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晚清的對外關系，1866—19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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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決定按計劃前往俄國。
他要求林董在倫敦的活動稍事拖延。
但他在柏林時接到東京傳來的消息，說結盟的談判已進展得使日本無後退餘地。
但伊藤沒有畏縮，仍繼續他的俄國旅行。
到達俄國後，他提議：（1）互相保證朝鮮的獨立；（2）雙方約定，不得出于戰略目的使用自己的領土反對對方；（3）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有權自由行動，日本則承認俄國在滿洲擁有最高利益。
俄國政府不願接受這些條件。
它不同意日本可在朝鮮自由行動，但卻堅持俄國在滿洲及中國其他地方有行動的自由。
[80]伊藤離開俄國時并未達成協議，但他仍未放棄日俄修好的思想。
他在回國途中在柏林打電報給東京，再次警告說英國不可靠，并建議在進一步與俄國談判之前應對盟約簽署再事拖延。
然而，内閣無意冒險喪失與英國确有把握的結盟去換取與俄國和解的不可靠的機會。
1901年12月在樞密院的建議下，天皇批準了英日聯盟。
伊藤很得體地接受了這一決定，但竭力主張不要利用這個聯盟對抗俄國，而要用它對俄國施加壓力，以便達成以&ldquo滿韓交換&rdquo的原則為基礎的協定：日本同意俄國在滿洲的支配地位，與此相對應，俄國則承認日本支配朝鮮。
簡言之，這就是&ldquo滿韓交換&rdquo。
1902年1月30日，英日盟約正式簽訂。
在前言中，締約雙方要求通過維護中國與朝鮮的獨立和領土完整以及一切國家在此兩國機會均等，來維持東亞的現狀和全面和平。
締約國聲明，在滿洲和朝鮮受到外國侵略或國内騷亂的威脅時，它們應采取必要手段以保護雙方在此兩國之利益。
它們保證，如果一方與其他國家發生戰事，另一方要保持中立，并同意用它們的影響阻止其他列強加入戰争；但如果其他某一國家加入反對一締約國的戰争，另一締約國應給予援助。
這樣一來，日本便可以放手對俄國作戰；如果法國要插手援助俄國，英國就要援助日本。
英日聯盟的影響 俄國和法國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擴大俄法同盟的範圍，使之适用于東亞，但這僅僅是一個象征性的行動。
美國同情日本。
西奧多·羅斯福總統認為日本是門戶開放和中國領土完整的一個保衛者，甚至把日本完全控制朝鮮看作是符合東亞和平的最大利益。
[81]他認為中國人軟弱無能，頭腦不清醒，易被強者欺淩，日本人則是東方正在崛起的新興力量的象征。
&ldquo要說中國人和日本人是同種，是多麼荒唐可笑啊！&rdquo[82]羅斯福總統指望日本來阻止俄國人在滿洲的擴張，并且滿意地看到它的地位因與英國的聯合而加強了。
中國的反應是寬慰、羞辱和恐懼，真是百感交集。
最初是感到寬慰，因為聯盟直接反對俄國，有利于維護中國和朝鮮。
接着是感到羞辱，因為由外國人約定來保證它的獨立和領土完整，這是把它和朝鮮等量齊觀，并且突出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中國的命運并非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掌握在它的那些所謂保護人的手中。
最後是感到恐懼，因為害怕日本會最後取代俄國而成為在滿洲的主要帝國主義者。
湖廣總督張之洞和兩江總督劉坤一這兩位政界元老的1902年2月16日的聯名奏疏表達了這種又寬慰又焦慮的心情，他們奏報說：由于俄國人在滿洲的活動已經引起日本和英國的不滿，這才促使它們結成聯盟，因此，&ldquo近日英日聯盟，專為東三省事&rdquo。
可是，他們又告誡說：&ldquo我能從彼（指英、日）力持，即與三省有益。
若堕俄計，日英權利必損，必取償于我。
&rdquo[83]兩天以後，張之洞在給劉坤一和直隸總督袁世凱的電報中，對英日同盟的真實意向表示了極大的關注。
當提到它第一款中關于英國和日本宣稱要對中國和朝鮮國内的騷亂進行幹涉時，他對&ldquo騷亂&rdquo二字之所指提出了疑問。
這是否意味着像日本在東學黨之亂中在朝鮮的所作所為那樣，它們也能随意派軍隊到中國來？他很痛心地聲稱：&ldquo至賴人保全，清韓并列，令人痛心。
國勢微弱至此，更無可說矣。
&rdquo[84] 袁世凱在分析該同盟時甚至更加強調了這一點。
據他所奏，在東方沒有一個國家的陸軍出日本之右，在西方沒有一個國家的海軍勝過英國。
這兩個國家的結合産生了一個新的強國集團，它不僅影響東亞的均勢，也影響整個世界；但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維護它們自己的民族利益，并不是真心想維護中國和朝鮮。
袁世凱問道：難道英國和日本真會付出很大代價來為中國的利益盡力？因此中國不要期待英日同盟會帶來任何好處。
相反，隻要中國一放松警惕，該同盟就會給中國帶來麻煩。
所以他冷靜地告誡人們說：&ldquo然欲保全本國疆土而仰望于别國聯盟之餘力，則一國之恥，孰有過于此者！&rdquo面對此恥辱，袁世凱敦請朝廷立即進行制度改革，加速訓練軍隊，開發資源和創辦近代教育，以加強國力。
[85] 在中國官員中普遍存在絕望情緒，因為國家對于這種形勢完全無能為力。
很清楚，如果英日同盟導緻日俄之間的諒解，中國将是受害者；但如果導緻戰争，中國領土将成為戰場，中國也就要聽憑勝利者擺布。
還有一種日漸增長的恐懼，就是害怕日本的興起會成為對中國主要的威脅。
[86]張之洞發現日本人越來越傲慢，用盡了&ldquo口蜜腹劍&rdquo的心機。
[87]他看穿了英日同盟中關于&ldquo門戶開放&rdquo的虛僞性，所以非常關切日本人的最終目的。
但他仍然認為日本的為害比俄國為輕，因此中國應&ldquo以結近援禦遠患為歸宿&rdquo[88]。
英國曾希望該同盟會穩住日本，使它對俄國既不是太好戰，也不是太遷就，以便減少戰争的可能性。
它并不反對日俄兩國達成協定，但是它應随時被告知談判的内容，而且協定不得侵犯英日同盟規定的條款。
日本政府相信，與俄國訂約比戰争更為可取，但軍界人物卻不相信有簽訂任何持久的協定的可能，他們害怕在西伯利亞大鐵路和中東鐵路完成之後，俄國在東方的軍事力量會穩步增強。
在俄國，1902年11月至1903年4月期間舉行了一系列會議，仔細地研讨了東亞的政策。
财政大臣維特遭到以沙皇心腹貝佐布拉佐夫為首的有影響的集團的攻擊，因為維特沒有适當地預防中國的敵意或外國的幹涉，便要在滿洲貿然興建耗資巨大的鐵路。
貝佐布拉佐夫集團在北朝鮮取得一項森林采伐特許權，他們建議利用這項特權來營利和為戰略目的服務，即利用它作為軍事盾牌去防止日本人滲入南滿。
維特在沙皇面前很快失去了影響，他的和平滲入滿洲的政策也被抛棄。
沙皇決定俄國應利用森林采伐特許權，并停止将軍隊撤出滿洲，直到中國接受新條件時為止。
為了把滿洲變成一個&ldquo黃色俄國&rdquo[89]，聖彼得堡決定要求中國同意：不把滿洲的土地割讓或租借給任何其他強國；未經與俄國協商，也不得開放任何新地區進行對外貿易或作為外國領事館駐地；除俄國人外，不得雇用其他外國人在滿洲擔任行政職務；華俄道勝銀行得在牛莊繼續收取關稅稅款；俄國居民應保有他們在滿洲已取得的一切權利。
1903年4月18日，這些要求被提交給中國政府，中國政府立即通報有關各外國。
在英、日、美主張拒絕這些要求的鼓勵下，中國政府通知聖彼得堡，在俄國軍隊根據1902年4月的協定全部撤出滿洲以前，不可能商讨任何新的條件。
俄國在9月份提出的一套經過修改的條件也被拒絕了；而且在1903年10月8日（這一天原定為俄國從滿洲撤軍的最後日期），中國與美國和日本分别訂立了《通商行船續約》，開放沈陽、安東和大東溝給外國人貿易和做居留地。
為了對直接駁回他們要求的行動進行報複，俄國人重新占領了沈陽。
前此在1903年8月，沙皇建立了一個遠東總督管轄區，畀以戰争和外交全權，就像把這些權限給予1845年建立的高加索總督區那樣，這樣他就把滿洲視作高加索那樣的被并吞的領土了。
[90] 與此同時，日本已開始與俄國進行談判。
它所提出的總條款如下：（1）保持中國和朝鮮的獨立和領土完整；（2）在此兩國中維持商業機會均等；（3）彼此承認俄國和日本在滿洲和朝鮮的既存的合法權利，彼此承認有派遣軍隊保護這些利益和對付滿洲和朝鮮内部騷亂的權利；（4）承認日本在建議和幫助朝鮮實施内部改革方面有獨占的權利。
顯然，此時日本已對滿洲擺出了一副幹預者的架勢了。
1903年7月28日俄國政府同意進行讨論，日本即于8月12日提出了建議。
在俄國于10月3日提出的反提案中，俄國人堅持滿洲不在讨論範圍之内。
至于朝鮮，雖然俄國承認日本在該地有最高利益，但他們也要求：共同尊重朝鮮的獨立和領土完整；在北緯39度北設中立區；不在南部海岸設防。
簡言之，俄國不承認日本有幹涉滿洲的權利，同時不給予日本全面控制朝鮮的權利。
雖然俄國後來放棄了中立區的要求，終因雙方差距太大而無法調和。
日本人已斷定戰争是不可避免的了。
俄日戰争 經過對兩國的幅員、軍事準備和财力資源作了認真的估計之後，東京作出了戰争的決定。
人們認為，日本将赢得頭幾個戰役，在取得實力地位之後再着手和平解決。
參謀總長兒玉源太郎向天皇奏報說：&ldquo這是一次日本在戰場上将十戰六勝的良機。
果真如此，我們就能指望某個國家會為和平談判而出面幫忙。
&rdquo[91]這個國家是指美國，羅斯福總統很同情日本，因為它在與俄國交戰時打頭陣和在維護滿洲的門戶開放政策這兩方面都起了作用，而這些中國人自己是做不到的，也是美國由于公衆的漠不關心而不願去做的。
[92]為了充分利用總統的好意，日本特派總統的前哈佛同學金子堅太郎去華盛頓。
1904年2月6日，日本中斷了與俄國的談判，隔了一天便開始敵對行動。
2月10日，俄國和日本互相宣戰。
戰争是在滿洲進行的，中國在戰争中所處的地位使清廷陷于進退兩難的境地。
甚至在出現外交僵局之前，袁世凱就在1903年12月27日向清廷提出勸告說：&ldquo附俄則日以海軍擾我東南，附日則俄分陸軍擾我西北。
不但中國立危，且恐牽動全球。
日俄果決裂，我當守局外。
&rdquo[93]）1904年1月7日，日本駐中國公使通知北京說，他的政府希望中國在日俄戰争中嚴守中立。
1月22日袁世凱再次向清廷強調了中立的重要性，因為中國沒有能力阻止戰争在它的領土上進行。
他指出，保衛滿洲将需要數10萬人，即使保衛幾個重要據點也需要6萬至10萬人，可是中國那時至多也隻能動員二三萬名士兵，而且他們的彈藥不足，因為《辛醜各國和約》禁止輸入武器。
[94]而兩廣總督岑春煊等官員則主張聯合日本反對俄國，以圖收複滿洲。
[95]但是這個意見顯然是行不通的。
戰争一爆發，袁世凱就再次催促朝廷宣布中立，&ldquo以定人心&rdquo[96]。
在這個時候清廷才發表聲明，同時呼籲交戰雙方要尊重在沈陽和盛京的陵寝，并不得僭奪中國在滿洲的主權：&ldquo三省疆土，無論兩國勝負如何，應歸中國主權，兩國均不得侵占。
&rdquo日本同意尊重中國的中立，并否認在戰後有任何領土野心，但俄國卻拒絕視滿洲為中立地區，也不願讨論它的未來地位。
[97]中國輿論切齒痛恨俄國的驕縱，也批評清廷的懦弱。
在此以前，即在2月6日，德國駐華盛頓大使曾建議羅斯福總統，由美國建議各大國通力合作維持長城以南中國領土的中立。
羅斯福表示反對，認為這樣的提議會使俄國在蒙古及新疆自由行動；另外，派遣國際軍隊去保衛華北，還可能引起中國人的敵意。
但是華盛頓當局還是給各國發出了照會，要求它們敦促日俄兩國&ldquo尊重中國的中立，并以一切可行之方法尊重它的行政統一&rdquo。
中立各國以及日本和俄國都同意這個意見，不過卻認為滿洲不在此限。
戰争本身在這裡不用贅述了。
隻要說說以下情況就夠了：到1905年春天，日本已占領了旅順口；把俄國人趕出了南滿；在庫頁島登陸；并徹底摧毀了俄國的海軍，甚至使波羅的海艦隊在對馬海峽幾乎全軍覆沒。
日本在軍事上和财政上都已疲敝不堪，于是要求羅斯福大力幫忙實現和談。
和談在新罕布什爾州的樸次茅斯舉行。
中國人對和約條款以及它們将如何影響他們國家的未來表示深切的關心。
駐柏林公使孫寶琦建議由中國主動開放滿洲、蒙古和新疆對外通商，作為保存中國主權和防止俄國未來圖謀的手段。
[98]朝廷征求各省的意見，張之洞于1905年7月24日的複奏代表了大部分官員的相同的意見，他說：&ldquo總之，此次日本若于東三省所占最優權利，慨然送還中國，斷無此事。
然所得過奢則既失前言又招歐忌，彼亦不為。
日本為中國正所以自為；然欲強日本則不能不存中國。
俄專欲愚中國，吞中國，純乎損我益彼&hellip&hellip故無論如何定議，日本在東方得何權利，皆勝于俄人遠甚。
&rdquo[99]很清楚，中國已經從中日戰争之後的&ldquo反日親俄&rdquo的立場，改變為俄日戰争之後的&ldquo親日反俄&rdquo的立場了。
張之洞還建議把滿洲完全開放給外國人通商和居住，引進英、美的影響以對付日本人，并雇用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外國顧問來管理該地區。
他的結論是：滿洲有了這些外國人，它就不緻保持舊日的統治方式，它的特殊地位也得以結束。
[100] 1905年9月5日締結的和約規定：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的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優勢地位；雙方在18個月内從滿洲撤出軍隊；把滿洲歸還中國，但俄國同意，經中國的認可，将遼東租借地和南滿鐵路轉讓給日本。
俄國同意将庫頁島南半部及其毗連島嶼割讓給日本。
日、俄兩國均有權在滿洲駐軍以保護它們各自的鐵路，但每公裡不得多于15名士兵。
1905年12月23日，中國和日本在北京簽訂《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和附約》，批準了把遼東租借地和南滿鐵路轉讓給日本。
此外，此約規定開放16個港口，并同意在鴨綠江南岸由中、日共同開發森林。
日本的所得遠遠超過樸次茅斯條約中所規定的一切，作為日本對俄國所提條件&ldquo并不苛刻&rdquo的補償。
實際上，日本已代替俄國而成為滿洲的主要帝國主義者了。
日本作為一個大國的出現以及1905年它與英國重訂更密切的盟約，為東亞的國際關系揭開了新的一章。
這一情況并沒有結束列強在中國的競争，但确實消除了垂死的清帝國擔心領土被瓜分的恐懼，而這種危險自1895年以來一直在威脅着它。
如果俄國勝利了，它非常可能吞并滿洲，甚至蒙古，從而激發其他列強提出領土要求作為補償。
但是俄國失敗了，它便把注意力轉向巴爾幹，在那裡與奧匈帝國及德國傾軋不已，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舞台忙于布景。
日本此時在南滿站穩了腳跟，最後将能威脅中國的獨立和領土完整。
不過在1905年，把滿洲的行政管理權歸還中國（雖然有日本和俄國的特權的約束）這件事仍使中國保住了滿洲。
1907年4月20日，清廷采取措施以結束滿洲&mdash&mdash滿洲人的邊疆故鄉&mdash&mdash的特殊政治地位，在該地建立了正規的行省制：以徐世昌為總督，兼欽差大臣，協助他的有三位巡撫，他們代替了原奉天、吉林和黑龍江的将軍。
[101]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在俄日戰争的沖擊下中國興起了立憲運動。
後來成為實業家的著名學者張謇曾宣稱：日本之勝利與俄國之失敗，實乃立憲政體之勝利與君主政體之失敗。
1906年9月1日，清廷被迫宣布它建立立憲政府的企圖，但是它缺乏誠意的表現卻更加疏遠了百姓，使革命運動得到了新的推動力。
自從19世紀60年代以來，中國在對外關系方面的不幸遭遇一直随着清朝的衰落而每況愈下。
（王瓘 譯） *** [1]魯賓遜等：《非洲和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帝國主義的最高峰》，第6、8、10&mdash11、471頁。
[2]L.K.楊：《1895&mdash1902年英國的對華政策》，第5、7&mdash13頁。
[3]中文見《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0，第14&mdash22頁。
另見赫德《有關中國問題的劄記》，載衛斐列《蒲安臣和中國第一次對外國的出使》，第285頁。
[4]《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0，第10頁。
[5]中文資料見《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0，第22&mdash31頁。
英文原件已遺失，但H.E.沃德豪斯根據中文翻譯了其中大意；見他的《威瑪先生論中國》，載《中國評論》卷1第1期（1872年7&mdash8月），第38&mdash44頁以及卷1第2期（1872年9&mdash10月），第118&mdash124頁。
[6]參見《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54，第1&mdash4頁，1867年12月18日。
[7]參見《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55，第6&mdash10頁，1867年12月31日。
[8]《中國通訊》第5号（1871年）第2号文件，第8頁。
[9]《美國對外關系，1868年》第1卷，第494頁。
[10]即志剛和孫家榖。
[11]《中國通訊》第1号（1869年）有關不列颠和中國之間關系的通訊，第1号文件：克拉蘭頓緻蒲安臣的信，1868年12月28日。
[12]《中國通訊》第2号文件：克拉蘭頓緻阿禮國信，1868年12月30日。
[13]《中國通訊》第5号（1871年）：關于修訂天津條約的通訊，第107号文件，第355頁。
[14]《中國通訊》第117号文件：克拉蘭頓給阿禮國的信，1869年6月4日。
[15]參見《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68，第14頁，1869年10月23日。
[16]《中國通訊》第1号（1896年）：阿禮國緻克拉蘭頓信，1869年10月28日。
[17]《中國通訊》第5号（1871年），第360頁：阿禮國緻麥華陀信，1869年4月1日。
[18]賴特：《赫德與中國海關》，第382頁。
[19]關于這些備忘錄的原文，可以查閱《中國通訊》第4号（1870年）和第6号（1870年）。
遞呈詞者是對中國貿易曆史感興趣的倫敦的商人和其他人士，以及格拉斯哥、利思、愛丁堡、丹地、曼徹斯特、麥克萊斯斐爾德、上海、福州和香港等地的商會。
[20]《中國通訊》第10号（1870年）：阿禮國爵士對有關中國條約協定進一步意見的備忘錄，1870年5月3日，第9頁。
[21]見佩爾科維茨《中國通和英國外交部》，第104頁所引《外交部檔案》，17/645，1873年5月16日。
[22]《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79，第40頁，1871年1月21日。
[23]除了前引總理衙門的奏折外，值得注意的是，英方拒絕批準阿禮國協定一事在《實錄》、《東華錄》這些清廷文獻中并無記載，在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文祥、倭仁、沈葆桢、馮桂芬和王之春等重要政治家的著作中也付之阙如。
[24]芮瑪麗的《同治中興》（第299頁）指出：&ldquo如果說收複安慶和設立總理衙門标志了中興的開始，那麼，拒絕批準阿禮國協定和天津教案則标志了中興的結束。
&rdquo [25]關于教會問題的優秀著作，可參閱科恩《中國和基督教》第3&mdash7章。
[26]費正清：《天津教案背後的模式》，載《哈佛亞洲研究雜志》卷20第3&mdash4期（1957年12月），第482&mdash483、488、501頁。
[27]即望海樓。
[28]畢乃德：《1870&mdash1871年崇厚出使法國》，載《南開社會經濟季刊》卷8第3期（1935年10月），第633&mdash647頁。
[29]《英國議會文獻集·中國》第1号（1874年）：《有關女王陛下的公使及其他外國代表在北京觐見中國皇帝的通訊》。
[30]例如1839&mdash1843、1845&mdash1848以及1864年的貢使接見都是在這裡。
見費正清編《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傳統中國的對外關系》，第262頁。
[31]見佩爾科維茨《中國通和英國外交部》，第115頁所引《外交部檔案》，17/470，1859年11月22日。
[32]徐中約：《中國進入國際家庭，1858&mdash1880年》，第202頁。
[33]海斯：《1871&mdash1900年實利主義的一代》；蘭格：《帝國主義的外交，1890&mdash1902年》。
[34]境健次郎：《作為薩摩藩封地的琉球群島》，陳大端：《清代對琉球諸王的冊封儀式》，均載費正清《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第112&mdash134、135&mdash164頁。
[35]徐中約：《伊犁危機，1871&mdash1881年》，第18&mdash22頁。
[36]納羅契尼茨基：《1860&mdash1895年資本主義列強在遠東的殖民政策》，第207、210&mdash213頁。
[37]徐中約：《1874年中國的海防與邊防政策大論戰》，載《哈佛亞洲研究雜志》25（1965年），第212&mdash228頁。
[38]納羅契尼茨基：《列強在遠東的殖民政策》，第227、231&mdash233頁。
[39]《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5，第38頁。
[40]《清季外交史料，1875&mdash1911年》卷17，第16&mdash19頁。
[41]《清季外交史料》卷18，第18&mdash22頁，1880年1月16日。
關于張之洞的生平，可看威廉·艾爾斯《張之洞與中國的教育改革》；又見貝斯《1895&mdash1905年的張之洞與新時期的争執問題》。
[42]徐中約：《1880年戈登在中國》，載《太平洋曆史評論》卷23第2期（1964年5月），第147&mdash166頁。
[43]納羅契尼茨基：《列強在遠東的殖民政策》，第235&mdash236頁。
這些漢學家包括V.瓦西裡耶夫、M.I.維紐科夫和V.拉德洛夫。
[44]徐中約：《伊犁危機》，第189&mdash196頁。
[45]關于法國進行活動的詳情，可看卡迪《法帝國主義在東亞的根基》第十六章。
[46]伊斯特門：《19世紀清議和中國政策的形成》，載《亞洲研究雜志》卷24第4期（1965年8月），第604&mdash605頁。
[47]參看蕭一山《清代通史》第3冊，第1070&mdash1071頁。
[48]伊斯特門：《1880&mdash1885年中國在中法争執中所追求的政策》第4&mdash5章。
[49]參看邵循正《中法越南關系始末》。
[50]全海宗：《清代和朝鮮的藩屬關系》，載《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第90&mdash111頁。
[51]如要研究改變中的中國方面的立場，可參見芮瑪麗《清代外交的适應性：中國卷入朝鮮問題的經過》，載《亞洲研究雜志》卷17第3期（1958年5月），第363&mdash381頁。
[52]此人即森有禮。
[53]因為如果将這項聲明載入條約，美國參議院就會拒絕批準該約。
[54]關于這一時期中國卷入朝鮮問題的情況，可看王信忠《中日甲午戰争之外交背景》。
[55]L.K.楊：《1895&mdash1902年英國的對華政策》，第16頁。
[56]&ldquo高升号&rdquo是中國當局租用的一艘英國輪船。
它被擊沉之事曾激起英國國内某些憤慨，由于日本允諾負責賠償該輪，并保證英方在華利益的安全，此事迅即平息。
見L.K.楊前引著作，第16頁。
[57]李鴻章的策略具見于馬關和談的會談記錄中。
參見《馬關議和宗旨談話錄》，載程演生《中國内亂外禍曆史叢書》第5冊。
[58]李守孔：《中國近代史》，第464&mdash465頁。
[59]在1895年4月30日的請願書中，簽名的人數有1200&mdash1300人。
[60]即劉銘傳。
[61]維特：《維特伯爵回憶錄》，亞莫林斯基翻譯并編輯的英文譯本，第83頁。
[62]L.K.楊：《1895&mdash1902年英國的對華政策》，第17&mdash18頁。
[63]維特：《維特伯爵回憶錄》，第87頁。
[64]L.K.楊：《1895&mdash1902年英國對華政策》，第70&mdash71頁。
在作出決定以前，内閣曾舉行五次長會進行讨論。
[65]同上書，第91頁。
英國隻願承認它在中國有利益範圍，不承認有勢力範圍。
[66]《大清德宗實錄》卷543，第5頁；英譯文載譚春霖《拳亂》，第32頁，譯文略有删節。
[67]參見《總署遵議教案章程奏》，光緒二十二年。
&mdash&mdash譯者 [68]對義和團的介紹系根據勞乃宣《義和拳教門源流考》，載翦伯贊等編《義和團》第4冊，第433&mdash439頁；參看徐中約《近代中國的興起》，第465&mdash467頁。
[69]李守孔：《中國近代史》，第589頁；珀塞爾：《拳民騷亂的背景研究》第九、十章。
[70]譚春霖：《拳亂》，第46、59頁。
中文原文載《大清德宗實錄》卷439，第23頁。
[71]譚春霖：《拳亂》，第60&mdash61頁，英譯文略有改動；原文載《東華續錄·光緒朝》卷157，第11頁。
[72]蕭一山：《清代通史》第4冊，第2196&mdash2198頁。
[73]L.K.楊：《1895&mdash1902年英國的對華政策》，第171頁。
[74]參見蕭一山《清代通史》第4冊，第2203頁。
[75]他這樣做，并沒有聽從英國人強烈要求他留在廣州的勸告。
L.K.楊：《1895&mdash1902年英國的對華政策》，第175頁。
[76]譚春霖：《拳亂》，第139、141頁。
[77]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卷3，第309頁。
[78]實際上，賠款數目遠遠超過了聯軍所蒙受的損失。
美國人私下提出的實際要求隻為200萬美元，此數已于1905年付清。
1908年，美國政府退還中國10785286美元；同時保留200萬美元作為以後機動之用，而于1924年，把其餘賠款也放棄了。
退還的款項由華盛頓當局指定用作留美中國學生的教育費用。
為了預備這些學生留學美國，在北京建立了清華學校（即後來的清華大學），該校聘用了許多美國教師。
随後其他國家也紛紛豁免了賠款：英國在1922年；俄國在1924年；法國在1925年；意大利在1925和1933年；比利時在1928年；荷蘭在1933年。
許多中國學者把退還庚亂賠款之舉視為文化帝國主義的一種形式&mdash&mdash這顯然是一個需要重新探索的問題。
[79]劉彥：《中國外交史》，李方晨增訂，第268&mdash269頁。
[80]陳複光：《有清一代之中俄關系》，第331頁。
[81]詹森：《日本與中國：1894&mdash1972年從戰争到和平的時期》，第79&mdash82頁。
[82]亨特：《邊防和門戶開放：1895&mdash1911年中美關系中的滿洲》，第78、81頁。
[83]《清季外交史料》卷152，第10&mdash12頁。
[84]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178，第15頁。
[85]王延熙、王樹敏合編：《皇清道鹹同光奏議》卷16，1968年台北重印版，第18頁。
[86]李國祁：《張之洞的外交政策》，第323&mdash326頁。
[87]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180，第35頁。
[88]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85，第21頁。
[89]陳複光：《有清一代之中俄關系》，第338&mdash339頁。
[90]吳相湘：《俄帝侵略中國史》，第220頁。
[91]詹森：《日本與中國：1894&mdash1972年從戰争到和平的時期》，第81頁。
[92]亨特：《邊防和門戶開放：1895&mdash1911年中美關系中的滿洲》，第78&mdash81頁。
[93]《清季外交史料》卷179，第4頁。
[94]《清季外交史料》卷181，第3&mdash5頁。
[95]同上書，第16&mdash17頁。
[96]同上書，第18頁。
[97]同上書，第27頁；卷182，第5、7頁。
[98]《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68，第25頁，1904年6月24日。
[99]《清季外交史料》卷190，第12&mdash15頁。
[100]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85，第23頁。
[101]關于滿洲的地位及其改組的細節，參見羅伯特·H.G.李《清代曆史上的滿洲邊疆》，第152頁以下。
他要求林董在倫敦的活動稍事拖延。
但他在柏林時接到東京傳來的消息，說結盟的談判已進展得使日本無後退餘地。
但伊藤沒有畏縮，仍繼續他的俄國旅行。
到達俄國後，他提議：（1）互相保證朝鮮的獨立；（2）雙方約定，不得出于戰略目的使用自己的領土反對對方；（3）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有權自由行動，日本則承認俄國在滿洲擁有最高利益。
俄國政府不願接受這些條件。
它不同意日本可在朝鮮自由行動，但卻堅持俄國在滿洲及中國其他地方有行動的自由。
[80]伊藤離開俄國時并未達成協議，但他仍未放棄日俄修好的思想。
他在回國途中在柏林打電報給東京，再次警告說英國不可靠，并建議在進一步與俄國談判之前應對盟約簽署再事拖延。
然而，内閣無意冒險喪失與英國确有把握的結盟去換取與俄國和解的不可靠的機會。
1901年12月在樞密院的建議下，天皇批準了英日聯盟。
伊藤很得體地接受了這一決定，但竭力主張不要利用這個聯盟對抗俄國，而要用它對俄國施加壓力，以便達成以&ldquo滿韓交換&rdquo的原則為基礎的協定：日本同意俄國在滿洲的支配地位，與此相對應，俄國則承認日本支配朝鮮。
簡言之，這就是&ldquo滿韓交換&rdquo。
1902年1月30日，英日盟約正式簽訂。
在前言中，締約雙方要求通過維護中國與朝鮮的獨立和領土完整以及一切國家在此兩國機會均等，來維持東亞的現狀和全面和平。
締約國聲明，在滿洲和朝鮮受到外國侵略或國内騷亂的威脅時，它們應采取必要手段以保護雙方在此兩國之利益。
它們保證，如果一方與其他國家發生戰事，另一方要保持中立，并同意用它們的影響阻止其他列強加入戰争；但如果其他某一國家加入反對一締約國的戰争，另一締約國應給予援助。
這樣一來，日本便可以放手對俄國作戰；如果法國要插手援助俄國，英國就要援助日本。
英日聯盟的影響 俄國和法國的第一個反應就是擴大俄法同盟的範圍，使之适用于東亞，但這僅僅是一個象征性的行動。
美國同情日本。
西奧多·羅斯福總統認為日本是門戶開放和中國領土完整的一個保衛者，甚至把日本完全控制朝鮮看作是符合東亞和平的最大利益。
[81]他認為中國人軟弱無能，頭腦不清醒，易被強者欺淩，日本人則是東方正在崛起的新興力量的象征。
&ldquo要說中國人和日本人是同種，是多麼荒唐可笑啊！&rdquo[82]羅斯福總統指望日本來阻止俄國人在滿洲的擴張，并且滿意地看到它的地位因與英國的聯合而加強了。
中國的反應是寬慰、羞辱和恐懼，真是百感交集。
最初是感到寬慰，因為聯盟直接反對俄國，有利于維護中國和朝鮮。
接着是感到羞辱，因為由外國人約定來保證它的獨立和領土完整，這是把它和朝鮮等量齊觀，并且突出了這樣一個事實，即中國的命運并非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掌握在它的那些所謂保護人的手中。
最後是感到恐懼，因為害怕日本會最後取代俄國而成為在滿洲的主要帝國主義者。
湖廣總督張之洞和兩江總督劉坤一這兩位政界元老的1902年2月16日的聯名奏疏表達了這種又寬慰又焦慮的心情，他們奏報說：由于俄國人在滿洲的活動已經引起日本和英國的不滿，這才促使它們結成聯盟，因此，&ldquo近日英日聯盟，專為東三省事&rdquo。
可是，他們又告誡說：&ldquo我能從彼（指英、日）力持，即與三省有益。
若堕俄計，日英權利必損，必取償于我。
&rdquo[83]兩天以後，張之洞在給劉坤一和直隸總督袁世凱的電報中，對英日同盟的真實意向表示了極大的關注。
當提到它第一款中關于英國和日本宣稱要對中國和朝鮮國内的騷亂進行幹涉時，他對&ldquo騷亂&rdquo二字之所指提出了疑問。
這是否意味着像日本在東學黨之亂中在朝鮮的所作所為那樣，它們也能随意派軍隊到中國來？他很痛心地聲稱：&ldquo至賴人保全，清韓并列，令人痛心。
國勢微弱至此，更無可說矣。
&rdquo[84] 袁世凱在分析該同盟時甚至更加強調了這一點。
據他所奏，在東方沒有一個國家的陸軍出日本之右，在西方沒有一個國家的海軍勝過英國。
這兩個國家的結合産生了一個新的強國集團，它不僅影響東亞的均勢，也影響整個世界；但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為了維護它們自己的民族利益，并不是真心想維護中國和朝鮮。
袁世凱問道：難道英國和日本真會付出很大代價來為中國的利益盡力？因此中國不要期待英日同盟會帶來任何好處。
相反，隻要中國一放松警惕，該同盟就會給中國帶來麻煩。
所以他冷靜地告誡人們說：&ldquo然欲保全本國疆土而仰望于别國聯盟之餘力，則一國之恥，孰有過于此者！&rdquo面對此恥辱，袁世凱敦請朝廷立即進行制度改革，加速訓練軍隊，開發資源和創辦近代教育，以加強國力。
[85] 在中國官員中普遍存在絕望情緒，因為國家對于這種形勢完全無能為力。
很清楚，如果英日同盟導緻日俄之間的諒解，中國将是受害者；但如果導緻戰争，中國領土将成為戰場，中國也就要聽憑勝利者擺布。
還有一種日漸增長的恐懼，就是害怕日本的興起會成為對中國主要的威脅。
[86]張之洞發現日本人越來越傲慢，用盡了&ldquo口蜜腹劍&rdquo的心機。
[87]他看穿了英日同盟中關于&ldquo門戶開放&rdquo的虛僞性，所以非常關切日本人的最終目的。
但他仍然認為日本的為害比俄國為輕，因此中國應&ldquo以結近援禦遠患為歸宿&rdquo[88]。
英國曾希望該同盟會穩住日本，使它對俄國既不是太好戰，也不是太遷就，以便減少戰争的可能性。
它并不反對日俄兩國達成協定，但是它應随時被告知談判的内容，而且協定不得侵犯英日同盟規定的條款。
日本政府相信，與俄國訂約比戰争更為可取，但軍界人物卻不相信有簽訂任何持久的協定的可能，他們害怕在西伯利亞大鐵路和中東鐵路完成之後，俄國在東方的軍事力量會穩步增強。
在俄國，1902年11月至1903年4月期間舉行了一系列會議，仔細地研讨了東亞的政策。
财政大臣維特遭到以沙皇心腹貝佐布拉佐夫為首的有影響的集團的攻擊，因為維特沒有适當地預防中國的敵意或外國的幹涉，便要在滿洲貿然興建耗資巨大的鐵路。
貝佐布拉佐夫集團在北朝鮮取得一項森林采伐特許權，他們建議利用這項特權來營利和為戰略目的服務，即利用它作為軍事盾牌去防止日本人滲入南滿。
維特在沙皇面前很快失去了影響，他的和平滲入滿洲的政策也被抛棄。
沙皇決定俄國應利用森林采伐特許權，并停止将軍隊撤出滿洲，直到中國接受新條件時為止。
為了把滿洲變成一個&ldquo黃色俄國&rdquo[89]，聖彼得堡決定要求中國同意：不把滿洲的土地割讓或租借給任何其他強國；未經與俄國協商，也不得開放任何新地區進行對外貿易或作為外國領事館駐地；除俄國人外，不得雇用其他外國人在滿洲擔任行政職務；華俄道勝銀行得在牛莊繼續收取關稅稅款；俄國居民應保有他們在滿洲已取得的一切權利。
1903年4月18日，這些要求被提交給中國政府，中國政府立即通報有關各外國。
在英、日、美主張拒絕這些要求的鼓勵下，中國政府通知聖彼得堡，在俄國軍隊根據1902年4月的協定全部撤出滿洲以前，不可能商讨任何新的條件。
俄國在9月份提出的一套經過修改的條件也被拒絕了；而且在1903年10月8日（這一天原定為俄國從滿洲撤軍的最後日期），中國與美國和日本分别訂立了《通商行船續約》，開放沈陽、安東和大東溝給外國人貿易和做居留地。
為了對直接駁回他們要求的行動進行報複，俄國人重新占領了沈陽。
前此在1903年8月，沙皇建立了一個遠東總督管轄區，畀以戰争和外交全權，就像把這些權限給予1845年建立的高加索總督區那樣，這樣他就把滿洲視作高加索那樣的被并吞的領土了。
[90] 與此同時，日本已開始與俄國進行談判。
它所提出的總條款如下：（1）保持中國和朝鮮的獨立和領土完整；（2）在此兩國中維持商業機會均等；（3）彼此承認俄國和日本在滿洲和朝鮮的既存的合法權利，彼此承認有派遣軍隊保護這些利益和對付滿洲和朝鮮内部騷亂的權利；（4）承認日本在建議和幫助朝鮮實施内部改革方面有獨占的權利。
顯然，此時日本已對滿洲擺出了一副幹預者的架勢了。
1903年7月28日俄國政府同意進行讨論，日本即于8月12日提出了建議。
在俄國于10月3日提出的反提案中，俄國人堅持滿洲不在讨論範圍之内。
至于朝鮮，雖然俄國承認日本在該地有最高利益，但他們也要求：共同尊重朝鮮的獨立和領土完整；在北緯39度北設中立區；不在南部海岸設防。
簡言之，俄國不承認日本有幹涉滿洲的權利，同時不給予日本全面控制朝鮮的權利。
雖然俄國後來放棄了中立區的要求，終因雙方差距太大而無法調和。
日本人已斷定戰争是不可避免的了。
俄日戰争 經過對兩國的幅員、軍事準備和财力資源作了認真的估計之後，東京作出了戰争的決定。
人們認為，日本将赢得頭幾個戰役，在取得實力地位之後再着手和平解決。
參謀總長兒玉源太郎向天皇奏報說：&ldquo這是一次日本在戰場上将十戰六勝的良機。
果真如此，我們就能指望某個國家會為和平談判而出面幫忙。
&rdquo[91]這個國家是指美國，羅斯福總統很同情日本，因為它在與俄國交戰時打頭陣和在維護滿洲的門戶開放政策這兩方面都起了作用，而這些中國人自己是做不到的，也是美國由于公衆的漠不關心而不願去做的。
[92]為了充分利用總統的好意，日本特派總統的前哈佛同學金子堅太郎去華盛頓。
1904年2月6日，日本中斷了與俄國的談判，隔了一天便開始敵對行動。
2月10日，俄國和日本互相宣戰。
戰争是在滿洲進行的，中國在戰争中所處的地位使清廷陷于進退兩難的境地。
甚至在出現外交僵局之前，袁世凱就在1903年12月27日向清廷提出勸告說：&ldquo附俄則日以海軍擾我東南，附日則俄分陸軍擾我西北。
不但中國立危，且恐牽動全球。
日俄果決裂，我當守局外。
&rdquo[93]）1904年1月7日，日本駐中國公使通知北京說，他的政府希望中國在日俄戰争中嚴守中立。
1月22日袁世凱再次向清廷強調了中立的重要性，因為中國沒有能力阻止戰争在它的領土上進行。
他指出，保衛滿洲将需要數10萬人，即使保衛幾個重要據點也需要6萬至10萬人，可是中國那時至多也隻能動員二三萬名士兵，而且他們的彈藥不足，因為《辛醜各國和約》禁止輸入武器。
[94]而兩廣總督岑春煊等官員則主張聯合日本反對俄國，以圖收複滿洲。
[95]但是這個意見顯然是行不通的。
戰争一爆發，袁世凱就再次催促朝廷宣布中立，&ldquo以定人心&rdquo[96]。
在這個時候清廷才發表聲明，同時呼籲交戰雙方要尊重在沈陽和盛京的陵寝，并不得僭奪中國在滿洲的主權：&ldquo三省疆土，無論兩國勝負如何，應歸中國主權，兩國均不得侵占。
&rdquo日本同意尊重中國的中立，并否認在戰後有任何領土野心，但俄國卻拒絕視滿洲為中立地區，也不願讨論它的未來地位。
[97]中國輿論切齒痛恨俄國的驕縱，也批評清廷的懦弱。
在此以前，即在2月6日，德國駐華盛頓大使曾建議羅斯福總統，由美國建議各大國通力合作維持長城以南中國領土的中立。
羅斯福表示反對，認為這樣的提議會使俄國在蒙古及新疆自由行動；另外，派遣國際軍隊去保衛華北，還可能引起中國人的敵意。
但是華盛頓當局還是給各國發出了照會，要求它們敦促日俄兩國&ldquo尊重中國的中立，并以一切可行之方法尊重它的行政統一&rdquo。
中立各國以及日本和俄國都同意這個意見，不過卻認為滿洲不在此限。
戰争本身在這裡不用贅述了。
隻要說說以下情況就夠了：到1905年春天，日本已占領了旅順口；把俄國人趕出了南滿；在庫頁島登陸；并徹底摧毀了俄國的海軍，甚至使波羅的海艦隊在對馬海峽幾乎全軍覆沒。
日本在軍事上和财政上都已疲敝不堪，于是要求羅斯福大力幫忙實現和談。
和談在新罕布什爾州的樸次茅斯舉行。
中國人對和約條款以及它們将如何影響他們國家的未來表示深切的關心。
駐柏林公使孫寶琦建議由中國主動開放滿洲、蒙古和新疆對外通商，作為保存中國主權和防止俄國未來圖謀的手段。
[98]朝廷征求各省的意見，張之洞于1905年7月24日的複奏代表了大部分官員的相同的意見，他說：&ldquo總之，此次日本若于東三省所占最優權利，慨然送還中國，斷無此事。
然所得過奢則既失前言又招歐忌，彼亦不為。
日本為中國正所以自為；然欲強日本則不能不存中國。
俄專欲愚中國，吞中國，純乎損我益彼&hellip&hellip故無論如何定議，日本在東方得何權利，皆勝于俄人遠甚。
&rdquo[99]很清楚，中國已經從中日戰争之後的&ldquo反日親俄&rdquo的立場，改變為俄日戰争之後的&ldquo親日反俄&rdquo的立場了。
張之洞還建議把滿洲完全開放給外國人通商和居住，引進英、美的影響以對付日本人，并雇用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外國顧問來管理該地區。
他的結論是：滿洲有了這些外國人，它就不緻保持舊日的統治方式，它的特殊地位也得以結束。
[100] 1905年9月5日締結的和約規定：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的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優勢地位；雙方在18個月内從滿洲撤出軍隊；把滿洲歸還中國，但俄國同意，經中國的認可，将遼東租借地和南滿鐵路轉讓給日本。
俄國同意将庫頁島南半部及其毗連島嶼割讓給日本。
日、俄兩國均有權在滿洲駐軍以保護它們各自的鐵路，但每公裡不得多于15名士兵。
1905年12月23日，中國和日本在北京簽訂《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和附約》，批準了把遼東租借地和南滿鐵路轉讓給日本。
此外，此約規定開放16個港口，并同意在鴨綠江南岸由中、日共同開發森林。
日本的所得遠遠超過樸次茅斯條約中所規定的一切，作為日本對俄國所提條件&ldquo并不苛刻&rdquo的補償。
實際上，日本已代替俄國而成為滿洲的主要帝國主義者了。
日本作為一個大國的出現以及1905年它與英國重訂更密切的盟約，為東亞的國際關系揭開了新的一章。
這一情況并沒有結束列強在中國的競争，但确實消除了垂死的清帝國擔心領土被瓜分的恐懼，而這種危險自1895年以來一直在威脅着它。
如果俄國勝利了，它非常可能吞并滿洲，甚至蒙古，從而激發其他列強提出領土要求作為補償。
但是俄國失敗了，它便把注意力轉向巴爾幹，在那裡與奧匈帝國及德國傾軋不已，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舞台忙于布景。
日本此時在南滿站穩了腳跟，最後将能威脅中國的獨立和領土完整。
不過在1905年，把滿洲的行政管理權歸還中國（雖然有日本和俄國的特權的約束）這件事仍使中國保住了滿洲。
1907年4月20日，清廷采取措施以結束滿洲&mdash&mdash滿洲人的邊疆故鄉&mdash&mdash的特殊政治地位，在該地建立了正規的行省制：以徐世昌為總督，兼欽差大臣，協助他的有三位巡撫，他們代替了原奉天、吉林和黑龍江的将軍。
[101]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在俄日戰争的沖擊下中國興起了立憲運動。
後來成為實業家的著名學者張謇曾宣稱：日本之勝利與俄國之失敗，實乃立憲政體之勝利與君主政體之失敗。
1906年9月1日，清廷被迫宣布它建立立憲政府的企圖，但是它缺乏誠意的表現卻更加疏遠了百姓，使革命運動得到了新的推動力。
自從19世紀60年代以來，中國在對外關系方面的不幸遭遇一直随着清朝的衰落而每況愈下。
（王瓘 譯） *** [1]魯賓遜等：《非洲和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帝國主義的最高峰》，第6、8、10&mdash11、471頁。
[2]L.K.楊：《1895&mdash1902年英國的對華政策》，第5、7&mdash13頁。
[3]中文見《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0，第14&mdash22頁。
另見赫德《有關中國問題的劄記》，載衛斐列《蒲安臣和中國第一次對外國的出使》，第285頁。
[4]《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0，第10頁。
[5]中文資料見《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40，第22&mdash31頁。
英文原件已遺失，但H.E.沃德豪斯根據中文翻譯了其中大意；見他的《威瑪先生論中國》，載《中國評論》卷1第1期（1872年7&mdash8月），第38&mdash44頁以及卷1第2期（1872年9&mdash10月），第118&mdash124頁。
[6]參見《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54，第1&mdash4頁，1867年12月18日。
[7]參見《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55，第6&mdash10頁，1867年12月31日。
[8]《中國通訊》第5号（1871年）第2号文件，第8頁。
[9]《美國對外關系，1868年》第1卷，第494頁。
[10]即志剛和孫家榖。
[11]《中國通訊》第1号（1869年）有關不列颠和中國之間關系的通訊，第1号文件：克拉蘭頓緻蒲安臣的信，1868年12月28日。
[12]《中國通訊》第2号文件：克拉蘭頓緻阿禮國信，1868年12月30日。
[13]《中國通訊》第5号（1871年）：關于修訂天津條約的通訊，第107号文件，第355頁。
[14]《中國通訊》第117号文件：克拉蘭頓給阿禮國的信，1869年6月4日。
[15]參見《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68，第14頁，1869年10月23日。
[16]《中國通訊》第1号（1896年）：阿禮國緻克拉蘭頓信，1869年10月28日。
[17]《中國通訊》第5号（1871年），第360頁：阿禮國緻麥華陀信，1869年4月1日。
[18]賴特：《赫德與中國海關》，第382頁。
[19]關于這些備忘錄的原文，可以查閱《中國通訊》第4号（1870年）和第6号（1870年）。
遞呈詞者是對中國貿易曆史感興趣的倫敦的商人和其他人士，以及格拉斯哥、利思、愛丁堡、丹地、曼徹斯特、麥克萊斯斐爾德、上海、福州和香港等地的商會。
[20]《中國通訊》第10号（1870年）：阿禮國爵士對有關中國條約協定進一步意見的備忘錄，1870年5月3日，第9頁。
[21]見佩爾科維茨《中國通和英國外交部》，第104頁所引《外交部檔案》，17/645，1873年5月16日。
[22]《清代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79，第40頁，1871年1月21日。
[23]除了前引總理衙門的奏折外，值得注意的是，英方拒絕批準阿禮國協定一事在《實錄》、《東華錄》這些清廷文獻中并無記載，在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文祥、倭仁、沈葆桢、馮桂芬和王之春等重要政治家的著作中也付之阙如。
[24]芮瑪麗的《同治中興》（第299頁）指出：&ldquo如果說收複安慶和設立總理衙門标志了中興的開始，那麼，拒絕批準阿禮國協定和天津教案則标志了中興的結束。
&rdquo [25]關于教會問題的優秀著作，可參閱科恩《中國和基督教》第3&mdash7章。
[26]費正清：《天津教案背後的模式》，載《哈佛亞洲研究雜志》卷20第3&mdash4期（1957年12月），第482&mdash483、488、501頁。
[27]即望海樓。
[28]畢乃德：《1870&mdash1871年崇厚出使法國》，載《南開社會經濟季刊》卷8第3期（1935年10月），第633&mdash647頁。
[29]《英國議會文獻集·中國》第1号（1874年）：《有關女王陛下的公使及其他外國代表在北京觐見中國皇帝的通訊》。
[30]例如1839&mdash1843、1845&mdash1848以及1864年的貢使接見都是在這裡。
見費正清編《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傳統中國的對外關系》，第262頁。
[31]見佩爾科維茨《中國通和英國外交部》，第115頁所引《外交部檔案》，17/470，1859年11月22日。
[32]徐中約：《中國進入國際家庭，1858&mdash1880年》，第202頁。
[33]海斯：《1871&mdash1900年實利主義的一代》；蘭格：《帝國主義的外交，1890&mdash1902年》。
[34]境健次郎：《作為薩摩藩封地的琉球群島》，陳大端：《清代對琉球諸王的冊封儀式》，均載費正清《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第112&mdash134、135&mdash164頁。
[35]徐中約：《伊犁危機，1871&mdash1881年》，第18&mdash22頁。
[36]納羅契尼茨基：《1860&mdash1895年資本主義列強在遠東的殖民政策》，第207、210&mdash213頁。
[37]徐中約：《1874年中國的海防與邊防政策大論戰》，載《哈佛亞洲研究雜志》25（1965年），第212&mdash228頁。
[38]納羅契尼茨基：《列強在遠東的殖民政策》，第227、231&mdash233頁。
[39]《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5，第38頁。
[40]《清季外交史料，1875&mdash1911年》卷17，第16&mdash19頁。
[41]《清季外交史料》卷18，第18&mdash22頁，1880年1月16日。
關于張之洞的生平，可看威廉·艾爾斯《張之洞與中國的教育改革》；又見貝斯《1895&mdash1905年的張之洞與新時期的争執問題》。
[42]徐中約：《1880年戈登在中國》，載《太平洋曆史評論》卷23第2期（1964年5月），第147&mdash166頁。
[43]納羅契尼茨基：《列強在遠東的殖民政策》，第235&mdash236頁。
這些漢學家包括V.瓦西裡耶夫、M.I.維紐科夫和V.拉德洛夫。
[44]徐中約：《伊犁危機》，第189&mdash196頁。
[45]關于法國進行活動的詳情，可看卡迪《法帝國主義在東亞的根基》第十六章。
[46]伊斯特門：《19世紀清議和中國政策的形成》，載《亞洲研究雜志》卷24第4期（1965年8月），第604&mdash605頁。
[47]參看蕭一山《清代通史》第3冊，第1070&mdash1071頁。
[48]伊斯特門：《1880&mdash1885年中國在中法争執中所追求的政策》第4&mdash5章。
[49]參看邵循正《中法越南關系始末》。
[50]全海宗：《清代和朝鮮的藩屬關系》，載《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第90&mdash111頁。
[51]如要研究改變中的中國方面的立場，可參見芮瑪麗《清代外交的适應性：中國卷入朝鮮問題的經過》，載《亞洲研究雜志》卷17第3期（1958年5月），第363&mdash381頁。
[52]此人即森有禮。
[53]因為如果将這項聲明載入條約，美國參議院就會拒絕批準該約。
[54]關于這一時期中國卷入朝鮮問題的情況，可看王信忠《中日甲午戰争之外交背景》。
[55]L.K.楊：《1895&mdash1902年英國的對華政策》，第16頁。
[56]&ldquo高升号&rdquo是中國當局租用的一艘英國輪船。
它被擊沉之事曾激起英國國内某些憤慨，由于日本允諾負責賠償該輪，并保證英方在華利益的安全，此事迅即平息。
見L.K.楊前引著作，第16頁。
[57]李鴻章的策略具見于馬關和談的會談記錄中。
參見《馬關議和宗旨談話錄》，載程演生《中國内亂外禍曆史叢書》第5冊。
[58]李守孔：《中國近代史》，第464&mdash465頁。
[59]在1895年4月30日的請願書中，簽名的人數有1200&mdash1300人。
[60]即劉銘傳。
[61]維特：《維特伯爵回憶錄》，亞莫林斯基翻譯并編輯的英文譯本，第83頁。
[62]L.K.楊：《1895&mdash1902年英國的對華政策》，第17&mdash18頁。
[63]維特：《維特伯爵回憶錄》，第87頁。
[64]L.K.楊：《1895&mdash1902年英國對華政策》，第70&mdash71頁。
在作出決定以前，内閣曾舉行五次長會進行讨論。
[65]同上書，第91頁。
英國隻願承認它在中國有利益範圍，不承認有勢力範圍。
[66]《大清德宗實錄》卷543，第5頁；英譯文載譚春霖《拳亂》，第32頁，譯文略有删節。
[67]參見《總署遵議教案章程奏》，光緒二十二年。
&mdash&mdash譯者 [68]對義和團的介紹系根據勞乃宣《義和拳教門源流考》，載翦伯贊等編《義和團》第4冊，第433&mdash439頁；參看徐中約《近代中國的興起》，第465&mdash467頁。
[69]李守孔：《中國近代史》，第589頁；珀塞爾：《拳民騷亂的背景研究》第九、十章。
[70]譚春霖：《拳亂》，第46、59頁。
中文原文載《大清德宗實錄》卷439，第23頁。
[71]譚春霖：《拳亂》，第60&mdash61頁，英譯文略有改動；原文載《東華續錄·光緒朝》卷157，第11頁。
[72]蕭一山：《清代通史》第4冊，第2196&mdash2198頁。
[73]L.K.楊：《1895&mdash1902年英國的對華政策》，第171頁。
[74]參見蕭一山《清代通史》第4冊，第2203頁。
[75]他這樣做，并沒有聽從英國人強烈要求他留在廣州的勸告。
L.K.楊：《1895&mdash1902年英國的對華政策》，第175頁。
[76]譚春霖：《拳亂》，第139、141頁。
[77]馬士：《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卷3，第309頁。
[78]實際上，賠款數目遠遠超過了聯軍所蒙受的損失。
美國人私下提出的實際要求隻為200萬美元，此數已于1905年付清。
1908年，美國政府退還中國10785286美元；同時保留200萬美元作為以後機動之用，而于1924年，把其餘賠款也放棄了。
退還的款項由華盛頓當局指定用作留美中國學生的教育費用。
為了預備這些學生留學美國，在北京建立了清華學校（即後來的清華大學），該校聘用了許多美國教師。
随後其他國家也紛紛豁免了賠款：英國在1922年；俄國在1924年；法國在1925年；意大利在1925和1933年；比利時在1928年；荷蘭在1933年。
許多中國學者把退還庚亂賠款之舉視為文化帝國主義的一種形式&mdash&mdash這顯然是一個需要重新探索的問題。
[79]劉彥：《中國外交史》，李方晨增訂，第268&mdash269頁。
[80]陳複光：《有清一代之中俄關系》，第331頁。
[81]詹森：《日本與中國：1894&mdash1972年從戰争到和平的時期》，第79&mdash82頁。
[82]亨特：《邊防和門戶開放：1895&mdash1911年中美關系中的滿洲》，第78、81頁。
[83]《清季外交史料》卷152，第10&mdash12頁。
[84]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178，第15頁。
[85]王延熙、王樹敏合編：《皇清道鹹同光奏議》卷16，1968年台北重印版，第18頁。
[86]李國祁：《張之洞的外交政策》，第323&mdash326頁。
[87]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180，第35頁。
[88]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85，第21頁。
[89]陳複光：《有清一代之中俄關系》，第338&mdash339頁。
[90]吳相湘：《俄帝侵略中國史》，第220頁。
[91]詹森：《日本與中國：1894&mdash1972年從戰争到和平的時期》，第81頁。
[92]亨特：《邊防和門戶開放：1895&mdash1911年中美關系中的滿洲》，第78&mdash81頁。
[93]《清季外交史料》卷179，第4頁。
[94]《清季外交史料》卷181，第3&mdash5頁。
[95]同上書，第16&mdash17頁。
[96]同上書，第18頁。
[97]同上書，第27頁；卷182，第5、7頁。
[98]《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卷68，第25頁，1904年6月24日。
[99]《清季外交史料》卷190，第12&mdash15頁。
[100]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85，第23頁。
[101]關于滿洲的地位及其改組的細節，參見羅伯特·H.G.李《清代曆史上的滿洲邊疆》，第152頁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