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幾道（1854—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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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之望者隻此一局，吾深望兩君（吳、嚴）深自貶抑，翩然出山，以副多士之望也”。
但嚴氏對此新職并不怎樣看重，做了兩年無所建白，他也覺得無味，索性辭了。
他出都時，一班閩籍的名士在陶然亭給他餞行。
林纾為作《江亭餞别圖并記》。
他也有一留别詩，内中一段說道：“乾坤整頓會有時，報國孤忠天鑒之。
但恐河清不相待，法輪欲轉嗟吾衰。
自慚厚糈豢非才，手版抽将歸去來。
頗拟廛岑結精舍，倘容桐濑登釣台。
長向江河狎鷗鳥，夢魂夜夜觚棱繞。
”這時他已五十二歲了。
次年，開平礦務局在英國打官司，他被請到倫敦做幫手，旋順道遊法蘭西、瑞士、羅馬，至日内瓦乘德國郵船歸。
據說他到倫敦時，孫中山特去訪問。
談論之間，“他說，&lsquo以中國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見于乙，泯于丙者将發之于丁。
為今之計，惟急從教育上着手，庶幾逐漸更新也&rsquo。
中山曰，&lsquo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為思想家，鄙人乃執行家也&rsquo。
”（《年譜》）次年，嚴複既歸國，安徽巡撫恩銘聘他為安慶師範學堂監督。
這時他不獨名滿國中，而且内外達官漸加青眼了。
次年，他應直隸總督楊士骧的聘請赴天津，旋又應榮祿的聘請，任學部附設的審定名詞館總纂。
次年，宣統改元，海軍部立，他被授協都統的頭銜。
不一會，朝廷又賜他文科進士出身。
同時，度支部和憲政編查館都要禮聘他。
次年，資政院成立，他又以碩學通儒被征為議員。
這時他頗有扶搖直上的希望了。
但轉眼間，革命軍起，共和成立。
他新得的榮寵遂随舊潮的煊赫一同消逝。
剩下名詞館總纂的職位，他還留戀什麼呢？ 在從庚子到辛亥的一時期中，嚴複在智識界的表現除繼續他的翻譯工作，成《原富》、《群己權界論》、《群學肄言》（即斯賓塞爾的《社會學研究》）、《社會通诠》（即甄克思的《政治史》）、《法意》（孟德斯鸠）、穆勒《名學》（穆勒的《邏輯系統》上半部）等外，在言論上，他一方面反對張之洞一派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論，一方面反對革命。
關于後者，他的根本理由在和孫中山的談話裡已舉及。
他又認為，當時自強自救的急務在實行軍國主義，而民族革命足為當時軍國主義發展的障礙。
關于張之洞派的思想，他在壬寅年有一篇很痛快的駁議，大意說：“言主中學而以西學輔所不足者，驟而聆之，若中正之說矣。
措之于事，為不然也。
往者中國有武備而無火器，嘗取火器以輔所不足矣；有城市而無警察，亦将取警察以輔所不足矣。
顧使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是輔所不足者，果得之而遂足乎？&hellip&hellip一國之政教學術，其如具官之物體欤？有其元首脊腹，而後有其公府四支；有其質幹根荄，而後有其支葉華實。
使所取以輔者與所主者絕不相同，将無異取骥之四蹄，以附牛之項領。
&hellip&hellip”他積極的主張，以為“今吾國之所最患者非愚乎？非弱乎？則徑而言之，凡事之可以愈此愚，療此貧，起此弱者&hellip&hellip将竭力盡氣，皲手繭足以求之。
惟求之為得，不暇問其若中若西若新若舊也”。
他以“中”“舊”與“西”“新”對舉，是表明他不贊成“盡去吾國之舊以謀西人之新”。
這時他的思想可以說是已由“尊民叛君，尊今叛古”變為“憂民而不叛君，師今而不叛古”了。
他以為“變法之難，在去其舊染矣，而能别擇其故作善矣者，保而存之。
方其洶洶，往往俱去。
不知是乃經百王所垂創，累葉所淘汰，設其去之，則其民之特色亡，而所謂新者從以不固。
獨别擇之功，非暧昧囿習者之所能任耳。
必将闊視遠想，統新故而視其通，苞中外而計其全，而後得之”。
這簡直是預先替現今的“中國本位文化建設論”者說話了。
但畢竟誰能任這别擇之功呢？别擇的結果的具體細節是怎樣的呢？關于這些嚴複和他後來的同調者都不能作什麼答複。
但嚴複的智慧和忠實，使他不緻如後世淺學妄人之所為，拿一個空題目來大吹大擂，以逢迎思想界的惡勢力。
民國改元時，嚴複已交六十之年了。
但他的身體比他的年紀更老，而他的思想也和他的身體一起衰老。
他要提倡“保持吾國四五千載聖賢相付之綱紀、彜倫、道德、文章于不堕”了。
他“又悟向所謂合一爐而治之者徒屬虛言”了。
他作《民約平議》（民國三年甲寅），攻打自己“辟韓論”的嘴巴，“并且為籌安會導乎先路”了。
經過歐戰以後他于辜鴻銘之“極恨西學，以為專言功利，緻人類塗炭”，也深以為然了。
他死于民國十年，正當新文化運動極熱烈的時候。
他晚年不大看新書報，在這個運動中他隻看見學生幹政和胡、陳輩提倡白話文。
此時他的精力已不容許他去做反對的文章，他隻能在給弟子的書劄中發發牢騷而已。
對于當時奔走呐喊的學生，他隻有冷笑：“咄咄學子！救國良苦。
顧中國之可救與否不可知，而他日決非此種學生所能濟事，則可決也。
”（與熊純如書劄）當日的學生領袖現在不少騰達的了，嚴複的預言不能說沒有應驗。
關于白話文，他說，“就令以此教育易于普及，而遺棄周鼎（文言），寶此康匏，正無為退化何耳！須知此事，全屬天演。
革命時代，學說萬千，然而施之人
但嚴氏對此新職并不怎樣看重，做了兩年無所建白，他也覺得無味，索性辭了。
他出都時，一班閩籍的名士在陶然亭給他餞行。
林纾為作《江亭餞别圖并記》。
他也有一留别詩，内中一段說道：“乾坤整頓會有時，報國孤忠天鑒之。
但恐河清不相待，法輪欲轉嗟吾衰。
自慚厚糈豢非才，手版抽将歸去來。
頗拟廛岑結精舍，倘容桐濑登釣台。
長向江河狎鷗鳥，夢魂夜夜觚棱繞。
”這時他已五十二歲了。
次年，開平礦務局在英國打官司，他被請到倫敦做幫手，旋順道遊法蘭西、瑞士、羅馬，至日内瓦乘德國郵船歸。
據說他到倫敦時，孫中山特去訪問。
談論之間，“他說，&lsquo以中國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見于乙，泯于丙者将發之于丁。
為今之計，惟急從教育上着手，庶幾逐漸更新也&rsquo。
中山曰，&lsquo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為思想家，鄙人乃執行家也&rsquo。
”（《年譜》）次年，嚴複既歸國，安徽巡撫恩銘聘他為安慶師範學堂監督。
這時他不獨名滿國中，而且内外達官漸加青眼了。
次年，他應直隸總督楊士骧的聘請赴天津，旋又應榮祿的聘請，任學部附設的審定名詞館總纂。
次年，宣統改元，海軍部立，他被授協都統的頭銜。
不一會，朝廷又賜他文科進士出身。
同時，度支部和憲政編查館都要禮聘他。
次年，資政院成立，他又以碩學通儒被征為議員。
這時他頗有扶搖直上的希望了。
但轉眼間，革命軍起，共和成立。
他新得的榮寵遂随舊潮的煊赫一同消逝。
剩下名詞館總纂的職位，他還留戀什麼呢？ 在從庚子到辛亥的一時期中，嚴複在智識界的表現除繼續他的翻譯工作，成《原富》、《群己權界論》、《群學肄言》（即斯賓塞爾的《社會學研究》）、《社會通诠》（即甄克思的《政治史》）、《法意》（孟德斯鸠）、穆勒《名學》（穆勒的《邏輯系統》上半部）等外，在言論上，他一方面反對張之洞一派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論，一方面反對革命。
關于後者，他的根本理由在和孫中山的談話裡已舉及。
他又認為，當時自強自救的急務在實行軍國主義，而民族革命足為當時軍國主義發展的障礙。
關于張之洞派的思想，他在壬寅年有一篇很痛快的駁議，大意說：“言主中學而以西學輔所不足者，驟而聆之，若中正之說矣。
措之于事，為不然也。
往者中國有武備而無火器，嘗取火器以輔所不足矣；有城市而無警察，亦将取警察以輔所不足矣。
顧使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是輔所不足者，果得之而遂足乎？&hellip&hellip一國之政教學術，其如具官之物體欤？有其元首脊腹，而後有其公府四支；有其質幹根荄，而後有其支葉華實。
使所取以輔者與所主者絕不相同，将無異取骥之四蹄，以附牛之項領。
&hellip&hellip”他積極的主張，以為“今吾國之所最患者非愚乎？非弱乎？則徑而言之，凡事之可以愈此愚，療此貧，起此弱者&hellip&hellip将竭力盡氣，皲手繭足以求之。
惟求之為得，不暇問其若中若西若新若舊也”。
他以“中”“舊”與“西”“新”對舉，是表明他不贊成“盡去吾國之舊以謀西人之新”。
這時他的思想可以說是已由“尊民叛君，尊今叛古”變為“憂民而不叛君，師今而不叛古”了。
他以為“變法之難，在去其舊染矣，而能别擇其故作善矣者，保而存之。
方其洶洶，往往俱去。
不知是乃經百王所垂創，累葉所淘汰，設其去之，則其民之特色亡，而所謂新者從以不固。
獨别擇之功，非暧昧囿習者之所能任耳。
必将闊視遠想，統新故而視其通，苞中外而計其全，而後得之”。
這簡直是預先替現今的“中國本位文化建設論”者說話了。
但畢竟誰能任這别擇之功呢？别擇的結果的具體細節是怎樣的呢？關于這些嚴複和他後來的同調者都不能作什麼答複。
但嚴複的智慧和忠實，使他不緻如後世淺學妄人之所為，拿一個空題目來大吹大擂，以逢迎思想界的惡勢力。
民國改元時，嚴複已交六十之年了。
但他的身體比他的年紀更老，而他的思想也和他的身體一起衰老。
他要提倡“保持吾國四五千載聖賢相付之綱紀、彜倫、道德、文章于不堕”了。
他“又悟向所謂合一爐而治之者徒屬虛言”了。
他作《民約平議》（民國三年甲寅），攻打自己“辟韓論”的嘴巴，“并且為籌安會導乎先路”了。
經過歐戰以後他于辜鴻銘之“極恨西學，以為專言功利，緻人類塗炭”，也深以為然了。
他死于民國十年，正當新文化運動極熱烈的時候。
他晚年不大看新書報，在這個運動中他隻看見學生幹政和胡、陳輩提倡白話文。
此時他的精力已不容許他去做反對的文章，他隻能在給弟子的書劄中發發牢騷而已。
對于當時奔走呐喊的學生，他隻有冷笑：“咄咄學子！救國良苦。
顧中國之可救與否不可知，而他日決非此種學生所能濟事，則可決也。
”（與熊純如書劄）當日的學生領袖現在不少騰達的了，嚴複的預言不能說沒有應驗。
關于白話文，他說，“就令以此教育易于普及，而遺棄周鼎（文言），寶此康匏，正無為退化何耳！須知此事，全屬天演。
革命時代，學說萬千，然而施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