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與劇本——關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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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五四”運動以後，新文學著作新陳代起，然而始終擁有最多的讀者的，我們有理由相信是巴金先生和他的《家》。不分男女，幾乎每個青年知識分子曾經生活在他所創造的世界裡。這位當着人面緘默的作者，夜闌人靜，把百千萬言從筆端傾洩出來。他的熱情吸住了每一個青年的熱情他的力量成為每一個青年的力量他的指示得到每一個青年的擁戴。
因為，不談他的其他作品，在《家》裡面，他牢牢抓住了我們一個共鳴所在。巴爾紮克在《人曲》的前言裡面，把他的全部社會機構建築在兩個東西上面:一個是金錢，一個是家庭。一對夫妻便是一個家庭單位，而子女便是這最小的組合之中的必然的附加分子。一個男子和一個女子的結合是自然的，雖說在我們這人為的社會裡面，往往倒是違心多于順心，但是，他或她沒有過分的理由怨罵别人，因為他或她沒有拿生命去争取自己的适合的組合。假如我們把這算做命，還有比這更酷虐的命，不經任何人同意，尤其是不經當事人同意，便把兒女扔在這好壞兩可的家庭當中?巴爾紮克看到這不可逃避的命。我們人人在家庭裡面長成，大了還脫不掉它的幹系，直到死亡我們仍然回到這座牢獄。歐西雖說缺乏大家庭的組織，雖說一個人具有更多的自由的可能，然而從父母的家庭出來，走進自己的家庭，依然逃不出這循環的連鎖。
我們不讨論家庭所給我們的保障和傷害。我們這裡僅僅指出巴金先生明白他的重要，把若幹年的心力嘔在這每個中國人無從閃避的鐵一樣的事實上。假如巴爾紮克看出歐西的社會和家庭不可分離，我們中國人更曉得家庭是怎樣一個可愛而又可畏的存在。
但是，大家庭——一種中國特有的根深蒂固的組合——并不可愛。在事實上，我們不能勉強新與舊、老與少、過去與現時、向上與垂朽、利與害，這些相互矛盾的成分凝在一點之上生存。假如它們能夠聚在一起，為中國所謂五代同堂，一定憑藉着一種虛僞的制度。生命在這裡不得發揚，真理在這裡沉淪，我們得到的僅僅是妥協、忍耐、撒謊與痛苦。家庭原是一種保障，然而畸形發展的結果，反而成為損害人性的最大的障力。
中國人特别感到，而醒悟的青年尤其感到。這和中國民族一樣老大，幾乎和每個人同樣壽考。過去的文學制作，懾于大家庭背後的倫理制度，默爾而息。我們最大的作品如《紅樓夢》者，隻是消極地描畫它的崩潰。“五四”運動贈給每個青年一種檢讨的方案。
于是，隔了若幹年之後，隔了無數蓬勃的浪花一樣的制作之後，巴金先生從底揭出這塊隐病。每個青年知識分子感謝而又歡悅，立即倒入《家》的懷抱。
這樣一部著作，如今吳天先生改編成了劇本，我們實在不敢貿然送他一句人情，說它一聲成功。劇本和小說是兩回事，工具不同，表現方式不同，因而我們必然明白吳天先生所受的限制。然而，一位藝術家的苦心孤詣正在接受限制而又要打開限制，同樣把最高的效果或者目的傳達出來。他的限制即是他的自由。他不必完全苟同于小說，然而他必須根據一種舞台之上的健全的人生教訓。吳天先生做到了多少，或者沒有做到多少，我們應當拿他的制作為準，因為屬于兩種工具，自然形成兩種世界。正如批評巴金先生的小說，我們根本不拿劇本做準。精神相同，甚至于主要人物相同，故事相同，甚至于無往而不同，我們卻不便就說兩者是一個東西。
假如吳天先生劇本成功，或者在若幹點上成功，我們的立論根據仍是他的劇本。假如這裡是失敗，我們依然要從劇本本身去尋找。讓賢明的觀衆親自來加以裁判。同時，上海劇藝社的演出為作者與改編者分了多少憂，盡了多少力，又為觀衆效了多少勞，同樣必須從工作的本身去體會。此外一切是噱頭，是多餘，不和戲劇事業相涉，因而也就和人生無緣。
假如巴金先生今日猶在上海，我相信，他會同樣和觀衆雜在一起來看戲。當着工具不同的另一制作，巴金先生同樣在欣賞、思維、指摘與頌揚。他不是一個更高的權威，他将是一個謙遜的先驅者。
願每個觀衆接受巴金先生這種可能的态度:一種真正的公平的鑒賞心情。
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三日
(載1940年1月23日《正言報·草原》第2期)
因為，不談他的其他作品，在《家》裡面，他牢牢抓住了我們一個共鳴所在。巴爾紮克在《人曲》的前言裡面，把他的全部社會機構建築在兩個東西上面:一個是金錢，一個是家庭。一對夫妻便是一個家庭單位，而子女便是這最小的組合之中的必然的附加分子。一個男子和一個女子的結合是自然的，雖說在我們這人為的社會裡面，往往倒是違心多于順心，但是，他或她沒有過分的理由怨罵别人，因為他或她沒有拿生命去争取自己的适合的組合。假如我們把這算做命，還有比這更酷虐的命，不經任何人同意，尤其是不經當事人同意，便把兒女扔在這好壞兩可的家庭當中?巴爾紮克看到這不可逃避的命。我們人人在家庭裡面長成，大了還脫不掉它的幹系，直到死亡我們仍然回到這座牢獄。歐西雖說缺乏大家庭的組織，雖說一個人具有更多的自由的可能，然而從父母的家庭出來，走進自己的家庭，依然逃不出這循環的連鎖。
我們不讨論家庭所給我們的保障和傷害。我們這裡僅僅指出巴金先生明白他的重要，把若幹年的心力嘔在這每個中國人無從閃避的鐵一樣的事實上。假如巴爾紮克看出歐西的社會和家庭不可分離，我們中國人更曉得家庭是怎樣一個可愛而又可畏的存在。
但是，大家庭——一種中國特有的根深蒂固的組合——并不可愛。在事實上，我們不能勉強新與舊、老與少、過去與現時、向上與垂朽、利與害，這些相互矛盾的成分凝在一點之上生存。假如它們能夠聚在一起，為中國所謂五代同堂，一定憑藉着一種虛僞的制度。生命在這裡不得發揚，真理在這裡沉淪，我們得到的僅僅是妥協、忍耐、撒謊與痛苦。家庭原是一種保障，然而畸形發展的結果，反而成為損害人性的最大的障力。
中國人特别感到，而醒悟的青年尤其感到。這和中國民族一樣老大，幾乎和每個人同樣壽考。過去的文學制作，懾于大家庭背後的倫理制度，默爾而息。我們最大的作品如《紅樓夢》者，隻是消極地描畫它的崩潰。“五四”運動贈給每個青年一種檢讨的方案。
于是，隔了若幹年之後，隔了無數蓬勃的浪花一樣的制作之後，巴金先生從底揭出這塊隐病。每個青年知識分子感謝而又歡悅，立即倒入《家》的懷抱。
這樣一部著作，如今吳天先生改編成了劇本，我們實在不敢貿然送他一句人情，說它一聲成功。劇本和小說是兩回事，工具不同，表現方式不同，因而我們必然明白吳天先生所受的限制。然而，一位藝術家的苦心孤詣正在接受限制而又要打開限制，同樣把最高的效果或者目的傳達出來。他的限制即是他的自由。他不必完全苟同于小說，然而他必須根據一種舞台之上的健全的人生教訓。吳天先生做到了多少，或者沒有做到多少，我們應當拿他的制作為準，因為屬于兩種工具，自然形成兩種世界。正如批評巴金先生的小說，我們根本不拿劇本做準。精神相同，甚至于主要人物相同，故事相同，甚至于無往而不同，我們卻不便就說兩者是一個東西。
假如吳天先生劇本成功，或者在若幹點上成功，我們的立論根據仍是他的劇本。假如這裡是失敗，我們依然要從劇本本身去尋找。讓賢明的觀衆親自來加以裁判。同時，上海劇藝社的演出為作者與改編者分了多少憂，盡了多少力，又為觀衆效了多少勞，同樣必須從工作的本身去體會。此外一切是噱頭，是多餘，不和戲劇事業相涉，因而也就和人生無緣。
假如巴金先生今日猶在上海，我相信，他會同樣和觀衆雜在一起來看戲。當着工具不同的另一制作，巴金先生同樣在欣賞、思維、指摘與頌揚。他不是一個更高的權威，他将是一個謙遜的先驅者。
願每個觀衆接受巴金先生這種可能的态度:一種真正的公平的鑒賞心情。
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三日
(載1940年1月23日《正言報·草原》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