉人的功名，但這部分地要按照他們回國時考試的成績來決定。
[8] 教育改革的成效究竟如何？根據學部的統計，在1904年學堂總數為4222所，學生總數為92169人；在1909年學堂為52348所，學生為1560270人。
[9]這些數字表明學校教育有驚人的發展。
然而随着這種發展，教育的内容是否有任何實際變化，這還是有疑問的。
首先，由于難以得到合格的新式教育的教師，在大多數新式學堂裡不可避免地仍然按舊課程教課。
1909年，在教初等小學堂的教師中，百分之四十八是有傳統功名的人，他們是毫不了解新式教育的。
這就說明為新式學堂獲得新教師是多麼困難了。
其次，幾乎所有私立學堂都由紳士&mdash文人所辦，而且大部分公立學堂也是由他們發起而開辦的。
然而紳士階級基本上反對政府廢科舉、建學堂和鼓勵出國留學的政策。
他們有許多理由來反對。
紳士們在地方上享有種種特權，這并非因為他們富有和出身于望族，而僅僅是因為他們曾經科舉及第。
廢除科舉就意味着他們的特權要消失。
此外，由于他們的子弟通常準備參加這種考試，所以科舉的廢除将會毀壞所有紳士家庭所享有的和期待着享有的那些特權。
因此，紳士&mdash文人作為一個階級，是始終反對廢除科舉的。
但清政府終于還是公布了廢除科舉的法令，此後紳士們機敏地停止了反抗，另辟辦學堂以保存他們特權的新出路，因為學堂也能授予畢業生進士、舉人和生員的學銜。
紳士家族送其子弟入學，希望以此保持他們的特權；因此他們非常熱衷于開辦學堂，甚至不惜自己花錢來辦。
再次，新制度中盡可能地保留了舊東西。
例如，由皇帝從高級官員中任命最後考試的總監，讓他與學部大臣或督撫一起主持考試。
然後對考試合格者授予功名。
顯然這一程序和以前的程序并無二緻。
&ldquo學堂&rdquo與科舉考試僅僅一詞之異而已。
儒學仍然被認為是學業的基本内容，即使在新式學堂中也不得忽視。
[10]每月的初一和十五學堂要舉行一次祭孔儀式，而且很多學時花在閱讀和講授經典著作上。
以初等小學堂為例，在每周三十個學時當中，有12個學時是朗讀和講解儒家經典。
一年級學生每天要讀《論語》和《孝經》40個字；二年級學生每天要讀《論語》、《大學》和《中庸》60個字；三年級學生每天讀《孟子》100個字；四年級學生讀《孟子》和《禮記》100個字；五年級學生讀《禮記》100個字。
除所有這些規定之外，還有兩個學時的修養課，它是一種儒家的教育方法。
顯然儒家學說是被強調的；甚至學習的方法也是老一套。
在學堂的禮堂和課室中都貼有雍正皇帝的《聖谕廣訓》，每月初一由大家齊聲朗誦，而且被用作教官話的課文。
這些都說明了傳統的民衆教育或對鄉民的教導（即&ldquo鄉約&rdquo制）這時改由新式學堂來負責的情形；與此同時，還通過口語的标準化來試圖統一國民的思想感情。
政府當局對于任何新鮮事物都是極端慎重的。
例如在初等學堂不教外語，因為害怕孩子們在幼年學外語會忽視傳統的學業。
此外，還認為不應使用外國術語，因為這樣就不可能保持中國語言的純潔性和堅持正當的學業。
舉例來說，諸如&ldquo社會&rdquo、&ldquo影響&rdquo和&ldquo犧牲&rdquo這些術語不久前從日本傳入，但這些近代術語的意思與原來漢文的含義不同。
另外，&ldquo團體&rdquo、&ldquo國魂&rdquo、&ldquo膨脹&rdquo、&ldquo舞台&rdquo和&ldquo代表&rdquo這些術語此時已經流行，但它們被認為是不優美的，因為它們原來不是漢文的詞彙，而是日本人創造的。
[11]所以這類術語不該使用，免得使中國語言陷入混亂。
還強調在學習外國的政治和法律時宜看全文，而不是學習其細枝末節。
政府解釋說：&ldquo外國之所以富強者，良由于事事皆有政治法律也。
而中國今日之剽竊西學者，辄以民權自由等字實之。
&rdquo&ldquo殊不知民權自由四字乃外國政治法律中半面之詞。
&rdquo&ldquo外國所謂民權者，與義務對待之名詞也。
所謂自由者，與法律對待之名詞也。
法律義務者，臣民當盡之職；權利自由者，臣民應享之福。
不有法律義務，安得有權利自由？&rdquo[12]政府之所以對這些詞語特别加以闡明，是因為它害怕學生們可能會反對它而鬧事，會蔑視皇帝的權威和不分輕重地一味堅持他們的權利。
婦女不許受新式教育，因為在中國，男女在公共場所是嚴格隔離的，決不允許他們一起上學堂，也不許在大街上一起行走；如果婦女閱讀太多的西方書籍，使她們誤入歧途而模仿外國的風習，那就會贻害不淺；如果竟然發生這類情況，她們就會開始鬧婚姻自由而無視父母和丈夫的權威了。
然而，婦女需要受教育的必要性在1907年還是得到了承認，于是制定了關于女子師範學堂和女子小學的章程。
[13]即使如此，婦女受教育的目的也隻限于培養賢妻良母和一些教師而已。
男女平等和婚姻自由仍舊被否定。
結果，甚至受初等教育的男女兒童也要分校就讀，而且婦女不得參加政治集會。
在初等小學堂、中學堂和高等學堂中都有軍事訓練課。
在高等學堂中，增加了三學時的軍事學，講授不同國家的軍事制度、軍事史和戰略。
與政治學和法律一樣，軍事學也隻有官辦學堂才有。
這些課程私立學堂是不準開設的，這件事表明政府是多麼懷疑人民辦事的動機。
從以上各點看來，人們會懷疑政府辦新式教育的态度會認真到什麼程度。
政府諸公可能并不認為官辦學堂教育實際上是可取的，而是勉強采納了這種新制度，因為它不僅已由立憲派康、梁等人要求過，而且各省督撫也提出過這種要求。
正像1904年皇帝批準的《奏定學堂章程》所說的那樣，新制度的目的是要培養&ldquo尊崇孔教，愛戴大清國&rdquo的人。
[14]這裡不是不可能把&ldquo大清國&rdquo解釋為&ldquo中國&rdquo，但是它似乎更可能指滿洲王朝。
不妨考慮以下的事實：即法律、政治和軍事學在私立學堂被禁止講授；而教育的目的正如在1906年所宣稱的那樣是諄諄教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和尚實，其中以&ldquo忠君&rdquo為最高美德。
換言之，清政府開始辦學堂教育是很勉強的，是受外界壓力的結果，它的目的并非培養憲政時代的一代新人或者能使國家臻于富強的人民，而是培養一種熱愛清王朝和始終忠于清帝的人。
事态的發展與清政府衮衮諸公的意圖恰恰相反，反滿運動在學生之間擴大了。
1907年，政府禁止學生幹政或集會，而且對此三令五申。
結果國内學堂中的反滿運動一般說來是被鎮壓下去了，但是在留日學生中間卻發展了起來。
在義和團事件之後清政府推行改革計劃時期，它極力鼓勵到日本留學，于是留日的中國學生逐年遞增無已。
至1905和1906年，人數曾達到大約1萬人（參看第六章）。
在日本比較自由的環境裡，中國學生對清朝的批評要尖銳得多，而且加入立憲運動或革命運動的人數也逐年增加，在日俄戰争之後尤其如此。
面對這個問題，1902年，北京派遣一位中國留學生的監督到日本，1903年，發布章程禁止留學生議政，不準出版有關政治的報章雜志或者作任何會影響公共道德或擾亂社會秩序的事情。
中國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協助管制中國學生。
東京對此作出了反應，它在1905年發布了《關于招收清國人入公私立學校的規定》。
日本政府的這一行動引起了留日中國學生的極大憤慨。
[15] 不久，中國政府就不依靠日本政府的協助而自己采取更直接的行動。
1906年2月，它拟定一項決議：凡派去日本留學的，隻限于那些擅長中文并精通儒家經典的學生。
12月，中國駐日公使被任命為留日中國學生總監督，使之可能進行更嚴密的監督。
但是，無論清政府如何試圖加緊控制留日中國學生，其結果恰好與願望相反。
控制愈嚴，學生中的反滿情緒就愈強烈。
最後，在日本的中國學生團體自然而然地成了反清運動的核心。
軍事制度的改革 清政府的主要改革之一就是要整編腐化堕落的舊式軍隊和建立一支強大的新式軍隊。
正規軍隊由八旗和綠營組成，但是到了19世紀，尤其是綠營軍已無甚戰鬥力了。
結果，政府不得不臨時招募軍隊以對付起義和抗禦外國；這種權宜措施現已成為正規的辦法了（參看上卷第六章和第九章，以及本卷第四章）。
在起義被鎮壓下去之後，有些新軍被遣散，但它們大部分被保存下來，最初被稱作&ldquo勇營&rdquo，後來被稱作&ldquo防營&rdquo（幾年來軍隊的名目層出不窮，甚至比軍隊本身增長得還要快）。
然而中法戰争和中日戰争證明它們已腐敗無能，不再有戰鬥力了。
1895年中國的戰敗，使清朝清醒地認識到非常需要訓練有素和具有西方裝備的軍隊。
結果，繼李鴻章之後統率北洋軍隊的袁世凱在華北着手組織一支&ldquo新建陸軍&rdquo，張之洞也在長江地區組織了他的&ldquo自強軍&rdquo。
兩支軍隊都是洋式的。
義和團事件的經驗進一步表明需要這樣的軍隊。
[16] 因此，在1901年，清政府命令各省巡撫改建各該省兵制。
與此同時，政府取消了舊式武舉，而在各省創辦武備學堂。
它們的畢業生就被任命為新軍的軍官。
同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