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 水戶光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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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卷，表二十八卷在内，全部三百九十七卷，外加目錄五卷，合計四百零二卷的巨著。
自明曆三年開館算起曆時二百五十年，自正保二年立志修纂算起則有二百六十二年。
可以說《大日本史》是耗時長達二百六十二年才完成的作品。
一部作品曆經二百六十二年的編著，一種精神貫穿其中未曾中斷，在全世界的曆史中都難見與之相似的例子。
《大日本史》的編纂方針 光圀并未看到《大日本史》的完成而中途去世，不過其内容的主體思路是光圀了解并由他決斷和指示的。
比如對記事采取一條一條地标注出典、不摻雜一點想象和妄斷地加以展現的這一極具科學性的方法，就是光圀的指示。
有些很有名的由光圀裁定大方針，鮮明地體現了光圀的思想，并對後世産生了巨大影響的内容包括：第一，将《日本書紀》中列為&ldquo禦一代&rdquo的神功皇後從本紀中去掉，收錄在皇妃傳之中；第二，承認大友皇子即位天皇，作為&ldquo禦一代&rdquo列入本紀；第三，關于所謂南北朝，将吉野朝廷的曆代天皇作為正統天子，作為&ldquo禦一代&rdquo列入本紀，而對于所謂北朝，則作以《後小松天皇本紀》為首的北朝五主紀以為附載。
上述三點可以說是《大日本史》中三大特色之筆，這三點都是非常嚴肅敏感的問題，不過光圀自己承擔了全部的責任做出上述裁決，将之确立為《大日本史》編纂的大方針，其後明治天皇陛下也采用了上述學說。
這裡有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有一種無妄之說，即日本的創立者來自中國，也就是說皇室的&ldquo禦先祖&rdquo是吳之泰伯。
林羅山之子鵝峰大概是相信這樣說法的，他在寬文六年寫就的《東國通鑒》序文中明确地提出這一說法。
惺窩和羅山非常尊崇中國，甚至于到了痛苦于自己沒有生在中國而是生在日本這一事實，因此他們認為如果日本的先祖是吳泰伯的話，對于日本的名譽可以有進一步的提高，因此大概是滿心歡喜地采用了這一無妄之說吧。
而鵝峰在幕府的命令下寫作《本朝通鑒》之時，也是以這一說法為始的，光圀看到之後非常驚訝，立即提醒其注意并要求其重寫。
因此，就擺脫自卑自屈的态度，以正确的事實為基礎堂堂正正、充滿自信地書寫日本曆史這一點，在近世時期，水戶光圀的功勞不可謂不大。
文化七年，《大日本史》本紀、列傳完成之時，由水戶藩主進獻給朝廷，當時呈上的《上表文》中，有&ldquo伏惟，太陽攸照，率土莫匪日域；皇化所被，環海鹹仰天朝&rdquo之句。
光圀與羅山和鵝峰相比較，簡直是雲泥之差。
光圀的首要功績便是編修《大日本史》。
不過在編修工作進行的過程中，他還做了很多重要的事情。
其中之一是于元祿五年在攝津湊川立&ldquo嗚呼忠臣楠子之墓&rdquo，悼念楠木正成忠義殉死，将其表彰于天下。
到當時為止，湊川并無墳墓，人們對于正成的尊信也很不夠。
對此，光圀提出，較之其卓越的軍事才能正成的本質中更為重要的是其乃純粹的忠臣這一點，遂托詞于嗚呼之感歎以表達無限尊敬之熱情，立石碑以記之。
同時他又将足利高氏指定為逆賊，并批判足利幕府，進而要求德川幕府也進行反省。
還有一件事，他在元祿七年的時候，悲傷于神武天皇的禦陵之荒廢，感到不得不向幕府請求建立神社以祭祀建國始祖，并打算為此公開上書。
雖然光圀根據當時的時勢判斷這一點不可能實現，所以并未公開上書，不過這一點最終成了與明治維新關系密切的重要事件。
自明曆三年開館算起曆時二百五十年，自正保二年立志修纂算起則有二百六十二年。
可以說《大日本史》是耗時長達二百六十二年才完成的作品。
一部作品曆經二百六十二年的編著，一種精神貫穿其中未曾中斷，在全世界的曆史中都難見與之相似的例子。
《大日本史》的編纂方針 光圀并未看到《大日本史》的完成而中途去世，不過其内容的主體思路是光圀了解并由他決斷和指示的。
比如對記事采取一條一條地标注出典、不摻雜一點想象和妄斷地加以展現的這一極具科學性的方法，就是光圀的指示。
有些很有名的由光圀裁定大方針，鮮明地體現了光圀的思想，并對後世産生了巨大影響的内容包括：第一，将《日本書紀》中列為&ldquo禦一代&rdquo的神功皇後從本紀中去掉，收錄在皇妃傳之中；第二，承認大友皇子即位天皇，作為&ldquo禦一代&rdquo列入本紀；第三，關于所謂南北朝，将吉野朝廷的曆代天皇作為正統天子，作為&ldquo禦一代&rdquo列入本紀，而對于所謂北朝，則作以《後小松天皇本紀》為首的北朝五主紀以為附載。
上述三點可以說是《大日本史》中三大特色之筆，這三點都是非常嚴肅敏感的問題，不過光圀自己承擔了全部的責任做出上述裁決，将之确立為《大日本史》編纂的大方針，其後明治天皇陛下也采用了上述學說。
這裡有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有一種無妄之說，即日本的創立者來自中國，也就是說皇室的&ldquo禦先祖&rdquo是吳之泰伯。
林羅山之子鵝峰大概是相信這樣說法的，他在寬文六年寫就的《東國通鑒》序文中明确地提出這一說法。
惺窩和羅山非常尊崇中國，甚至于到了痛苦于自己沒有生在中國而是生在日本這一事實，因此他們認為如果日本的先祖是吳泰伯的話，對于日本的名譽可以有進一步的提高，因此大概是滿心歡喜地采用了這一無妄之說吧。
而鵝峰在幕府的命令下寫作《本朝通鑒》之時，也是以這一說法為始的，光圀看到之後非常驚訝，立即提醒其注意并要求其重寫。
因此，就擺脫自卑自屈的态度，以正确的事實為基礎堂堂正正、充滿自信地書寫日本曆史這一點，在近世時期，水戶光圀的功勞不可謂不大。
文化七年，《大日本史》本紀、列傳完成之時，由水戶藩主進獻給朝廷，當時呈上的《上表文》中，有&ldquo伏惟，太陽攸照，率土莫匪日域；皇化所被，環海鹹仰天朝&rdquo之句。
光圀與羅山和鵝峰相比較，簡直是雲泥之差。
光圀的首要功績便是編修《大日本史》。
不過在編修工作進行的過程中，他還做了很多重要的事情。
其中之一是于元祿五年在攝津湊川立&ldquo嗚呼忠臣楠子之墓&rdquo，悼念楠木正成忠義殉死，将其表彰于天下。
到當時為止，湊川并無墳墓，人們對于正成的尊信也很不夠。
對此，光圀提出，較之其卓越的軍事才能正成的本質中更為重要的是其乃純粹的忠臣這一點，遂托詞于嗚呼之感歎以表達無限尊敬之熱情，立石碑以記之。
同時他又将足利高氏指定為逆賊，并批判足利幕府，進而要求德川幕府也進行反省。
還有一件事，他在元祿七年的時候，悲傷于神武天皇的禦陵之荒廢，感到不得不向幕府請求建立神社以祭祀建國始祖，并打算為此公開上書。
雖然光圀根據當時的時勢判斷這一點不可能實現，所以并未公開上書，不過這一點最終成了與明治維新關系密切的重要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