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篇題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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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剛勁之氣也。
雁皮與三桠等各自有其雅味，不一一具詳，唯紙衣紙朱藍兩種則不能忘記，不特可用于裝幀，尤令人懷想俳人之行腳，持此類紙衣紙帳而出發，其風趣可想也。
柳氏文章三篇，照例是文情俱勝，無庸贅說，前曾得其所著《茶與美》，共文十二篇，亦是特制本，有圖二十餘，以陶器為主，亦頗可喜，可與此書相比，唯陶器是照相而紙乃實物，又鄙人知紙之美亦過于陶器，故二者相比，終不能不舍陶器而取紙耳。
民國甲申十二月一日，東郭十堂。
為什麼呢，難道我們真是想要專賣廢名麼，那未必然。
這也隻因為我對于這件事多少更知道一點罷了。
廢名在北京大學當講師，是胡适之兼任國文學系主任的時候，大概是民國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
最初他擔任散文習作，後來添了一門現代文藝，所講的是新詩，到第三年預備講到散文部分，盧溝橋的事件發生，就此中止，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新詩的講義每章由北大出版組印出之先，我都見過，因為廢名每寫好了一章，便将原稿拿來給我看，加上些意見與說明。
我因為自己知道是不懂詩的，别無什麼可否，但是聽廢名自講或者就是隻看所寫的話，也覺得很有意思。
因為裡邊總有他特别的東西，他的思想與觀察。
廢名自己的詩不知道他願意不願意人家拿來出版，這冊講新詩的講義本來是公開的，現今重刊一回，對于讀者有不少益處，廢名當然不會有什麼異議吧。
廢名這兩年沒有信來，不知道他是否還在家裡，五月裡試寄一張明信片去，附注上一筆請他告知近況。
前幾天居然得到回信，在路上走了不到二十天，這實在是很難得的。
既然知道了他的行蹤，也就可以再寄信去，代達黃雨君的意思，不過回答到來恐怕要在《談新詩》的出版以後了吧。
來信裡有一部分關于他自己的生活，說的很有意思： 民國二十六年盧溝橋事件發生，中國文化界遭逢一回大難，就我們所知道的說來，黃河以及長江兩岸的各地當時一切文化活動全都停止，文藝界的煙消火滅似的情形是大家熟知的最好的例。
這是當然的。
正如日本東鄉大将說過的一句有名的話，因為這是戰争呀。
可是，這文化上的傷痍卻是痊愈得意外的快，雖其痊愈的程度固亦有限，要說恢複也還是很遠。
在北京，自《朔風》以後，文藝刊物逐漸出來，上海方面則有《古今》，《雜志》，《風雨談》等，還有些我們所不曾見到的，出得更多也更是熱鬧。
這些的内容與其成績，且不必細細分解，就隻看這吃苦忍辱，為希求中國文化複活而努力的情形，總之可以說是好現象。
這豈不即是中國民族生活力強韌之一種表示麼？ 方紀生君譯岡倉氏所著《茶之書》為漢文，屬寫小序。
餘曾讀《茶之書》英文原本，嗣又得見村岡氏日本文譯本，心頗歡喜，喤引之役亦所甚願，但是如何寫法呢。
關于人與書之解釋，雖然是十分的想用心力，一定是罣一漏萬，不能讨好，唯有藏拙乃是上策，所以就擱下來了。
近日得方君電信知稿已付印，又來催序文，覺得不能再推托了，隻好設法來寫，這回卻改換了方法，将那古舊的不切題法來應用，似乎可以希望對付過去。
我把岡倉氏的關系書類都收了起來，書幾上隻擺着一部陸羽的《茶經》，陸廷燦的《續茶經》，以及劉源長的《茶史》。
我将這些書本胡亂的翻了一陣之後，忽然的似有所悟。
這自然并不真是什麼的悟，隻是想到了一件事，茶事起于中國，有這麼一部《茶經》，卻是不曾發生茶道，正如雖有《瓶史》而不曾發生花道一樣。
這是什麼緣故呢。
中國人不大熱心于道，因為他缺少宗教情緒，這恐怕是真的，但是因此對于道教與禅也就不容易有甚深了解了罷。
這裡我想起中國平民的吃茶來。
吃茶的地方普通有茶樓茶園等名稱，此隻是說村市的茶店，蓋茶樓等處大抵是蘇杭式的吃茶點的所在，茶店則但有清茶可吃而已。
茹敦和《越言釋》中店字條下雲，“古所謂坫者，蓋壘土為之，以代今人卓子之用。
北方山橋野市，凡賣酒漿不托者，大都不設卓子而有坫，因而酒曰酒店，飯曰飯店。
即今京師自高粱橋以至圓明園一帶，蓋猶見古俗，是店之為店，實因坫得名。
”吾鄉多樹木，店頭不設坫而用闆桌長凳，但其素樸亦不相上下，茶具則一蓋碗，不必帶托，中泡清茶，吃之曆時頗長，曰坐茶店，為平民悅樂之一。
士大夫擺架子不肯去，則在家泡茶而吃之，雖獨樂之趣有殊，而非以療渴，又與外國入蔗糖牛乳如吃點心然者異，殆亦意在賞其苦甘味外之味欤。
紅茶加糖，可謂俗已。
茶道有宗教氣，超越矣，其源蓋本出于禅僧。
中國的吃茶是凡人法，殆可稱為儒家的，《
雁皮與三桠等各自有其雅味，不一一具詳，唯紙衣紙朱藍兩種則不能忘記，不特可用于裝幀，尤令人懷想俳人之行腳，持此類紙衣紙帳而出發，其風趣可想也。
柳氏文章三篇，照例是文情俱勝，無庸贅說，前曾得其所著《茶與美》，共文十二篇，亦是特制本，有圖二十餘，以陶器為主，亦頗可喜，可與此書相比，唯陶器是照相而紙乃實物，又鄙人知紙之美亦過于陶器，故二者相比，終不能不舍陶器而取紙耳。
民國甲申十二月一日，東郭十堂。
八 沙灘小集序
這一冊《談新詩》是廢名以前在北京大學講過的講義，黃雨君保存着一份底稿，這回想把他公開，叫我寫篇小序，這在我是願意也是應當的。為什麼呢，難道我們真是想要專賣廢名麼，那未必然。
這也隻因為我對于這件事多少更知道一點罷了。
廢名在北京大學當講師，是胡适之兼任國文學系主任的時候，大概是民國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
最初他擔任散文習作，後來添了一門現代文藝，所講的是新詩，到第三年預備講到散文部分，盧溝橋的事件發生，就此中止，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新詩的講義每章由北大出版組印出之先，我都見過，因為廢名每寫好了一章，便将原稿拿來給我看，加上些意見與說明。
我因為自己知道是不懂詩的，别無什麼可否，但是聽廢名自講或者就是隻看所寫的話，也覺得很有意思。
因為裡邊總有他特别的東西，他的思想與觀察。
廢名自己的詩不知道他願意不願意人家拿來出版，這冊講新詩的講義本來是公開的，現今重刊一回，對于讀者有不少益處，廢名當然不會有什麼異議吧。
廢名這兩年沒有信來，不知道他是否還在家裡，五月裡試寄一張明信片去，附注上一筆請他告知近況。
前幾天居然得到回信，在路上走了不到二十天，這實在是很難得的。
既然知道了他的行蹤，也就可以再寄信去，代達黃雨君的意思，不過回答到來恐怕要在《談新詩》的出版以後了吧。
來信裡有一部分關于他自己的生活，說的很有意思： 民國二十六年盧溝橋事件發生，中國文化界遭逢一回大難，就我們所知道的說來，黃河以及長江兩岸的各地當時一切文化活動全都停止，文藝界的煙消火滅似的情形是大家熟知的最好的例。
這是當然的。
正如日本東鄉大将說過的一句有名的話，因為這是戰争呀。
可是，這文化上的傷痍卻是痊愈得意外的快，雖其痊愈的程度固亦有限，要說恢複也還是很遠。
在北京，自《朔風》以後，文藝刊物逐漸出來，上海方面則有《古今》，《雜志》，《風雨談》等，還有些我們所不曾見到的，出得更多也更是熱鬧。
這些的内容與其成績，且不必細細分解，就隻看這吃苦忍辱，為希求中國文化複活而努力的情形，總之可以說是好現象。
這豈不即是中國民族生活力強韌之一種表示麼？ 方紀生君譯岡倉氏所著《茶之書》為漢文，屬寫小序。
餘曾讀《茶之書》英文原本，嗣又得見村岡氏日本文譯本，心頗歡喜，喤引之役亦所甚願，但是如何寫法呢。
關于人與書之解釋，雖然是十分的想用心力，一定是罣一漏萬，不能讨好，唯有藏拙乃是上策，所以就擱下來了。
近日得方君電信知稿已付印，又來催序文，覺得不能再推托了，隻好設法來寫，這回卻改換了方法，将那古舊的不切題法來應用，似乎可以希望對付過去。
我把岡倉氏的關系書類都收了起來，書幾上隻擺着一部陸羽的《茶經》，陸廷燦的《續茶經》，以及劉源長的《茶史》。
我将這些書本胡亂的翻了一陣之後，忽然的似有所悟。
這自然并不真是什麼的悟，隻是想到了一件事，茶事起于中國，有這麼一部《茶經》，卻是不曾發生茶道，正如雖有《瓶史》而不曾發生花道一樣。
這是什麼緣故呢。
中國人不大熱心于道，因為他缺少宗教情緒，這恐怕是真的，但是因此對于道教與禅也就不容易有甚深了解了罷。
這裡我想起中國平民的吃茶來。
吃茶的地方普通有茶樓茶園等名稱，此隻是說村市的茶店，蓋茶樓等處大抵是蘇杭式的吃茶點的所在，茶店則但有清茶可吃而已。
茹敦和《越言釋》中店字條下雲，“古所謂坫者，蓋壘土為之，以代今人卓子之用。
北方山橋野市，凡賣酒漿不托者，大都不設卓子而有坫，因而酒曰酒店，飯曰飯店。
即今京師自高粱橋以至圓明園一帶，蓋猶見古俗，是店之為店，實因坫得名。
”吾鄉多樹木，店頭不設坫而用闆桌長凳，但其素樸亦不相上下，茶具則一蓋碗，不必帶托，中泡清茶，吃之曆時頗長，曰坐茶店，為平民悅樂之一。
士大夫擺架子不肯去，則在家泡茶而吃之，雖獨樂之趣有殊，而非以療渴，又與外國入蔗糖牛乳如吃點心然者異，殆亦意在賞其苦甘味外之味欤。
紅茶加糖，可謂俗已。
茶道有宗教氣，超越矣，其源蓋本出于禅僧。
中國的吃茶是凡人法，殆可稱為儒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