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史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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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史不知道誰做的最好，朋友們所做的也有好幾冊，看過也都已忘記了，但是在電燈沒有的時候，仰卧在床上，偶然想起這裡邊的幾點，和别國的情形來比較看，覺得頗有意思。
最顯著的一件是，世界各民族文學發生大抵詩先于文，中國則似乎是例外。
《詩經》是最古的詩歌總集，其中隻有商頌五篇，即使不說是周時宋人所作，也總是武丁以後，距今才三千年，可是《尚書》中有虞書夏書，至今各存有兩篇，《堯典》《臯陶谟》雲是虞史伯夷所作，《禹貢》亦作于虞時，至于《甘誓》更有年代可稽，當在四千一百五十年前也。
《臯陶谟》之末有舜與臯陶的歌三章，隻是簡單的話而長言之，是歌詠在史上的表現，但其成績不好總是實在的。
外國的事情假如以古希臘為例，史詩一類發達最早，即以現存資料而論，成績也很好，诃美洛斯與赫西阿陀斯的四篇長詩，除印度以外可以稱為世界無比的大作，雖然以時代而論不過隻是在中國殷周之際。
反複的想起來，中國的《尚書》仿佛即與史詩相當，不過因為沒有神話，所以不寫神與英雄的事迹，卻都是關于政治的事，便隻是史而非詩，其所以用散文寫的理由或者亦即在此。
國風小雅這一部分在希臘也是缺少，及抒情詩人興起，則與中國漢魏以來的情形可以相比，沒有多大的不同了。
講到散文發達之迹，兩國又有很相像之點，這件事覺得很有意義，值得加以注意。
希臘散文有兩個源流，即史與哲學，照中國的說法是史與子，再把六經分析來說，《書》與《春秋》是史，《易》《禮》也就是子了。
赫洛陀多斯與都屈疊台斯正與馬班相當，梭格拉底與柏拉圖仿佛是孔孟的地位，此外諸子争鳴，這情形也有點相似，可是奇怪的是中國總顯得老成，不要說太史公，便是《左傳》《國語》也已寫得那一手熟練的文章，對于人生又是那麼精通世故，這是希臘的史家之父所未能及的。
柏拉圖的文筆固然極好，《孟子》《莊子》卻也不錯，隻是小品居多，未免不及，若是下一輩的亞理士多德這類人，我們實在沒有，東西學術之分歧恐怕即起于此，不得不承認而且感到慚愧。
希臘愛智者中間後來又分出來一派所謂智者，以講學授徒為業，這更促進散文的發達，因為那時雅典施行一種民主政治，凡是公民都可參與，在市朝須能說話，關于政治之主張，法律之申辯，皆是必要，這種學塾的勢力大見發展，直至後來羅馬時代也還如此，雖然政治的意義漸減，其在文章與思想上的影響卻是極大的。
我所喜愛的古代文人之一，以希臘文寫作的叙利亞人路吉亞諾斯，便是這種的一位智者，他的好些名篇可以當作這派的代表作，雖然已是二千年前的東西，卻還是像新印出來的，簡直是現代通行的随筆，或是稱他為雜文也好，因為文章不很簡短，所以不大好谥之曰小品。
中國散文大概因為他起頭很早，在舜王爺的時候已經寫了不少，經驗多了的緣故吧，左丘明的文筆已是那麼漂亮，《戰國策》的那些簡直是智者的詭辯的那一路，想見蘇秦張儀之流也曾經很下過工夫，不過這裡隻留下頭懸梁錐刺股的故事，其教本與窗課等均已不得而知罷了。
大約還是如上邊所說，因為态度太老成，思想太一統，以後文章盡管發達，總是向宮廷一路走去，賈太傅上書著論，司馬長卿作賦，目的在于想得官家的一顧，使我們并輩凡人看了覺得喜歡的實在不大有，恐怕直至現今這傳統的作法也還未曾變更。
漢魏六朝的文字中我所喜的也有若幹，大都不是正宗的一派，文章不太是做作，雖然也可以绮麗優美，思想不太是一尊
最顯著的一件是，世界各民族文學發生大抵詩先于文，中國則似乎是例外。
《詩經》是最古的詩歌總集，其中隻有商頌五篇，即使不說是周時宋人所作，也總是武丁以後，距今才三千年，可是《尚書》中有虞書夏書，至今各存有兩篇，《堯典》《臯陶谟》雲是虞史伯夷所作，《禹貢》亦作于虞時，至于《甘誓》更有年代可稽，當在四千一百五十年前也。
《臯陶谟》之末有舜與臯陶的歌三章，隻是簡單的話而長言之，是歌詠在史上的表現，但其成績不好總是實在的。
外國的事情假如以古希臘為例，史詩一類發達最早，即以現存資料而論，成績也很好，诃美洛斯與赫西阿陀斯的四篇長詩，除印度以外可以稱為世界無比的大作，雖然以時代而論不過隻是在中國殷周之際。
反複的想起來，中國的《尚書》仿佛即與史詩相當，不過因為沒有神話，所以不寫神與英雄的事迹，卻都是關于政治的事，便隻是史而非詩，其所以用散文寫的理由或者亦即在此。
國風小雅這一部分在希臘也是缺少，及抒情詩人興起，則與中國漢魏以來的情形可以相比，沒有多大的不同了。
講到散文發達之迹，兩國又有很相像之點，這件事覺得很有意義，值得加以注意。
希臘散文有兩個源流，即史與哲學，照中國的說法是史與子，再把六經分析來說，《書》與《春秋》是史，《易》《禮》也就是子了。
赫洛陀多斯與都屈疊台斯正與馬班相當，梭格拉底與柏拉圖仿佛是孔孟的地位，此外諸子争鳴，這情形也有點相似，可是奇怪的是中國總顯得老成，不要說太史公，便是《左傳》《國語》也已寫得那一手熟練的文章，對于人生又是那麼精通世故，這是希臘的史家之父所未能及的。
柏拉圖的文筆固然極好，《孟子》《莊子》卻也不錯，隻是小品居多，未免不及，若是下一輩的亞理士多德這類人，我們實在沒有，東西學術之分歧恐怕即起于此，不得不承認而且感到慚愧。
希臘愛智者中間後來又分出來一派所謂智者，以講學授徒為業，這更促進散文的發達，因為那時雅典施行一種民主政治，凡是公民都可參與，在市朝須能說話，關于政治之主張，法律之申辯，皆是必要，這種學塾的勢力大見發展，直至後來羅馬時代也還如此，雖然政治的意義漸減，其在文章與思想上的影響卻是極大的。
我所喜愛的古代文人之一，以希臘文寫作的叙利亞人路吉亞諾斯，便是這種的一位智者，他的好些名篇可以當作這派的代表作，雖然已是二千年前的東西，卻還是像新印出來的，簡直是現代通行的随筆，或是稱他為雜文也好，因為文章不很簡短，所以不大好谥之曰小品。
中國散文大概因為他起頭很早，在舜王爺的時候已經寫了不少，經驗多了的緣故吧，左丘明的文筆已是那麼漂亮，《戰國策》的那些簡直是智者的詭辯的那一路，想見蘇秦張儀之流也曾經很下過工夫，不過這裡隻留下頭懸梁錐刺股的故事，其教本與窗課等均已不得而知罷了。
大約還是如上邊所說，因為态度太老成，思想太一統，以後文章盡管發達，總是向宮廷一路走去，賈太傅上書著論，司馬長卿作賦，目的在于想得官家的一顧，使我們并輩凡人看了覺得喜歡的實在不大有，恐怕直至現今這傳統的作法也還未曾變更。
漢魏六朝的文字中我所喜的也有若幹，大都不是正宗的一派，文章不太是做作，雖然也可以绮麗優美，思想不太是一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