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導言：舊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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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和中國的革命
近代中國的曆史，即人們現在認為在那裡已經發生過的事情，是充滿了争論的。
一些重大的事件已被人們所了解，但對于它們的意義卻存在着争議。
同時，許多較次要的事件仍然未被人知或者被忽視。
引起争論的第一個原因是普遍存在對曆史的無知狀态，因為在這個尚不發達的領域中，還缺乏一批被人們普遍接受的研究和著述。
我說&ldquo曆史的無知狀态&rdquo，是因為曆史學的任務就是了解所有有關方面的情況、動機和作用，但如果隻涉及沖突一方的片面知識，則會使我們對這場沖突中的另一方仍然一無所知，因而就不大可能理解它。
例如，關于1840&mdash1842年的鴉片戰争，英國方面的文件在當時就已大量公布，而中國方面的文件一直到90年以後，即1932年才發表。
而且，雙方的文件主要提供的都是官方的觀點；在戰争期間普通中國人民的經曆則沒有詳細的記載，也沒有被很好地進行研究。
甚至這一表面上已很清楚的事件，仍然沒有為人們所充分了解。
例如，當地的中國人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成了英、清兩國戰争的消極旁觀者？他們進行愛國主義的抵抗的程度又有多深？各種觀點和事例是相互歧義的。
引起争論的第二個原因是那種把曆史事件主要參與者分割開來的巨大的精神文化鴻溝&mdash&mdash這不但是指19世紀外國侵略者和進行抵抗的中國統治階級之間在語言、思想以及價值觀念上的差異，而且也指在20世紀中國廣大的人民群衆一旦成為革命者時，在中國統治階級和廣大人民群衆之間存在着的類似的差異。
簡言之，中國的近代史就是兩出巨型戲劇&mdash&mdash第一出是擴張的、進行國際貿易和戰争的西方同堅持農業經濟和官僚政治的中國文明之間的文化對抗；第二出是從第一出派生出來的，它揭示了中國在一場最巨大的革命中所發生的基本變化。
這些巨大的沖突和變革的運動，即發生在中國和外部世界之間以及在新舊中國之間的這些運動，已經在曆史記載和曆史學家中引起了各種不同的觀點。
對西方曆史學家來說，最突出的就是維多利亞時代對世界的看法；英國、法國和美國的擴張主義者就是按照這種看法，在19世紀中期建立了不平等條約制度的。
他們信仰民族國家、法治、個人的權益、基督教和科學技術，以及使用戰争來為進步服務。
舊中國統治階級對于世界的看法也是一清二楚的。
它信仰經典的儒家教義和天子在整個世界中至高無上的權力：天子高居于一個和諧的、存在着等級和名分的社會秩序之巅，以他的富有教導意義的道德行為的榜樣來維系自己的統治。
在這個舊秩序裡面，經典的教義隻能容忍限于傳統内部的變化，擴大的家庭制度支配着個人，恪守職責的信條高于享受權利的信條，文官控制着軍事，并且使商人為其所用，道德行為的準則淩駕于人的情欲、物質利益和法律條文之上。
誠然，兩種文明是冰炭不相容的。
當比較古老和變化較緩慢的文明在較現代和更有生氣的文明面前步步退卻時，中國知識分子和官員中一代先行者尋求改革的目标，并逐漸形成對于世界以及中國在這個世界中的地位的新的觀點。
産生于季世的這種新觀點，不可避免地缺乏它以前的傳統觀點的一緻性。
随着中央權力的衰落，思想領域的混亂增長了，隻是到了20世紀中葉，通過把馬克思列甯主義運用于中國的毛澤東思想，一種新的曆史正統觀念才得以建立。
地圖1 中國地形圖 随着偉大的中國革命的繼續發展，毛澤東主義的曆史觀也将繼續發展；西方的、日本的和其他外國的曆史觀也同樣如此。
可以預期，它們之間在一定程度上會吻合的。
不過關于近代中國發生了什麼事情，這些事情是怎樣發生的和為什麼會發生，當代的各種思想對這些問題仍會繼續進行激烈的争論。
19世紀對中國的和外國的、儒家的和維多利亞時代的各種曆史觀的對立，現在已被各種水火不相容的觀點的論戰所代替。
現在的這些互不相容的觀點都涉及近代史的性質這一領域，這一事實隻會加劇它們之間的争論。
但是，在了解今天的曆史淵源的努力中，各種思想的繼續論戰歸根到底隻會加強促使各國人民相互了解的共同紐帶。
雖然曆史學界關注的中心問題一代與一代有所不同，但就近代中國而言，某些尚未解決而又需要闡明的問題，似乎可能在以後的一段時期内先引起注意。
一個需要闡明的重大問題就是外來影響的程度和性質。
19世紀外國人在中國的活動顯著增加，并且變得越來越有影響，越來越向社會各方面滲透，最後終于促使中國人的生活徹底改觀。
然而外國人的沖擊和中國人的反應的進程是逐漸開始的，幾乎不能覺察出來。
對這一過程的覺察，是經過了其強度和複雜性不斷增長的一系列階段才顯示出來的。
在最初階段，中國和外國的觀察家都認識到：古老的農業經濟一官僚政治的中華帝國，遠非進行擴張的、推行國際貿易和炮艦政策的英帝國和其他帝國的對手。
外國對中國侵略的速度一直在加快。
在1840&mdash1842年鴉片戰争以後不到15年，就有1857&mdash1860年的英法聯軍之役，又過了10年左右，發生1871年俄國侵占伊犁和1874年日本奪取琉球的事件；又不到10年，爆發了1883&mdash1885年的中法戰争。
9年以後，日本在1894&mdash1895年大敗中國，緊接着是1898年争奪租借地和1900年的義和團之役。
伴随着這些戲劇性的災難而來的，是傳統中國的自我形象&mdash&mdash即它以中國為中心看待世界的觀念&mdash&mdash的破滅；這一破滅與那些災難相比，雖然幾乎是看不見摸不着的，但卻有着更加深遠的影響。
因此，回顧起來，中國在19世紀的經曆成了一出完全的悲劇，成了一次确是巨大的、史無前例的崩潰和衰落過程。
這場悲劇是如此緩慢、無情而又徹底，因而它就愈加痛苦。
舊秩序為自衛而戰，它緩慢地退卻，但始終處于劣勢；災難接踵而至，一次比一次厲害，直到中國對外國人的妄自尊大、北京皇帝的中央集權、占統治地位的儒家正統觀念，以及由士大夫所組成的統治上層等事物，一個接一個被破壞或被摧毀為止。
還有第二種認識在20世紀初的中國革命者中很普遍，即他們發覺自己處在一個不同的世界，猶如民族主義者發覺自己置身于一個擴大了的民族主義的國際社會一樣。
在帝國主義的壓迫下，清王朝舊政權在19世紀後期所承受的外國特權的負擔日益沉重。
不平等條約體制的不斷擴大就表明了這一點：通商口岸從1842年的5個增加到1911年的大約50個；締約列強各國的僑民及其财産、貿易和工業都逐步享有領事裁判權；外國船隻在中國水域航行的範圍，從沿海的炮艦擴大到行駛于主要河流的商輪上；不但在中國海關，甚至在某些内地稅卡、郵局和鹽務官署都雇用了外國官員；傳教士的活動滲入到每一個省份和文教衛生部門。
還有許多其他的特征，如1900年以後外國在北京駐軍，1911年以後海關收入先撥作償付外債和賠款之用。
這一切都表明了外國人對中國人民生活的特殊影響。
對近代的民族主義者來說，還有什麼能比這一切更能激起愛國的義憤呢？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這種外國的侵略就日益被稱為&ldquo帝國主義&rdquo，并且帝國主義的侵略被認為是必須加以消除的國恥。
伴随着這個觀點而來的還有另一種認識，即帝國主義在中國之所以得逞，是借助于中國人的弱點，這弱點不但在于軍事方面，也在于精神方面，也即中國人缺乏愛國主義的獻身精神：這表現在他們為外國人工作，并且從罪惡的鴉片貿易、販賣苦力以及在沿海港口建立工業來剝削勞工的罪惡活動中同外國人一起牟利。
道德的堕落也同樣明顯地表現在軍閥的割據、地主的自私自利、家庭第一的裙帶關系等方面。
中國的這一切弱點大多是根源于腐朽的統治階級的各個階層&mdash&mdash即滿洲人的異族朝廷、古代經典訓練出來的陳腐官吏、享有壟斷較高文化知識特權的文人學者和剝削貧苦佃農的地主。
所有這些制度和積習的總和可以用&ldquo封建主義&rdquo一詞來概括。
這樣，在20世紀，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這對孿生兄弟就被認為是19世紀中國災難的根源。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這些術語以及馬克思、恩格斯、列甯、斯大林和毛澤東對它們的闡述，就被用來描述中國的近代史。
在一個農民依然占絕大多數并對20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日本的侵略記憶猶新的廣袤國度裡，國内統治階級和外國的侵略仍突出地成為過去遺留下來、而今天仍然必須與之搏鬥的兩大罪魁禍首。
當中國運用帝國主義的概念時，它已被擴大了。
回顧起來，從20世紀20年代以後，無論是在國民黨還是在中國共産黨的思想中，帝國主義的作用有增無已。
它是毛澤東思想的組成部分。
帝國主義從鴉片戰争時起就活動開了，這比19世紀90年代列甯主義的金融&mdash資本型的帝國主義的興起要早得多。
毛澤東關于帝國主義的概念，不但遠溯到包括維多利亞早期商業擴張時代的戰争和炮艦外交，它還把帝國主義概念擴大到幾乎包括19世紀外國與中國的一切形式的接觸，把基督教的傳教活動當作文化帝國主義就是一例。
由于西方國家經常的侵略擴張活動在曆史記載中是一目了然的，曆史學家一般認為有理由作出這一廣泛的結論，即中國人民遭到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剝削和欺淩。
作為一般性的結論，這是幾乎不容置辯的。
歐洲的侵略擴張和它後來的變種，是近代世界曆史的一個主要事實。
然而，我們這一卷既要重視現在，又要重視過去，因此，本卷的研究将要再現生活在曆史事件發生時的人們的觀點、動機以及他們在曆史上對這些事件的理解。
由于中國的曆史觀在革命過程中發生了變化，因此必須了解中國人當時的生活狀況，同時還必須了解他們在舊秩序下的自我形象。
一旦着手進行這樣的研究，帝國主義的形象就會被勾畫出來。
帝國主義從一種自外部傾覆中國的單方面力量而變成了一種相互作用的産物，而且當今天對中國和外部世界的這種相互作用進一步進行研究時，帝國主義這個概念就将分解為種種因素和情況。
我們首先看到的是，中國社會是個龐然大物，它各地的情況又千差萬别。
由于它的幅員遼闊，它不易受到外來影響，并且對于與外國接觸的反應也是形形色色的和分散的，而不是一緻的和集中的。
總的說來，中國自給自足的程度是非常高的，這首先表現在對外貿易方面，它在國民經濟中仍是一個比較次要的部分。
其次，清帝國由于在18世紀50年代征服了伊犁，以及在恰克圖和廣州分别成功地對付了俄國人和英國人，就建立起一道貌似強大的軍事防線。
最後，在清朝統治下，具有絕對權威的儒家思想幾乎不能接受任何外國的政治觀念。
所有這些因素都有利于形成高度的自給自足。
但是還有另一個曆史傳統使得中國對外國的侵略反應遲鈍，這就是蠻夷入侵的傳統，以及這些入侵的蠻夷被吸收或同化于中國社會和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的情況。
由于這個原因，擁有絕對權威的儒家思想變成了一種超民族主義的體系，它是不會輕易賞識外國的民族主義者的感情的。
這樣，一幅中國的國家和社會圖景就浮現了出來，它在19世紀早期是自給自足地專注于它自己的國内生活，而不能對西方的侵略做出敏捷的反應。
後來中國人與侵略者打交道時自有定見，就沒有遷就外國的制度。
例如，清朝并未把對外貿易和外國的投資當成對國家有重要作用的事業而首先予以關注。
清政權主要關切的是維持它所統治的和賴以取得主要生計的農村社會秩序。
對外關系似是不關痛癢的事情。
最初，西方人被認為事實上能納入中國的政治生活和社會秩序之中而處于無足輕重的地位，而且隻許他們在邊遠地區活動，正像其他外國人過去曾經做過的那樣。
幅員廣大、自給自足、統治階級的麻木不仁和漠不關心，所有這一切使清帝國在與西方國家接觸時毫無應變的準備。
更确切地說，當這種接觸在近代成為事實時，導緻中國衰落的一個原因恰恰就是中國文明在近代以前已經取得的成就本身，要理解中國的衰落，就必須懂得中國早先取得的成就，因為這種成就之大竟使得中國的領袖人物對于災難的降臨毫無準備。
正如改革家梁啟超後來在1896年所說：&ldquo今有巨廈，更曆千歲&hellip&hellip非不枵然大也，風雨猝集，則傾紀必矣，而室中之人，猶然酣嬉鼾卧，漠然無所聞也。
&rdquo[1] 舊社會 地圖2 19世紀的中國本土 有關這個傳統社會的另一批需要闡明而尚未解決的問題，是傳統社會的社會結構、其政府的行政機構和思想體系，以及它的經濟發展。
一種廣泛的假定是：這個傳統社會建立了如此有效而均衡的思想和實踐的結構，以緻難以對西方的接觸産生富有革新精神的反應。
這種觀點認為，中國的&ldquo成熟&rdquo可以從它的穩定性和它維持幾乎類似生理學的體内平衡狀态的能力中得到證明。
換句話說，既得利益集團已經像滾雪球那樣成了足以阻止改革的巨大力量。
結果便是一種強大的惰性，或者叫做堅持成法的頑固性，這是一種隻許在傳統之内進行改變的傾向。
這一關于中國有惰性和對外麻木不仁的看法，還得到所謂文化自主觀念的支持：這種觀念認為，中國的方式方法是獨特的，它們之間互相呼應，因而對外部影響具有排他性。
諸如此類的浮泛觀念，當然隻是代替了深入的思考。
它們無疑顯示了我們今天知識淺薄的程度。
可是，如果要讓非曆史學家懂得曆史，就必須運用一般的概念。
包括1800年前後中國的一般情況和典章制度在内的一幅中國國家和社會的真實圖景，是形成一般概念的必要前提。
當時中國的人口已經超過了3億，幾乎為包括俄國在内的歐洲的兩倍，同時可以有把握地說，它的國内市場和國内貿易也遠遠超過了歐洲。
19世紀初期，中國社會體制的惰性明顯地表現在各個階層中，即表現在鄉、鎮上的老百姓中，表現在左右着地方事務的地方上層或&ldquo紳士&rdquo的名門大戶中，表現在從地方官員直到北京宮廷的帝國政府的各級官吏中，以及表現在高居于這個人類活動舞台之巅的君主政體中。
這個中國人的世界（&ldquo天下&rdquo）被認為是非常統一的、具有共性的和能長期
一些重大的事件已被人們所了解，但對于它們的意義卻存在着争議。
同時，許多較次要的事件仍然未被人知或者被忽視。
引起争論的第一個原因是普遍存在對曆史的無知狀态，因為在這個尚不發達的領域中，還缺乏一批被人們普遍接受的研究和著述。
我說&ldquo曆史的無知狀态&rdquo，是因為曆史學的任務就是了解所有有關方面的情況、動機和作用，但如果隻涉及沖突一方的片面知識，則會使我們對這場沖突中的另一方仍然一無所知，因而就不大可能理解它。
例如，關于1840&mdash1842年的鴉片戰争，英國方面的文件在當時就已大量公布，而中國方面的文件一直到90年以後，即1932年才發表。
而且，雙方的文件主要提供的都是官方的觀點；在戰争期間普通中國人民的經曆則沒有詳細的記載，也沒有被很好地進行研究。
甚至這一表面上已很清楚的事件，仍然沒有為人們所充分了解。
例如，當地的中國人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成了英、清兩國戰争的消極旁觀者？他們進行愛國主義的抵抗的程度又有多深？各種觀點和事例是相互歧義的。
引起争論的第二個原因是那種把曆史事件主要參與者分割開來的巨大的精神文化鴻溝&mdash&mdash這不但是指19世紀外國侵略者和進行抵抗的中國統治階級之間在語言、思想以及價值觀念上的差異，而且也指在20世紀中國廣大的人民群衆一旦成為革命者時，在中國統治階級和廣大人民群衆之間存在着的類似的差異。
簡言之，中國的近代史就是兩出巨型戲劇&mdash&mdash第一出是擴張的、進行國際貿易和戰争的西方同堅持農業經濟和官僚政治的中國文明之間的文化對抗；第二出是從第一出派生出來的，它揭示了中國在一場最巨大的革命中所發生的基本變化。
這些巨大的沖突和變革的運動，即發生在中國和外部世界之間以及在新舊中國之間的這些運動，已經在曆史記載和曆史學家中引起了各種不同的觀點。
對西方曆史學家來說，最突出的就是維多利亞時代對世界的看法；英國、法國和美國的擴張主義者就是按照這種看法，在19世紀中期建立了不平等條約制度的。
他們信仰民族國家、法治、個人的權益、基督教和科學技術，以及使用戰争來為進步服務。
舊中國統治階級對于世界的看法也是一清二楚的。
它信仰經典的儒家教義和天子在整個世界中至高無上的權力：天子高居于一個和諧的、存在着等級和名分的社會秩序之巅，以他的富有教導意義的道德行為的榜樣來維系自己的統治。
在這個舊秩序裡面，經典的教義隻能容忍限于傳統内部的變化，擴大的家庭制度支配着個人，恪守職責的信條高于享受權利的信條，文官控制着軍事，并且使商人為其所用，道德行為的準則淩駕于人的情欲、物質利益和法律條文之上。
誠然，兩種文明是冰炭不相容的。
當比較古老和變化較緩慢的文明在較現代和更有生氣的文明面前步步退卻時，中國知識分子和官員中一代先行者尋求改革的目标，并逐漸形成對于世界以及中國在這個世界中的地位的新的觀點。
産生于季世的這種新觀點，不可避免地缺乏它以前的傳統觀點的一緻性。
随着中央權力的衰落，思想領域的混亂增長了，隻是到了20世紀中葉，通過把馬克思列甯主義運用于中國的毛澤東思想，一種新的曆史正統觀念才得以建立。
地圖1 中國地形圖 随着偉大的中國革命的繼續發展，毛澤東主義的曆史觀也将繼續發展；西方的、日本的和其他外國的曆史觀也同樣如此。
可以預期，它們之間在一定程度上會吻合的。
不過關于近代中國發生了什麼事情，這些事情是怎樣發生的和為什麼會發生，當代的各種思想對這些問題仍會繼續進行激烈的争論。
19世紀對中國的和外國的、儒家的和維多利亞時代的各種曆史觀的對立，現在已被各種水火不相容的觀點的論戰所代替。
現在的這些互不相容的觀點都涉及近代史的性質這一領域，這一事實隻會加劇它們之間的争論。
但是，在了解今天的曆史淵源的努力中，各種思想的繼續論戰歸根到底隻會加強促使各國人民相互了解的共同紐帶。
雖然曆史學界關注的中心問題一代與一代有所不同，但就近代中國而言，某些尚未解決而又需要闡明的問題，似乎可能在以後的一段時期内先引起注意。
一個需要闡明的重大問題就是外來影響的程度和性質。
19世紀外國人在中國的活動顯著增加，并且變得越來越有影響，越來越向社會各方面滲透，最後終于促使中國人的生活徹底改觀。
然而外國人的沖擊和中國人的反應的進程是逐漸開始的，幾乎不能覺察出來。
對這一過程的覺察，是經過了其強度和複雜性不斷增長的一系列階段才顯示出來的。
在最初階段，中國和外國的觀察家都認識到：古老的農業經濟一官僚政治的中華帝國，遠非進行擴張的、推行國際貿易和炮艦政策的英帝國和其他帝國的對手。
外國對中國侵略的速度一直在加快。
在1840&mdash1842年鴉片戰争以後不到15年，就有1857&mdash1860年的英法聯軍之役，又過了10年左右，發生1871年俄國侵占伊犁和1874年日本奪取琉球的事件；又不到10年，爆發了1883&mdash1885年的中法戰争。
9年以後，日本在1894&mdash1895年大敗中國，緊接着是1898年争奪租借地和1900年的義和團之役。
伴随着這些戲劇性的災難而來的，是傳統中國的自我形象&mdash&mdash即它以中國為中心看待世界的觀念&mdash&mdash的破滅；這一破滅與那些災難相比，雖然幾乎是看不見摸不着的，但卻有着更加深遠的影響。
因此，回顧起來，中國在19世紀的經曆成了一出完全的悲劇，成了一次确是巨大的、史無前例的崩潰和衰落過程。
這場悲劇是如此緩慢、無情而又徹底，因而它就愈加痛苦。
舊秩序為自衛而戰，它緩慢地退卻，但始終處于劣勢；災難接踵而至，一次比一次厲害，直到中國對外國人的妄自尊大、北京皇帝的中央集權、占統治地位的儒家正統觀念，以及由士大夫所組成的統治上層等事物，一個接一個被破壞或被摧毀為止。
還有第二種認識在20世紀初的中國革命者中很普遍，即他們發覺自己處在一個不同的世界，猶如民族主義者發覺自己置身于一個擴大了的民族主義的國際社會一樣。
在帝國主義的壓迫下，清王朝舊政權在19世紀後期所承受的外國特權的負擔日益沉重。
不平等條約體制的不斷擴大就表明了這一點：通商口岸從1842年的5個增加到1911年的大約50個；締約列強各國的僑民及其财産、貿易和工業都逐步享有領事裁判權；外國船隻在中國水域航行的範圍，從沿海的炮艦擴大到行駛于主要河流的商輪上；不但在中國海關，甚至在某些内地稅卡、郵局和鹽務官署都雇用了外國官員；傳教士的活動滲入到每一個省份和文教衛生部門。
還有許多其他的特征，如1900年以後外國在北京駐軍，1911年以後海關收入先撥作償付外債和賠款之用。
這一切都表明了外國人對中國人民生活的特殊影響。
對近代的民族主義者來說，還有什麼能比這一切更能激起愛國的義憤呢？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這種外國的侵略就日益被稱為&ldquo帝國主義&rdquo，并且帝國主義的侵略被認為是必須加以消除的國恥。
伴随着這個觀點而來的還有另一種認識，即帝國主義在中國之所以得逞，是借助于中國人的弱點，這弱點不但在于軍事方面，也在于精神方面，也即中國人缺乏愛國主義的獻身精神：這表現在他們為外國人工作，并且從罪惡的鴉片貿易、販賣苦力以及在沿海港口建立工業來剝削勞工的罪惡活動中同外國人一起牟利。
道德的堕落也同樣明顯地表現在軍閥的割據、地主的自私自利、家庭第一的裙帶關系等方面。
中國的這一切弱點大多是根源于腐朽的統治階級的各個階層&mdash&mdash即滿洲人的異族朝廷、古代經典訓練出來的陳腐官吏、享有壟斷較高文化知識特權的文人學者和剝削貧苦佃農的地主。
所有這些制度和積習的總和可以用&ldquo封建主義&rdquo一詞來概括。
這樣，在20世紀，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這對孿生兄弟就被認為是19世紀中國災難的根源。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這些術語以及馬克思、恩格斯、列甯、斯大林和毛澤東對它們的闡述，就被用來描述中國的近代史。
在一個農民依然占絕大多數并對20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日本的侵略記憶猶新的廣袤國度裡，國内統治階級和外國的侵略仍突出地成為過去遺留下來、而今天仍然必須與之搏鬥的兩大罪魁禍首。
當中國運用帝國主義的概念時，它已被擴大了。
回顧起來，從20世紀20年代以後，無論是在國民黨還是在中國共産黨的思想中，帝國主義的作用有增無已。
它是毛澤東思想的組成部分。
帝國主義從鴉片戰争時起就活動開了，這比19世紀90年代列甯主義的金融&mdash資本型的帝國主義的興起要早得多。
毛澤東關于帝國主義的概念，不但遠溯到包括維多利亞早期商業擴張時代的戰争和炮艦外交，它還把帝國主義概念擴大到幾乎包括19世紀外國與中國的一切形式的接觸，把基督教的傳教活動當作文化帝國主義就是一例。
由于西方國家經常的侵略擴張活動在曆史記載中是一目了然的，曆史學家一般認為有理由作出這一廣泛的結論，即中國人民遭到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剝削和欺淩。
作為一般性的結論，這是幾乎不容置辯的。
歐洲的侵略擴張和它後來的變種，是近代世界曆史的一個主要事實。
然而，我們這一卷既要重視現在，又要重視過去，因此，本卷的研究将要再現生活在曆史事件發生時的人們的觀點、動機以及他們在曆史上對這些事件的理解。
由于中國的曆史觀在革命過程中發生了變化，因此必須了解中國人當時的生活狀況，同時還必須了解他們在舊秩序下的自我形象。
一旦着手進行這樣的研究，帝國主義的形象就會被勾畫出來。
帝國主義從一種自外部傾覆中國的單方面力量而變成了一種相互作用的産物，而且當今天對中國和外部世界的這種相互作用進一步進行研究時，帝國主義這個概念就将分解為種種因素和情況。
我們首先看到的是，中國社會是個龐然大物，它各地的情況又千差萬别。
由于它的幅員遼闊，它不易受到外來影響，并且對于與外國接觸的反應也是形形色色的和分散的，而不是一緻的和集中的。
總的說來，中國自給自足的程度是非常高的，這首先表現在對外貿易方面，它在國民經濟中仍是一個比較次要的部分。
其次，清帝國由于在18世紀50年代征服了伊犁，以及在恰克圖和廣州分别成功地對付了俄國人和英國人，就建立起一道貌似強大的軍事防線。
最後，在清朝統治下，具有絕對權威的儒家思想幾乎不能接受任何外國的政治觀念。
所有這些因素都有利于形成高度的自給自足。
但是還有另一個曆史傳統使得中國對外國的侵略反應遲鈍，這就是蠻夷入侵的傳統，以及這些入侵的蠻夷被吸收或同化于中國社會和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的情況。
由于這個原因，擁有絕對權威的儒家思想變成了一種超民族主義的體系，它是不會輕易賞識外國的民族主義者的感情的。
這樣，一幅中國的國家和社會圖景就浮現了出來，它在19世紀早期是自給自足地專注于它自己的國内生活，而不能對西方的侵略做出敏捷的反應。
後來中國人與侵略者打交道時自有定見，就沒有遷就外國的制度。
例如，清朝并未把對外貿易和外國的投資當成對國家有重要作用的事業而首先予以關注。
清政權主要關切的是維持它所統治的和賴以取得主要生計的農村社會秩序。
對外關系似是不關痛癢的事情。
最初，西方人被認為事實上能納入中國的政治生活和社會秩序之中而處于無足輕重的地位，而且隻許他們在邊遠地區活動，正像其他外國人過去曾經做過的那樣。
幅員廣大、自給自足、統治階級的麻木不仁和漠不關心，所有這一切使清帝國在與西方國家接觸時毫無應變的準備。
更确切地說，當這種接觸在近代成為事實時，導緻中國衰落的一個原因恰恰就是中國文明在近代以前已經取得的成就本身，要理解中國的衰落，就必須懂得中國早先取得的成就，因為這種成就之大竟使得中國的領袖人物對于災難的降臨毫無準備。
正如改革家梁啟超後來在1896年所說：&ldquo今有巨廈，更曆千歲&hellip&hellip非不枵然大也，風雨猝集，則傾紀必矣，而室中之人，猶然酣嬉鼾卧，漠然無所聞也。
&rdquo[1] 舊社會 地圖2 19世紀的中國本土 有關這個傳統社會的另一批需要闡明而尚未解決的問題，是傳統社會的社會結構、其政府的行政機構和思想體系，以及它的經濟發展。
一種廣泛的假定是：這個傳統社會建立了如此有效而均衡的思想和實踐的結構，以緻難以對西方的接觸産生富有革新精神的反應。
這種觀點認為，中國的&ldquo成熟&rdquo可以從它的穩定性和它維持幾乎類似生理學的體内平衡狀态的能力中得到證明。
換句話說，既得利益集團已經像滾雪球那樣成了足以阻止改革的巨大力量。
結果便是一種強大的惰性，或者叫做堅持成法的頑固性，這是一種隻許在傳統之内進行改變的傾向。
這一關于中國有惰性和對外麻木不仁的看法，還得到所謂文化自主觀念的支持：這種觀念認為，中國的方式方法是獨特的，它們之間互相呼應，因而對外部影響具有排他性。
諸如此類的浮泛觀念，當然隻是代替了深入的思考。
它們無疑顯示了我們今天知識淺薄的程度。
可是，如果要讓非曆史學家懂得曆史，就必須運用一般的概念。
包括1800年前後中國的一般情況和典章制度在内的一幅中國國家和社會的真實圖景，是形成一般概念的必要前提。
當時中國的人口已經超過了3億，幾乎為包括俄國在内的歐洲的兩倍，同時可以有把握地說，它的國内市場和國内貿易也遠遠超過了歐洲。
19世紀初期，中國社會體制的惰性明顯地表現在各個階層中，即表現在鄉、鎮上的老百姓中，表現在左右着地方事務的地方上層或&ldquo紳士&rdquo的名門大戶中，表現在從地方官員直到北京宮廷的帝國政府的各級官吏中，以及表現在高居于這個人類活動舞台之巅的君主政體中。
這個中國人的世界（&ldquo天下&rdquo）被認為是非常統一的、具有共性的和能長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