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伶的《杏花春雨江南》[1]

于伶先生喜歡詩，《杏花春雨江南》從題目到内容完全洋溢着畫意和詩。在《夜上海》裡面，我們已經看到他這種站在現實上面然而努力脫俗的傾向。一方面是修飾的，從他的引證可以體會一方面是刻劃的，從他的叙寫可以推想。當然，《杏花春雨江南》的背景是鄉野，是大自然，本身即屬傳統的田野風味，畫面的詩意也就大有可能多了起來。然而，從過去于伶先生的作品來觀察，這似乎是一種轉變，缺欠深厚的本質的根據，也就不容易完成高度使命。吳祖光先生賦有詩的本質，因而純潔曹禺先生從廣大的人生汲取他的詩意，所以格外具有撼人的力量。于伶先生在寫作上往往接近費穆先生在導演上[2]的作風，詩意近于一種聰明的畫面的安排。

    這不是優劣問題，詩意根本決定不了戲劇本身的造詣，《杏花春雨江南》是一個從感傷情調蛻脫出來的鼓舞人心的劇本，和夏衍先生的《水鄉吟》屬于同型，故事完全不同，顯出的意義同樣積極。《夜上海》和它是姊妹篇，人物在這裡由于環境和心境的改變，或者由于工作的要求，個個站直了，讓我們看出這個老大的民族尚有氣節，尚有希望，正如《蛻變》之中的梁專員，梅嶺春的老邁值得年輕一代尊敬。

    從結構上講，搶救桐園似乎應當是這出戲的主題，但是站到第三幕二場，我們忽然發見自己的錯誤，原來這出戲所要寫的是梅嶺春一家人在家鄉的遊擊生活。搶救桐園的一場好戲沒有寫，觀衆難免感到失望。臨到第三幕和第四幕，行動多了，對話少了，篇幅比前兩幕的長度失了平衡。人物的性格發揚而為行動，但是，壓迫屬于環境，糾紛沒有含在故事本身，因為第三幕第二場換了一個主線，鬥争完全屬于外在，戲自然而然也就減了份量。

    盡管我們這樣挑剔，《杏花春雨江南》是一個有意義的收獲。走過江南的田野的人們明白這裡現實的揭示，生長在江南的人們自然而然就更有親切之感。

    (載1945年12月8日《前線日報·戲》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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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此文署名“西渭”。——編者

    [2]“上”字為編者拟就。——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