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清王朝的衰落與叛亂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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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了人們的興趣，這反映在他們着重抓經典和文學著作中的&ldquo大義&rdquo或&ldquo義法&rdquo這一點上。
同樣地，替明代學風抹黑的傾向有了緩和，這表現在又恢複了研究宋代哲學家的&ldquo理學&rdquo的興趣。
在18世紀末年的諸位大師如阮元、莊存與和姚鼐等人身上都普遍存在着哲學上的折中主義。
[82] 伴随着這些學術界變化的還有社會與政治的變化，後者既改變了學者在社會上的地位，也改變了學者對于行政問題的想法。
不僅學者們發現更難于得到政府的位置，并且18世紀最後25年的政府職務也不像從前那麼吸引人了。
和珅時期腐化的後果在地方上能最明顯地感覺到，因為州、縣長官在這裡承擔了收稅和維持秩序的最後責任。
因上級壓力造成的盜用公款、繁雜的訴訟問題，以及個人對鎮壓叛亂所負的責任&mdash&mdash這就使得許多學者不願負起這一切義務來換取官職上的特權。
相反地，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在各省高級官員的私人班子（&ldquo幕府&rdquo）中擔任助手（&ldquo幕友&rdquo）。
&ldquo幕府&rdquo是明末的一種制度，在清代變得重要起來了。
[83]組成它的&ldquo幕友&rdquo都是些法律、财政和文字方面的專家，他們被省一級官僚雇傭為非官方的顧問。
&ldquo幕友&rdquo由他們的東家官員而不是由中央政府支付薪水，并且得随東家的調動而去新任所。
随着官員在省一級或地方一級職責的加重，&ldquo幕友&rdquo的規模和人數也跟着增加。
到18世紀末，這些助手的總人數估計已達7500人。
[84]雖然沒有可靠的調查統計數字，但可以假定他們的人數在19世紀繼續有所增長，這部分的是由于當時的行政危機，由于國内秩序混亂和西方的入侵，由于太平軍叛亂時期及其以後的時期省一級政府承擔了新增加的财政、軍事與商業責任之後，不得不對地方官員提出過多的要求而造成的。
關于這些年代&ldquo幕友&rdquo在制定政策中的決定性的作用，突出地表現在魏源及其同時代的包世臣這樣一些有名的助手身上，他們在鹽務、漕運、邊疆防務、河道治理和地方吏治方面都研究過并提出了改革方案。
他們工作的重要性不僅可以從他們興趣的廣泛上看出來，也可以從他們活動的範圍中看出來。
魏源&mdash&mdash經世緻用論與今文經學研究的範例 把魏源（1794&mdash1856年）僅僅看作一個&ldquo幕友&rdquo，那當然會小看了他。
把他在19世紀早期思想界的影響比做更早時期顧炎武或戴震對思想界的影響，是不無道理的。
[85]事實上令人感興趣的是，可以在魏源身上看到他是集19世紀初一切主要思潮于一身的人。
他這個人不僅是一位經世緻用論作者和今文學的擁護者，而且也是他當時社會所面臨的變化的一面鏡子。
魏源出生于湖南，在22歲去北京以前在那裡就是一位優秀的學者。
16年以後，即1831年，他移居揚州，他在這裡安家一直到死。
他的師友中有一個著名的湖南士大夫集團（包括賀長齡與陶澍）和一個出類拔萃的北京官員與知識分子集團（包括林則徐、龔自珍、劉逢祿），他們中的許多人後來在居省一級官職時也聘用了他。
魏源的學術事業按常規開始于搞經學研究。
他最初感興趣的是理學，但在他32歲的時候，即1824年發生漕運危機的那一年，他成了一位經世緻用論的專家，并上書詳細地提出了主張采用海運的批評性建議。
他的這一建議是應當時的江蘇布政使賀長齡之請寫的；賀長齡同一年又委托他編輯了一部關于經世緻用的文集。
這個編輯計劃于次年完成，此書定名為《皇朝經世文編》，是一部從清代作者中廣泛挑選而成的文章彙編。
[86] 《皇朝經世文編》與後來他寫的西方地理學的研究《海國圖志》（見第五章）一起，是魏源兩部最脍炙人口的著作。
《皇朝經世文編》之所以重要，不僅是因為它的影響，而且是因為他給&ldquo經世緻用&rdquo下了一個含義廣泛的定義。
這部書分為八個部分，頭兩部分是關于學術和中國政體性質的理論部分，然後才開始論述制度和行政方面的專題。
這些下餘部分是按政府六部的權限分類的。
對《皇朝經世文編》内容的初步分析可以看出，它大部分是集中在财政（特别是漕運）、公共工程和軍事行政方面。
[87]但是，論述經典研究和政治理論的開頭幾部分也不是不重要的，因為他闡述了實際的經世緻用怎樣能與傳統的學術興趣協調一緻。
這些部分和《文編》的主體都需要進行進一步的研究。
《皇朝經世文編》刊行之後的30年，魏源寫出了範圍非常廣泛的關于制度改革方面的各種建議，在建議中他利用了竭盡全力挑選來的官方檔案和私人收藏。
1831年，他應邀前往揚州，為計劃改革淮北鹽務的陶澍當顧問。
在這幾年的某個時候他開始起草一部完成于1842年&mdash&mdash即南京條約訂立的那一年&mdash&mdash的著作。
這部書題名為《聖武記》，叙述了清代從開國起至道光朝的主要軍事戰役。
和《皇朝經世文編》一樣，這部編年史也是兼以私人和官方著作為基礎的。
魏源寫《聖武記》的目的不僅在于描述事件。
魏源在批判地使用私人資料來核實官方檔案的準确性時，以及他在序言及全書最後的時論文章的言論中，都分析了清代政治體制中的問題，特别是清代軍事上的問題，這些問題很足以說明中國在鴉片戰争中戰敗的原因。
魏源按照傳統的方式把中國易受外部觊觎的脆弱性與内部弱點聯系起來看。
他特别關心充實軍事人才的問題，這是由于漢人隻偏重文職，而種族界限又把清代軍事組織分成了兩半之故。
魏源一方面用曆史觀點提出他的論據，一方面批駁中國文化中被人們廣泛接受的準則，他堅決認為中國可以變得富強起來，但應該采用新政策以改善士兵&mdash&mdash特别是軍官&mdash&mdash的素質，可以像西方那樣建造和部署常備海軍，可以穩定貨币制度并消滅巨大的國庫赤字。
這些政策包括對軍職人員施以專門訓練，給予優厚薪饷和特殊社會待遇，以及對各地區實行靈活變通的征募辦法（這最後一點是想利用某些地區應考武舉人數不均的情況）。
魏源還要求仔細地檢查軍事花名冊，以确保防止開小差和虛報名額等情況，因為這兩者是軍事行政中貪污受賄的大财源。
魏源在他的财政改革建議中主張擴大和改進本國的銀礦，作為減少中國對外國通貨供應的依賴和對付在鴉片貿易中使中國白銀枯竭的最好辦法。
他還敦促在使用國庫資金方面實行更負責的會計制度，削減開支，終止作為表示皇恩浩蕩傳統姿态的定期減免稅收的慣例。
在他以低沉和輕蔑的語氣提及某些清代前輩人的著作時，他并沒有因考慮到形成他們興趣的原先那些意識形态因素和政治因素而原諒他們。
對他來說，這些人對外國愚昧無知，對中國本部以外地區的戰略地理特點絲毫不感興趣，這不僅是不可理解的，甚至是輕薄可哂的。
在他看來，同樣不負責任的态度是，官方對軍事戰役的叙述往往有低估或避而不談清帝國戰敗的傾向。
魏源對今文經學感興趣也反映了他對&ldquo無用的&rdquo煩瑣哲學興味索然，雖然他那個時代的今文學與漢學考據主流的相同之點多于與烏托邦式及彌賽亞式支流的相同之點（後者與後來康有為的今文學運動有聯系）。
[88]和其他一切時代一樣，魏源時代的經學研究既是學術論說的手段，也是政治鬥争和派系鬥争的手段。
這樣，今文學就變成了攻擊東漢煩瑣哲學的武器，同時也成了推動學術新方向的媒介。
上一世紀的經驗主義的研究運動深深地受到所謂漢學學派奠基人惠棟（1697&mdash1758年）的思想的影響。
惠棟反對宋代理學教義，主張恢複标準的漢代人的注疏作為經典研究中正統解說的本源來代替它。
雖然很少有人像惠棟那樣死闆地隻專心緻力于漢學，但他的影響确使人把注意力集中在東漢注疏家鄭玄等人的哲學和學術上，集中在他們曾經注釋過而流傳下來的經籍的文本上。
這種标準的經文是多種經籍文本的綜合，包括被稱為&ldquo古文&rdquo和&ldquo今文&rdquo者在内，這兩個術語是指正文最初所用的書法體裁而言的。
&ldquo古文&rdquo在這裡意指周代用的書法；&ldquo今文&rdquo意指較近時&mdash&mdash即漢代&mdash&mdash用的書法。
今文經是憑記憶以及根據經過漢初諸帝指定的學者在宮廷裡讨論過的标準化的解釋傳抄下來的。
口頭傳述下來的抄本在當時被認為是必要的，因為所有經籍據說都已在秦代被毀。
到西漢末年的時候出現了一批經書，是用先秦的古文字書寫的，它一度被歡呼為真正的經文，并且最後被合并成為标準的正統經文。
後來，大部分西漢今文，包括三家《詩經》在内，都廢而不用，而且在往後的朝代中都已失傳了。
直到宋代才對古文的真實性引起了懷疑，直到閻若璩（1636&mdash1704年）在17世紀開始對《書經》（《尚書》）作了系統的詞源學分析，才證明古文經的許多部分其實是赝品。
[89]到18世紀末年，閻若璩所發起的文字考訂工作和對古文經的真實性日益增長的關心，便推動了江蘇常州小學運動的興起：這小學運動聲稱對今文經特别感興趣。
它們中間隻有《春秋·公羊傳》被完整地保存了下來。
因此，《公羊傳》成了今文學者研究的焦點。
常州學派的奠基人莊存與便是一個對漢學感到失望的人。
他甯可采取折中主義的态度，即有選擇地采納了宋代哲學家的著作與西漢及東漢兩代的注疏。
他的學生們&mdash&mdash特别是劉逢祿（1776&mdash1829年）&mdash&mdash後來變得對《公羊傳》很感興趣，認為它是對西漢哲學和曆史解釋的一部權威的和正統的說明。
劉逢祿和他的同夥把他們認為是以微言大義和道義觀點來看待《公羊傳》中的曆史材料（在《公羊傳》裡，&ldquo所不書多于所書&rdquo）這一研究方法，同東漢注疏家專心緻力于名詞術語和定義的研究方法作了對比。
在他們看來，東漢學術界隻注意事件（&ldquo事&rdquo），西漢注疏家則企圖解釋事件的意義（&ldquo義&rdquo）。
在劉逢祿的影響下，魏源很注意西漢哲學，特别是董仲舒的著作。
由此導緻他批判地分析了《詩經》和《書經》的本文，寫了兩部題名為《詩古微》和《書古微》的書。
在這兩部書中他企圖恢複自西漢以後已經湮沒無聞或晦澀難解的&ldquo古代微言大義&rdquo（&ldquo古微&rdquo）之說。
這兩部書在體例上都是遵循經驗主義的研究傳統，艱苦地對本文和注疏作逐字逐句的比較分析。
但是它們作為校勘學著作的聲望受到了損害，因為事實是，魏源研究東漢今文的大部分材料都必然地受到了第二手史料的限制。
因此這兩本著作可以作為證據，證明它們揭示魏源本人的曆史觀多于揭示他的西漢前輩的曆史觀。
他認為對這一有關經書的論戰值得進行詳細而刻苦的研究，這反映了以經書解釋當世政治及學術的重要性是持久的。
毫無疑問，魏源把今文學看作是對18世紀漢學的攻擊。
與此同時，他繼續認為經書仍是指導政治行動的極則。
如果沒有經典做最後依據，他就無法确立新的政治秩序中的方向。
他堅定地認為，曆史上變化無端和獨特的形勢所産生的決定性的意義，都必須在經書中找到理論上的根據。
魏源認為曆史情況常變，認為必須調整舊制度以适應每個時代新的需要，這種概念通常與今文學研究的興趣有關，雖然它至少早在宋代就已有了曆史先例。
魏源和另一位今文學家龔自珍一樣，創造了一個三個時代（&ldquo三世&rdquo）往複循環的變化的理論：這三世就是太古、中古和末世。
他本人親身經曆的事件就使他相信，另一個&ldquo末世&rdquo正迫在眉睫，但是他認為，明智的盡進忠言和開明的領導能夠和過去一樣加速下一個&ldquo太古&rdquo時期的到來。
[90] 魏源并不苛責滿人應對他們那個時代的問題負責。
相反地，在他看來，清代統治者已經成功地消除了使明朝大受其禍的那些主要弊端。
在一篇雄辯的分析文章中，魏源贊揚清政府廢除了它的前朝的通病：主要是宦官的跋扈和重稅的壓迫。
清朝君主很&ldquo重民食&rdquo，不僅一再豁免了賦稅，而且自從乾隆以後沒有使用強迫勞動來經營河道總督所轄的工程。
邊境地區人民長期安堵。
到處呈現出和平與有秩序的氣象，&ldquo民生其間，耳不聞苛政，目不見鋒镝&rdquo。
在朝廷裡，官員們可以慷慨陳詞而無需害怕受到懲治。
所以魏源總結說，總之，清政府&ldquo豈獨高出明代萬萬&rdquo。
在乾隆的文字獄、長期而肮髒的和珅醜聞以及對國内叛亂屢屢進行腐敗而殘酷的鎮壓之後，人們不禁奇怪他竟會如此令人作嘔地歌功頌德。
但是，按照中華帝國末年的标準來看，魏源完全可能認為，清代的政治成就在鞏固王朝和緊縮财政方面标志着達到了較高的水平。
盡管有了這些成就，魏源接着寫道，&ldquo天下事患常出于所備之外&rdquo。
這些災禍包括漕運管理的不善和黃河由于無法控制的泥沙而反複出現洪水。
&ldquo無一歲不籌河費，此前代之所無也&rdquo。
通向文官的道路是&ldquo困于需滞&rdquo，軍事部隊的預算則又&ldquo绌于度支&rdquo。
與外國的接觸更帶來了苦難：&ldquo夷煙蔓宇内，貨币漏海外，漕鹾以此日敝，官民以此日困，此前代之所無也。
&rdquo 因此在魏源看來，晚清的問題不是起源于無能的和含有惡意的統治（按照&ldquo節用愛民&rdquo的觀點來說，清代可以比做衆所周知的&ldquo三代&rdquo），而是起源于中國曆史上沒有先例的形勢，特别是外國的商業與軍事勢力出現在沿海，從而産生了貨币與軍事危機；還起源于無法控制的黃河，它的災難性泥沙（雖然魏源沒有指出這一點）是上遊山坡植被不佳産生的水土流失的惡果&mdash&mdash這也是中國人口壓力而産生的災難性副産品。
魏源的這些話的含義是要使人确信，如果能發現合适的人才并使用他們，這些新問題也是能夠解決的。
面對着這些挑戰，魏源認為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中國文人的精力盡&ldquo出于無用之途&rdquo。
科舉考試隻強調語言學和詞源學，對官員們則隻用毫無意義的尺度來考核：對于翰林隻考察他們是否&ldquo書藝工敏&rdquo，對于行政官員隻考察他們&ldquo胥吏案例&rdquo的本事。
魏源關于改革的呼籲是寫得用心良苦的，他着重指出了按照一切傳統标準來看應算作是清王朝作出的主要功績，指出了挑戰的史無前例的性質以及制度上反映的不充分的狀況。
他響亮地提出要用經世緻用的态度來實行改革，即通過對新問題作出新反應來加強國家，但一切要在不偏離忠君原則的範圍内進行。
[91] 保衛邊疆是關心的新焦點 19世紀初年像魏源那樣的知識分子都關心邊疆保衛的問題，這也有18世紀經驗的堅實基礎。
《皇朝經世文編》的大部分材料，事實上是取材于清代在軍事上長期卷入西北邊遠地區和亞洲腹地的事勢，在這方面，作為清代軍事戰役編年史家的魏源本人便是一位專家。
但是，在魏源那一代人的邊疆研究中似乎有某些特點。
魏源本人深信，晚清的&ldquo盛世&rdquo（這是他的委婉提法）正在于把邊疆的危險置之腦後，因此需要提醒它。
[92]在他寫作的時候，突厥斯坦已經因和卓（一些神聖家族的頭目）所領導的叛亂（見本書第七章）而陷于混亂，這場叛亂從1825年延續到1828年，它可能推動了邊疆研究。
但是現在魏源和他的朋友龔自珍（他的文章在《皇朝經世文編》的邊疆部分是最大的一組）所提倡的解決辦法，完全超出了關于戰略地理的傳統讨論範圍。
他們兩人都主張通過從人口稠密的内地省份移民的辦法來發展東突厥斯坦（即今天的新疆地區）。
龔自珍提出了一個強迫移民并把這些西部地區變成普通行省的龐大計劃，這個計劃實際上是關心減輕中國内部的人口壓力重于注意邊疆的保衛。
[93] 對亞洲腹地邊疆研究興趣的高漲之所以以北京為中心，是徐松的著作在北京推動起來的：徐松是一位研究邊疆地理的多産作家，他本人曾在伊犁地區生活過和旅行過。
徐松的小集團中有張穆，此人是魏源很了解的一位學者，他關于蒙古部落地區的系統書目後來被譽為是結合了漢學經驗主義者的缜密品質與經世緻用論作者的實用精神這兩種優點。
[94]北京的這個集團同以程恩澤為核心的一個集團關系極為密切；程恩澤這位命官因他在教育和科舉制度中的操守和他曾做過皇家師傅而受到尊重。
程恩澤具有多方面的經驗主義學識，因而使他能夠預言清代社會所面臨的迫切災禍。
程恩澤小集團成員的明顯特點是，他們都認為清朝在迅速衰落，因而對他們同時代人的懶散和不切實際感到不能容忍。
程恩澤在他的周圍聚集了一批興趣各異的學者，其中包括特别是對亞洲腹地的邊疆地理作出經驗主義研究和對海上諸國作出開拓工作的學者們。
也正是在這個小集團内，劉逢祿、魏源和龔自珍等人發表了今文學派最早的一些理論，從而在漢學擁護者和宋學擁護者的鴻溝之間搭上了橋梁。
[95] 通過個人之間和同鄉之間的關系，這些北京學者必然在朝廷形成了政治聯盟。
程恩澤是安徽省歙縣人，這使他成了曹振镛的同鄉，而曹振镛是認識程恩澤的父親的。
程恩澤和他的小集團&mdash&mdash包括張穆在内&mdash&mdash跟祁寯藻有密切關系；祁寯藻後來做了軍機大臣，并且也支持反對穆彰阿的方針。
林則徐以及龔自珍都有反對過穆彰阿的經曆。
這些關系的特點及其對朝廷制定政策的影響，尚有待于進一步的探讨。
[96] 國家的軍事防禦以及為此目的而進行的實際學術活動，也受到出生于另一地點&mdash&mdash内地西南土著邊區&mdash&mdash的一位士大夫的鼓勵。
湖南學者嚴如熤（1759&mdash1826年）隻取得&ldquo優貢生&rdquo的中等功名，但變成了19世紀初年經世緻用論最有影響的積極分子之一，而且還是一位鎮壓白蓮教的領袖。
他之進入仕途是通過1800年的一次殿試，他在這次殿試中長篇大論地批評了征剿白蓮教的正統軍事戰略，主張應改用地方民團和土地分配政策，這與最後被采納的戰略村辦法相似。
他原來是當教書先生出身，後來竟能在他家鄉&mdash&mdash湖南西部的溆浦&mdash&mdash的群山中與叛亂的苗民作戰。
[97]他除了對軍事學有興趣之外，還是精通那個地區的地理和人種學的專家。
他寫的鎮壓苗民的著作中包含有關于苗民生活的詳細材料，這本書的特點是他肯深入鑽研表面現象以下的東西，并且具體地描述了那些根本不相同的部落地區的文化。
其他經世緻用論的學者在研究西洋蠻夷的時候，都隻能緩慢地達到這樣圓熟老到的程度。
在他本人後來做了平定南海海盜的顧問之後，又對沿海的防禦表示關心。
他的《洋防輯要》的編纂顯然要比魏源的《皇朝經世文編》早幾年。
此書叙述了全中國海岸的戰略地理，主要取材于顧炎武、清初的地理學家顧祖禹和明代的軍事組織專家戚繼光（後者的著作經常被後來19世紀的官員們所引用）等人的著作。
從他們各自的觀點來看，論述亞洲腹地邊疆和國内邊境的著作之所以紛紛出現，是因為他們重又相信學術可為政治所用。
這兩方面的研究都吸收了戰略地理研究的長期傳統，這種傳統現在又因人們意識到清朝的軟弱而重新活躍起來。
這種戰略關心也許不可避免地會轉到探讨海洋邊疆的新問題上來，就像魏源不久以後要做的那樣。
他後來在這個轉變中得到下面事實的幫助，即經世緻用之術摒棄了價值論，贊成實效論，後者在對付那些讨厭的、不論來自何方的蠻夷的文化時是一種防止利權外溢而不可或缺的東西。
嚴如熤就學于長沙的主要學校&mdash&mdash嶽麓書院。
這個書院和它的姊妹學校城南書院一起，在形成關心公共行政的風氣方面&mdash&mdash這是19世紀湖南名流的特點&mdash&mdash似乎起過強烈的作用。
從乾隆末年起到整個19世紀40年代止，嶽麓書院的頭頭都是一些有堅實的政府工作經驗的人。
羅典（1718&mdash1808年）做過禦史，并且是一位特别有成就的學政。
他是著名的八股文訓練專家，本質上是一位使用标準的漢學考據技巧以追求經籍真理的人。
後來嶽麓書院得到袁名曜（1801年進士）來主持院務，此人是一位戰略地理學專家，也是嚴如熤和陶澍兩人的好朋友。
袁名耀在北京服官時曾為清帝職掌過起居注，所以他有别人沒有的機會來觀察最上層政治的事件。
袁名曜的繼任者歐陽厚均（1799年進士）曾在戶部任職15年，因在公共行政方面具有非凡的知識而受到尊敬。
他在嶽麓書院掌教27年，據說門牆弟子逾3000人。
雖然我們不知道該校的課程表，但至少很清楚的是，它的山長們不可能是宋學或漢學某一學派的教條主義者，他們都通曉國家的實際事務。
[98] 确實有充分的證據可以認為，在19世紀的頭幾十年有一種新精神在長沙運行着。
湖南的漢學&mdash煩瑣哲學的權威從來沒有像長江下遊諸省那樣大，因為正是在湖南，王夫之的能動主義和不可調和的道德觀的榜樣自從19世紀以來就一直流傳不息。
正像嚴如熤主張通過邊疆的應用研究為實用之學開創了局面那樣，長沙士大夫唐鑒（1778&mdash1861年）變成了恢複宋人倫理哲學的精神領袖。
唐鑒是魏源的庇護人賀長齡的朋友，宣揚對程朱哲學應采取一種嚴格而且有些狹隘的尊敬态度，從而使得嚴密和井然有序的心意訓練能集中地緻良知于倫理的教誨上面。
但是，唐鑒的一生也是重在行動；他以一位精明能幹的官員見稱于時，并舉例指出朱熹學說中的兩面性，即一方面是自我修養，與此相平衡的另一方面是有朝氣的學習和為國效勞的精神。
這種清教主義的尋根究底的精神，與嚴如熤的行動主義和實用之學合在一起，變成了唐鑒最著名的學生曾國藩的思想的基礎；後者在1850年以後成了清王朝危難時期忠君勢力的領袖。
1820年阮元在廣州創立的學海堂，是這時期另一重要的地方學術中心。
阮元是嘉慶新政中的一名省級新官員。
他認為自己是一位學者和文學倡導人，其風格在很大程度上像他的保薦人的兄弟朱珪所倡導的18世紀的學風。
而且阮元也是一位精明的行政官員，求才若渴。
他在朝廷裡有影響，而他的聲譽使他在為官的各任所赢得了信任。
1799年以後他擔任過好多省級職務，他在其中的兩個任命上創辦了兩個成為馳名的教育中心的書院：一為杭州的話經精舍（1801年），一即學海堂。
阮元對教育的看法足以說明這個時期學術風氣的轉變。
各班級都規定必須熟習漢代注疏的詞源學和語言學研究，以便掌握經典著作。
重點是放在&ldquo實學&rdquo上，以及搜讨事實材料和努力把經籍的原則應用在當代的問題等方面。
地方的學術傳統有所恢複，并得到重新研究。
诂經精舍和學海堂兩者不同之處隻是一在時間上，即前者早于後者20年；一在地理上，即杭州是一個有重大曆史意義的文化和政治中心，廣州則是南中國邊疆上的一個貿易港口和省會。
另外，還有不相同的是兩處書院開辦時的主講人不一樣。
1801年任杭州學監的是王昶與孫星衍，他們都不是本地人，都是進士，是既在朝廷又在省裡服過官的官場老手。
他們兩人都長年在北京，在收藏曆史檔案的機構和四庫全書館工作過，也都是全國知名的學者。
20年後廣州的書院的八位主講就缺少這樣舉世矚目的盛譽了。
八個人中隻有兩人是進士出身，七人是廣州本地人。
隻有一個人曾任過高于地方教育職位的官職，而且他還是一位漢軍旗人，部分仕途在武職。
一句話，他們并不是那些因跻身于全國知名的士大夫集團而出名的人們。
他們的經曆是在地方的政治和學術上。
例如熊景星是一位詩人，他隻是個舉人，沒有能夠在考試制度中獲得更大的功名。
他不滿意于學官之職，認為這是使他屈了才；他也騎馬射箭和打拳，因為他認為多數讀書人太文弱。
他的同事林伯桐也是一位舉人，曾做過學官和廣州地區官宦之家的塾師。
1810年關于鎮壓廣東海岸海盜的建議是他應總督之命寫的，為此他被授予了榮譽稱号。
林伯桐是一位哲學家和軍事戰略家，他是主張對漢學和宋代理學取折中态度的第一批廣州學者之一。
教師中的第三位名叫曾钊，隻是一位拔貢
同樣地，替明代學風抹黑的傾向有了緩和，這表現在又恢複了研究宋代哲學家的&ldquo理學&rdquo的興趣。
在18世紀末年的諸位大師如阮元、莊存與和姚鼐等人身上都普遍存在着哲學上的折中主義。
[82] 伴随着這些學術界變化的還有社會與政治的變化，後者既改變了學者在社會上的地位，也改變了學者對于行政問題的想法。
不僅學者們發現更難于得到政府的位置，并且18世紀最後25年的政府職務也不像從前那麼吸引人了。
和珅時期腐化的後果在地方上能最明顯地感覺到，因為州、縣長官在這裡承擔了收稅和維持秩序的最後責任。
因上級壓力造成的盜用公款、繁雜的訴訟問題，以及個人對鎮壓叛亂所負的責任&mdash&mdash這就使得許多學者不願負起這一切義務來換取官職上的特權。
相反地，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在各省高級官員的私人班子（&ldquo幕府&rdquo）中擔任助手（&ldquo幕友&rdquo）。
&ldquo幕府&rdquo是明末的一種制度，在清代變得重要起來了。
[83]組成它的&ldquo幕友&rdquo都是些法律、财政和文字方面的專家，他們被省一級官僚雇傭為非官方的顧問。
&ldquo幕友&rdquo由他們的東家官員而不是由中央政府支付薪水，并且得随東家的調動而去新任所。
随着官員在省一級或地方一級職責的加重，&ldquo幕友&rdquo的規模和人數也跟着增加。
到18世紀末，這些助手的總人數估計已達7500人。
[84]雖然沒有可靠的調查統計數字，但可以假定他們的人數在19世紀繼續有所增長，這部分的是由于當時的行政危機，由于國内秩序混亂和西方的入侵，由于太平軍叛亂時期及其以後的時期省一級政府承擔了新增加的财政、軍事與商業責任之後，不得不對地方官員提出過多的要求而造成的。
關于這些年代&ldquo幕友&rdquo在制定政策中的決定性的作用，突出地表現在魏源及其同時代的包世臣這樣一些有名的助手身上，他們在鹽務、漕運、邊疆防務、河道治理和地方吏治方面都研究過并提出了改革方案。
他們工作的重要性不僅可以從他們興趣的廣泛上看出來，也可以從他們活動的範圍中看出來。
魏源&mdash&mdash經世緻用論與今文經學研究的範例 把魏源（1794&mdash1856年）僅僅看作一個&ldquo幕友&rdquo，那當然會小看了他。
把他在19世紀早期思想界的影響比做更早時期顧炎武或戴震對思想界的影響，是不無道理的。
[85]事實上令人感興趣的是，可以在魏源身上看到他是集19世紀初一切主要思潮于一身的人。
他這個人不僅是一位經世緻用論作者和今文學的擁護者，而且也是他當時社會所面臨的變化的一面鏡子。
魏源出生于湖南，在22歲去北京以前在那裡就是一位優秀的學者。
16年以後，即1831年，他移居揚州，他在這裡安家一直到死。
他的師友中有一個著名的湖南士大夫集團（包括賀長齡與陶澍）和一個出類拔萃的北京官員與知識分子集團（包括林則徐、龔自珍、劉逢祿），他們中的許多人後來在居省一級官職時也聘用了他。
魏源的學術事業按常規開始于搞經學研究。
他最初感興趣的是理學，但在他32歲的時候，即1824年發生漕運危機的那一年，他成了一位經世緻用論的專家，并上書詳細地提出了主張采用海運的批評性建議。
他的這一建議是應當時的江蘇布政使賀長齡之請寫的；賀長齡同一年又委托他編輯了一部關于經世緻用的文集。
這個編輯計劃于次年完成，此書定名為《皇朝經世文編》，是一部從清代作者中廣泛挑選而成的文章彙編。
[86] 《皇朝經世文編》與後來他寫的西方地理學的研究《海國圖志》（見第五章）一起，是魏源兩部最脍炙人口的著作。
《皇朝經世文編》之所以重要，不僅是因為它的影響，而且是因為他給&ldquo經世緻用&rdquo下了一個含義廣泛的定義。
這部書分為八個部分，頭兩部分是關于學術和中國政體性質的理論部分，然後才開始論述制度和行政方面的專題。
這些下餘部分是按政府六部的權限分類的。
對《皇朝經世文編》内容的初步分析可以看出，它大部分是集中在财政（特别是漕運）、公共工程和軍事行政方面。
[87]但是，論述經典研究和政治理論的開頭幾部分也不是不重要的，因為他闡述了實際的經世緻用怎樣能與傳統的學術興趣協調一緻。
這些部分和《文編》的主體都需要進行進一步的研究。
《皇朝經世文編》刊行之後的30年，魏源寫出了範圍非常廣泛的關于制度改革方面的各種建議，在建議中他利用了竭盡全力挑選來的官方檔案和私人收藏。
1831年，他應邀前往揚州，為計劃改革淮北鹽務的陶澍當顧問。
在這幾年的某個時候他開始起草一部完成于1842年&mdash&mdash即南京條約訂立的那一年&mdash&mdash的著作。
這部書題名為《聖武記》，叙述了清代從開國起至道光朝的主要軍事戰役。
和《皇朝經世文編》一樣，這部編年史也是兼以私人和官方著作為基礎的。
魏源寫《聖武記》的目的不僅在于描述事件。
魏源在批判地使用私人資料來核實官方檔案的準确性時，以及他在序言及全書最後的時論文章的言論中，都分析了清代政治體制中的問題，特别是清代軍事上的問題，這些問題很足以說明中國在鴉片戰争中戰敗的原因。
魏源按照傳統的方式把中國易受外部觊觎的脆弱性與内部弱點聯系起來看。
他特别關心充實軍事人才的問題，這是由于漢人隻偏重文職，而種族界限又把清代軍事組織分成了兩半之故。
魏源一方面用曆史觀點提出他的論據，一方面批駁中國文化中被人們廣泛接受的準則，他堅決認為中國可以變得富強起來，但應該采用新政策以改善士兵&mdash&mdash特别是軍官&mdash&mdash的素質，可以像西方那樣建造和部署常備海軍，可以穩定貨币制度并消滅巨大的國庫赤字。
這些政策包括對軍職人員施以專門訓練，給予優厚薪饷和特殊社會待遇，以及對各地區實行靈活變通的征募辦法（這最後一點是想利用某些地區應考武舉人數不均的情況）。
魏源還要求仔細地檢查軍事花名冊，以确保防止開小差和虛報名額等情況，因為這兩者是軍事行政中貪污受賄的大财源。
魏源在他的财政改革建議中主張擴大和改進本國的銀礦，作為減少中國對外國通貨供應的依賴和對付在鴉片貿易中使中國白銀枯竭的最好辦法。
他還敦促在使用國庫資金方面實行更負責的會計制度，削減開支，終止作為表示皇恩浩蕩傳統姿态的定期減免稅收的慣例。
在他以低沉和輕蔑的語氣提及某些清代前輩人的著作時，他并沒有因考慮到形成他們興趣的原先那些意識形态因素和政治因素而原諒他們。
對他來說，這些人對外國愚昧無知，對中國本部以外地區的戰略地理特點絲毫不感興趣，這不僅是不可理解的，甚至是輕薄可哂的。
在他看來，同樣不負責任的态度是，官方對軍事戰役的叙述往往有低估或避而不談清帝國戰敗的傾向。
魏源對今文經學感興趣也反映了他對&ldquo無用的&rdquo煩瑣哲學興味索然，雖然他那個時代的今文學與漢學考據主流的相同之點多于與烏托邦式及彌賽亞式支流的相同之點（後者與後來康有為的今文學運動有聯系）。
[88]和其他一切時代一樣，魏源時代的經學研究既是學術論說的手段，也是政治鬥争和派系鬥争的手段。
這樣，今文學就變成了攻擊東漢煩瑣哲學的武器，同時也成了推動學術新方向的媒介。
上一世紀的經驗主義的研究運動深深地受到所謂漢學學派奠基人惠棟（1697&mdash1758年）的思想的影響。
惠棟反對宋代理學教義，主張恢複标準的漢代人的注疏作為經典研究中正統解說的本源來代替它。
雖然很少有人像惠棟那樣死闆地隻專心緻力于漢學，但他的影響确使人把注意力集中在東漢注疏家鄭玄等人的哲學和學術上，集中在他們曾經注釋過而流傳下來的經籍的文本上。
這種标準的經文是多種經籍文本的綜合，包括被稱為&ldquo古文&rdquo和&ldquo今文&rdquo者在内，這兩個術語是指正文最初所用的書法體裁而言的。
&ldquo古文&rdquo在這裡意指周代用的書法；&ldquo今文&rdquo意指較近時&mdash&mdash即漢代&mdash&mdash用的書法。
今文經是憑記憶以及根據經過漢初諸帝指定的學者在宮廷裡讨論過的标準化的解釋傳抄下來的。
口頭傳述下來的抄本在當時被認為是必要的，因為所有經籍據說都已在秦代被毀。
到西漢末年的時候出現了一批經書，是用先秦的古文字書寫的，它一度被歡呼為真正的經文，并且最後被合并成為标準的正統經文。
後來，大部分西漢今文，包括三家《詩經》在内，都廢而不用，而且在往後的朝代中都已失傳了。
直到宋代才對古文的真實性引起了懷疑，直到閻若璩（1636&mdash1704年）在17世紀開始對《書經》（《尚書》）作了系統的詞源學分析，才證明古文經的許多部分其實是赝品。
[89]到18世紀末年，閻若璩所發起的文字考訂工作和對古文經的真實性日益增長的關心，便推動了江蘇常州小學運動的興起：這小學運動聲稱對今文經特别感興趣。
它們中間隻有《春秋·公羊傳》被完整地保存了下來。
因此，《公羊傳》成了今文學者研究的焦點。
常州學派的奠基人莊存與便是一個對漢學感到失望的人。
他甯可采取折中主義的态度，即有選擇地采納了宋代哲學家的著作與西漢及東漢兩代的注疏。
他的學生們&mdash&mdash特别是劉逢祿（1776&mdash1829年）&mdash&mdash後來變得對《公羊傳》很感興趣，認為它是對西漢哲學和曆史解釋的一部權威的和正統的說明。
劉逢祿和他的同夥把他們認為是以微言大義和道義觀點來看待《公羊傳》中的曆史材料（在《公羊傳》裡，&ldquo所不書多于所書&rdquo）這一研究方法，同東漢注疏家專心緻力于名詞術語和定義的研究方法作了對比。
在他們看來，東漢學術界隻注意事件（&ldquo事&rdquo），西漢注疏家則企圖解釋事件的意義（&ldquo義&rdquo）。
在劉逢祿的影響下，魏源很注意西漢哲學，特别是董仲舒的著作。
由此導緻他批判地分析了《詩經》和《書經》的本文，寫了兩部題名為《詩古微》和《書古微》的書。
在這兩部書中他企圖恢複自西漢以後已經湮沒無聞或晦澀難解的&ldquo古代微言大義&rdquo（&ldquo古微&rdquo）之說。
這兩部書在體例上都是遵循經驗主義的研究傳統，艱苦地對本文和注疏作逐字逐句的比較分析。
但是它們作為校勘學著作的聲望受到了損害，因為事實是，魏源研究東漢今文的大部分材料都必然地受到了第二手史料的限制。
因此這兩本著作可以作為證據，證明它們揭示魏源本人的曆史觀多于揭示他的西漢前輩的曆史觀。
他認為對這一有關經書的論戰值得進行詳細而刻苦的研究，這反映了以經書解釋當世政治及學術的重要性是持久的。
毫無疑問，魏源把今文學看作是對18世紀漢學的攻擊。
與此同時，他繼續認為經書仍是指導政治行動的極則。
如果沒有經典做最後依據，他就無法确立新的政治秩序中的方向。
他堅定地認為，曆史上變化無端和獨特的形勢所産生的決定性的意義，都必須在經書中找到理論上的根據。
魏源認為曆史情況常變，認為必須調整舊制度以适應每個時代新的需要，這種概念通常與今文學研究的興趣有關，雖然它至少早在宋代就已有了曆史先例。
魏源和另一位今文學家龔自珍一樣，創造了一個三個時代（&ldquo三世&rdquo）往複循環的變化的理論：這三世就是太古、中古和末世。
他本人親身經曆的事件就使他相信，另一個&ldquo末世&rdquo正迫在眉睫，但是他認為，明智的盡進忠言和開明的領導能夠和過去一樣加速下一個&ldquo太古&rdquo時期的到來。
[90] 魏源并不苛責滿人應對他們那個時代的問題負責。
相反地，在他看來，清代統治者已經成功地消除了使明朝大受其禍的那些主要弊端。
在一篇雄辯的分析文章中，魏源贊揚清政府廢除了它的前朝的通病：主要是宦官的跋扈和重稅的壓迫。
清朝君主很&ldquo重民食&rdquo，不僅一再豁免了賦稅，而且自從乾隆以後沒有使用強迫勞動來經營河道總督所轄的工程。
邊境地區人民長期安堵。
到處呈現出和平與有秩序的氣象，&ldquo民生其間，耳不聞苛政，目不見鋒镝&rdquo。
在朝廷裡，官員們可以慷慨陳詞而無需害怕受到懲治。
所以魏源總結說，總之，清政府&ldquo豈獨高出明代萬萬&rdquo。
在乾隆的文字獄、長期而肮髒的和珅醜聞以及對國内叛亂屢屢進行腐敗而殘酷的鎮壓之後，人們不禁奇怪他竟會如此令人作嘔地歌功頌德。
但是，按照中華帝國末年的标準來看，魏源完全可能認為，清代的政治成就在鞏固王朝和緊縮财政方面标志着達到了較高的水平。
盡管有了這些成就，魏源接着寫道，&ldquo天下事患常出于所備之外&rdquo。
這些災禍包括漕運管理的不善和黃河由于無法控制的泥沙而反複出現洪水。
&ldquo無一歲不籌河費，此前代之所無也&rdquo。
通向文官的道路是&ldquo困于需滞&rdquo，軍事部隊的預算則又&ldquo绌于度支&rdquo。
與外國的接觸更帶來了苦難：&ldquo夷煙蔓宇内，貨币漏海外，漕鹾以此日敝，官民以此日困，此前代之所無也。
&rdquo 因此在魏源看來，晚清的問題不是起源于無能的和含有惡意的統治（按照&ldquo節用愛民&rdquo的觀點來說，清代可以比做衆所周知的&ldquo三代&rdquo），而是起源于中國曆史上沒有先例的形勢，特别是外國的商業與軍事勢力出現在沿海，從而産生了貨币與軍事危機；還起源于無法控制的黃河，它的災難性泥沙（雖然魏源沒有指出這一點）是上遊山坡植被不佳産生的水土流失的惡果&mdash&mdash這也是中國人口壓力而産生的災難性副産品。
魏源的這些話的含義是要使人确信，如果能發現合适的人才并使用他們，這些新問題也是能夠解決的。
面對着這些挑戰，魏源認為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中國文人的精力盡&ldquo出于無用之途&rdquo。
科舉考試隻強調語言學和詞源學，對官員們則隻用毫無意義的尺度來考核：對于翰林隻考察他們是否&ldquo書藝工敏&rdquo，對于行政官員隻考察他們&ldquo胥吏案例&rdquo的本事。
魏源關于改革的呼籲是寫得用心良苦的，他着重指出了按照一切傳統标準來看應算作是清王朝作出的主要功績，指出了挑戰的史無前例的性質以及制度上反映的不充分的狀況。
他響亮地提出要用經世緻用的态度來實行改革，即通過對新問題作出新反應來加強國家，但一切要在不偏離忠君原則的範圍内進行。
[91] 保衛邊疆是關心的新焦點 19世紀初年像魏源那樣的知識分子都關心邊疆保衛的問題，這也有18世紀經驗的堅實基礎。
《皇朝經世文編》的大部分材料，事實上是取材于清代在軍事上長期卷入西北邊遠地區和亞洲腹地的事勢，在這方面，作為清代軍事戰役編年史家的魏源本人便是一位專家。
但是，在魏源那一代人的邊疆研究中似乎有某些特點。
魏源本人深信，晚清的&ldquo盛世&rdquo（這是他的委婉提法）正在于把邊疆的危險置之腦後，因此需要提醒它。
[92]在他寫作的時候，突厥斯坦已經因和卓（一些神聖家族的頭目）所領導的叛亂（見本書第七章）而陷于混亂，這場叛亂從1825年延續到1828年，它可能推動了邊疆研究。
但是現在魏源和他的朋友龔自珍（他的文章在《皇朝經世文編》的邊疆部分是最大的一組）所提倡的解決辦法，完全超出了關于戰略地理的傳統讨論範圍。
他們兩人都主張通過從人口稠密的内地省份移民的辦法來發展東突厥斯坦（即今天的新疆地區）。
龔自珍提出了一個強迫移民并把這些西部地區變成普通行省的龐大計劃，這個計劃實際上是關心減輕中國内部的人口壓力重于注意邊疆的保衛。
[93] 對亞洲腹地邊疆研究興趣的高漲之所以以北京為中心，是徐松的著作在北京推動起來的：徐松是一位研究邊疆地理的多産作家，他本人曾在伊犁地區生活過和旅行過。
徐松的小集團中有張穆，此人是魏源很了解的一位學者，他關于蒙古部落地區的系統書目後來被譽為是結合了漢學經驗主義者的缜密品質與經世緻用論作者的實用精神這兩種優點。
[94]北京的這個集團同以程恩澤為核心的一個集團關系極為密切；程恩澤這位命官因他在教育和科舉制度中的操守和他曾做過皇家師傅而受到尊重。
程恩澤具有多方面的經驗主義學識，因而使他能夠預言清代社會所面臨的迫切災禍。
程恩澤小集團成員的明顯特點是，他們都認為清朝在迅速衰落，因而對他們同時代人的懶散和不切實際感到不能容忍。
程恩澤在他的周圍聚集了一批興趣各異的學者，其中包括特别是對亞洲腹地的邊疆地理作出經驗主義研究和對海上諸國作出開拓工作的學者們。
也正是在這個小集團内，劉逢祿、魏源和龔自珍等人發表了今文學派最早的一些理論，從而在漢學擁護者和宋學擁護者的鴻溝之間搭上了橋梁。
[95] 通過個人之間和同鄉之間的關系，這些北京學者必然在朝廷形成了政治聯盟。
程恩澤是安徽省歙縣人，這使他成了曹振镛的同鄉，而曹振镛是認識程恩澤的父親的。
程恩澤和他的小集團&mdash&mdash包括張穆在内&mdash&mdash跟祁寯藻有密切關系；祁寯藻後來做了軍機大臣，并且也支持反對穆彰阿的方針。
林則徐以及龔自珍都有反對過穆彰阿的經曆。
這些關系的特點及其對朝廷制定政策的影響，尚有待于進一步的探讨。
[96] 國家的軍事防禦以及為此目的而進行的實際學術活動，也受到出生于另一地點&mdash&mdash内地西南土著邊區&mdash&mdash的一位士大夫的鼓勵。
湖南學者嚴如熤（1759&mdash1826年）隻取得&ldquo優貢生&rdquo的中等功名，但變成了19世紀初年經世緻用論最有影響的積極分子之一，而且還是一位鎮壓白蓮教的領袖。
他之進入仕途是通過1800年的一次殿試，他在這次殿試中長篇大論地批評了征剿白蓮教的正統軍事戰略，主張應改用地方民團和土地分配政策，這與最後被采納的戰略村辦法相似。
他原來是當教書先生出身，後來竟能在他家鄉&mdash&mdash湖南西部的溆浦&mdash&mdash的群山中與叛亂的苗民作戰。
[97]他除了對軍事學有興趣之外，還是精通那個地區的地理和人種學的專家。
他寫的鎮壓苗民的著作中包含有關于苗民生活的詳細材料，這本書的特點是他肯深入鑽研表面現象以下的東西，并且具體地描述了那些根本不相同的部落地區的文化。
其他經世緻用論的學者在研究西洋蠻夷的時候，都隻能緩慢地達到這樣圓熟老到的程度。
在他本人後來做了平定南海海盜的顧問之後，又對沿海的防禦表示關心。
他的《洋防輯要》的編纂顯然要比魏源的《皇朝經世文編》早幾年。
此書叙述了全中國海岸的戰略地理，主要取材于顧炎武、清初的地理學家顧祖禹和明代的軍事組織專家戚繼光（後者的著作經常被後來19世紀的官員們所引用）等人的著作。
從他們各自的觀點來看，論述亞洲腹地邊疆和國内邊境的著作之所以紛紛出現，是因為他們重又相信學術可為政治所用。
這兩方面的研究都吸收了戰略地理研究的長期傳統，這種傳統現在又因人們意識到清朝的軟弱而重新活躍起來。
這種戰略關心也許不可避免地會轉到探讨海洋邊疆的新問題上來，就像魏源不久以後要做的那樣。
他後來在這個轉變中得到下面事實的幫助，即經世緻用之術摒棄了價值論，贊成實效論，後者在對付那些讨厭的、不論來自何方的蠻夷的文化時是一種防止利權外溢而不可或缺的東西。
嚴如熤就學于長沙的主要學校&mdash&mdash嶽麓書院。
這個書院和它的姊妹學校城南書院一起，在形成關心公共行政的風氣方面&mdash&mdash這是19世紀湖南名流的特點&mdash&mdash似乎起過強烈的作用。
從乾隆末年起到整個19世紀40年代止，嶽麓書院的頭頭都是一些有堅實的政府工作經驗的人。
羅典（1718&mdash1808年）做過禦史，并且是一位特别有成就的學政。
他是著名的八股文訓練專家，本質上是一位使用标準的漢學考據技巧以追求經籍真理的人。
後來嶽麓書院得到袁名曜（1801年進士）來主持院務，此人是一位戰略地理學專家，也是嚴如熤和陶澍兩人的好朋友。
袁名耀在北京服官時曾為清帝職掌過起居注，所以他有别人沒有的機會來觀察最上層政治的事件。
袁名曜的繼任者歐陽厚均（1799年進士）曾在戶部任職15年，因在公共行政方面具有非凡的知識而受到尊敬。
他在嶽麓書院掌教27年，據說門牆弟子逾3000人。
雖然我們不知道該校的課程表，但至少很清楚的是，它的山長們不可能是宋學或漢學某一學派的教條主義者，他們都通曉國家的實際事務。
[98] 确實有充分的證據可以認為，在19世紀的頭幾十年有一種新精神在長沙運行着。
湖南的漢學&mdash煩瑣哲學的權威從來沒有像長江下遊諸省那樣大，因為正是在湖南，王夫之的能動主義和不可調和的道德觀的榜樣自從19世紀以來就一直流傳不息。
正像嚴如熤主張通過邊疆的應用研究為實用之學開創了局面那樣，長沙士大夫唐鑒（1778&mdash1861年）變成了恢複宋人倫理哲學的精神領袖。
唐鑒是魏源的庇護人賀長齡的朋友，宣揚對程朱哲學應采取一種嚴格而且有些狹隘的尊敬态度，從而使得嚴密和井然有序的心意訓練能集中地緻良知于倫理的教誨上面。
但是，唐鑒的一生也是重在行動；他以一位精明能幹的官員見稱于時，并舉例指出朱熹學說中的兩面性，即一方面是自我修養，與此相平衡的另一方面是有朝氣的學習和為國效勞的精神。
這種清教主義的尋根究底的精神，與嚴如熤的行動主義和實用之學合在一起，變成了唐鑒最著名的學生曾國藩的思想的基礎；後者在1850年以後成了清王朝危難時期忠君勢力的領袖。
1820年阮元在廣州創立的學海堂，是這時期另一重要的地方學術中心。
阮元是嘉慶新政中的一名省級新官員。
他認為自己是一位學者和文學倡導人，其風格在很大程度上像他的保薦人的兄弟朱珪所倡導的18世紀的學風。
而且阮元也是一位精明的行政官員，求才若渴。
他在朝廷裡有影響，而他的聲譽使他在為官的各任所赢得了信任。
1799年以後他擔任過好多省級職務，他在其中的兩個任命上創辦了兩個成為馳名的教育中心的書院：一為杭州的話經精舍（1801年），一即學海堂。
阮元對教育的看法足以說明這個時期學術風氣的轉變。
各班級都規定必須熟習漢代注疏的詞源學和語言學研究，以便掌握經典著作。
重點是放在&ldquo實學&rdquo上，以及搜讨事實材料和努力把經籍的原則應用在當代的問題等方面。
地方的學術傳統有所恢複，并得到重新研究。
诂經精舍和學海堂兩者不同之處隻是一在時間上，即前者早于後者20年；一在地理上，即杭州是一個有重大曆史意義的文化和政治中心，廣州則是南中國邊疆上的一個貿易港口和省會。
另外，還有不相同的是兩處書院開辦時的主講人不一樣。
1801年任杭州學監的是王昶與孫星衍，他們都不是本地人，都是進士，是既在朝廷又在省裡服過官的官場老手。
他們兩人都長年在北京，在收藏曆史檔案的機構和四庫全書館工作過，也都是全國知名的學者。
20年後廣州的書院的八位主講就缺少這樣舉世矚目的盛譽了。
八個人中隻有兩人是進士出身，七人是廣州本地人。
隻有一個人曾任過高于地方教育職位的官職，而且他還是一位漢軍旗人，部分仕途在武職。
一句話，他們并不是那些因跻身于全國知名的士大夫集團而出名的人們。
他們的經曆是在地方的政治和學術上。
例如熊景星是一位詩人，他隻是個舉人，沒有能夠在考試制度中獲得更大的功名。
他不滿意于學官之職，認為這是使他屈了才；他也騎馬射箭和打拳，因為他認為多數讀書人太文弱。
他的同事林伯桐也是一位舉人，曾做過學官和廣州地區官宦之家的塾師。
1810年關于鎮壓廣東海岸海盜的建議是他應總督之命寫的，為此他被授予了榮譽稱号。
林伯桐是一位哲學家和軍事戰略家，他是主張對漢學和宋代理學取折中态度的第一批廣州學者之一。
教師中的第三位名叫曾钊，隻是一位拔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