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手工業與資本主義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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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耗盡，而井未成功，又得轉頂他人。
如果不立即尋找後繼而造成停工住锉，則原之上節可将井收回，且不償付工本。
這樣，前之下節作為中節，新頂之人又稱下節了。
如同盛井轉頂蔡、萬、寇、喻四姓，已達四節，前後曆經七十五年之久。
其三，“佃煎”。
富榮鹽場擁有日分或鍋分的地主，有的不願直接經營井竈，遂予出租。
有人便租賃現成井竈的鹽鹵及全套生産設備，加工食鹽出售。
這種佃煎有租期限制，五年、六年不等。
在這有限的時間内，不僅要追回租金，而且要獲取額外利潤，當然需要在經營管理方面有所改進。
從契約内容中可以看到，起初規定“水火消漲，不得異說”，而後佃煎者提出種種要求，出佃者不斷讓步。
“自佃之後，如年限内有鹵水不敷，鑿掘下脈，刁下大小竹木，耽延日期，主人照數補足，使費銀錢，主人認還”。
租期滿後，多“外敷六個月”，甚至“外敷一年零兩個月為準”。
表現的非常被動。
由于出租者仍要對鹽井的正常生産負責，必須繼續投資，因此，這并非是一般性質的租佃關系。
同時，佃煎者擅長經營籌劃，利潤日增，而出租者又多不善此道，到時也不一定收回井竈，以緻租期延長，佃煎者态度愈加咄咄逼人，有的更乘勢将井竈變相占有。
如乾隆年間，“秦人某佃煎從弟井業，獲資巨萬，據勢阻佃”①。
使用權的地位更加突出。
佃煎者的成功，應是鹽業資本取得勝利的一種表現。
其四，“杜賣”。
這是兼并小資井竈的一種契約形式。
鹽場中，有的小井竈戶因“鹽質甚劣”、“利亦微薄”，很難撐持下去，多為大竈戶所并吞。
文獻稱“大竈多系獨資”，“購得鹵權多，設竈亦多”。
他們乘機“買賣移并，随時為價”，“一竈歸并數竈”②，以緻“為場雄伯”③，成為特大井竈戶。
杜賣者在文契中多寫明“情因負債難償”、“力難自辦”，被迫将自己①《李氏族譜·丹山叔祖傳》。
②《四川鹽政史》卷3。
③民國《雲陽縣志》卷10。
僅有的生産資料，甚至連同自己的勞動力在内，一起出售給了大鹽業資本。
由于大量商業資本向鹽業資本轉化，不少商人逐漸成為新興的鹽業資本家。
道光初，陝商高某以銀三千兩與“李四友堂”合辦聯珠井，獲利豐厚。
道光十八年陝商某與“王三畏堂”訂約，規定每鑿一井，陝商出銀四百兩，收益客得十八天，主得十二天，十八年為率。
在彭水，“清乾隆間，陝商支千裔來郁開鑿新井”①。
在雲陽，“胡德榮..移家鹽場..購鹵買田，日益完富”②。
犍樂場吳景讓堂，其先“改營商業..家益日裕，先後置牛華溪、五通橋諸井竈”③。
陝西商人憑藉雄厚資本，在井鹽業生産領域中取得了絕對優勢，“川省各廠井竈，秦人十居七八，蜀人十居二三”④。
成為鹽業資本家，也即井鹽業資本主義萌芽舞台上最活躍的角色。
四川井鹽業在清代前期雖已出現資本主義萌芽，但它異常幼弱，除在富榮、犍樂等場存在有較大規模的手工工場外，其他地方小井小竈為代表的小生産方式仍很普遍。
如鹽源場“井戶多兼竈戶..皆極貧苦，利亦微薄”。
忠縣場“竈戶竈房均系自業，形勢甚陋，破房一間，竈一座或兩座而已”。
萬縣場“竈戶皆貧苦之民..作辍不常，夏日水淡，大半停業”⑤。
就是富榮場的鹽業資本主義萌芽面臨的道路也是極其狹窄，前途很不樂觀。
除清皇朝的統治政策的壓抑與銷售市場的限制外，還有以下三個問題。
第一，關于鹽場土地性質及地主地位。
開鑿鹽井要涉及土地，并與地主發生關系。
富榮場的土地開始在向鹽業資本轉化。
地主因提供一井三基，便具有了分享鹽業經營利潤的資格，即取得了“地脈水分”。
當井出微水、微火後，地主必須繼續投資，才能夠“分班”（分享鹽鹵）。
契約稱“倘開出腰脈水一二口，以幫掘井人用費；如出二口外地主願分班同出工本以掘下脈”。
“起推之後，遇有淘井并官前使費、注冊承課一切等用，俱照二十四口均出”。
因此，富榮場的地主，系以土地作為投資而獲得收益的。
地主投入的地産乃是井場固定的生産資料，鹽業資本的組成部分。
這樣，他們在一定程度上是作為資本的代表，而不是地租的代表參加增殖剩餘價值的活動。
可以說，富榮鹽場的地主也在朝土地經營者的方向演變。
可是，這種演變的阻力是巨大的。
由于是租佃土地的關系，因而要收取“押金”，時稱“押山銀錢”。
租期有定，一般為十二年。
租佃之後，中途不得停锉，否則地主有權收回。
井成功後，修建廊廠，往往也受制于地主。
由于他們“恐耗費過多而于己之分利有障”，多加阻撓，故均簡陋，不便擴大生産。
鹽井出入道路，如經過其他地主之區，仍得租佃，必然受額外勒索。
①《彭水、雲陽地方性資料稿》，《彭水制鹽公司概況》第廿号。
②民國《雲陽縣志》卷27。
③《先府君金三公行伏》，碑存樂山縣牛華溪吳家祠。
④《清朝續文獻通考》卷37。
⑤《四川鹽政史》卷3。
至于架設枧管更是“縻費不赀”，“非有勢力之紳商不能輕易經營設枧，否則必受地主之掯制也”①。
後雖有退還押金之例，但總的說來，地主為控制鹽鹵财富，相與勾結，組成排他性的地方封建勢力集團，阻礙外人投資，自由經營的道路愈來愈走不通了。
第二，鹽業資本的出路。
“四川貨殖最巨者為鹽”。
鹽業資本每年增殖巨額利潤，但多未用于擴大再生産，而是流向了其他地方。
首先是回到土地之上。
鹽場商人的信條是“耕鑿并治”①。
據統計，“李四友堂”在極盛時期擁有良田千頃，鄉莊數十，年收租五千餘石。
“王三畏堂”亦有良田萬頃，遍及富順、榮縣、威遠、宜賓等地，年收租一萬七千餘石。
就是以鹽場附屬的篾索業而言，據近代調查，其經營擴大的過程，恰恰也是其老闆由小中地主變為大地主的過程。
不僅如此，鹽業資本與高利貸、商業資本之間混通，前者豐盈則流入後者，前者虧損亦仰給于後者，它并不居于獨立的地位。
其次是投向封建官場，鹽商均“捐官”成風。
“李四友堂”的兄弟子侄人人捐官，同知數千兩，道台數萬兩。
甚至其雇傭的仁懷鹽号“協興隆”掌櫃，也将号銀十萬兩在貴州捐了道台。
這不僅耗費大量資金，而且迫使鹽業資本向畸形的道路發展。
再次是寄生的封建家族經濟的消耗。
富榮大場商多系各大家族，封建宗法家法體制與鹽業資本間的矛盾尖銳。
如在經營上、用人上往往發生沖突。
特别是鹽業資本積累與家族的生活消費相混淆，前者屢受後者沖擊。
場商幕幕家庭鬧劇的發生，多是兩者矛盾的反映。
鹽業資本在封建家族的影響下，其積累和擴大都是困難的。
到後來，鹽業資本與土地、高利貸、商業之間的滲透日益強烈，鹽場主的地主、高利貸、商人，尤其是封建地方紳士的色彩愈來愈濃厚。
于是其經營業務的地方性、排他性愈來愈大，而在其勢力範疇之内，彼此之間又力求相對穩定，避免競争，資本的兼并和集中過程也就更不明顯了。
第三，關于鹽工幫會性質問題。
清中葉後，富榮鹽場燒鹽工和整竈工有“炎帝會”，挑鹵工有“華祝會”，鑽井工有“泗聖會”。
發起之因是“常以一人而為一事則發之也難，以衆人而為一事則易也”①，乃是維系、團給鹽工的機構。
會首由會衆公舉，并有規章、紀律，如不得偷竊、賭博、吸洋煙等，否則開除，永不得入會。
會衆間的紛争，亦請會首解決。
這些組織曾發動過鹽工早期罷工鬥争。
但是其局限性也是很大的。
它的排外性強。
燒鹽工必須入會，未入會者不得燒鹽。
它的封建宗法的師徒關系色彩較濃，如不夠資格入會者稱“下手”，入會要多交一倍的“香錢”。
工作量也有不同規定，如燒花鹽，“上手”（正式會衆）二人共燒十口，“下手”一人燒三、①《四川鹽政史》卷3。
①《李氏族譜·果育府君傳》。
①《自流井火神廟碑記》。
四口，合稱為一排。
上手燒一天耍一天，一月工作十五天，稱十五班。
下手天天工作，稱三十班。
聯系到竈頭、山匠尚有招工等權，他們地位優越，其間還有某些剝削的關系。
因此，鹽工雇傭勞動所夾雜的封建因素也就不能不更多一些。
這表明，離開了土地的勞動者，雖然基于土地而形成的封建人身隸屬關系原則上不存在了，但在中國特殊的社會環境中，這些小農出身的勞動者，又自發地結成帶有宗教、秘密社團色彩的、互相維系的組織，他們的“自由”程度總是受到了相當的限制。
如果不立即尋找後繼而造成停工住锉，則原之上節可将井收回，且不償付工本。
這樣，前之下節作為中節，新頂之人又稱下節了。
如同盛井轉頂蔡、萬、寇、喻四姓，已達四節，前後曆經七十五年之久。
其三，“佃煎”。
富榮鹽場擁有日分或鍋分的地主，有的不願直接經營井竈，遂予出租。
有人便租賃現成井竈的鹽鹵及全套生産設備，加工食鹽出售。
這種佃煎有租期限制，五年、六年不等。
在這有限的時間内，不僅要追回租金，而且要獲取額外利潤，當然需要在經營管理方面有所改進。
從契約内容中可以看到，起初規定“水火消漲，不得異說”，而後佃煎者提出種種要求，出佃者不斷讓步。
“自佃之後，如年限内有鹵水不敷，鑿掘下脈，刁下大小竹木，耽延日期，主人照數補足，使費銀錢，主人認還”。
租期滿後，多“外敷六個月”，甚至“外敷一年零兩個月為準”。
表現的非常被動。
由于出租者仍要對鹽井的正常生産負責，必須繼續投資，因此，這并非是一般性質的租佃關系。
同時，佃煎者擅長經營籌劃，利潤日增，而出租者又多不善此道，到時也不一定收回井竈，以緻租期延長，佃煎者态度愈加咄咄逼人，有的更乘勢将井竈變相占有。
如乾隆年間，“秦人某佃煎從弟井業，獲資巨萬，據勢阻佃”①。
使用權的地位更加突出。
佃煎者的成功，應是鹽業資本取得勝利的一種表現。
其四，“杜賣”。
這是兼并小資井竈的一種契約形式。
鹽場中，有的小井竈戶因“鹽質甚劣”、“利亦微薄”，很難撐持下去，多為大竈戶所并吞。
文獻稱“大竈多系獨資”，“購得鹵權多，設竈亦多”。
他們乘機“買賣移并，随時為價”，“一竈歸并數竈”②，以緻“為場雄伯”③，成為特大井竈戶。
杜賣者在文契中多寫明“情因負債難償”、“力難自辦”，被迫将自己①《李氏族譜·丹山叔祖傳》。
②《四川鹽政史》卷3。
③民國《雲陽縣志》卷10。
僅有的生産資料，甚至連同自己的勞動力在内，一起出售給了大鹽業資本。
由于大量商業資本向鹽業資本轉化，不少商人逐漸成為新興的鹽業資本家。
道光初，陝商高某以銀三千兩與“李四友堂”合辦聯珠井，獲利豐厚。
道光十八年陝商某與“王三畏堂”訂約，規定每鑿一井，陝商出銀四百兩，收益客得十八天，主得十二天，十八年為率。
在彭水，“清乾隆間，陝商支千裔來郁開鑿新井”①。
在雲陽，“胡德榮..移家鹽場..購鹵買田，日益完富”②。
犍樂場吳景讓堂，其先“改營商業..家益日裕，先後置牛華溪、五通橋諸井竈”③。
陝西商人憑藉雄厚資本，在井鹽業生産領域中取得了絕對優勢，“川省各廠井竈，秦人十居七八，蜀人十居二三”④。
成為鹽業資本家，也即井鹽業資本主義萌芽舞台上最活躍的角色。
四川井鹽業在清代前期雖已出現資本主義萌芽，但它異常幼弱，除在富榮、犍樂等場存在有較大規模的手工工場外，其他地方小井小竈為代表的小生産方式仍很普遍。
如鹽源場“井戶多兼竈戶..皆極貧苦，利亦微薄”。
忠縣場“竈戶竈房均系自業，形勢甚陋，破房一間，竈一座或兩座而已”。
萬縣場“竈戶皆貧苦之民..作辍不常，夏日水淡，大半停業”⑤。
就是富榮場的鹽業資本主義萌芽面臨的道路也是極其狹窄，前途很不樂觀。
除清皇朝的統治政策的壓抑與銷售市場的限制外，還有以下三個問題。
第一，關于鹽場土地性質及地主地位。
開鑿鹽井要涉及土地，并與地主發生關系。
富榮場的土地開始在向鹽業資本轉化。
地主因提供一井三基，便具有了分享鹽業經營利潤的資格，即取得了“地脈水分”。
當井出微水、微火後，地主必須繼續投資，才能夠“分班”（分享鹽鹵）。
契約稱“倘開出腰脈水一二口，以幫掘井人用費；如出二口外地主願分班同出工本以掘下脈”。
“起推之後，遇有淘井并官前使費、注冊承課一切等用，俱照二十四口均出”。
因此，富榮場的地主，系以土地作為投資而獲得收益的。
地主投入的地産乃是井場固定的生産資料，鹽業資本的組成部分。
這樣，他們在一定程度上是作為資本的代表，而不是地租的代表參加增殖剩餘價值的活動。
可以說，富榮鹽場的地主也在朝土地經營者的方向演變。
可是，這種演變的阻力是巨大的。
由于是租佃土地的關系，因而要收取“押金”，時稱“押山銀錢”。
租期有定，一般為十二年。
租佃之後，中途不得停锉，否則地主有權收回。
井成功後，修建廊廠，往往也受制于地主。
由于他們“恐耗費過多而于己之分利有障”，多加阻撓，故均簡陋，不便擴大生産。
鹽井出入道路，如經過其他地主之區，仍得租佃，必然受額外勒索。
①《彭水、雲陽地方性資料稿》，《彭水制鹽公司概況》第廿号。
②民國《雲陽縣志》卷27。
③《先府君金三公行伏》，碑存樂山縣牛華溪吳家祠。
④《清朝續文獻通考》卷37。
⑤《四川鹽政史》卷3。
至于架設枧管更是“縻費不赀”，“非有勢力之紳商不能輕易經營設枧，否則必受地主之掯制也”①。
後雖有退還押金之例，但總的說來，地主為控制鹽鹵财富，相與勾結，組成排他性的地方封建勢力集團，阻礙外人投資，自由經營的道路愈來愈走不通了。
第二，鹽業資本的出路。
“四川貨殖最巨者為鹽”。
鹽業資本每年增殖巨額利潤，但多未用于擴大再生産，而是流向了其他地方。
首先是回到土地之上。
鹽場商人的信條是“耕鑿并治”①。
據統計，“李四友堂”在極盛時期擁有良田千頃，鄉莊數十，年收租五千餘石。
“王三畏堂”亦有良田萬頃，遍及富順、榮縣、威遠、宜賓等地，年收租一萬七千餘石。
就是以鹽場附屬的篾索業而言，據近代調查，其經營擴大的過程，恰恰也是其老闆由小中地主變為大地主的過程。
不僅如此，鹽業資本與高利貸、商業資本之間混通，前者豐盈則流入後者，前者虧損亦仰給于後者，它并不居于獨立的地位。
其次是投向封建官場，鹽商均“捐官”成風。
“李四友堂”的兄弟子侄人人捐官，同知數千兩，道台數萬兩。
甚至其雇傭的仁懷鹽号“協興隆”掌櫃，也将号銀十萬兩在貴州捐了道台。
這不僅耗費大量資金，而且迫使鹽業資本向畸形的道路發展。
再次是寄生的封建家族經濟的消耗。
富榮大場商多系各大家族，封建宗法家法體制與鹽業資本間的矛盾尖銳。
如在經營上、用人上往往發生沖突。
特别是鹽業資本積累與家族的生活消費相混淆，前者屢受後者沖擊。
場商幕幕家庭鬧劇的發生，多是兩者矛盾的反映。
鹽業資本在封建家族的影響下，其積累和擴大都是困難的。
到後來，鹽業資本與土地、高利貸、商業之間的滲透日益強烈，鹽場主的地主、高利貸、商人，尤其是封建地方紳士的色彩愈來愈濃厚。
于是其經營業務的地方性、排他性愈來愈大，而在其勢力範疇之内，彼此之間又力求相對穩定，避免競争，資本的兼并和集中過程也就更不明顯了。
第三，關于鹽工幫會性質問題。
清中葉後，富榮鹽場燒鹽工和整竈工有“炎帝會”，挑鹵工有“華祝會”，鑽井工有“泗聖會”。
發起之因是“常以一人而為一事則發之也難，以衆人而為一事則易也”①，乃是維系、團給鹽工的機構。
會首由會衆公舉，并有規章、紀律，如不得偷竊、賭博、吸洋煙等，否則開除，永不得入會。
會衆間的紛争，亦請會首解決。
這些組織曾發動過鹽工早期罷工鬥争。
但是其局限性也是很大的。
它的排外性強。
燒鹽工必須入會，未入會者不得燒鹽。
它的封建宗法的師徒關系色彩較濃，如不夠資格入會者稱“下手”，入會要多交一倍的“香錢”。
工作量也有不同規定，如燒花鹽，“上手”（正式會衆）二人共燒十口，“下手”一人燒三、①《四川鹽政史》卷3。
①《李氏族譜·果育府君傳》。
①《自流井火神廟碑記》。
四口，合稱為一排。
上手燒一天耍一天，一月工作十五天，稱十五班。
下手天天工作，稱三十班。
聯系到竈頭、山匠尚有招工等權，他們地位優越，其間還有某些剝削的關系。
因此，鹽工雇傭勞動所夾雜的封建因素也就不能不更多一些。
這表明，離開了土地的勞動者，雖然基于土地而形成的封建人身隸屬關系原則上不存在了，但在中國特殊的社會環境中，這些小農出身的勞動者，又自發地結成帶有宗教、秘密社團色彩的、互相維系的組織，他們的“自由”程度總是受到了相當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