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的啟蒙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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輩的啟蒙工作也實不可少,原典的校訂注解,入門與工具書的編纂,都是極緊要的事,從前的事也就不算了吧,以後總不能再是這樣懈怠下去了。

    但是,這事期待誰來做呢?我想這也并不太難。

    大乘的佛教豈不即是從小乘出來的麼,這隻在态度的一轉變間罷了,正如主張為我的人假如想到“己亦在人中”,或者感到“吾與爾猶彼也”,那麼就會得把為我兼愛一以貫之,證了阿羅漢果,再去修菩薩行,不但不是難事,且亦恰是正道也。

     說到這裡,差不多我所想說的話已經完了,我的希望隻是有人在學問方面做點兼愛的工作,于編排自己的大著作之外,再費點工夫替後輩寫些适用的小書,雖未免稍為損己,卻是大大的利人,功德無量也。

    這些是什麼書呢,我也一時回答不來,還要請各部門的學者自己去斟酌,我所想到的覺得國學常識總是必要的一種吧。

    這個名稱恐怕定得有點不大恰當,難免有人誤會以為與國粹有關,其實并不如此,我的意思隻是說本國文化學術的大要,青年學生所應當知道的,簡要的說一遍,算作常識的一部分,将來必要時會得有用,即使不然,本國的事情多知道一點也總是好的。

    其次國史常識我也覺得很重要,這有如自己以及家裡的過去的事情,好歹都須得知道個概要。

    各種古典與各項學問能夠多方面介紹給青年知道都是好的,要緊的事是設法引他入門,于他有益同時也要覺得有興味。

    世間常有讀經的呼聲,鄙人未曾注意,亦思避免說話,現在談到這些問題,似乎不無牽連,因此也不得不有所說明。

    鄙人的意思是大概以知為主,希望青年增進知識,修養情意,對于民族與人生多得理解,于持身涉世可以有用而已,若是宗教式的行事則非小信的鄙人所知矣。

    竊觀昔人論六經最好者莫過于清初的劉繼莊,在所著《廣陽雜記》卷二中有一則雲: “餘觀世之小人未有不好唱歌看戲者,此性天中之《詩》與《樂》也,未有不看小說聽說書者,此性天中之《書》與《春秋》也,未有不信占蔔祀鬼神者,此性天中之《易》與《禮》也。

    聖人六經之教原本人情,而後之儒者乃不能因其勢而利導之,百計禁止遏抑,務以成周之刍狗茅塞人心,是何異壅川使之不流,無怪其決裂潰敗也。

    夫今之儒者之心為刍狗之所塞也久矣,而以天下大器使之為之,爰以圖治,不亦難乎。

    ”劉君此論極為明通,可謂能深知聖人之用心,此事原難能可貴,但說出卻亦平常,無非是本于人情耳。

    如依據此意,欲使聖人六經之教宣明于世,辦法亦殊簡單,即照所說的那樣,從唱歌看戲小說說書占蔔祭祀各端下手,溯流尋源,切實的做去,即是民生問題得了端緒,更不必再抱住刍狗不放了。

    劉繼莊又說,戲文小說乃明王轉移世界之大樞機,聖人複起,不能舍此而為治也。

    他能這樣的了解,無怪其深許可金聖歎,聖歎還隻是文人,以經書當文學看,與《水浒》《西廂》相并,繼莊則更是經世家,以戲文小說當經書看,此深與鄙見相合,覺得須有此見識乃能與之談經也。

    若如世俗之說,唯讀經乃可以正人心,鄙人既不好辯,且尤畏禍,不想多說,但拟一問題甲曰,中國的老百姓大都心是好的,又問題乙曰,中國的老百姓十九不大識字。

    這兩個問題的答案我想總是一個“是”字,可是這裡有一個矛盾。

    如乙說,老百姓既不識字,即稍識字也總不曾讀過經,那麼他們的心照例應該不正的,至少要比讀書識字的士大夫壞得多,然而又如甲說,老百姓的行為也總未必不及士大夫,或者有人說還要勝過士大夫亦未可知。

    那麼可見必讀經而後人心乃正之說不見得是正确,無甯說是中國的人心本來就正,這從老百姓上邊可以證明,因其性天中本有經或與經相合的道理,故能與聖人心心相印,不待外力而自然發動,無不中節。

    如此說法雖似未免稍近理想,卻能使我們對于自己民族增加自信,奮發前進,比自認是一群豬猡須俟呼喝鞭策始能挨擠前行者要好得多,且無人以呼喝鞭策者自居,此于世道人心乃更有裨益也。

    中國現今切要的事,還是如孔子遺訓所說,乃是庶,富,教這三段,教與養算來是一與二之比,後之儒者舍養而言教,是猶褓母對于嬰孩絕乳糜去襁褓,專以夏楚從事,如俞理初言,非酷則愚矣。

    鄙人亦知讀經如念佛,簡單易行,世所尊敬,為自身計,提倡此道,最為得策,但無論如何,即使并無欺世愚民種種心計,亦總之是小乘法,不足聽從。

    我們所期望者乃是舍己為人的法施,此事固未可性急,急亦無用,但是語有之,十室之内必有忠信,百步之内必有芳草,吾安知不旦暮遇之也。

    民國三十四年,一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