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前中國之海軍
關燈
小
中
大
一、沈葆桢之經營
當同治末年（1874）日人借故進兵台灣也，朝命沈葆桢率福建水師赴台，觀動靜而備守禦。
葆桢是時方以前江西巡撫之資格，督辦船政于福州。
其人既廉正有能，于海軍在國防上之重要複知之切；創立造船廠及水師學堂，沿用西洋技士教習，遣派留學生，七年之間，成績燦然。
此後奮勇殉身及臨難苟免之著名海軍将校，與乎折樯裂舷、沉淪海底之敗艦中，頗有為福州船政之産品者焉。
葆桢既至台，親詣日本司令官西鄉從導，并巡行其營壘，語之曰，兩國海軍方始萌芽，同種間遽構戰，令西人盡見底蘊，益啟窺伺之心，不如各歸，大治海陸軍，二十年後相見，庶彼此具有規模，不為人藐視。
西鄉頗受感動，旋亦不得大逞于台，遂罷兵歸。
甲午戰後，葆桢孫翊清奉派赴日觀操，西鄉猶健在，親款宴之，出妻見子，備談前事，曰：“日本海軍之粗有成績，不敢忘令祖之贈言。
” 西鄉歸後十年而有甲申中法之役，以考驗我國海軍之造詣。
時葆桢已前卒，然其于海事，亦既盡心矣。
初，光緒元年（1875）六月，總理衙門會同戶部奏準，于關稅厘金項内每年分撥南北洋大臣各二百萬兩，專為海軍之用。
會葆桢移督兩江，兼領南洋大臣，鑒于畿輔海防重要，以為海軍宜先盡北洋創辦，分之則為力薄而成功緩，因奏請暫将四百萬兩盡給解北洋海軍，俟其興辦稍有端緒乃已。
無何，晉豫告饑，北洋大臣徇朝士請，提海軍款以赈，葆桢以為大戚，贻書争之，謂“國家安危所系，其老病不及見，必為我公異日之悔”。
然鴻章終不省，旋複移用。
四年二月，葆桢奏請将前項協款仍分解南北洋。
六年冬，葆桢正力疾調集款項，拟派學生出洋監造新艦，适日本夷琉球為沖繩縣。
庶子王先謙請興師問罪，诏交南北洋大臣會議。
葆桢遺疏言：“天下事多壞于因循，但糾因循之弊，缰之以鹵莽，則其禍更烈于因循。
日本自台灣去後，君臣上下，早作夜思，其意安在？若我海軍全無基礎，冒昧一試，後患方長。
” 葆桢卒後，以迄甲午，海軍之發展，僅限于北洋，而其規劃組織之任，則專屬于李鴻章。
李乃于天津設水師營務處（初以馬建忠主之），及水師學堂（始終以嚴複主之），造大沽口船塢，築旅順炮台，奏調淮軍宿将陸路提督丁汝昌統領北洋海軍，延聘英人琅威理為總查司訓練事，益訂購軍艦于外國。
（本節參考書：沈瑜慶新譯《帝國海軍之危機序》《沈文肅公政書》、池仲祜《海軍大事記》） 二、甲申閩海之戰 光緒十年（1884）夏在德國訂造之定遠、鎮遠二巨鐵甲艦及濟遠巡洋艦已告竣工，尚未駛來，而中法在安南之沖突日益烈。
朝旨嚴戒海防。
五月，李鴻章出海巡閱，值張之洞、吳大澂、張佩綸諸大名士，各奉朝命，聯翩出京，道過天津，鴻章邀之，共預盛典。
一時綸巾羽扇，掩映于洶濤飛浪間。
意氣之壯，可想見焉。
鴻章歸後奏報巡閱情形，略曰：“臣先&hellip&hellip檄天津鎮總兵丁汝昌所統超勇、揚威兩快船，康濟、威遠兩練船，齊集大沽口外。
鎮東、鎮西、鎮南、鎮北、鎮中、鎮邊等炮船齊集煙台。
五月二十九日&hellip&hellip督率各船放洋操演雁行魚貫各陣式，帆纜燈旗各号令，及槍炮施放之法，尚能整齊靈便。
閏五月初一日，駛抵金州之旅順口，察勘新築炮台營壘，全仿洋式，堅緻曲折，頗具形勝。
道員袁保齡督挖船澳船池，修建軍械庫屋，工程已及大半；操演水雷、旱雷，均漸熟習。
該處&hellip&hellip現有提督宋慶等陸軍，與丁汝昌水師互相掎角，布置已就緒。
設遇海上有事，冀可憑險固守，牽制敵船，使不遽深入。
初二日，過煙台，會操各船，聲勢略壯。
&hellip&hellip初三日，抵威海，閱看所延德國副将哈孫教演魚雷，員弁兵匠齊力操作，射放有準，駕駛雷艇，快捷如風，洵為制敵利器。
道員劉含芳會同哈孫督操布置，諸務甚有條理。
惟該處瀕誨，南北西口，地闊水深，若築台設守，需費極巨，一時不易措辦耳。
” 是時我國海軍顯然以北洋一支為較強，其所屬船艦，什九造于外國。
（超勇、揚威及六鎮皆造于英。
威遠輪機由英廠承辦，鐵骨由法廠承辦，運歸閩廠裝配。
惟康濟全為閩制。
）南洋及福建兩艦隊，則大部分以馬尾船廠及江南制造局之出品充數。
而南洋諸艦，拖船載勇，迎送官吏，習以為常。
訓練既荒，戰備更阙。
福建水師之脆弱，則于馬江一戰而盡見。
法人之不向北洋進攻者，殆有見避堅擊瑕之義欤？而惡運遂首先降臨于侍講學士，會辦福建軍務，挾積年清望與蓋世英名，而自告奮勇之張佩綸身上。
六月，法艦十三艘陸續抵馬江口。
于是張佩綸出駐馬尾，督揚武、福勝、建勝等十一艦及其他較小之兵船八号、炮船十号以拒守。
先是閩督何璟自以書生不谙兵事，屬請解職，朝令楊昌濬代之。
旋命大學士左宗棠督閩師，皆未至。
軍事皆主于張佩綸。
彼實不知兵，而意氣極盛。
何璟及巡撫張兆棟，皆曲意事之。
彼狃于李鴻章之議，謂和約旦夕可成，戒軍士勿妄戰，聽法船入口。
而又瞢然無備。
我方主艦與敵艦密迩而泊，或言此險勢也，敵若先開炮，
葆桢是時方以前江西巡撫之資格，督辦船政于福州。
其人既廉正有能，于海軍在國防上之重要複知之切；創立造船廠及水師學堂，沿用西洋技士教習，遣派留學生，七年之間，成績燦然。
此後奮勇殉身及臨難苟免之著名海軍将校，與乎折樯裂舷、沉淪海底之敗艦中，頗有為福州船政之産品者焉。
葆桢既至台，親詣日本司令官西鄉從導，并巡行其營壘，語之曰，兩國海軍方始萌芽，同種間遽構戰，令西人盡見底蘊，益啟窺伺之心，不如各歸，大治海陸軍，二十年後相見，庶彼此具有規模，不為人藐視。
西鄉頗受感動，旋亦不得大逞于台，遂罷兵歸。
甲午戰後，葆桢孫翊清奉派赴日觀操，西鄉猶健在，親款宴之，出妻見子，備談前事，曰：“日本海軍之粗有成績，不敢忘令祖之贈言。
” 西鄉歸後十年而有甲申中法之役，以考驗我國海軍之造詣。
時葆桢已前卒，然其于海事，亦既盡心矣。
初，光緒元年（1875）六月，總理衙門會同戶部奏準，于關稅厘金項内每年分撥南北洋大臣各二百萬兩，專為海軍之用。
會葆桢移督兩江，兼領南洋大臣，鑒于畿輔海防重要，以為海軍宜先盡北洋創辦，分之則為力薄而成功緩，因奏請暫将四百萬兩盡給解北洋海軍，俟其興辦稍有端緒乃已。
無何，晉豫告饑，北洋大臣徇朝士請，提海軍款以赈，葆桢以為大戚，贻書争之，謂“國家安危所系，其老病不及見，必為我公異日之悔”。
然鴻章終不省，旋複移用。
四年二月，葆桢奏請将前項協款仍分解南北洋。
六年冬，葆桢正力疾調集款項，拟派學生出洋監造新艦，适日本夷琉球為沖繩縣。
庶子王先謙請興師問罪，诏交南北洋大臣會議。
葆桢遺疏言：“天下事多壞于因循，但糾因循之弊，缰之以鹵莽，則其禍更烈于因循。
日本自台灣去後，君臣上下，早作夜思，其意安在？若我海軍全無基礎，冒昧一試，後患方長。
” 葆桢卒後，以迄甲午，海軍之發展，僅限于北洋，而其規劃組織之任，則專屬于李鴻章。
李乃于天津設水師營務處（初以馬建忠主之），及水師學堂（始終以嚴複主之），造大沽口船塢，築旅順炮台，奏調淮軍宿将陸路提督丁汝昌統領北洋海軍，延聘英人琅威理為總查司訓練事，益訂購軍艦于外國。
（本節參考書：沈瑜慶新譯《帝國海軍之危機序》《沈文肅公政書》、池仲祜《海軍大事記》） 二、甲申閩海之戰 光緒十年（1884）夏在德國訂造之定遠、鎮遠二巨鐵甲艦及濟遠巡洋艦已告竣工，尚未駛來，而中法在安南之沖突日益烈。
朝旨嚴戒海防。
五月，李鴻章出海巡閱，值張之洞、吳大澂、張佩綸諸大名士，各奉朝命，聯翩出京，道過天津，鴻章邀之，共預盛典。
一時綸巾羽扇，掩映于洶濤飛浪間。
意氣之壯，可想見焉。
鴻章歸後奏報巡閱情形，略曰：“臣先&hellip&hellip檄天津鎮總兵丁汝昌所統超勇、揚威兩快船，康濟、威遠兩練船，齊集大沽口外。
鎮東、鎮西、鎮南、鎮北、鎮中、鎮邊等炮船齊集煙台。
五月二十九日&hellip&hellip督率各船放洋操演雁行魚貫各陣式，帆纜燈旗各号令，及槍炮施放之法，尚能整齊靈便。
閏五月初一日，駛抵金州之旅順口，察勘新築炮台營壘，全仿洋式，堅緻曲折，頗具形勝。
道員袁保齡督挖船澳船池，修建軍械庫屋，工程已及大半；操演水雷、旱雷，均漸熟習。
該處&hellip&hellip現有提督宋慶等陸軍，與丁汝昌水師互相掎角，布置已就緒。
設遇海上有事，冀可憑險固守，牽制敵船，使不遽深入。
初二日，過煙台，會操各船，聲勢略壯。
&hellip&hellip初三日，抵威海，閱看所延德國副将哈孫教演魚雷，員弁兵匠齊力操作，射放有準，駕駛雷艇，快捷如風，洵為制敵利器。
道員劉含芳會同哈孫督操布置，諸務甚有條理。
惟該處瀕誨，南北西口，地闊水深，若築台設守，需費極巨，一時不易措辦耳。
” 是時我國海軍顯然以北洋一支為較強，其所屬船艦，什九造于外國。
（超勇、揚威及六鎮皆造于英。
威遠輪機由英廠承辦，鐵骨由法廠承辦，運歸閩廠裝配。
惟康濟全為閩制。
）南洋及福建兩艦隊，則大部分以馬尾船廠及江南制造局之出品充數。
而南洋諸艦，拖船載勇，迎送官吏，習以為常。
訓練既荒，戰備更阙。
福建水師之脆弱，則于馬江一戰而盡見。
法人之不向北洋進攻者，殆有見避堅擊瑕之義欤？而惡運遂首先降臨于侍講學士，會辦福建軍務，挾積年清望與蓋世英名，而自告奮勇之張佩綸身上。
六月，法艦十三艘陸續抵馬江口。
于是張佩綸出駐馬尾，督揚武、福勝、建勝等十一艦及其他較小之兵船八号、炮船十号以拒守。
先是閩督何璟自以書生不谙兵事，屬請解職，朝令楊昌濬代之。
旋命大學士左宗棠督閩師，皆未至。
軍事皆主于張佩綸。
彼實不知兵，而意氣極盛。
何璟及巡撫張兆棟，皆曲意事之。
彼狃于李鴻章之議，謂和約旦夕可成，戒軍士勿妄戰，聽法船入口。
而又瞢然無備。
我方主艦與敵艦密迩而泊，或言此險勢也，敵若先開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