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都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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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當今的君王能夠懷念舊都，因而特别稱贊長安原來的體制規模，很有些鄙薄東都洛陽的議論。
所以我創作了《兩都賦》，以極寫令衆人眼花缭亂的西都長安奢麗情況，并用當今東都的制度加以判斷。
賦的全文如下： [評介] 班固的這篇序可以看成是一篇有關賦的産生和發展的學術論文。
首先，班固強調賦是詩的一種流變，是由古詩發展而來的。
“賦者，古詩之流也。
”對于這句話的理解曆來不盡一緻。
《文選》李善注說：“詩有六義焉，二曰賦，故賦為古詩之流。
”《毛詩序》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風、雅、頌是《詩經》的三部分内容，而賦、比、興則是表現這些内容的表現手法。
按李善的見解，就是說賦繼承了《詩經》中的賦這一表現手法。
應該說這樣的理解不免有失偏頗。
班固在《序》中說：“昔成康沒而頌聲寝，王澤竭而詩不作”。
成、康之世是周的興盛時代。
作者惋惜自從周代衰微以後，歌頌王業的頌聲就不複存在了。
由此可以看出，作者認為漢賦是在新的時代繼承了歌頌王業的詩歌傳統，也就是以歌頌周代創業精神和太平盛世的詩歌為榜樣，發展成的一種新的文學樣式。
《詩經·大雅》中有關周代開國的篇章，如《文王》、《大明》、《綿》、《皇矣》、《公劉》、《生民》等等，都曾為漢賦的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總之，賦是古詩的流變，主要是指内容，而不僅僅是它的形式。
漢賦是盛世之聲。
漢朝立國之初，百廢待興，還無暇顧及文學創作問題。
到了武帝、宣帝的時代，國家統一，社會安定，經濟繁榮，各種祥瑞的征兆不斷出現，這就提出了“興廢繼絕，潤色鴻業”的問題，即把已經廢止和斷絕的詩歌傳統繼承和發展起來，以宏揚大漢開國的偉業。
漢賦色彩華麗，鋪張揚厲，正是适應了反映太平盛世生活的内容需要。
漢賦發展和繁榮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漢代的文化政策。
漢代設立金馬門、石渠閣和樂府等機構，鼓勵文學創作，為文學的發展，特别是漢賦的繁榮，創造了客觀條件。
許多言語侍從之臣，待诏于金馬門下，“朝夕論思，日月獻納”，“時時間作”，潛心從事賦的寫作。
統治者則往往以賦作的優劣來決定人的取舍進退。
這就使賦的寫作出現了空前繁榮的局面。
到漢成帝的時代，文人詞臣獻賦已達千餘篇，從而形成了僅次于《詩經》雅頌的一代文學，可以毫無愧色的同夏、商、周三代的文風相媲美。
關于賦的社會作用，班固說：“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谕，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
”通過抒寫下層人民的情緒來達到對統治者進行勸谏的目的通過宣揚統治者的功德來達到盡忠孝的目的。
表面上看這是兩個不同的目的：一個諷谏，一個頌揚。
實質上是在鞏固封建統治這個共同目的下的兩個手段罷了。
班固是很正統的，他批評司馬遷寫《史記》是“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沒有把儒家思想放在首位。
他在寫《漢書》時，一改司馬遷的作法，把與劉邦争天下的項羽從本紀中剔除，降到傳記之中。
而司馬遷曾寄予同情和贊頌的遊俠、貨殖、滑稽等三教九流人物，班固或删或貶，明确表明了自己維護封建正統觀念的立場。
在對文學功能的認識上，班固也是以堅持儒家正統思想作為最終标準的。
在諷谏和頌揚兩者之間，班固認為“雍容揄揚”，以頌揚為主。
諷谏要“溫柔敦厚”，不能觸動統治者的根本利害。
這從班固《兩都賦》的創作實踐中可以看出，那裡的諷谏是極其微弱的。
“諷一勸百”的概括同樣适用于他。
班固提出了文學創作的社會作用問題，是很可貴的，這是對文學本質、文學創作規律認識的一次飛躍。
所以我創作了《兩都賦》，以極寫令衆人眼花缭亂的西都長安奢麗情況，并用當今東都的制度加以判斷。
賦的全文如下： [評介] 班固的這篇序可以看成是一篇有關賦的産生和發展的學術論文。
首先，班固強調賦是詩的一種流變，是由古詩發展而來的。
“賦者，古詩之流也。
”對于這句話的理解曆來不盡一緻。
《文選》李善注說：“詩有六義焉，二曰賦，故賦為古詩之流。
”《毛詩序》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風、雅、頌是《詩經》的三部分内容，而賦、比、興則是表現這些内容的表現手法。
按李善的見解，就是說賦繼承了《詩經》中的賦這一表現手法。
應該說這樣的理解不免有失偏頗。
班固在《序》中說：“昔成康沒而頌聲寝，王澤竭而詩不作”。
成、康之世是周的興盛時代。
作者惋惜自從周代衰微以後，歌頌王業的頌聲就不複存在了。
由此可以看出，作者認為漢賦是在新的時代繼承了歌頌王業的詩歌傳統，也就是以歌頌周代創業精神和太平盛世的詩歌為榜樣，發展成的一種新的文學樣式。
《詩經·大雅》中有關周代開國的篇章，如《文王》、《大明》、《綿》、《皇矣》、《公劉》、《生民》等等，都曾為漢賦的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總之，賦是古詩的流變，主要是指内容，而不僅僅是它的形式。
漢賦是盛世之聲。
漢朝立國之初，百廢待興，還無暇顧及文學創作問題。
到了武帝、宣帝的時代，國家統一，社會安定，經濟繁榮，各種祥瑞的征兆不斷出現，這就提出了“興廢繼絕，潤色鴻業”的問題，即把已經廢止和斷絕的詩歌傳統繼承和發展起來，以宏揚大漢開國的偉業。
漢賦色彩華麗，鋪張揚厲，正是适應了反映太平盛世生活的内容需要。
漢賦發展和繁榮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漢代的文化政策。
漢代設立金馬門、石渠閣和樂府等機構，鼓勵文學創作，為文學的發展，特别是漢賦的繁榮，創造了客觀條件。
許多言語侍從之臣，待诏于金馬門下，“朝夕論思，日月獻納”，“時時間作”，潛心從事賦的寫作。
統治者則往往以賦作的優劣來決定人的取舍進退。
這就使賦的寫作出現了空前繁榮的局面。
到漢成帝的時代，文人詞臣獻賦已達千餘篇，從而形成了僅次于《詩經》雅頌的一代文學，可以毫無愧色的同夏、商、周三代的文風相媲美。
關于賦的社會作用，班固說：“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谕，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
”通過抒寫下層人民的情緒來達到對統治者進行勸谏的目的通過宣揚統治者的功德來達到盡忠孝的目的。
表面上看這是兩個不同的目的：一個諷谏，一個頌揚。
實質上是在鞏固封建統治這個共同目的下的兩個手段罷了。
班固是很正統的，他批評司馬遷寫《史記》是“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沒有把儒家思想放在首位。
他在寫《漢書》時，一改司馬遷的作法，把與劉邦争天下的項羽從本紀中剔除，降到傳記之中。
而司馬遷曾寄予同情和贊頌的遊俠、貨殖、滑稽等三教九流人物，班固或删或貶，明确表明了自己維護封建正統觀念的立場。
在對文學功能的認識上，班固也是以堅持儒家正統思想作為最終标準的。
在諷谏和頌揚兩者之間，班固認為“雍容揄揚”，以頌揚為主。
諷谏要“溫柔敦厚”，不能觸動統治者的根本利害。
這從班固《兩都賦》的創作實踐中可以看出，那裡的諷谏是極其微弱的。
“諷一勸百”的概括同樣适用于他。
班固提出了文學創作的社會作用問題，是很可貴的，這是對文學本質、文學創作規律認識的一次飛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