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中俄關系，1800—18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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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7年在喀山大學設立第一個中文講座；還有O.P.沃伊采霍夫斯基，此人是第十屆傳教士團中的醫生，後來接替西維洛夫的講座。
1830年，J.E.科瓦列夫斯基（O.M.科伐列夫斯基）送第十一屆傳教士團來北京，次年回國時為喀山大學帶回了一批中文、滿文和藏文圖書，他編的三卷本蒙文詞典仍是蒙文詞典學方面的傑作。
後來擔任該傳教士團臨時團長和大司祭的聖僧阿瓦庫姆·切斯諾伊在1841年回俄國後，就成為外交部亞洲司（1819年設立）的顧問。
第十二屆傳教士團出了第一個真正現代意義的俄國的中國學家，此人名魏西裡夫，他曾是西維洛夫的學生，從中國回國後就成了中文和滿文教授（代替沃伊采霍夫斯基），後來在1855年成了聖彼得堡大學的第一個中文教授。
[9]第十二屆傳教士團另一名成員，即鮑乃迪大司祭（N.N.卡法羅夫）也成了一名有成就的中國學家。
他發明了一套俄文拼寫中文的體系，并且發表了許多有關中國主題的重要文章，同時在政治方面也為俄國政府收集過情報。
他之經常在北京，已成為19世紀50年代後期有特殊意義的事，因為那時俄國正在與中國商談條約和劃分黑龍江和濱海的領土。
從1850年起，每屆傳教士團的駐期從10年縮短為5年，這樣就可使更多的俄國學生能在北京取得第一手的經驗。
中亞貿易和固勒紮條約，1851年[10] 盡管戈洛夫金的出使失敗了，西伯利亞的官員仍設法想在恰克圖以外擴大俄國的對華貿易。
最初，他們隻謹慎地鼓勵在沿額爾齊斯河一帶進行非法的交易和從穆爾塔德·法伊德·阿丁（此人1807年在新疆進行貿易）等俄國的鞑靼人那裡收集情報。
但到1810年，中俄的商業在布赫塔爾馬已經激增，連中國的漢族商人也偷偷地到那裡做生意，因此西伯利亞當局勸一個名叫奈爾平的商人派一支偵察性商隊前往塔爾巴哈台和固勒紮，商隊由像往常那樣充當哈薩克蘇丹代理人的譯員普京采夫率領。
由這次遠征得悉，在清朝官員中也有希望使俄國和新疆貿易合法化的人。
在1810&mdash1825年期間，許多商隊從俄國到過六城地區，商隊中有一些神秘人物，如打扮成亞美尼亞人的格魯吉亞貴族馬達托夫，打扮成安集延人的塞米巴拉金斯克商人佩連科夫，以及一個打扮成布爾加爾人的名叫伊薩耶夫的人。
西伯利亞當局說服兩名塔什幹的和喀山的穆斯林商人組成一支商隊去調查在阿克蘇貿易的可能，在1813年又派出了一支配備有譯員布賓諾夫的商隊。
這支商隊帶了價值32.1萬盧布的商品離開塞米巴拉金斯克，在行進途中得到柯勒克孜人的合作，穿過柯勒克孜領土沿一條新路線來到阿克蘇和喀什噶爾。
他們于次年帶回大黃、茶葉、棉織品和錦緞，商品總值達100萬盧布。
這在俄國官員的心目中，樹立了新疆貿易有利可圖的想法。
佩連科夫和另一個名叫波波夫的塞米巴拉金斯克商人在19世紀第一個25年中與新疆進行了大量貿易，穆爾塔德·法伊德·阿丁就是作為波波夫的代理人而在1821&mdash1824年與一支商隊去喀什噶爾的，他在那裡為西西伯利亞軍區進行偵察。
在這些鞑靼商人的勸告下，有些柯勒克孜的酋長派代表去西伯利亞當局讨論歸順俄國事宜。
他們受到熱烈的接待。
[11] 國際政治日益與俄國對中亞貿易的努力糾纏在一起。
最令人注意的&ldquo土著&rdquo政治代理人是喀布爾的一個名叫阿哈瑪迪（梅第·拉斐羅夫）的猶太商人，他在幼年是克什米爾的一個孤兒，後被撫養成為什葉派穆斯林，後又在俄國轉信希臘東正教。
1813年，西伯利亞當局派阿哈瑪迪與一支商隊從塞米巴拉金斯克出發前往六城和拉達克。
在列城，阿哈瑪迪向該城高級行政長官阿克巴·馬赫默德汗遞交一封要求建立友好關系的信，後者答應保護俄國貿易，并寫了回信，表示願意與俄國建立關系。
在1821年，俄國人又派遣阿哈瑪迪在回程中遞信給旁遮普的土王倫吉特·辛格，要求建立友好關系，此信是奉沙皇亞曆山大之命寫的，由涅瑟爾羅德伯爵簽署。
阿哈瑪迪在前往克什米爾途中，又在葉爾羌改變了他的宗教信仰，成了一個遜尼派穆斯林，據說他還&ldquo向喀什噶爾的穆罕默德信徒們保證，任何企圖擺脫中國人控制的行動都能得到俄國的支持，甚至邀請該土邦的繼承人訪問聖彼得堡，答應後者可帶一支軍隊回來，以收複其祖先的土地&rdquo。
但當阿哈瑪迪越過喀喇昆侖山時，他因身體暴腫而死去。
柯勒克孜部落的人掠奪了他的商隊，俄國政府在1823年才知道他的命運。
阿哈瑪迪出使的消息也使英國人對俄國在印度邊境的野心警惕起來，英國人同時還聽到俄國人和浩罕統治者之間有一項協議，其中有這樣的内容：浩罕統治者&ldquo在俄中商隊從俄國邊境至喀什噶爾的途中穿越其領土時，将提供安全護送隊&rdquo。
[12] 在19世紀20年代，英國和俄國相互日益關注對方在新疆和西藏的活動。
在開始時，俄國官員對他們在亞洲腹地的貿易地位具有信心。
俄國的海豹皮、皮毛、綠絲絨、金銀色繡花線、布爾加爾皮革、鍬、鋤、圓木、塊糖、海狸皮和阿斯特拉罕細平布行銷遠至和阗的市場。
但當外國的競争似乎要危及俄國的恰克圖貿易結構時，聖彼得堡政府的官員們開始大聲疾呼，擔心英國人會&ldquo竊取&rdquo俄國的亞洲貿易。
布哈拉的商人在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報告說，英國的暗探已經到喀布爾和&ldquo布哈利亞&rdquo，已經用賒銷方式推銷貨物，已經把禮物贈給那裡的統治者們，并且留下了武器，其中還有火藥武器。
俄國人愈加擔心了。
清政府的憂慮也日益增加。
[13] 随着1825年張格爾聖戰的爆發，北京采取了各種措施，為的是把英國人和俄國人排除于帝國的亞洲腹地邊境之外。
但新疆地方當局并不禁止穆斯林商人運進俄國貨，甚至還準許扮成穆斯林的俄國人通過。
而一些歐洲部分俄國人如鄂木斯克團軍醫齊别爾什坦（1825年）和有經驗的布賓諾夫（1829年）都設法進入新疆。
鞑靼的代理人如穆罕默德·亞吉布·詹庫羅夫和特羅伊茨克商人阿蔔達爾·瓦利·阿蔔杜爾·瓦加波夫·（阿蔔達爾·瓦哈布）阿布-巴基羅夫（他在19世紀40年代到過準噶爾）繼續直接和間接地向西伯利亞軍區提供最新情報，就像阿布德·拉赫曼·依善等穆斯林那樣。
依善在1833年提供了一份關于從阿姆利則出發至克什米爾、喀布爾、西部中亞和六城的旅行報告。
穿越新疆邊境的中俄貿易開始發展了。
首先增長的是中國的茶葉出口。
1825年，有60普特22芬特（1普特等于16.38公斤；1芬特等于409.5克）的茶葉通過了塞米巴拉金斯克關卡。
到1835年，數量增至909普特51芬特。
大黃和硇砂也是重要的貿易商品。
從俄國進口的貨物中，金屬器皿數量也有增長。
俄國的平紋布、黑貂皮和仿制錦緞遠銷至西藏的羌塘和拉薩，通常從俄國邊境來的商隊往南遠至庫車和阿克蘇，攜帶的貨物有平紋布、錦緞、銅、鋼、皮毛和金币銀币，從而使阿克蘇在19世紀30年代成為&ldquo交換中國和俄國鞑靼利亞産品的一個重要大商業中心&rdquo。
參加俄國和新疆貿易的浩罕人和其他中亞人與日俱增，因此從布哈拉和浩罕運往俄國的大部分出口貨中就有了中國的産品，而俄國的紡織品也經過安集延行銷至葉爾羌。
甚至連有些中國商人也不甘落後，他們顯然避開了清朝的邊哨。
參加下諾夫哥羅德的集市貿易。
[14] 一般說來，大約到1830年，清朝商人用白銀購買俄國貨物相當普遍，但此後的貿易即變成以物易物，到19世紀40年代，俄國商人開始用白銀和黃金購買中國貨，并利用中國人的信貸。
在1835&mdash1840年期間，隻有586普特25芬特的白銀從準噶爾經塞米巴拉金斯克關卡流出。
白銀似乎已成為支付鴉片的唯一手段。
但這些銀子的大部分立刻又流回新疆。
到19世紀30年代，小量鴉片煙已從塞米巴拉金斯克滲入準噶爾，但随着鴉片戰争的爆發，聖彼得堡禁止向中國輸出鴉片以期打擊英國的地位，并在1841年将這項措施知照北京。
俄國的鴉片貿易是少量的，所以容易放棄，但俄國禁令的有效程度如何，則不能肯定。
這項貿易在19世紀40年代甚至還有所發展，因為有一個目擊者約在1850年報告說，來自俄國的鞑靼商人正在新疆出售鴉片，換取同樣重量的白銀。
&ldquo在商隊到達固勒紮和楚呼楚（塔城）時，中國人會見了他們。
中國人用白銀把貨全部買下并把鴉片偷運入城。
然後這個商人與攜帶器皿和元寶的商隊不受檢查地進了城。
&rdquo[15]到19世紀中葉，鴉片通過中亞還運進了準噶爾。
當然，整個俄國與新疆的貿易按官方規定是違反清朝法律和恰克圖條約的。
但是到了19世紀30年代，俄國已經如此強有力地控制着哈薩克人，以緻清朝與哈薩克人貿易壟斷的門面再也不能掩蓋中國漢人和俄國人之間互相經商這一事實了。
因此，北京政府先在塔爾巴哈台，然後于1845年又在伊犁，把中國漢人與&ldquo哈薩克人&rdquo（包括俄國鞑靼人，形形色色的中亞人以及穿着穆斯林服裝的歐洲部分俄國人）的貿易加以合法化，放棄了官辦的壟斷貿易性質。
但是清當局還是保留了比私商優先購買哈薩克牲畜的權利，此外，清朝又征收了高得不合理的稅額，對俄國貨征收8%的營業稅，對國外運進伊犁和塔爾巴哈台的商品征5%的進口稅。
特别在19世紀40年代，伊犁和塔爾巴哈台的貿易量和貿易值都增長了，在1840年交易總額為36.73盧布，到1851年增至83.45盧布。
俄國方面當時有兩個最重要的商人，一個是波波夫的合股人薩姆索諾夫，一個是原來的塔什幹商人，名叫伊布拉金·阿米羅夫，兩人都住在塞米巴拉金斯克。
薩姆索諾夫每年向伊犁出口的總值約2萬盧布，而阿米羅夫每年運往塔爾巴哈台的貨物約值1.5萬盧布。
其他許多商人的生意也獲得利潤，但即使到19世紀40年代末，伊犁和塔爾巴哈台的總貿易量仍然隻有恰克圖中俄貿易量的6%。
在19世紀40年代，伊犁和塔爾巴哈台的非法貿易也像恰克圖貿易一樣，主要是以俄國的紡織品交換中國的茶葉（大部分中國茶葉運往俄屬亞洲腹地和伏爾加區）。
通過新疆向俄國出口的茶葉，其總值在1842&mdash1851年這段時期幾乎增長了10倍。
1845年，俄國外交部本身決定直接調查穿越新疆邊境的中俄貿易的遠景，因此它派亞洲司副司長柳比莫夫（僞裝成商人，化名為霍羅舍夫）到塔爾巴哈台和伊犁。
一定是因為柳比莫夫又捏造了一個合法的理由，說他是哈薩克人的穆斯林代理人，清當局才讓他入了境。
他注意到英國貨在那裡占着優勢，而這些貨物卻不是來自印度，而是來自中國沿海。
但他又發現，隻要以條約使那裡的貿易合法化，俄國在新疆的貿易是有巨大潛力的。
他建議，俄國必須急起直追，因為英國棉布進口量日增。
因此在1847年，駐北京傳教士團的大司祭波利卡普奉俄國政府之命要求清政府把俄國在伊犁、塔爾巴哈台和喀什噶爾的貿易合法化。
在恰克圖的中國茶商擔心新疆的中俄合法貿易會損害他們在恰克圖的營業，于是說服清政府拒絕了這一要求。
[16]但俄國人并不消極等待，他們已經開始建築一條從奧倫堡通向伊犁的道路，所以在1848年和1850年再次提出申請，要求把他們在新疆的貿易合法化。
如果清朝拒絕把俄國在伊犁和塔爾巴哈台的貿易合法化，這項貿易無論如何也一定會繼續下去。
何況對清朝法律的公開違抗就會使清帝國對新疆北部的控制瀕于瓦解，就會引起其他國家注意到清帝國在其亞洲腹地邊境的弱點。
另一方面，如果清朝把那裡的貿易合法化，當局就能對它進行管理，可以重申清王朝的權威。
因此，清朝同意了俄國的請求。
1851年8月6日（俄曆7月25日）科凡勒夫斯基代表俄國，奕山代表中國，簽訂了固勒紮（伊犁）條約，條約規定開放伊犁和塔爾巴哈台免稅進行中俄貿易，準許俄國人在兩城市建立倉庫、住宅和各建一處公墓，并同意俄商在俄國領事管轄下每年留居八個半月（春、夏、秋三季）以銷售其商品。
如果一個商人不能在規定期間售完其貨物，可以留至銷完貨物時為止，然後由領事将他遣送回俄國，但清朝對這種商人不派兵護送，除非他随行時帶有至少10頭駱駝馱運的貨物。
條約規定俄商進入清境得出示俄國當局頒發的執照，這樣就加強了俄國政府對本國商人的控制。
伊犁和塔爾巴哈台的俄商隻有從領事那裡取得執照，才能離開市場和不再受領事的監督。
兩國都禁止商人使用賒欠方式貿易。
固勒紮條約使中國邊境市場的傳統稍微現代化了，外來人可以在貿易季節來到這些市場，但不得長期居留。
駐紮俄國領事的措施是一個創舉，但他對俄國臣民的管制則不是新措施；而禁止信用交易之舉也不是獨出心裁，在沿海條約之前，這種方式在廣州已不斷遭到禁止，雖然沒有收效。
總之，固勒紮條約無疑因有了南京條約的先例而便利其簽訂，但其條款仍是按照邊境控制的老傳統拟訂的。
準噶爾遠離中國本土的商品制造中心，相對地說，離俄國較近。
因此，俄國人迅速發展了他們在伊犁和塔爾巴哈台的貿易，并于1852年在這兩個地方建立了倉庫。
他們在1854年建設了維爾内城（今阿拉木圖）這一俄國與新疆貿易的重要樞紐。
由于聖彼得堡禁止鴉片、黃金、白銀、鈔票、火藥武器、火藥和伏特加酒向中國出口，所以主要以俄國的牲畜、紡織品、金屬器具、珠寶、皮革和皮毛去換取中國的土布和茶葉。
從伊犁和塔爾巴哈台向俄國的出口貨中，在19世紀50年代上半期，90%以上是茶葉，主要是供俄屬亞洲居民飲用的廉價磚茶。
通過新疆邊境向俄國出口的其他中國貨有紡織品和粗毛織品，有趣的是，還有阿爾泰山區的皮毛。
俄國人的日益增多，可不是準噶爾的每個人都能接受的，因為在1855年，由于一些不能确切說明的原因，有幾百名&ldquo遊民&rdquo掠奪并焚毀了塔爾巴哈台的俄國倉庫。
新疆當局被認為是破壞倉庫的縱容者。
俄國在塔爾巴哈台的貿易因而中斷，在伊犁的貿易也有所減少。
俄國人要求賠償損失，于是在1856年派了一名信基督教的哈薩克軍官瓦裡哈諾夫前往伊犁，談判重開俄國貿易之事。
貿易随即恢複，但賠償問題仍懸而未決，于是就暫時放到正在中國沿海進行的中俄條約談判中去考慮。
但清朝最終被迫承認他們負有責任。
根據1858年9月9日（俄曆8月28日）中、俄在塔爾巴哈台（楚呼楚）締結的議定賠償條約的條件，清朝同意重建俄國的倉庫，以550箱茶葉（價值30.5萬盧布）賠償俄國的損失。
[17] 俄國政府對固勒紮條約真正感到失望的隻有一件事，這就是清政府不願意開放喀什噶爾給俄國進行貿易。
據說，俄國政府自喀德琳二世執政（1762&mdash1796
1830年，J.E.科瓦列夫斯基（O.M.科伐列夫斯基）送第十一屆傳教士團來北京，次年回國時為喀山大學帶回了一批中文、滿文和藏文圖書，他編的三卷本蒙文詞典仍是蒙文詞典學方面的傑作。
後來擔任該傳教士團臨時團長和大司祭的聖僧阿瓦庫姆·切斯諾伊在1841年回俄國後，就成為外交部亞洲司（1819年設立）的顧問。
第十二屆傳教士團出了第一個真正現代意義的俄國的中國學家，此人名魏西裡夫，他曾是西維洛夫的學生，從中國回國後就成了中文和滿文教授（代替沃伊采霍夫斯基），後來在1855年成了聖彼得堡大學的第一個中文教授。
[9]第十二屆傳教士團另一名成員，即鮑乃迪大司祭（N.N.卡法羅夫）也成了一名有成就的中國學家。
他發明了一套俄文拼寫中文的體系，并且發表了許多有關中國主題的重要文章，同時在政治方面也為俄國政府收集過情報。
他之經常在北京，已成為19世紀50年代後期有特殊意義的事，因為那時俄國正在與中國商談條約和劃分黑龍江和濱海的領土。
從1850年起，每屆傳教士團的駐期從10年縮短為5年，這樣就可使更多的俄國學生能在北京取得第一手的經驗。
中亞貿易和固勒紮條約，1851年[10] 盡管戈洛夫金的出使失敗了，西伯利亞的官員仍設法想在恰克圖以外擴大俄國的對華貿易。
最初，他們隻謹慎地鼓勵在沿額爾齊斯河一帶進行非法的交易和從穆爾塔德·法伊德·阿丁（此人1807年在新疆進行貿易）等俄國的鞑靼人那裡收集情報。
但到1810年，中俄的商業在布赫塔爾馬已經激增，連中國的漢族商人也偷偷地到那裡做生意，因此西伯利亞當局勸一個名叫奈爾平的商人派一支偵察性商隊前往塔爾巴哈台和固勒紮，商隊由像往常那樣充當哈薩克蘇丹代理人的譯員普京采夫率領。
由這次遠征得悉，在清朝官員中也有希望使俄國和新疆貿易合法化的人。
在1810&mdash1825年期間，許多商隊從俄國到過六城地區，商隊中有一些神秘人物，如打扮成亞美尼亞人的格魯吉亞貴族馬達托夫，打扮成安集延人的塞米巴拉金斯克商人佩連科夫，以及一個打扮成布爾加爾人的名叫伊薩耶夫的人。
西伯利亞當局說服兩名塔什幹的和喀山的穆斯林商人組成一支商隊去調查在阿克蘇貿易的可能，在1813年又派出了一支配備有譯員布賓諾夫的商隊。
這支商隊帶了價值32.1萬盧布的商品離開塞米巴拉金斯克，在行進途中得到柯勒克孜人的合作，穿過柯勒克孜領土沿一條新路線來到阿克蘇和喀什噶爾。
他們于次年帶回大黃、茶葉、棉織品和錦緞，商品總值達100萬盧布。
這在俄國官員的心目中，樹立了新疆貿易有利可圖的想法。
佩連科夫和另一個名叫波波夫的塞米巴拉金斯克商人在19世紀第一個25年中與新疆進行了大量貿易，穆爾塔德·法伊德·阿丁就是作為波波夫的代理人而在1821&mdash1824年與一支商隊去喀什噶爾的，他在那裡為西西伯利亞軍區進行偵察。
在這些鞑靼商人的勸告下，有些柯勒克孜的酋長派代表去西伯利亞當局讨論歸順俄國事宜。
他們受到熱烈的接待。
[11] 國際政治日益與俄國對中亞貿易的努力糾纏在一起。
最令人注意的&ldquo土著&rdquo政治代理人是喀布爾的一個名叫阿哈瑪迪（梅第·拉斐羅夫）的猶太商人，他在幼年是克什米爾的一個孤兒，後被撫養成為什葉派穆斯林，後又在俄國轉信希臘東正教。
1813年，西伯利亞當局派阿哈瑪迪與一支商隊從塞米巴拉金斯克出發前往六城和拉達克。
在列城，阿哈瑪迪向該城高級行政長官阿克巴·馬赫默德汗遞交一封要求建立友好關系的信，後者答應保護俄國貿易，并寫了回信，表示願意與俄國建立關系。
在1821年，俄國人又派遣阿哈瑪迪在回程中遞信給旁遮普的土王倫吉特·辛格，要求建立友好關系，此信是奉沙皇亞曆山大之命寫的，由涅瑟爾羅德伯爵簽署。
阿哈瑪迪在前往克什米爾途中，又在葉爾羌改變了他的宗教信仰，成了一個遜尼派穆斯林，據說他還&ldquo向喀什噶爾的穆罕默德信徒們保證，任何企圖擺脫中國人控制的行動都能得到俄國的支持，甚至邀請該土邦的繼承人訪問聖彼得堡，答應後者可帶一支軍隊回來，以收複其祖先的土地&rdquo。
但當阿哈瑪迪越過喀喇昆侖山時，他因身體暴腫而死去。
柯勒克孜部落的人掠奪了他的商隊，俄國政府在1823年才知道他的命運。
阿哈瑪迪出使的消息也使英國人對俄國在印度邊境的野心警惕起來，英國人同時還聽到俄國人和浩罕統治者之間有一項協議，其中有這樣的内容：浩罕統治者&ldquo在俄中商隊從俄國邊境至喀什噶爾的途中穿越其領土時，将提供安全護送隊&rdquo。
[12] 在19世紀20年代，英國和俄國相互日益關注對方在新疆和西藏的活動。
在開始時，俄國官員對他們在亞洲腹地的貿易地位具有信心。
俄國的海豹皮、皮毛、綠絲絨、金銀色繡花線、布爾加爾皮革、鍬、鋤、圓木、塊糖、海狸皮和阿斯特拉罕細平布行銷遠至和阗的市場。
但當外國的競争似乎要危及俄國的恰克圖貿易結構時，聖彼得堡政府的官員們開始大聲疾呼，擔心英國人會&ldquo竊取&rdquo俄國的亞洲貿易。
布哈拉的商人在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報告說，英國的暗探已經到喀布爾和&ldquo布哈利亞&rdquo，已經用賒銷方式推銷貨物，已經把禮物贈給那裡的統治者們，并且留下了武器，其中還有火藥武器。
俄國人愈加擔心了。
清政府的憂慮也日益增加。
[13] 随着1825年張格爾聖戰的爆發，北京采取了各種措施，為的是把英國人和俄國人排除于帝國的亞洲腹地邊境之外。
但新疆地方當局并不禁止穆斯林商人運進俄國貨，甚至還準許扮成穆斯林的俄國人通過。
而一些歐洲部分俄國人如鄂木斯克團軍醫齊别爾什坦（1825年）和有經驗的布賓諾夫（1829年）都設法進入新疆。
鞑靼的代理人如穆罕默德·亞吉布·詹庫羅夫和特羅伊茨克商人阿蔔達爾·瓦利·阿蔔杜爾·瓦加波夫·（阿蔔達爾·瓦哈布）阿布-巴基羅夫（他在19世紀40年代到過準噶爾）繼續直接和間接地向西伯利亞軍區提供最新情報，就像阿布德·拉赫曼·依善等穆斯林那樣。
依善在1833年提供了一份關于從阿姆利則出發至克什米爾、喀布爾、西部中亞和六城的旅行報告。
穿越新疆邊境的中俄貿易開始發展了。
首先增長的是中國的茶葉出口。
1825年，有60普特22芬特（1普特等于16.38公斤；1芬特等于409.5克）的茶葉通過了塞米巴拉金斯克關卡。
到1835年，數量增至909普特51芬特。
大黃和硇砂也是重要的貿易商品。
從俄國進口的貨物中，金屬器皿數量也有增長。
俄國的平紋布、黑貂皮和仿制錦緞遠銷至西藏的羌塘和拉薩，通常從俄國邊境來的商隊往南遠至庫車和阿克蘇，攜帶的貨物有平紋布、錦緞、銅、鋼、皮毛和金币銀币，從而使阿克蘇在19世紀30年代成為&ldquo交換中國和俄國鞑靼利亞産品的一個重要大商業中心&rdquo。
參加俄國和新疆貿易的浩罕人和其他中亞人與日俱增，因此從布哈拉和浩罕運往俄國的大部分出口貨中就有了中國的産品，而俄國的紡織品也經過安集延行銷至葉爾羌。
甚至連有些中國商人也不甘落後，他們顯然避開了清朝的邊哨。
參加下諾夫哥羅德的集市貿易。
[14] 一般說來，大約到1830年，清朝商人用白銀購買俄國貨物相當普遍，但此後的貿易即變成以物易物，到19世紀40年代，俄國商人開始用白銀和黃金購買中國貨，并利用中國人的信貸。
在1835&mdash1840年期間，隻有586普特25芬特的白銀從準噶爾經塞米巴拉金斯克關卡流出。
白銀似乎已成為支付鴉片的唯一手段。
但這些銀子的大部分立刻又流回新疆。
到19世紀30年代，小量鴉片煙已從塞米巴拉金斯克滲入準噶爾，但随着鴉片戰争的爆發，聖彼得堡禁止向中國輸出鴉片以期打擊英國的地位，并在1841年将這項措施知照北京。
俄國的鴉片貿易是少量的，所以容易放棄，但俄國禁令的有效程度如何，則不能肯定。
這項貿易在19世紀40年代甚至還有所發展，因為有一個目擊者約在1850年報告說，來自俄國的鞑靼商人正在新疆出售鴉片，換取同樣重量的白銀。
&ldquo在商隊到達固勒紮和楚呼楚（塔城）時，中國人會見了他們。
中國人用白銀把貨全部買下并把鴉片偷運入城。
然後這個商人與攜帶器皿和元寶的商隊不受檢查地進了城。
&rdquo[15]到19世紀中葉，鴉片通過中亞還運進了準噶爾。
當然，整個俄國與新疆的貿易按官方規定是違反清朝法律和恰克圖條約的。
但是到了19世紀30年代，俄國已經如此強有力地控制着哈薩克人，以緻清朝與哈薩克人貿易壟斷的門面再也不能掩蓋中國漢人和俄國人之間互相經商這一事實了。
因此，北京政府先在塔爾巴哈台，然後于1845年又在伊犁，把中國漢人與&ldquo哈薩克人&rdquo（包括俄國鞑靼人，形形色色的中亞人以及穿着穆斯林服裝的歐洲部分俄國人）的貿易加以合法化，放棄了官辦的壟斷貿易性質。
但是清當局還是保留了比私商優先購買哈薩克牲畜的權利，此外，清朝又征收了高得不合理的稅額，對俄國貨征收8%的營業稅，對國外運進伊犁和塔爾巴哈台的商品征5%的進口稅。
特别在19世紀40年代，伊犁和塔爾巴哈台的貿易量和貿易值都增長了，在1840年交易總額為36.73盧布，到1851年增至83.45盧布。
俄國方面當時有兩個最重要的商人，一個是波波夫的合股人薩姆索諾夫，一個是原來的塔什幹商人，名叫伊布拉金·阿米羅夫，兩人都住在塞米巴拉金斯克。
薩姆索諾夫每年向伊犁出口的總值約2萬盧布，而阿米羅夫每年運往塔爾巴哈台的貨物約值1.5萬盧布。
其他許多商人的生意也獲得利潤，但即使到19世紀40年代末，伊犁和塔爾巴哈台的總貿易量仍然隻有恰克圖中俄貿易量的6%。
在19世紀40年代，伊犁和塔爾巴哈台的非法貿易也像恰克圖貿易一樣，主要是以俄國的紡織品交換中國的茶葉（大部分中國茶葉運往俄屬亞洲腹地和伏爾加區）。
通過新疆向俄國出口的茶葉，其總值在1842&mdash1851年這段時期幾乎增長了10倍。
1845年，俄國外交部本身決定直接調查穿越新疆邊境的中俄貿易的遠景，因此它派亞洲司副司長柳比莫夫（僞裝成商人，化名為霍羅舍夫）到塔爾巴哈台和伊犁。
一定是因為柳比莫夫又捏造了一個合法的理由，說他是哈薩克人的穆斯林代理人，清當局才讓他入了境。
他注意到英國貨在那裡占着優勢，而這些貨物卻不是來自印度，而是來自中國沿海。
但他又發現，隻要以條約使那裡的貿易合法化，俄國在新疆的貿易是有巨大潛力的。
他建議，俄國必須急起直追，因為英國棉布進口量日增。
因此在1847年，駐北京傳教士團的大司祭波利卡普奉俄國政府之命要求清政府把俄國在伊犁、塔爾巴哈台和喀什噶爾的貿易合法化。
在恰克圖的中國茶商擔心新疆的中俄合法貿易會損害他們在恰克圖的營業，于是說服清政府拒絕了這一要求。
[16]但俄國人并不消極等待，他們已經開始建築一條從奧倫堡通向伊犁的道路，所以在1848年和1850年再次提出申請，要求把他們在新疆的貿易合法化。
如果清朝拒絕把俄國在伊犁和塔爾巴哈台的貿易合法化，這項貿易無論如何也一定會繼續下去。
何況對清朝法律的公開違抗就會使清帝國對新疆北部的控制瀕于瓦解，就會引起其他國家注意到清帝國在其亞洲腹地邊境的弱點。
另一方面，如果清朝把那裡的貿易合法化，當局就能對它進行管理，可以重申清王朝的權威。
因此，清朝同意了俄國的請求。
1851年8月6日（俄曆7月25日）科凡勒夫斯基代表俄國，奕山代表中國，簽訂了固勒紮（伊犁）條約，條約規定開放伊犁和塔爾巴哈台免稅進行中俄貿易，準許俄國人在兩城市建立倉庫、住宅和各建一處公墓，并同意俄商在俄國領事管轄下每年留居八個半月（春、夏、秋三季）以銷售其商品。
如果一個商人不能在規定期間售完其貨物，可以留至銷完貨物時為止，然後由領事将他遣送回俄國，但清朝對這種商人不派兵護送，除非他随行時帶有至少10頭駱駝馱運的貨物。
條約規定俄商進入清境得出示俄國當局頒發的執照，這樣就加強了俄國政府對本國商人的控制。
伊犁和塔爾巴哈台的俄商隻有從領事那裡取得執照，才能離開市場和不再受領事的監督。
兩國都禁止商人使用賒欠方式貿易。
固勒紮條約使中國邊境市場的傳統稍微現代化了，外來人可以在貿易季節來到這些市場，但不得長期居留。
駐紮俄國領事的措施是一個創舉，但他對俄國臣民的管制則不是新措施；而禁止信用交易之舉也不是獨出心裁，在沿海條約之前，這種方式在廣州已不斷遭到禁止，雖然沒有收效。
總之，固勒紮條約無疑因有了南京條約的先例而便利其簽訂，但其條款仍是按照邊境控制的老傳統拟訂的。
準噶爾遠離中國本土的商品制造中心，相對地說，離俄國較近。
因此，俄國人迅速發展了他們在伊犁和塔爾巴哈台的貿易，并于1852年在這兩個地方建立了倉庫。
他們在1854年建設了維爾内城（今阿拉木圖）這一俄國與新疆貿易的重要樞紐。
由于聖彼得堡禁止鴉片、黃金、白銀、鈔票、火藥武器、火藥和伏特加酒向中國出口，所以主要以俄國的牲畜、紡織品、金屬器具、珠寶、皮革和皮毛去換取中國的土布和茶葉。
從伊犁和塔爾巴哈台向俄國的出口貨中，在19世紀50年代上半期，90%以上是茶葉，主要是供俄屬亞洲居民飲用的廉價磚茶。
通過新疆邊境向俄國出口的其他中國貨有紡織品和粗毛織品，有趣的是，還有阿爾泰山區的皮毛。
俄國人的日益增多，可不是準噶爾的每個人都能接受的，因為在1855年，由于一些不能确切說明的原因，有幾百名&ldquo遊民&rdquo掠奪并焚毀了塔爾巴哈台的俄國倉庫。
新疆當局被認為是破壞倉庫的縱容者。
俄國在塔爾巴哈台的貿易因而中斷，在伊犁的貿易也有所減少。
俄國人要求賠償損失，于是在1856年派了一名信基督教的哈薩克軍官瓦裡哈諾夫前往伊犁，談判重開俄國貿易之事。
貿易随即恢複，但賠償問題仍懸而未決，于是就暫時放到正在中國沿海進行的中俄條約談判中去考慮。
但清朝最終被迫承認他們負有責任。
根據1858年9月9日（俄曆8月28日）中、俄在塔爾巴哈台（楚呼楚）締結的議定賠償條約的條件，清朝同意重建俄國的倉庫，以550箱茶葉（價值30.5萬盧布）賠償俄國的損失。
[17] 俄國政府對固勒紮條約真正感到失望的隻有一件事，這就是清政府不願意開放喀什噶爾給俄國進行貿易。
據說，俄國政府自喀德琳二世執政（1762&mdash17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