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裡哀戲劇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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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序
莫裡哀在中國始終沒有一部比較完全的譯本，可惜我這裡譯了長短十七出他的喜劇傑作，仍然算不得全集。
他寫了約摸三十來出戲，可以确定是他的有三十一出，另外傳到後世的還有一些短詩，但是我僅僅選出十七出戲介紹給我的同代的中國讀者。
我必須請求敬愛莫氏的人們原宥，因為時間固然有限，我深深感到興會的，不瞞讀者，也就是這十七出戲。
我不願意過分勉強自己，或許将來有一天我一高興，全補齊了也難說，不過眼前至少我還沒有那種企圖。
我聲明我對不住偉大的莫裡哀，法蘭西的國寶，人類在喜劇方面最高的造詣。
無論如何，以我的淺妄，居然有十七出戲——而且全是他的傑作，幫他在中國讀者面前出現，他應當寬恕我的唐突。
我分成上下兩輯，并不是依照年月的先後，而是依照工具的運用，散文語言的歸在一起，詩語言的又歸在一起。
假如我的翻譯絲毫不能夠傳達(戛戛乎其難)他的風格或者神髓，至少我希望分類可以加強中國讀者的體會。
翻譯莫裡哀的困難，就我所知道，英國人最明白，我相信中國人看過我的拙劣的譯文，一定也會同樣明白:最偉大的制作最跨越時代和疆域，同時也最難譯成另一種語言，形式和内容是一種結晶性的凝定，拆散等于毀壞。
曹禺兄再三勸我從事這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我懷疑我的才能，他運轉他如簧的巧舌，恭維(有誰不沉醉于恭維的)而又說服了我。
他的理由我不必重複，因為那是我們二人之間一件私事，我說了出來就近乎無恥。
朋友們如西谛、巴金、锺書、靳以、麟瑞，西禾、佛西、克家、佐臨，辛笛、唐弢、吳天諸兄，聽說我埋頭翻譯莫裡哀，都經常表示關切。
至于開明書店同人，如聖陶、調孚、均正諸兄，以及為我校對的幾位先生，我以最大的誠意感謝他們的熱衷與合作。
(選自《莫裡哀戲劇集》上輯之一《可笑的女才子》，開明書店1949年6月印行) 《可笑的女才子》序 一六五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可笑的女才子》(LesPrécieusesRidicules)正式和它的時代見面，一出笑劇(farce)，而且獨幕，但是演出的效果和諷刺的力量，新鮮活潑，集中深厚，一下子就把時代克服，帶着它往前跨越一步，朝着一個永生的青春方向走了下去。
法蘭西文學史從這一天起翻了一頁，世界戲劇史從這一天起在喜劇方面有了更光榮的記錄，希臘的阿芮斯陶芬尼斯(Aristophanes)不得稱雄于前，莫裡哀帶着他的劇團在外省流浪了将近十三年，一六五八年回到巴黎，如今終于以一次空前的營業成績站牢了，站牢了為的開始一個豐滿的持久的收獲，大量把他的更大的傑作貢獻給全人類。
就莫氏自己來看，在寫《可笑的女才子》以前，他一直拿有定型的意大利喜劇和流行的情節喜劇做藍本，胡鬧、不近人情、動作繁多、讨好大衆，然而缺乏隽永的意義。
流浪生涯把經驗給他，廣大的土地開擴他的胸襟，衆多的接觸加深他的認識，外省觀衆不曾對他有過特殊的要求，他拿傳統逗他們簡單的心靈哄堂大笑。
但是，他向他們學到了許多，最重要的是:健康和獨立的自由精神在曠野之中壯大起來，然後他回到巴黎，站在廟堂文學的門限，感到空氣的噎窒，開始以正常人生的觀點鞭撻腐惡虛僞。
他懂得什麼是喜劇，它的第一個效果是要它的觀衆笑得開心，才學和經驗在這方面給夠了他，他不必為技巧發愁他為自己另添一個新使命，要觀衆笑，但是要笑得有意義，最有意義莫過于讓他們體味自己或者自己一群中的言行是非:作品本身是藝術，用意卻為服務。
莫氏放棄傳統的定型人物和機械的劇情進展，拿實在生活和風俗作為他的描繪的範本，他不用到太遠的地方尋找材料，眼邊文壇先有惡劣風氣給他，《可笑的女才子》出世了，一次他跳入人海，終其身和風險搏鬥。
作品本身的藝術價值要堅固，為了獲取長久的生命，假如更能生逢其時，一方面斬除荊棘，一方面開辟道路，破壞和建設同時在它的出現完成，劃時代的使命猶如錦上添花，形成号召的基礎。
塞萬提斯(Cervantes)曾經在十七世紀初葉留下一個顯赫的先例，為了掃蕩武士小說的遺毒，他創造一個醉心于武士小說的人物，放在現實的環境，顯出他的不倫不類，不宜生存。
武士小說就這樣讓黨·吉诃德的斷矛活活給送了終。
遠在莫裡哀之後，在十九世紀浪漫主義的作品風靡人心的時候，福樓拜(Flaubert)從鄉間選出一個農家女子，帶着不合理的宗教教育和更不合理的浪漫情緒，高不成，低不就，停在生活的表皮，最後拿性命殉難了事。
包法利夫人就這樣現身說法敲了浪漫主義的喪鐘。
藝術作品并不直接攻擊，然而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筆之所至，金石俱裂。
在世界文學史裡面，另外一個輝煌戰果，打擊文壇惡劣風氣的成就，輪到戲劇方面，就是莫氏正式和巴黎人士見面的創作，一份獻給時代的厚禮，菲薄的《可笑的女才子》。
但是，在最初，這群女才子把任務挑在肩頭，正經從事，并不可笑。
法蘭西從十五世紀跨到十七世紀，從中世紀跨到現代，從質野不文跨到文質彬彬，無論在風俗和舉止上，無論在文字和語言上，不就像我們想象的那樣輕易。
十六世紀做成中間的橋梁。
單就文學表現來看，一方面充實字彙，盡量吸收外國文字，一方面整理字彙，删穢留潔，去蕪存精，于是各不妨害，而且相成相長，提高法文的質量，富裕和雅緻同時有所成就，我們一方面看到粗壯如小說家辣布萊(Rabelais)，[1]另一方面看到工整如詩人馬萊爾布(Malherbe)，分頭并進，促成十七世紀的燦爛收獲:喜劇方面如莫裡哀，悲劇方面如辣辛(Racine)，同沾并潤，異葩齊放。
這不是一個人可以一蹴而就的造詣，一種共同的心力，彙無數溪流，成為浩蕩的江河，然後東西南北，聚做萬裡汪洋的大海。
這種似人為而實自然的發展趨勢，拿中國的南北朝來看，便是一個最好的說明。
杜甫不是一個突然崛起的頂尖，他自己就曾經指出他的學詩的師承。
無數心力彙聚成為一個杜甫。
心力在開始都是好的，但是時間久了，人事發生變化，服務的目的變成小我的消遣，工作成了遊戲，批評成了教條，一個有意義也起作用的運動也就流弊叢生，正因為影響大，蔚成風氣，于是反動大，疾如飙，響如雷，宇宙為之易色。
所謂女才子，原是一群好心好意的文學改革家。
莫裡哀攻擊的不是運動，不是女才子，而是風氣，而是可笑的女才子，他在序文裡面恐怕誤會，特别加以申明: 所以，真正的女才子，看見可笑的婦女把她們模仿壞了，盡可以不必生氣。
遠在一六一五年左右，朗布葉(Rambouillet)侯爵夫人(一五八八年至一六六五年)，父親是法國駐羅馬的大使，母親是意大利的名門閨秀，自己受過高深的教育，對于法國宮廷生活的粗鄙和語言的質野感到不滿，退而招待若幹志同道合的男女知友，在府邸著名的“藍室”(Chambrebleue)聚會，聞名于世的“沙龍”(salon)從這時候起開始有了傳統和生命。
許多知名于時的人物、詩人、文人、小說家、書翰家以及上流婦女，出入侯府，把談話當作藝術，從研讨追求趣味，避免庸俗和學究氣息，以移轉風俗與改進語言為職志。
他們認為優異的，他們用一個字形容:précieux，沒有一點點惡意，正如字的本義，中文可以譯作“名貴”，恭維他們的人們也用這個字來形容他們。
主婦是中心，女性占有壓倒的優勢，敏感和細心是婦女的生性，“名貴”經年累月漸漸降為“高雅”，愛情成為談話分析的标的，有閑是他們唯一的根據，形式和唯美成為立異的表示，内容越來越空虛，最後中文可以譯為“虛僞”“文飾”“矯揉造作”或者“裝腔作勢”，正如字的引申義所示[2]。
朗布葉夫人開了一個頭，“沙龍”多了，風氣散開了，不僅僅巴黎，如莫氏在戲裡說到的，外省同樣成為附庸風雅的世界。
我們明白，等到時尚下鄉，京城不換花樣，一定也已到了尾聲。
莫氏就在這時候回到巴黎。
朗布葉夫人的“藍室”不多年就關閉了，一位作客的小姐，女小說家斯居玳芮(Scudéry，一六〇七年至一七〇一年)另外也為自己來了一個“沙龍”，每星期六招待她的文藝朋友，研究感情(tendre)上的種種精緻問題。
她另外有一個名字稱呼自己莎弗(Sapho)，正如朗布葉夫人，被大家稱作婀耳黛妮絲(Arthénice)，也正如我們這出滑稽戲裡的兩位可笑的女才子，亂為自己取些不倫不類的稱謂。
她的兩部長篇小說《偉大的席呂斯》(LeGrandCyrus)和《克萊莉》(Clélie)為她争到廣大的名聲，成為無知少女的借鏡，莫氏用做兩位女才子的智慧寶庫和
他寫了約摸三十來出戲，可以确定是他的有三十一出，另外傳到後世的還有一些短詩，但是我僅僅選出十七出戲介紹給我的同代的中國讀者。
我必須請求敬愛莫氏的人們原宥，因為時間固然有限，我深深感到興會的，不瞞讀者，也就是這十七出戲。
我不願意過分勉強自己，或許将來有一天我一高興，全補齊了也難說，不過眼前至少我還沒有那種企圖。
我聲明我對不住偉大的莫裡哀，法蘭西的國寶，人類在喜劇方面最高的造詣。
無論如何，以我的淺妄，居然有十七出戲——而且全是他的傑作，幫他在中國讀者面前出現，他應當寬恕我的唐突。
我分成上下兩輯，并不是依照年月的先後，而是依照工具的運用，散文語言的歸在一起，詩語言的又歸在一起。
假如我的翻譯絲毫不能夠傳達(戛戛乎其難)他的風格或者神髓，至少我希望分類可以加強中國讀者的體會。
翻譯莫裡哀的困難，就我所知道，英國人最明白，我相信中國人看過我的拙劣的譯文，一定也會同樣明白:最偉大的制作最跨越時代和疆域，同時也最難譯成另一種語言，形式和内容是一種結晶性的凝定，拆散等于毀壞。
曹禺兄再三勸我從事這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我懷疑我的才能，他運轉他如簧的巧舌，恭維(有誰不沉醉于恭維的)而又說服了我。
他的理由我不必重複，因為那是我們二人之間一件私事，我說了出來就近乎無恥。
朋友們如西谛、巴金、锺書、靳以、麟瑞，西禾、佛西、克家、佐臨，辛笛、唐弢、吳天諸兄，聽說我埋頭翻譯莫裡哀，都經常表示關切。
至于開明書店同人，如聖陶、調孚、均正諸兄，以及為我校對的幾位先生，我以最大的誠意感謝他們的熱衷與合作。
(選自《莫裡哀戲劇集》上輯之一《可笑的女才子》，開明書店1949年6月印行) 《可笑的女才子》序 一六五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可笑的女才子》(LesPrécieusesRidicules)正式和它的時代見面，一出笑劇(farce)，而且獨幕，但是演出的效果和諷刺的力量，新鮮活潑，集中深厚，一下子就把時代克服，帶着它往前跨越一步，朝着一個永生的青春方向走了下去。
法蘭西文學史從這一天起翻了一頁，世界戲劇史從這一天起在喜劇方面有了更光榮的記錄，希臘的阿芮斯陶芬尼斯(Aristophanes)不得稱雄于前，莫裡哀帶着他的劇團在外省流浪了将近十三年，一六五八年回到巴黎，如今終于以一次空前的營業成績站牢了，站牢了為的開始一個豐滿的持久的收獲，大量把他的更大的傑作貢獻給全人類。
就莫氏自己來看，在寫《可笑的女才子》以前，他一直拿有定型的意大利喜劇和流行的情節喜劇做藍本，胡鬧、不近人情、動作繁多、讨好大衆，然而缺乏隽永的意義。
流浪生涯把經驗給他，廣大的土地開擴他的胸襟，衆多的接觸加深他的認識，外省觀衆不曾對他有過特殊的要求，他拿傳統逗他們簡單的心靈哄堂大笑。
但是，他向他們學到了許多，最重要的是:健康和獨立的自由精神在曠野之中壯大起來，然後他回到巴黎，站在廟堂文學的門限，感到空氣的噎窒，開始以正常人生的觀點鞭撻腐惡虛僞。
他懂得什麼是喜劇，它的第一個效果是要它的觀衆笑得開心，才學和經驗在這方面給夠了他，他不必為技巧發愁他為自己另添一個新使命，要觀衆笑，但是要笑得有意義，最有意義莫過于讓他們體味自己或者自己一群中的言行是非:作品本身是藝術，用意卻為服務。
莫氏放棄傳統的定型人物和機械的劇情進展，拿實在生活和風俗作為他的描繪的範本，他不用到太遠的地方尋找材料，眼邊文壇先有惡劣風氣給他，《可笑的女才子》出世了，一次他跳入人海，終其身和風險搏鬥。
作品本身的藝術價值要堅固，為了獲取長久的生命，假如更能生逢其時，一方面斬除荊棘，一方面開辟道路，破壞和建設同時在它的出現完成，劃時代的使命猶如錦上添花，形成号召的基礎。
塞萬提斯(Cervantes)曾經在十七世紀初葉留下一個顯赫的先例，為了掃蕩武士小說的遺毒，他創造一個醉心于武士小說的人物，放在現實的環境，顯出他的不倫不類，不宜生存。
武士小說就這樣讓黨·吉诃德的斷矛活活給送了終。
遠在莫裡哀之後，在十九世紀浪漫主義的作品風靡人心的時候，福樓拜(Flaubert)從鄉間選出一個農家女子，帶着不合理的宗教教育和更不合理的浪漫情緒，高不成，低不就，停在生活的表皮，最後拿性命殉難了事。
包法利夫人就這樣現身說法敲了浪漫主義的喪鐘。
藝術作品并不直接攻擊，然而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筆之所至，金石俱裂。
在世界文學史裡面，另外一個輝煌戰果，打擊文壇惡劣風氣的成就，輪到戲劇方面，就是莫氏正式和巴黎人士見面的創作，一份獻給時代的厚禮，菲薄的《可笑的女才子》。
但是，在最初，這群女才子把任務挑在肩頭，正經從事，并不可笑。
法蘭西從十五世紀跨到十七世紀，從中世紀跨到現代，從質野不文跨到文質彬彬，無論在風俗和舉止上，無論在文字和語言上，不就像我們想象的那樣輕易。
十六世紀做成中間的橋梁。
單就文學表現來看，一方面充實字彙，盡量吸收外國文字，一方面整理字彙，删穢留潔，去蕪存精，于是各不妨害，而且相成相長，提高法文的質量，富裕和雅緻同時有所成就，我們一方面看到粗壯如小說家辣布萊(Rabelais)，[1]另一方面看到工整如詩人馬萊爾布(Malherbe)，分頭并進，促成十七世紀的燦爛收獲:喜劇方面如莫裡哀，悲劇方面如辣辛(Racine)，同沾并潤，異葩齊放。
這不是一個人可以一蹴而就的造詣，一種共同的心力，彙無數溪流，成為浩蕩的江河，然後東西南北，聚做萬裡汪洋的大海。
這種似人為而實自然的發展趨勢，拿中國的南北朝來看，便是一個最好的說明。
杜甫不是一個突然崛起的頂尖，他自己就曾經指出他的學詩的師承。
無數心力彙聚成為一個杜甫。
心力在開始都是好的，但是時間久了，人事發生變化，服務的目的變成小我的消遣，工作成了遊戲，批評成了教條，一個有意義也起作用的運動也就流弊叢生，正因為影響大，蔚成風氣，于是反動大，疾如飙，響如雷，宇宙為之易色。
所謂女才子，原是一群好心好意的文學改革家。
莫裡哀攻擊的不是運動，不是女才子，而是風氣，而是可笑的女才子，他在序文裡面恐怕誤會，特别加以申明: 所以，真正的女才子，看見可笑的婦女把她們模仿壞了，盡可以不必生氣。
遠在一六一五年左右，朗布葉(Rambouillet)侯爵夫人(一五八八年至一六六五年)，父親是法國駐羅馬的大使，母親是意大利的名門閨秀，自己受過高深的教育，對于法國宮廷生活的粗鄙和語言的質野感到不滿，退而招待若幹志同道合的男女知友，在府邸著名的“藍室”(Chambrebleue)聚會，聞名于世的“沙龍”(salon)從這時候起開始有了傳統和生命。
許多知名于時的人物、詩人、文人、小說家、書翰家以及上流婦女，出入侯府，把談話當作藝術，從研讨追求趣味，避免庸俗和學究氣息，以移轉風俗與改進語言為職志。
他們認為優異的，他們用一個字形容:précieux，沒有一點點惡意，正如字的本義，中文可以譯作“名貴”，恭維他們的人們也用這個字來形容他們。
主婦是中心，女性占有壓倒的優勢，敏感和細心是婦女的生性，“名貴”經年累月漸漸降為“高雅”，愛情成為談話分析的标的，有閑是他們唯一的根據，形式和唯美成為立異的表示，内容越來越空虛，最後中文可以譯為“虛僞”“文飾”“矯揉造作”或者“裝腔作勢”，正如字的引申義所示[2]。
朗布葉夫人開了一個頭，“沙龍”多了，風氣散開了，不僅僅巴黎，如莫氏在戲裡說到的，外省同樣成為附庸風雅的世界。
我們明白，等到時尚下鄉，京城不換花樣，一定也已到了尾聲。
莫氏就在這時候回到巴黎。
朗布葉夫人的“藍室”不多年就關閉了，一位作客的小姐，女小說家斯居玳芮(Scudéry，一六〇七年至一七〇一年)另外也為自己來了一個“沙龍”，每星期六招待她的文藝朋友，研究感情(tendre)上的種種精緻問題。
她另外有一個名字稱呼自己莎弗(Sapho)，正如朗布葉夫人，被大家稱作婀耳黛妮絲(Arthénice)，也正如我們這出滑稽戲裡的兩位可笑的女才子，亂為自己取些不倫不類的稱謂。
她的兩部長篇小說《偉大的席呂斯》(LeGrandCyrus)和《克萊莉》(Clélie)為她争到廣大的名聲，成為無知少女的借鏡，莫氏用做兩位女才子的智慧寶庫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