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都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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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劉秀上應天命，下附人意，“赫然發憤，應若興雲”。
班固認為劉秀統一天下的豐功偉績，可與三皇五帝相比：“四海之内，更造夫婦”，功績可比伏羲“分州土，立市朝”，帝功可比軒轅替天行道，“順天應人”，光大王業可比商湯周武“遷都改邑”，效法殷代中興之主盤庚重建中央集權，權力集于一人之手，同高祖功業相同“克己複禮”，崇儉尚禮，謙恭可比孝文考稽古禮，勒石記功，禮儀之盛可比漢武。
如此等等，光武是一個能文能武，能安邦能治國的一代英主，簡直就是一個開天辟地的英雄。
這種神化帝王的寫法，雖說是對皇權的崇拜，但也同歐洲古代英雄史詩對英雄的理想化、概念化、神化的描寫非常一緻，這也說明漢賦是文學發展的幼年時期的産物。
班固生活在公元32至92年，即跨越了光武和明帝兩個時代，他深知厚今薄古的道理，他對光武和明帝的歌頌，顯然有其政治上的考慮，這使我們看到班固的時代，賦這種文體對政治的強烈依附關系。
經常被用來進呈給皇帝看的賦，它的歌功頌德的政治傾向性同産生于民間的樂府民歌的批判精神，不可同日而語。
班固是一位忠君的正統人物，但他卻被誣為“私改國史”而下獄，幾乎定為死罪。
一個對封建制度尤其是東漢統治者極為忠誠的人物，卻被這個制度所懲罰，這不能不說是這個時代知識分子的悲劇。
宣揚節制，事不逾度，是《東都賦》的又一個重要内容。
這也是東漢統治一者從西漢衰亡的曆史中引出的一條重要教訓，而班固則做了藝術的表現。
東漢統治者也大興土木于東都洛陽，但“奢不可逾，儉不能侈”。
東漢統治者也有射獵活動，雖然也是“千乘雷起，萬騎紛纭”，聲勢浩大，但“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不極盤，殺不盡物”，适可而止，甚而至于對射獵的對象也講究禮儀。
“弦不睼禽，辔不詭遇”，箭不射飛禽的前額和翅膀。
這同《西都賦》所描寫的“風毛雨血，灑野蔽天”，“草木無餘，禽獸殄夷”的射獵形成了強烈對比。
反映到治國上，東漢統治者強調禮治，而不是簡單的武力征讨。
在重大的祭祀和宴飨活動中，除演奏上古《韶》、《武》這樣莊重的大樂以外，四方少數民族的音樂也時時間奏，“僸佅兜離，罔不具集”。
東漢光武和明帝放棄了對周邊少數民族窮兵黩武的錯誤政策，通過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和，實現了民族團結，四方少數民族紛紛朝觐京師洛陽，出現了漢武帝、漢宣帝時代所未曾有過的盛況。
“自孝武所未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陸懾水栗，奔走而來賓。
”《兩都賦》雖屬歌功頌德之作，但也反映了一定的社會現實的真實面貌。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東都賦》所宣揚的這種節制、節儉的風氣，是由東漢最高統治者提倡的。
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中說：“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個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
”統治者的提倡，才使節儉形成一種全社會的社會風氣。
“聖上睹萬方之歡娛，又沐浴于膏澤，懼其侈心之将萌，而怠于東作”，于是“申舊章，下明诏，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
與此同時，還大力興辦學校，培養懂得儒家禮儀的人才，從而使“嗜欲之源滅，廉恥之心生”，社會風氣清明平和。
這裡自然包含着班固對東漢統治者的溢美之辭，但東漢統治者從王莽之亂的曆史陣痛中引出了對治國的清醒認識，這也是事實。
這一點一直到今天仍然有值得借鑒之處。
在對比中說理，理足氣盛，是本文的一大特色。
一般地說，漢大賦都長于鋪陳，而《東都賦》的說理卻有其獨到之處。
《兩都賦》主題是抑奢揚儉，贊揚東漢統治者的遵守法度。
就這個意義講，《西都賦》的極寫奢華，不過是一個鋪墊，它是為了《東都賦》極寫節儉做比襯的。
作者用了一連串的排比和反诘的句式，在對比中說理，使這些道理的闡述明白通達，氣勢恢宏，大有江河直下，一瀉千裡的不可阻擋之勢。
“且夫僻界西戎，險阻四塞，修其防禦，孰與處于中土，平夷洞達，萬方輻湊?”西都地處偏僻，交通阻塞，怎能與地處中原、萬方彙聚，交通發達的東都相比?“建章甘泉，館禦列仙，孰與靈台、明堂，統和天人?”西都的建章宮、甘泉宮華美高大，專供祭祀衆位神仙，怎能與東都的靈台、明堂統和天人相比，“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西都的太液、昆明池，蓄養鳥獸的苑囿，規模巨大，但怎能比得上東都的學校林立，仁義道德的富有?“遊俠逾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也?”西都遊俠奢華無度，侵犯禮義，怎能同東都上下同守法度，人人謙恭知禮相比?在這些對比中，作者借東都主人之口，反複闡明了一個觀點，嚴守法度的節儉之風，遠遠勝過物質條件的奢侈淫靡。
“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
”聖明的王者治天下，并不需要關山險阻做外界的屏障。
至此，本文的觀點已經闡述清楚了。
但作者并不滿足于此，而以“西都賓矍然失容，逡巡降階”，進一步烘托東都主人說理的正确性。
這不僅體現了賦的“主客問答，伸主抑客”的特點，而且使全文渾然一體，前後照應。
班固以前的司馬相如寫過《上林賦》等描寫宮苑射獵生活的作品，但都長于鋪陳，揚雄寫過《蜀都賦》，但主要是寫物。
唯有班固的《兩都賦》兼有鋪陳和議論的特點，且不僅寫物而且寫人。
班固以後的張衡《二京賦》，左思《三都賦》，均寫都城，受班固的影響是十分明顯的，但他們都沒有像班固那樣，把鋪陳和議論結合得那麼完美。
光武劉秀上應天命，下附人意，“赫然發憤，應若興雲”。
班固認為劉秀統一天下的豐功偉績，可與三皇五帝相比：“四海之内，更造夫婦”，功績可比伏羲“分州土，立市朝”，帝功可比軒轅替天行道，“順天應人”，光大王業可比商湯周武“遷都改邑”，效法殷代中興之主盤庚重建中央集權，權力集于一人之手，同高祖功業相同“克己複禮”，崇儉尚禮，謙恭可比孝文考稽古禮，勒石記功，禮儀之盛可比漢武。
如此等等，光武是一個能文能武，能安邦能治國的一代英主，簡直就是一個開天辟地的英雄。
這種神化帝王的寫法，雖說是對皇權的崇拜，但也同歐洲古代英雄史詩對英雄的理想化、概念化、神化的描寫非常一緻，這也說明漢賦是文學發展的幼年時期的産物。
班固生活在公元32至92年，即跨越了光武和明帝兩個時代，他深知厚今薄古的道理，他對光武和明帝的歌頌，顯然有其政治上的考慮，這使我們看到班固的時代，賦這種文體對政治的強烈依附關系。
經常被用來進呈給皇帝看的賦，它的歌功頌德的政治傾向性同産生于民間的樂府民歌的批判精神，不可同日而語。
班固是一位忠君的正統人物，但他卻被誣為“私改國史”而下獄，幾乎定為死罪。
一個對封建制度尤其是東漢統治者極為忠誠的人物，卻被這個制度所懲罰，這不能不說是這個時代知識分子的悲劇。
宣揚節制，事不逾度，是《東都賦》的又一個重要内容。
這也是東漢統治一者從西漢衰亡的曆史中引出的一條重要教訓，而班固則做了藝術的表現。
東漢統治者也大興土木于東都洛陽，但“奢不可逾，儉不能侈”。
東漢統治者也有射獵活動，雖然也是“千乘雷起，萬騎紛纭”，聲勢浩大，但“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不極盤，殺不盡物”，适可而止，甚而至于對射獵的對象也講究禮儀。
“弦不睼禽，辔不詭遇”，箭不射飛禽的前額和翅膀。
這同《西都賦》所描寫的“風毛雨血，灑野蔽天”，“草木無餘，禽獸殄夷”的射獵形成了強烈對比。
反映到治國上，東漢統治者強調禮治，而不是簡單的武力征讨。
在重大的祭祀和宴飨活動中，除演奏上古《韶》、《武》這樣莊重的大樂以外，四方少數民族的音樂也時時間奏，“僸佅兜離，罔不具集”。
東漢光武和明帝放棄了對周邊少數民族窮兵黩武的錯誤政策，通過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和，實現了民族團結，四方少數民族紛紛朝觐京師洛陽，出現了漢武帝、漢宣帝時代所未曾有過的盛況。
“自孝武所未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陸懾水栗，奔走而來賓。
”《兩都賦》雖屬歌功頌德之作，但也反映了一定的社會現實的真實面貌。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東都賦》所宣揚的這種節制、節儉的風氣，是由東漢最高統治者提倡的。
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中說：“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個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
”統治者的提倡，才使節儉形成一種全社會的社會風氣。
“聖上睹萬方之歡娛，又沐浴于膏澤，懼其侈心之将萌，而怠于東作”，于是“申舊章，下明诏，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
與此同時，還大力興辦學校，培養懂得儒家禮儀的人才，從而使“嗜欲之源滅，廉恥之心生”，社會風氣清明平和。
這裡自然包含着班固對東漢統治者的溢美之辭，但東漢統治者從王莽之亂的曆史陣痛中引出了對治國的清醒認識，這也是事實。
這一點一直到今天仍然有值得借鑒之處。
在對比中說理，理足氣盛，是本文的一大特色。
一般地說，漢大賦都長于鋪陳，而《東都賦》的說理卻有其獨到之處。
《兩都賦》主題是抑奢揚儉，贊揚東漢統治者的遵守法度。
就這個意義講，《西都賦》的極寫奢華，不過是一個鋪墊，它是為了《東都賦》極寫節儉做比襯的。
作者用了一連串的排比和反诘的句式，在對比中說理，使這些道理的闡述明白通達，氣勢恢宏，大有江河直下，一瀉千裡的不可阻擋之勢。
“且夫僻界西戎，險阻四塞，修其防禦，孰與處于中土，平夷洞達，萬方輻湊?”西都地處偏僻，交通阻塞，怎能與地處中原、萬方彙聚，交通發達的東都相比?“建章甘泉，館禦列仙，孰與靈台、明堂，統和天人?”西都的建章宮、甘泉宮華美高大，專供祭祀衆位神仙，怎能與東都的靈台、明堂統和天人相比，“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西都的太液、昆明池，蓄養鳥獸的苑囿，規模巨大，但怎能比得上東都的學校林立，仁義道德的富有?“遊俠逾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也?”西都遊俠奢華無度，侵犯禮義，怎能同東都上下同守法度，人人謙恭知禮相比?在這些對比中，作者借東都主人之口，反複闡明了一個觀點，嚴守法度的節儉之風，遠遠勝過物質條件的奢侈淫靡。
“識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
”聖明的王者治天下，并不需要關山險阻做外界的屏障。
至此，本文的觀點已經闡述清楚了。
但作者并不滿足于此，而以“西都賓矍然失容，逡巡降階”，進一步烘托東都主人說理的正确性。
這不僅體現了賦的“主客問答，伸主抑客”的特點，而且使全文渾然一體，前後照應。
班固以前的司馬相如寫過《上林賦》等描寫宮苑射獵生活的作品，但都長于鋪陳，揚雄寫過《蜀都賦》，但主要是寫物。
唯有班固的《兩都賦》兼有鋪陳和議論的特點，且不僅寫物而且寫人。
班固以後的張衡《二京賦》，左思《三都賦》，均寫都城，受班固的影響是十分明顯的，但他們都沒有像班固那樣，把鋪陳和議論結合得那麼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