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中俄關系，1800—18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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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商業的努力歸于失敗
俄國是在亞洲腹地進行活動的唯一的歐洲大國，它在滿洲這個天地裡占有一種特殊地位。
1689年的尼布楚條約曾經規定過一條大緻的邊界，并且在清帝國和莫斯科帝國之間确立了平等的原則。
1727年的三項初步協定和恰克圖條約，曾使邊界線向西延伸，并規定蒙古北部邊境上的恰克圖和尼布楚附近滿洲邊境上的粗魯海圖[1]為俄國人進行貿易的地點。
清帝國的商人和俄國商人可以在這兩個地方進行免稅的貿易，不過粗魯海圖并未能發展成為一個商業中心，所以所有合法的私人商業，實際上都是在恰克圖進行的。
總之，自18世紀20年代以來，俄國便擁有一個雙方按平等原則交往的從事中俄私人貿易的市場。
這種條件是英國和其他西方列強在19世紀40年代以前想要在中國沿海取得而未能如願以償的。
除了恰克圖的貿易外，俄國還可以每三年派一個商隊前往北京，不過條件是該商隊的領隊得履行中國方面的朝貢禮節，而俄方則獲準在北京保持一個東正教傳教士團。
除了這些特許權外，清政府不讓所有俄國人入中華帝國之境。
俄國官方的商隊并不是有足夠的利益可圖的。
走私的皮毛充斥于北京的市場。
俄國的出口貨物繞過恰克圖前來蒙古的庫倫和滿洲的嫩江，而中國的貨物則繞過恰克圖運往伊爾庫茨克。
自1755年以後，俄國政府不再派遣國家的商隊前往北京。
在1768年，恰克圖條約的一條修改條款重申了在恰克圖和粗魯海圖進行的免稅貿易，并試圖改善有關邊境事務的管理。
但是困難依然無法克服，于是清政府便不時中斷貿易，其中時間最長的一次發生在1785&mdash1792年。
但是，即使在恰克圖關閉期間，中俄貿易仍然通過定期集市繼續進行。
在18世紀的絕大部分時期中以伊爾比特的集市最為重要，它在該世紀的最後25年中遇到了馬卡爾耶夫集市（它在1816年的一次火災後遷到了下諾夫哥羅德）的競争。
運往這些地方的貨物，有從阿爾漢格爾斯克和沃洛格達運來的毛皮；有從莫斯科和雅羅斯拉夫裡運來的棉布；也有從伏爾加河各城市運來的皮革。
俄國商人将這些貨物售與西伯利亞和中亞的商人，然後換回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出産的貨物。
1792年，清俄雙方談判再開恰克圖的貿易，同意各自根據本國法律懲處非法越境的人犯，從而清除了一系列枝節問題的麻煩。
但是，為了報答這次貿易的重新開放，俄方政府必須忍受清帝國的恩賜的口吻，這種恩賜的态度，在1792年的恰克圖市約中有所反映，雖然反映得相當隐晦。
造成清朝與俄國之間關系惡化的複雜情況依然未變，原因是自從17和18世紀以來，清王朝進行的征服在某種程度上使俄國吃了虧，因為征服減少了俄方的貿易，并在遊牧民的心目中确立了清王朝的主導地位。
到18世紀90年代俄方還多了一層擔心，這就是英國人在中國所取得的商業成就有可能損害恰克圖的貿易。
大約在19世紀初期，歐洲俄國對茶葉的需求日益增長（與此同時，英國人在廣州也需求這種商品），這也促進了在恰克圖用俄國毛皮交換中國棉花和絲綢的交易。
不久，茶葉的出口額便達到了中國對俄總出口額的40%。
其他的中國出口貨物有球狀煙草（此物在西伯利亞特别行銷）、草藥、香料、大黃以及品種繁多的各項奢侈品和工業制品，如瓷器、金屬制品和玻璃制品。
這種貿易恐怕隻是以物易物，不過，盡管清朝作了許多限制，仍然有相當數量的白銀通過恰克圖流出了中國。
1800年，俄國政府試圖靠加強官方控制和公布一套《對恰克圖關卡和貿易合夥人的指令》的辦法，從恰克圖的邊境貿易中獲得更多的好處。
此辦法企圖劃一價格、調整關稅和取締外國的競争。
歐洲和美洲的商人被禁止在恰克圖的俄國一側進行貿易，可是外國的制造商們仍然在市場上占有很大的比重，隻有1812年是例外，當時拿破侖侵入了俄國。
從1800&mdash1824年是恰克圖貿易的高峰年代，商業總額增加了将近90%，即貿易額從8383846盧布增加到了15960000盧布。
[2] 到1800年時，在新疆西北邊境，固勒紮和塔爾巴哈台也進行非法的中俄貿易。
由于俄國商人對在伊犁和塔爾巴哈台唯一享有貿易權利的哈薩克人的貿易額一直在擴大，清政府于1768年曾規定哈薩克人除牲畜外，不得運進其他任何貨物，以此來限制他們攜帶俄國貨物。
但是随着時間的推移，哈薩克人的貿易項目又逐漸繁多起來，同時随着違反商業規定的事件日益增加，政府當局便另謀别法來對付這種情況。
俄羅斯帝國的商人們開始自己來做生意了。
最初來到這裡的隻有鞑靼人和西伯利亞的穆斯林。
住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的塔什幹人也參加了貿易，他們每次用兩三匹馬把小批貨物偷運到伊犁和塔爾巴哈台，并且充當哈薩克蘇丹的代理人。
開始時，新疆地方當局故作不知，但是過了不多時間便開始向這種商業征稅。
清政府并不為表面現象所迷惑，它一直嚴密監視着俄方的活動。
例如它竟然發現俄方在納倫河地區内設置了邊境哨所。
清當局對此提出抗議，後來清政府和俄方官員在1794年幾經交涉，俄國人才将幾個最易引起反感的哨所拆毀。
1797年，俄國政府命令該國官員沿額爾齊斯河加速發展與新疆之間的貿易（雖然這樣做是違反恰克圖條約的），而同時固勒紮和塔爾巴哈台的貿易仍在不斷發展。
中國的漢族商人和清朝的官吏貪婪地購買俄國人的棉布、鐘表、刀和其他雜貨，而其中的筒風琴在當時被當作奇珍而大受歡迎。
清朝的臣民願意出俄國人視為荒唐的高價，用磚茶和錦緞（特别是受到高度贊賞的和阗彩色棉織物）以及條文規定不準出口的白銀來交換這些俄國貨物。
清朝的商人欣然同意賒欠，于是俄國的鞑靼人便發了财，新疆也就成了&ldquo冒險家的不折不扣的加利福尼亞州&rdquo。
雖然出身于歐俄的貿易家也不時來到新疆邊界上，但是，當時因在固勒紮和塔爾巴哈台做大生意而聞名的隻有一個人，他名叫桑尼科夫，一位塞米巴拉金斯克的商人。
在進入19世紀的前後，還有其他一些信基督教的商人和旅行家也來到了新疆。
其中人數最多的是亞美尼亞人。
來自伊斯坦布爾的兩位阿達拉修教派的教士在葉爾羌、和阗和阿克蘇曾經商多年而未受限制，而設在喀什噶爾的亞美尼亞人的商會甚至還有它們自己的教堂。
來自第比利斯的一位格魯吉亞人名叫拉費爾·達尼别加什維裡曾遊曆了拉達克、葉爾羌、阿克蘇、吐魯番和準噶爾，而且大約就在這時，一位德國軍官兼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代理人&mdash&mdash人們隻叫他喬治·呂德維希·封&mdash&mdash則遊曆了帕米爾諸國、浩罕、哈薩克草原、喀什噶爾和葉爾羌。
印度的貿易者在新疆經商顯然是不受幹預的。
從18世紀70年代或比這還早的時候起，主要是由衛拉特蒙古人運來的俄國貨就打進了西藏。
在班禅喇嘛贈送給英屬東印度公司的禮物中就包括&ldquo打着沙皇雙頭鷹金印的俄國皮革&rdquo，而早在19世紀初便傳說亞洲的俄國商人在西藏和中亞細亞出售法國布匹。
确實，當時俄國在亞洲的政策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要通過新疆和西藏發展對印度和中國的貿易。
為此，俄國政府便于1803年設立了布赫塔爾馬關卡，1804年又由西伯利亞當局派遣一個商隊前往固勒紮和阿克蘇，領隊是一位名叫别茲諾西科夫的翻譯官，此人當時假裝做哈薩克蘇丹的代理人來從事收集情報工作。
1805年，在普加喬夫暴亂中被俘的鞑靼人加貝杜拉（烏拜德·阿拉）·阿米羅夫在遊曆了布哈拉和印度以後回到了俄國，這使俄國人對遙遠的亞洲貿易的興趣又增添了知識和熱情。
[3]因此就更可以理解，為什麼英國人對印度的滲透會&ldquo引起聖彼得堡一陣忙亂&rdquo，而需要在外交事務委員會中設立一個&ldquo特别司&rdquo來處理有關亞洲各民族的事務了。
在18世紀最後30年期間，俄國人的商業興趣在北太平洋大為擴展，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獵捕者追尋日益減少的皮毛來源造成的。
在1799年，俄國政府成立了俄美貿易公司，這是&ldquo俄國曆史中第一個由沙皇批準的股份有限公司&rdquo。
[4]但公司如果要變得有利可圖，它必須設法供應它的前沿分站，擴大皮毛市場，并遏制外國的競争。
因此，聖彼得堡開始又注意黑龍江，使之可能成為一條把貨物從中西伯利亞運往太平洋的路線。
對推銷該公司的皮毛來說，中國似乎是最理想的市場；但在中國，西歐&mdash&mdash特别是美國&mdash&mdash的商人保持着競争的優勢，因為他們可以在五個月内就把皮毛從西北美洲運至廣州。
俄美貿易公司的皮毛運往恰克圖不但開銷驚人和曠日持久（從阿拉斯加運出皮毛需時兩年多），而且俄國人在阿拉斯加和堪察加的分站對給養的需要非常迫切，所以公司的外國競争者可以在業務上扼其咽喉，即把給養售給公司各分站來換取皮毛，然後運往廣州銷售。
因此，俄美貿易公司如要取得成就，也許甚至可以說，如要取得生存，就取決于它是否像歐洲人和美國人那樣能争取清朝同意俄國人通過海路與中國進行貿易。
根據這個邏輯，聖彼得堡在1803年知照北京說，沙皇希望派一名使節前往中國。
同年，又派出&ldquo納傑日達&rdquo号和&ldquo涅瓦&rdquo号兩艘輪船在封·克魯森斯騰的率領下從喀琅施塔得駛出作環球航行。
封·克魯森斯騰乘&ldquo納傑日達&rdquo号，與他同行的是宮廷大臣和俄美公司的董事列贊諾夫。
後者此行的目的是說服日本人同意俄國人來進行貿易。
但列贊諾夫的使命完全失敗。
日本人拒絕在江戶接待他，退還了他的禮物，并在打發&ldquo納傑日達&rdquo号離開時命令俄國船隻不準再來日本。
于是列贊諾夫單獨回國，而封·克魯森斯騰乘&ldquo納傑日達&rdquo号載運堪察加的皮毛駛向廣州，以期與&ldquo涅瓦&rdquo号在1805年後期會合。
與此同時，理藩院卻答複說，清帝願意接納一名俄國使節。
于是聖彼得堡派戈洛夫金伯爵去試探清朝對俄國人所提一連串迫切要求的反應。
戈洛夫金想說服北京向俄國人開放整個俄&mdash清邊界以進行貿易，把俄國在固勒紮和塔爾巴哈台的貿易合法化，并同意把貿易擴大到額爾齊斯河和布赫塔爾馬河彙合處。
此外，他還企圖使俄國獲準在中國内地不受限制地進行商隊貿易和取得在南京的貿易壟斷權。
另外還有許多其他要求，如通過西藏與印度貿易；俄國的監督官有權陪同伏爾加河流域的卡爾梅克人到拉薩朝聖；在黑龍江航行；在黑龍江河口建立倉庫；廣州對俄國船隻開放（首先從&ldquo納傑日達&rdquo号和&ldquo涅瓦&rdquo号開始）。
根據俄國樞密院後來送交理藩院的一份說明，戈洛夫金應在&ldquo納傑日達&rdquo号和&ldquo涅瓦&rdquo号駛抵廣州前到達北京并正式宣布它們之到達廣州，同時解釋它們在廣州進行貿易的理由。
但是清朝的朝貢禮儀這一棘手問題，特别是叩頭的問題，在戈洛夫金到達清朝京城前就破壞了他的使命。
俄國派往北京的使節一直行清廷要求其屬國履行的三跪九叩首之禮。
但在1793年，馬戛爾尼勳爵作為俄國主要商業敵國的大使已經拒絕行叩頭禮，可是清帝仍予召見。
當時這個英國人在北京要求取得與俄國人享有的相似的貿易權利（每三年來一次朝貢商隊），而清帝的答複是，俄國人的貿易僅限于恰克圖，英國人的貿易就應同樣限制在廣州。
到戈洛夫金出使時期，清政府當然會擔心：給一個歐洲強國以特許權，其他歐洲列強會起而效尤。
自馬戛爾尼事件以後，清王朝比過去更熱衷于堅持合乎體統的朝貢儀式，特别堅持叩頭的禮節。
另一方面，戈洛夫金知道馬戛爾尼拒絕行叩頭禮後，很可能下決心盡量不使自己降低身份。
在俄國使節到達北京前，清當局要他在張家口對披挂着黃綢的代表清帝的象征物叩頭，以此來考驗他。
戈洛夫金拒絕照辦。
清政府堅持這一要求。
戈洛夫金也寸步不讓，因此他除了回俄國外就無事可做。
此事發生後，理藩院和樞密院之間互相不愉快地交換了幾次照會。
就在1805年末期間，封·克魯森斯騰的兩艘船隻未經通知就抵達廣州，它們在那裡順利地進行了貿易，但在它們離開後，清政府着重重申，它要把非納貢性的中俄商業限制在恰克圖的以物易物貿易範圍内。
[5]封·克魯森斯騰回到俄國後，又重複了1787年和1797年早期探險者的荒謬的主張，即庫頁島是一個半島，黑龍江河口被泥沙淤塞，船隻已不能通航。
這種錯誤看法受到封·克魯森斯騰這樣一個權威人士的支持，就推遲了俄國向黑龍江地區的推進幾乎達半個世紀之久。
[6] 戈洛夫金出使的失敗，使俄國隻有靠兩條在18世紀争取到的非納貢性途徑與中國接觸：一條是在北京的傳教士團，一條是恰克圖的市場。
沿邊境一帶的非法貿易增加了，但恰克圖的貿易根據1800年的《指令》中關于禁止用現金或用賒欠交易的規定照舊進行。
當然，也有違反這項規定的情況，但俄國政府對違禁者嚴予懲處，所以一般說來，中俄商業在1854年前還是限制在以物易物的基礎上，到了這一年恰克圖當局才準許俄國商人以金、銀購買中國貨物。
1855年，俄國政府仍希望擴大俄國對華的合法貿易，因而進一步放松了恰克圖的各項規定。
其直接後果是，恰克圖的商業交易多少增加了，但也造成了俄國的收支不平衡，俄國在恰克圖的出口繼續下降。
如果不提俄國通向中國的另一條非納貢性途徑&mdash&mdash俄國東正教傳教士團，那就對19世紀的中俄關系不會有完整的記述。
清政府在1683&mdash1685年把所有逃亡到清帝國的莫斯科人和哥薩克人組織起來，并把有些俘虜編進一個滿洲鑲黃旗旗兵的獨立分隊後，曾準許俄國每十年依次派一批東正教教士和學生來到北京，他們于1716年在北京居住，後來又建立了自己的教堂。
俄國這批18世紀的傳教士團以懶散、酗酒和放蕩而最為著名，但曆史文獻可能過于強調了這些消極面，因為正是通過這些傳教士團的學者，才奠定了俄國的中國學基礎，并使俄國政府掌握了有關中國的大部分知識。
到19世紀初，這個傳教士團已有一所寄宿處（隻供傳教士團本身使用）、尼古爾斯基教堂、一所學習漢文和滿文的學校和一所學習俄文的滿人學校。
[7]已有八屆傳教士團在清朝京師駐紮過。
第八屆傳教士團除兩名成員外，其餘都已死亡，因此亞曆山大一世在1806年派出由夏真特神甫比丘林指導的第九屆傳教士團。
[8]比丘林與他的前人一樣，在北京時相當放蕩。
有一次，理藩院召集了第九屆傳教士團全體，指責他們的不道德行為。
但比丘林卻獲得了紮實的中文知識，并有一批中文藏書。
在他的領導下，第九屆傳教士團奠定了俄國的中國學基礎，并且逐步收集了有關中國本土、滿洲、蒙古和西藏等地的材料。
第十屆傳教士團出了達尼伊爾·西維洛夫，他在
1689年的尼布楚條約曾經規定過一條大緻的邊界，并且在清帝國和莫斯科帝國之間确立了平等的原則。
1727年的三項初步協定和恰克圖條約，曾使邊界線向西延伸，并規定蒙古北部邊境上的恰克圖和尼布楚附近滿洲邊境上的粗魯海圖[1]為俄國人進行貿易的地點。
清帝國的商人和俄國商人可以在這兩個地方進行免稅的貿易，不過粗魯海圖并未能發展成為一個商業中心，所以所有合法的私人商業，實際上都是在恰克圖進行的。
總之，自18世紀20年代以來，俄國便擁有一個雙方按平等原則交往的從事中俄私人貿易的市場。
這種條件是英國和其他西方列強在19世紀40年代以前想要在中國沿海取得而未能如願以償的。
除了恰克圖的貿易外，俄國還可以每三年派一個商隊前往北京，不過條件是該商隊的領隊得履行中國方面的朝貢禮節，而俄方則獲準在北京保持一個東正教傳教士團。
除了這些特許權外，清政府不讓所有俄國人入中華帝國之境。
俄國官方的商隊并不是有足夠的利益可圖的。
走私的皮毛充斥于北京的市場。
俄國的出口貨物繞過恰克圖前來蒙古的庫倫和滿洲的嫩江，而中國的貨物則繞過恰克圖運往伊爾庫茨克。
自1755年以後，俄國政府不再派遣國家的商隊前往北京。
在1768年，恰克圖條約的一條修改條款重申了在恰克圖和粗魯海圖進行的免稅貿易，并試圖改善有關邊境事務的管理。
但是困難依然無法克服，于是清政府便不時中斷貿易，其中時間最長的一次發生在1785&mdash1792年。
但是，即使在恰克圖關閉期間，中俄貿易仍然通過定期集市繼續進行。
在18世紀的絕大部分時期中以伊爾比特的集市最為重要，它在該世紀的最後25年中遇到了馬卡爾耶夫集市（它在1816年的一次火災後遷到了下諾夫哥羅德）的競争。
運往這些地方的貨物，有從阿爾漢格爾斯克和沃洛格達運來的毛皮；有從莫斯科和雅羅斯拉夫裡運來的棉布；也有從伏爾加河各城市運來的皮革。
俄國商人将這些貨物售與西伯利亞和中亞的商人，然後換回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出産的貨物。
1792年，清俄雙方談判再開恰克圖的貿易，同意各自根據本國法律懲處非法越境的人犯，從而清除了一系列枝節問題的麻煩。
但是，為了報答這次貿易的重新開放，俄方政府必須忍受清帝國的恩賜的口吻，這種恩賜的态度，在1792年的恰克圖市約中有所反映，雖然反映得相當隐晦。
造成清朝與俄國之間關系惡化的複雜情況依然未變，原因是自從17和18世紀以來，清王朝進行的征服在某種程度上使俄國吃了虧，因為征服減少了俄方的貿易，并在遊牧民的心目中确立了清王朝的主導地位。
到18世紀90年代俄方還多了一層擔心，這就是英國人在中國所取得的商業成就有可能損害恰克圖的貿易。
大約在19世紀初期，歐洲俄國對茶葉的需求日益增長（與此同時，英國人在廣州也需求這種商品），這也促進了在恰克圖用俄國毛皮交換中國棉花和絲綢的交易。
不久，茶葉的出口額便達到了中國對俄總出口額的40%。
其他的中國出口貨物有球狀煙草（此物在西伯利亞特别行銷）、草藥、香料、大黃以及品種繁多的各項奢侈品和工業制品，如瓷器、金屬制品和玻璃制品。
這種貿易恐怕隻是以物易物，不過，盡管清朝作了許多限制，仍然有相當數量的白銀通過恰克圖流出了中國。
1800年，俄國政府試圖靠加強官方控制和公布一套《對恰克圖關卡和貿易合夥人的指令》的辦法，從恰克圖的邊境貿易中獲得更多的好處。
此辦法企圖劃一價格、調整關稅和取締外國的競争。
歐洲和美洲的商人被禁止在恰克圖的俄國一側進行貿易，可是外國的制造商們仍然在市場上占有很大的比重，隻有1812年是例外，當時拿破侖侵入了俄國。
從1800&mdash1824年是恰克圖貿易的高峰年代，商業總額增加了将近90%，即貿易額從8383846盧布增加到了15960000盧布。
[2] 到1800年時，在新疆西北邊境，固勒紮和塔爾巴哈台也進行非法的中俄貿易。
由于俄國商人對在伊犁和塔爾巴哈台唯一享有貿易權利的哈薩克人的貿易額一直在擴大，清政府于1768年曾規定哈薩克人除牲畜外，不得運進其他任何貨物，以此來限制他們攜帶俄國貨物。
但是随着時間的推移，哈薩克人的貿易項目又逐漸繁多起來，同時随着違反商業規定的事件日益增加，政府當局便另謀别法來對付這種情況。
俄羅斯帝國的商人們開始自己來做生意了。
最初來到這裡的隻有鞑靼人和西伯利亞的穆斯林。
住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的塔什幹人也參加了貿易，他們每次用兩三匹馬把小批貨物偷運到伊犁和塔爾巴哈台，并且充當哈薩克蘇丹的代理人。
開始時，新疆地方當局故作不知，但是過了不多時間便開始向這種商業征稅。
清政府并不為表面現象所迷惑，它一直嚴密監視着俄方的活動。
例如它竟然發現俄方在納倫河地區内設置了邊境哨所。
清當局對此提出抗議，後來清政府和俄方官員在1794年幾經交涉，俄國人才将幾個最易引起反感的哨所拆毀。
1797年，俄國政府命令該國官員沿額爾齊斯河加速發展與新疆之間的貿易（雖然這樣做是違反恰克圖條約的），而同時固勒紮和塔爾巴哈台的貿易仍在不斷發展。
中國的漢族商人和清朝的官吏貪婪地購買俄國人的棉布、鐘表、刀和其他雜貨，而其中的筒風琴在當時被當作奇珍而大受歡迎。
清朝的臣民願意出俄國人視為荒唐的高價，用磚茶和錦緞（特别是受到高度贊賞的和阗彩色棉織物）以及條文規定不準出口的白銀來交換這些俄國貨物。
清朝的商人欣然同意賒欠，于是俄國的鞑靼人便發了财，新疆也就成了&ldquo冒險家的不折不扣的加利福尼亞州&rdquo。
雖然出身于歐俄的貿易家也不時來到新疆邊界上，但是，當時因在固勒紮和塔爾巴哈台做大生意而聞名的隻有一個人，他名叫桑尼科夫，一位塞米巴拉金斯克的商人。
在進入19世紀的前後，還有其他一些信基督教的商人和旅行家也來到了新疆。
其中人數最多的是亞美尼亞人。
來自伊斯坦布爾的兩位阿達拉修教派的教士在葉爾羌、和阗和阿克蘇曾經商多年而未受限制，而設在喀什噶爾的亞美尼亞人的商會甚至還有它們自己的教堂。
來自第比利斯的一位格魯吉亞人名叫拉費爾·達尼别加什維裡曾遊曆了拉達克、葉爾羌、阿克蘇、吐魯番和準噶爾，而且大約就在這時，一位德國軍官兼英國東印度公司的代理人&mdash&mdash人們隻叫他喬治·呂德維希·封&mdash&mdash則遊曆了帕米爾諸國、浩罕、哈薩克草原、喀什噶爾和葉爾羌。
印度的貿易者在新疆經商顯然是不受幹預的。
從18世紀70年代或比這還早的時候起，主要是由衛拉特蒙古人運來的俄國貨就打進了西藏。
在班禅喇嘛贈送給英屬東印度公司的禮物中就包括&ldquo打着沙皇雙頭鷹金印的俄國皮革&rdquo，而早在19世紀初便傳說亞洲的俄國商人在西藏和中亞細亞出售法國布匹。
确實，當時俄國在亞洲的政策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要通過新疆和西藏發展對印度和中國的貿易。
為此，俄國政府便于1803年設立了布赫塔爾馬關卡，1804年又由西伯利亞當局派遣一個商隊前往固勒紮和阿克蘇，領隊是一位名叫别茲諾西科夫的翻譯官，此人當時假裝做哈薩克蘇丹的代理人來從事收集情報工作。
1805年，在普加喬夫暴亂中被俘的鞑靼人加貝杜拉（烏拜德·阿拉）·阿米羅夫在遊曆了布哈拉和印度以後回到了俄國，這使俄國人對遙遠的亞洲貿易的興趣又增添了知識和熱情。
[3]因此就更可以理解，為什麼英國人對印度的滲透會&ldquo引起聖彼得堡一陣忙亂&rdquo，而需要在外交事務委員會中設立一個&ldquo特别司&rdquo來處理有關亞洲各民族的事務了。
在18世紀最後30年期間，俄國人的商業興趣在北太平洋大為擴展，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獵捕者追尋日益減少的皮毛來源造成的。
在1799年，俄國政府成立了俄美貿易公司，這是&ldquo俄國曆史中第一個由沙皇批準的股份有限公司&rdquo。
[4]但公司如果要變得有利可圖，它必須設法供應它的前沿分站，擴大皮毛市場，并遏制外國的競争。
因此，聖彼得堡開始又注意黑龍江，使之可能成為一條把貨物從中西伯利亞運往太平洋的路線。
對推銷該公司的皮毛來說，中國似乎是最理想的市場；但在中國，西歐&mdash&mdash特别是美國&mdash&mdash的商人保持着競争的優勢，因為他們可以在五個月内就把皮毛從西北美洲運至廣州。
俄美貿易公司的皮毛運往恰克圖不但開銷驚人和曠日持久（從阿拉斯加運出皮毛需時兩年多），而且俄國人在阿拉斯加和堪察加的分站對給養的需要非常迫切，所以公司的外國競争者可以在業務上扼其咽喉，即把給養售給公司各分站來換取皮毛，然後運往廣州銷售。
因此，俄美貿易公司如要取得成就，也許甚至可以說，如要取得生存，就取決于它是否像歐洲人和美國人那樣能争取清朝同意俄國人通過海路與中國進行貿易。
根據這個邏輯，聖彼得堡在1803年知照北京說，沙皇希望派一名使節前往中國。
同年，又派出&ldquo納傑日達&rdquo号和&ldquo涅瓦&rdquo号兩艘輪船在封·克魯森斯騰的率領下從喀琅施塔得駛出作環球航行。
封·克魯森斯騰乘&ldquo納傑日達&rdquo号，與他同行的是宮廷大臣和俄美公司的董事列贊諾夫。
後者此行的目的是說服日本人同意俄國人來進行貿易。
但列贊諾夫的使命完全失敗。
日本人拒絕在江戶接待他，退還了他的禮物，并在打發&ldquo納傑日達&rdquo号離開時命令俄國船隻不準再來日本。
于是列贊諾夫單獨回國，而封·克魯森斯騰乘&ldquo納傑日達&rdquo号載運堪察加的皮毛駛向廣州，以期與&ldquo涅瓦&rdquo号在1805年後期會合。
與此同時，理藩院卻答複說，清帝願意接納一名俄國使節。
于是聖彼得堡派戈洛夫金伯爵去試探清朝對俄國人所提一連串迫切要求的反應。
戈洛夫金想說服北京向俄國人開放整個俄&mdash清邊界以進行貿易，把俄國在固勒紮和塔爾巴哈台的貿易合法化，并同意把貿易擴大到額爾齊斯河和布赫塔爾馬河彙合處。
此外，他還企圖使俄國獲準在中國内地不受限制地進行商隊貿易和取得在南京的貿易壟斷權。
另外還有許多其他要求，如通過西藏與印度貿易；俄國的監督官有權陪同伏爾加河流域的卡爾梅克人到拉薩朝聖；在黑龍江航行；在黑龍江河口建立倉庫；廣州對俄國船隻開放（首先從&ldquo納傑日達&rdquo号和&ldquo涅瓦&rdquo号開始）。
根據俄國樞密院後來送交理藩院的一份說明，戈洛夫金應在&ldquo納傑日達&rdquo号和&ldquo涅瓦&rdquo号駛抵廣州前到達北京并正式宣布它們之到達廣州，同時解釋它們在廣州進行貿易的理由。
但是清朝的朝貢禮儀這一棘手問題，特别是叩頭的問題，在戈洛夫金到達清朝京城前就破壞了他的使命。
俄國派往北京的使節一直行清廷要求其屬國履行的三跪九叩首之禮。
但在1793年，馬戛爾尼勳爵作為俄國主要商業敵國的大使已經拒絕行叩頭禮，可是清帝仍予召見。
當時這個英國人在北京要求取得與俄國人享有的相似的貿易權利（每三年來一次朝貢商隊），而清帝的答複是，俄國人的貿易僅限于恰克圖，英國人的貿易就應同樣限制在廣州。
到戈洛夫金出使時期，清政府當然會擔心：給一個歐洲強國以特許權，其他歐洲列強會起而效尤。
自馬戛爾尼事件以後，清王朝比過去更熱衷于堅持合乎體統的朝貢儀式，特别堅持叩頭的禮節。
另一方面，戈洛夫金知道馬戛爾尼拒絕行叩頭禮後，很可能下決心盡量不使自己降低身份。
在俄國使節到達北京前，清當局要他在張家口對披挂着黃綢的代表清帝的象征物叩頭，以此來考驗他。
戈洛夫金拒絕照辦。
清政府堅持這一要求。
戈洛夫金也寸步不讓，因此他除了回俄國外就無事可做。
此事發生後，理藩院和樞密院之間互相不愉快地交換了幾次照會。
就在1805年末期間，封·克魯森斯騰的兩艘船隻未經通知就抵達廣州，它們在那裡順利地進行了貿易，但在它們離開後，清政府着重重申，它要把非納貢性的中俄商業限制在恰克圖的以物易物貿易範圍内。
[5]封·克魯森斯騰回到俄國後，又重複了1787年和1797年早期探險者的荒謬的主張，即庫頁島是一個半島，黑龍江河口被泥沙淤塞，船隻已不能通航。
這種錯誤看法受到封·克魯森斯騰這樣一個權威人士的支持，就推遲了俄國向黑龍江地區的推進幾乎達半個世紀之久。
[6] 戈洛夫金出使的失敗，使俄國隻有靠兩條在18世紀争取到的非納貢性途徑與中國接觸：一條是在北京的傳教士團，一條是恰克圖的市場。
沿邊境一帶的非法貿易增加了，但恰克圖的貿易根據1800年的《指令》中關于禁止用現金或用賒欠交易的規定照舊進行。
當然，也有違反這項規定的情況，但俄國政府對違禁者嚴予懲處，所以一般說來，中俄商業在1854年前還是限制在以物易物的基礎上，到了這一年恰克圖當局才準許俄國商人以金、銀購買中國貨物。
1855年，俄國政府仍希望擴大俄國對華的合法貿易，因而進一步放松了恰克圖的各項規定。
其直接後果是，恰克圖的商業交易多少增加了，但也造成了俄國的收支不平衡，俄國在恰克圖的出口繼續下降。
如果不提俄國通向中國的另一條非納貢性途徑&mdash&mdash俄國東正教傳教士團，那就對19世紀的中俄關系不會有完整的記述。
清政府在1683&mdash1685年把所有逃亡到清帝國的莫斯科人和哥薩克人組織起來，并把有些俘虜編進一個滿洲鑲黃旗旗兵的獨立分隊後，曾準許俄國每十年依次派一批東正教教士和學生來到北京，他們于1716年在北京居住，後來又建立了自己的教堂。
俄國這批18世紀的傳教士團以懶散、酗酒和放蕩而最為著名，但曆史文獻可能過于強調了這些消極面，因為正是通過這些傳教士團的學者，才奠定了俄國的中國學基礎，并使俄國政府掌握了有關中國的大部分知識。
到19世紀初，這個傳教士團已有一所寄宿處（隻供傳教士團本身使用）、尼古爾斯基教堂、一所學習漢文和滿文的學校和一所學習俄文的滿人學校。
[7]已有八屆傳教士團在清朝京師駐紮過。
第八屆傳教士團除兩名成員外，其餘都已死亡，因此亞曆山大一世在1806年派出由夏真特神甫比丘林指導的第九屆傳教士團。
[8]比丘林與他的前人一樣，在北京時相當放蕩。
有一次，理藩院召集了第九屆傳教士團全體，指責他們的不道德行為。
但比丘林卻獲得了紮實的中文知識，并有一批中文藏書。
在他的領導下，第九屆傳教士團奠定了俄國的中國學基礎，并且逐步收集了有關中國本土、滿洲、蒙古和西藏等地的材料。
第十屆傳教士團出了達尼伊爾·西維洛夫，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