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基本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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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記順治康熙時鄉試會試制度；“殉葬”條記清初“八旗舊俗，多以仆妾殉葬”，經禦史朱裴奏準禁止；“官年”條記：“三十年來士大夫履曆，例減年歲，甚或減至十餘年，即同人宴會，亦無以真年告人者，可謂薄俗”；“伐木”條記江南造戰艦，下令郡縣伐木，官吏逼洞庭一孀妪伐木運郡，因候驗收，“動淹旬月，妪計無所出，乃鬻女以償諸費”。
此書還幾次專述世祖福臨書畫之事，如西山新法海寺有一巨碑，“刻&lsquo敬佛&rsquo二字，筆勢飛動，世祖禦筆也”。
京城西之善果寺，有世祖賜弘覺禅師之禦書：“洞房作夜春風起，遙憶美人湘江水。
枕上片時春夢中，行盡江南數千裡。
”“戊申（康熙七年）新正五，過宋牧仲慈仁寺僧舍，恭睹世祖皇帝畫渡水牛，乃赫蹄紙上用指上螺紋印成之，意态生動，筆墨烘染所不能到。
又風竹一幅，上有&lsquo廣運之寶&rsquo”①。
《池北偶談》還載錄一縣令殘酷之極，竟擊殺小兒食其腦。
順治中，安邑知縣鹿盡心，得痿痹病，一方士自稱乩仙劉海蟾，“教以食小兒腦即愈。
鹿信之，辄以重價購小兒擊殺之，所殺傷甚衆，而病不減。
因複請于乩仙，複教以生食乃可愈，因更生鑿小兒腦吸之，緻死者不一，病竟不愈而死。
事随彰聞，被害之家，共置方士于法”②。
這一駭人聽聞喪天害理之暴行，藉諸《池北偶談》之記載，始得傳聞于世。
《讀書堂西征随筆》汪景祺著的《讀書堂西征随筆》，二卷，雍正二年成書，多記時事，間及古史。
書中之《遇紅石村三女記》、《記蒲州常生語》等篇，反映了素稱富饒的山西運城地區，由于三十年來“有司朘民，以奉上官，取之闾左者十倍正供”，以緻百姓賣妻鬻子，群起反抗，出現了以女子為首領的“姻脂賊”。
《熊文端與明史》，言緻仕大學士熊賜履在南京監修明史，既無卓見又收賄賂。
《高文恪遺事》，說高士奇奸險，先倚附大學士索額圖，後聯合大學士明珠反索。
《程如絲貪縱》，記川東道程如絲貪财，殺人害命。
《上年羹堯書》等篇、歌頌年平定青海之功及論功臣處事之法。
後雍正帝以其黨附年羹堯及諷刺康熙帝書法“皇帝揮毫不值錢”等犯上之辭，将其處斬籍沒，書藏宮中，民國時始出版其僅存之上卷。
《檐曝雜記》軍機章京、探花、道員趙翼，著述甚多，計有《廿二史劄記》等八種二①《池北偶談》頁26、68、287、295，中華書局1982年出版。
②《池北偶談》，頁563。
百餘卷，其所著《檐曝雜記》六卷、續一卷，是一部很有價值的筆記。
卷一主要記述朝廷政事，尤以對軍機處、木蘭秋狝和皇帝、皇子情形，更為令人矚目。
其《軍機處》、《廷寄》等條載稱，軍機大臣皆系親臣重臣，故“承旨出政”，皆在于軍機處。
“拟旨”是“軍機大臣之事”，世宗時，“皆桐城張文和公廷玉為之”，乾隆初，廷玉“以汪文端公由敦長于文學，特薦入以代其勞，乾隆十二三年間金川用兵，皆文端筆也”，後“相沿日久，（拟旨）遂為軍機司員之專職”。
先前僅讷親一人見帝，“一人承旨”，後傅恒于平金川後為領班軍機大臣，“乞令軍機諸大臣同進見，于是遂為例”。
對軍機處之定制、職權、辦事等情，記述明确具體，素為治史者重視。
本卷還叙述了乾隆帝勤政早朝，禦撰詩文，善射愛射，皇子皇孫自幼即每日早晨進入書房，讀書習射，“薄暮始休”，“日日如是”，故“不惟詩文書畫無一不擅其妙，而上下千古成敗理亂已了然于胸中”，皇次孫綿恩八歲三發三中，等等。
此皆他書未曾涉及。
本卷對木蘭秋狝之起因、目的、主要項目及其駕馭蒙古諸部的作用，對乾隆十六年太後六十壽典、内府戲班之情，皆有生動、具體、切實可靠之記述，實系極好史料。
本書卷二記述了一些大臣的行迹轶事、科舉考試、官場宦海、軍務政事、京城社會風貌、奇聞異事，如述傅恒、觀保愛才，尹繼善肅清江南漕政，王傑中乾隆二十六年狀元之因，京官趨炎附勢，争吊傅恒之兄廣成之喪，“輿馬溢門巷，數裡不得驅而進，皆步行入”，高士奇交結内監，偵悉帝之情形，預為準備，故奏對悉中帝意，蒙受特寵，權勢赫赫，廣受賄賂，等等，于史均有裨益。
尤其是其詳述乾隆軍費，一征金川，用銀七百七十五萬兩，平準定回二千三百一十一萬，征緬九百一十一萬，二征金川六千三百七十萬。
用兵台灣，銀米約一千萬兩，更為絕好資料。
其他各卷，有用材料亦不少。
《嘯亭雜錄》、《續錄》《嘯亭雜錄》十卷、《續錄》五卷，昭梿作。
昭梿原襲禮親王爵，後因故被削爵圈禁三年，釋後僅賞宗人府候補主事。
昭梿幼喜讀書，愛好詩文，後為王爺，與當時八旗王公大臣名人學士，以至下層市井優伶往來結交，熟悉宦海風波和民情土俗，他又閱讀過很多曆史典籍，細心研究，反複考證，故寫成了這部三十二萬餘字的著作。
此書詳細、具體地叙述了清朝前期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和典章制度等情，以及王公貴族、文武官員的遺聞轶事和社會風俗習慣，内容豐富，記事一般比較謹嚴，行文流暢，表達清晰簡練，在衆多筆記中名列前茅。
魏源的《聖武記》、李桓的《國朝耆獻類征》和《清史稿》等書，都從《嘯亭雜錄》中選用了大量材料，現代研究清史的學者，也将此書列為必讀之曆史文獻。
此書對清初至嘉慶大的戰争和重要政治事件人物皆有記述，尤其是乾隆朝，更為詳細具體。
其記“三藩之亂”時，圖海統領八旗家奴兵，平定察哈爾蒙古布爾尼親王之亂的詳細經過，及孝莊文皇後之建議用圖海，可補《清史列傳》、《清史稿》之不足。
雍正九年清軍慘敗于和通泊，乾隆年間兩征金川、平準定回、征緬攻安南、兩剿廓爾喀、鎮壓台灣林爽文起義的“十全武功”，本書皆列專條記述，多有珍貴史料，比如，雍正帝拒臣之谏發兵征準，傅爾丹不聽諸将之言，輕進中伏慘敗；薩喇爾陳奏準部内亂，汗臣之間争鬥不息，為乾隆帝之決策用兵提供了依據；帝破格優遇阿睦爾撒納，“賜上驷與之乘，親與其分較馬射，并以蒙古語詢其變亂始末”；甯遠大将軍嶽鐘琪之被削去三等公爵革職下獄，系得罪了一個滿洲小武官；乾隆帝谕将軍常青率兵從台灣府城撤回内地，總督李侍堯以此舉将使台灣盡失，“非十萬兵不易取”，“因将谕節去數語，錄寄常青，然後具疏請罪”，帝乃取消前旨；等等，皆其他書所未有，極有補益。
此書對一些大臣的貪婪、驕淫、怯懦、殘暴，直言不諱地記錄了下來，如《權貴之淫虐》記：某宗室“于街衢間睹有少艾，即擄歸”，“任意宣淫”，“某公爵淫其家婢，不從，以雞卵塞其陰戶緻死”；“某驸馬家巨富，嘗淫其婢不從，命裸置雪中僵死，其家撻死女婢無算，皆自牆穴棄屍出，其父母莫敢诘也。
後卒以勞瘵死”。
此書先後有四十餘處講述權相和珅之專權貪婪傾陷直臣，緻“政以賄成”，“官以資進”，朝政敗壞，其他任何文獻皆無如此詳細具體事例。
《閱世編》上海人葉夢珠的《閱世編》十卷，對明末清初以松江府為中心的這一地區之自然、政治、經濟、文化、風俗、人事各方面之情形，尤其是社會經濟，記述甚為詳細，其《田産》、《食貨》門，詳記土地、米、布、柴、鹽、煙、茶、糖、肉、藥材、紙張等生活必需品和手工藝品的價格，為治史者必讀。
近人贊其書說：“是書所記，大而郡國政要，世風升降，小而門祚興替，裡巷瑣聞，旁及水旱天災，物價低昂，舉凡涉世六十餘年間，閱曆之所及，無事不書，有聞必錄，而于松江一郡之沿革創置為特詳。
” 此外，法式善之《清秘述聞》，十六卷，專記科舉考試制度，起于順治，止于嘉慶四年。
徐錫麟、錢泳同輯《熙朝新語》，十六卷，雜錄清初至嘉慶各朝史事，廣泛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水利、農藝、人物轶事等各個方面。
王應奎之《柳南随筆》六卷、續筆四卷，書中很大一部分是記士大夫文人的遺聞轶事、社會習俗、風土人情。
龔炜著《巢林筆談》，六卷，續編二卷，按時間為序，起于康熙末年，止于乾隆二十八年前後，記述内容甚廣，凡江南社會民情，風俗掌故，天災人禍，官吏貪詐，戚友往來，皆為錄述，提供了大量經濟史、社會生活史資料。
嘉慶進士、軍機章京、知府、布政使、巡撫梁章巨，著書數十種，其《浪迹叢談》、續談、三談，二十七卷，主要記述道光時期人物、時事、揚州一帶的地方名勝、清代的某些典章制度，也涉及古代名物、史事的考訂，古代詩歌、碑銘、書畫的評介。
嘉慶進士，道光鹹豐時任至四川總督雲南總督的吳振棫，所著之《養吉齋叢錄》二十六卷、餘錄十卷，記述了同治以前清代政府、宮廷的典章制度和宮殿園苑。
道光進士陸以湉之《冷廬雜識》八卷，主要記述清代文人學者的學行經曆、交遊、三吳地區山水名勝及反英鴉片戰争和太平軍的一些事件。
李光庭之《鄉言解頤》，記述北京及附近風土人情。
這些筆記，皆有參考價值。
第八節 記事本末體史料 清皇朝一向重視使用記事本末的體例，記述重大軍事行動，常在一次大的戰争結束以後，就由“方略館”或指定專人組織修書班子，搜集這次用兵的有關上谕檔案、将帥奏折、地方官員報告，以及其他資料，采取編年體，分年系月，詳細叙述全部過程。
前後所修方略，有數十種，例如：《皇清開國方略》三十二卷，阿桂等奉敕纂，記述清朝興起到順治元年定都北京的過程；《平定三逆方略》六十卷，勒德洪等撰，康熙二十一年修成；《平定羅刹方略》四卷，敕撰，康熙二十七年修；《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四十八卷，溫達等康熙四十七年修；《平定金川方略》三十二卷，乾隆十三年來保等纂；《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正編、續編，共一百七十二卷，傅恒等乾隆三十七年修；《平定兩金川方略》一百五十二卷，乾隆四十六年阿桂等撰；《廓爾喀紀略》五十四卷，乾隆六十年敕撰；《巴布勒紀略》二十六卷，敕撰，乾隆末年修；《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前編》、續編、附編，共四百零九卷，慶桂等修，嘉慶刻；《剿平粵匪方略》四百二十卷，奕等撰，同治十一年刊；等等。
領銜主修者，皆系大學士或軍機大臣。
這些方略，基本上叙述了清朝曆次重大戰争，很有參考價值。
一些文人學士也對某些事件、戰争進行了專題寫作，出了一批記事本末體書籍。
如邵廷采撰《東南紀事》十二卷，記南明唐王、魯王政權之情及黃道周、金聲、張煌言、鄭芝龍、鄭成功等人之事，其《西南紀事》十二卷，記南明桂王政權之史。
曾任漢中知府，陝安道員之嚴如煜，著《三省邊防備覽》十四卷，詳載四川、陝西、湖北三省地理、經濟、軍制、風俗，提供了大量地方史、經濟史、社會史資料。
尤為重要的是《聖武記》一書。
作者魏源，道光二年舉人，二十四年中進士，曆任知縣、知州，著有《海國圖志》等七八種書。
《聖武記》共十四卷，前十卷用記事本末體将清朝興起，入主中原，直至道光之對内對外主要戰争，歸納為“開創”、“藩鎮”、“外藩”、“土司苗瑤回民”、“海寇民變兵變”、“教匪”六個專題，詳述其始末經過，問題集中，條理清楚，可以由此了解鴉片戰争以前清朝曆史的梗概。
後四卷《武功餘記》，分為“兵制兵饷”、“掌故考證”、“事功雜述”、“議武”四個專題，是魏源自己對有關軍事問題的論述。
《聖武記》的取材十分豐富，有經書、正史，有實錄、方略，有地方志及各種私人著作，也有實地采訪來的父老傳說，他還充分利用了邊疆史地學的研究成果，經過分析考證，再予撰寫，故其書所提供的大部分史料是可靠的，改正了一些傳統錯誤，它雖有不足之處，但仍不失為一部研究、學習清史的必讀考參書。
第九節契據文書契據是契約憑證，是某種經濟關系的證據，種類很多，如土地的買賣、典當、佃種、頂耕契約，房屋的買賣、典當、出租、轉租契約，人口買賣文書，銀米借貸契約，分家文書，合夥經營文書，征收租、賦文書，等等。
這些契據文書大都有一定的格式，其内容包括當事人雙方、中證人、所議物品的數量、價格，立約時間，雙方之義務權利，違約時的制裁，等等。
契據文書是研究經濟史、民族史的重要史料，它記述了大量正史、野史、文集、筆記、方志未曾談及的重要事實，十分具體，相當準确，是非常必需的有用史料。
契據文書數量龐大，散藏于各單位，僅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就藏有徽州明清兩代契約上萬件。
台灣也出版了《台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載錄了數千份文契。
現簡要摘錄部分關于台灣土地認墾、典當、買賣的契約，供讀者了解。
先引台灣收藏乾隆五十三年一份招佃認墾執照如下：本業戶有明買楊梅埔報墾課地，今佃吳奇俊前來認墾，給出楊梅山下□埔犁分三張，每張以六甲為淮，内扣屋場禾□□田水圳車路，經踏明四址..付佃前去自備工本開墾耕種，田園所種□豆雜子，照例一九五抽的，業得一五，佃得八五，早季收成，運至本莊公所，風幹精淨，平量交納，以供國課社租。
至築埤圳鄉勇公費，業三佃七勻派，俟三年墾成水田，量丈按甲八石納供，如埤水佃人自築，按甲六石完收，其高阜無水□□不能成田者，仍照例一九五抽的。
自給墾後，務須勤耕勤種，毋緻抛荒誤課，三年後不去墾種，有誤供租，應聽業主另招别佃，不得籍阻。
該佃并不得窩匪聚賭，如有此等情事，禀逐别招。
..今欲有憑，給此執照。
業主圖章。
乾隆五十三年九月初九日給。
永字第十九号。
①再引台灣典地文契一份：立典契人顔識山，有阄分承受父典得番園一段，坐落土名北勢寮，年載番租二石，四至界址登載原契。
今因欠銀别置，先問兄弟不肯承受外，托中送就與爵武兄弟典出，契面銀二百三十大員，銀兩即日同中交足收訖，園付銀主前去管掌耕種為業，曆年對番納租二石。
三面約定，不拘遠近，備契面取贖，不得刁難。
此園系父承番典的，其原價銀二百大員，時典的典銀三十大員，日後番滿期備銀取贖，山應備銀三十大員湊額取贖。
此系甘願言定，不得反悔，保此園是山阄物業，并無重典交納來曆不明并父母弟兄争執為礙等情，如有不明，山自抵當，不幹銀主之事。
恐口無憑，立典契一紙并繳番原典契一紙共二紙付執為照。
代書中見王若修（押）知見父文道（押） 再見兄識力（押）再見侄友奎（押） 嘉慶二十六年九月日立典契人弟識山（押）清代的土地買賣，有“活①《台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
②《台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
賣”與“絕賣”兩種。
所謂“活賣”，是賣地時業主于契上載明“賣活契”、“不拘年月遠近，銀到歸贖”等字樣，或未注明“杜絕”等字句，這樣的賣田叫做活賣，賣主有權随時備足原價銀錢向買主贖回此地，或要求買主“補貼價銀”。
這種補貼價銀，也叫找價銀，理由是“原價輕淺”。
活賣經過找價之後，便變成“絕賣”。
有的業主一開始便将地“絕賣”，立下“杜賣契”、“絕賣契”、“杜絕田文契”，載明自賣之後，不得找價歸贖。
找價亦需立契，名叫“找契”或“杜絕增契”，現引台灣一契為例：立杜絕增契人楊奕（治）資，先原有□父在于海豐莊自墾有水田一分，情因不能自耕，出退與蔔柔（芳）山兄弟，又不能自耕，出退與林匡麟承買，田甲界址，原契載明。
今奉憲例，請得管甲僯親分處，向得匡增出原田增價員銀四員正，即日銀契兩交明訖，中間并無準折短少，亦無上下手來曆不明等情，自增之後，一增千休，永斷葛藤，日[後]不得言增言贖等，情。
如有上下手來曆不明及房族借端滋事，系賣者一力抵當。
二比甘願，兩無迫勒，今欲有憑，立增契一紙付照。
在見姊夫何相錦（押） 經增親何相榮（押） 乾隆二十九年五月初九日立增契人楊奕（治）資（押）①“絕賣”之契甚多，今引台灣一份乾隆十六年之契為例：立賣斷根田契人謝元萬，今有先年自己續買得水田一處，坐落土名藍興莊橋你頭莊背，奉憲經丈田甲三甲六分，後丈新甲六分正..四址分明。
今因乏銀應用情急出賣與人，盡問房親伯叔人等，俱各不願承領，情願托中送至與劉懷順前來出首承買，當日憑中三面言定時值田價番錢員銀三百五十六兩正，即日契價兩交明白，中間并無短少，其田要系自己物業，不曾包賣别人田地，亦無重複典當等情，如有此情，系賣人一力抵當。
其田自賣之後，交于買人前去耕管為業，一賣千休，異日不得言贖言增等情。
此系二比甘願，兩無逼勒，恐口無憑，立賣田契付照。
說合中人謝百輝、朱多文（押） 在場見陳遠學，兄元儒（押）在場侄巧琳（押） 依口代筆弟元京（押） 乾隆十六年八月日立賣田契人謝元萬（押）。
①清代有很多土地租佃契約，例如，雍正五年福建永安馮九珠向其族兄馮上玉租地耕種，立下佃契。
其契如下：立承佃人族弟九珠，今來要田耕作，托保前在上玉兄佃得谷田一段，坐落土名黃曆車頭，原計實在正租并小租谷共計六石五鬥，其谷遞年到秋熟之日，備辦好谷，送至兄家下風扇交量明白，不敢拖欠升合，賣弄界至，抛荒丘埆水漿等情，如有此色，應兄改佃，弟不敢阻占。
今來二家甘心，立承佃為照。
①《台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
①《台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
雍正丁未五年十一月日立承佃弟九珠（押） 代字保佃九環（押）。
②契據不僅記述了大量經濟事情，而且也提供了許多人們罕知的少數民族史料。
例如，《台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中，載錄了一大批關于高山族社會發展、經濟實情的契據文書，現舉三契為例。
一是雍正八年漢民楊道弘向高山族社認墾荒地之“招墾字”、“合約字”：同立合約人武撈灣社土官君孝、歐灣及業戶楊道弘、甲頭七哥、阿八、買那、撈允、卓論、白番武使、鬥僅、賣陣、大裡興等：茲因本社課饷無征，孝等會同衆番議妥，除本社耕種外，尚有餘剩荒埔一所，坐落土名興直..。
衆等俱各甘願将此荒埔贌與墾戶楊道弘前去招佃開墾，除升科報課外，三面議定每年願貼本社饷銀五十兩。
此雍正九年起，約定八月交完饷銀，其後逐年循例，不敢拖延短欠。
立約之日，通同周圍四至定之界限，永為照例，後日不得争端易界。
雍正八年九月日同立合約武撈灣社土官歐灣、君孝。
再引一份台灣縣新港社之高山族将地典與漢民之典契如下：立典契人新港社番卓阿絲、卓羅立等，有承祖父自墾沙園一所，年帶番饷銀一大元..。
今因乏銀費用，先盡問番親叔兄弟侄無力承受外，托中引就新港社内鄭伯教、鄭明顯出頭承典，三面言議，着下時價佛頭二百八十大元正。
其銀即日同中文訖，其園随付銀主掌管耕作收成，不敢阻擋。
限至六年終，聽羅力等備足契面銀取贖原契，如是至期無銀取贖原契，将園仍付銀主掌管耕作，不敢阻擋刁難，亦不敢異言生端。
保此園系羅力等承父自開墾之業，與番親人等無幹，..。
嘉慶四年正月日立典契。
高山族也存在土地買賣行為，下引一份絕賣文契：立賣杜絕盡根契人卓猴社番婦力毛雍等，有承祖父母業園一所..今因乏銀費用，先盡問房親叔兄弟侄不能承受外，托中引就賣與本社番婦買猶裡、夫阿莪出頭承買，三面言議，時價銀一十八大元正。
其銀即日同中交訖
此書還幾次專述世祖福臨書畫之事，如西山新法海寺有一巨碑，“刻&lsquo敬佛&rsquo二字，筆勢飛動，世祖禦筆也”。
京城西之善果寺，有世祖賜弘覺禅師之禦書：“洞房作夜春風起，遙憶美人湘江水。
枕上片時春夢中，行盡江南數千裡。
”“戊申（康熙七年）新正五，過宋牧仲慈仁寺僧舍，恭睹世祖皇帝畫渡水牛，乃赫蹄紙上用指上螺紋印成之，意态生動，筆墨烘染所不能到。
又風竹一幅，上有&lsquo廣運之寶&rsquo”①。
《池北偶談》還載錄一縣令殘酷之極，竟擊殺小兒食其腦。
順治中，安邑知縣鹿盡心，得痿痹病，一方士自稱乩仙劉海蟾，“教以食小兒腦即愈。
鹿信之，辄以重價購小兒擊殺之，所殺傷甚衆，而病不減。
因複請于乩仙，複教以生食乃可愈，因更生鑿小兒腦吸之，緻死者不一，病竟不愈而死。
事随彰聞，被害之家，共置方士于法”②。
這一駭人聽聞喪天害理之暴行，藉諸《池北偶談》之記載，始得傳聞于世。
《讀書堂西征随筆》汪景祺著的《讀書堂西征随筆》，二卷，雍正二年成書，多記時事，間及古史。
書中之《遇紅石村三女記》、《記蒲州常生語》等篇，反映了素稱富饒的山西運城地區，由于三十年來“有司朘民，以奉上官，取之闾左者十倍正供”，以緻百姓賣妻鬻子，群起反抗，出現了以女子為首領的“姻脂賊”。
《熊文端與明史》，言緻仕大學士熊賜履在南京監修明史，既無卓見又收賄賂。
《高文恪遺事》，說高士奇奸險，先倚附大學士索額圖，後聯合大學士明珠反索。
《程如絲貪縱》，記川東道程如絲貪财，殺人害命。
《上年羹堯書》等篇、歌頌年平定青海之功及論功臣處事之法。
後雍正帝以其黨附年羹堯及諷刺康熙帝書法“皇帝揮毫不值錢”等犯上之辭，将其處斬籍沒，書藏宮中，民國時始出版其僅存之上卷。
《檐曝雜記》軍機章京、探花、道員趙翼，著述甚多，計有《廿二史劄記》等八種二①《池北偶談》頁26、68、287、295，中華書局1982年出版。
②《池北偶談》，頁563。
百餘卷，其所著《檐曝雜記》六卷、續一卷，是一部很有價值的筆記。
卷一主要記述朝廷政事，尤以對軍機處、木蘭秋狝和皇帝、皇子情形，更為令人矚目。
其《軍機處》、《廷寄》等條載稱，軍機大臣皆系親臣重臣，故“承旨出政”，皆在于軍機處。
“拟旨”是“軍機大臣之事”，世宗時，“皆桐城張文和公廷玉為之”，乾隆初，廷玉“以汪文端公由敦長于文學，特薦入以代其勞，乾隆十二三年間金川用兵，皆文端筆也”，後“相沿日久，（拟旨）遂為軍機司員之專職”。
先前僅讷親一人見帝，“一人承旨”，後傅恒于平金川後為領班軍機大臣，“乞令軍機諸大臣同進見，于是遂為例”。
對軍機處之定制、職權、辦事等情，記述明确具體，素為治史者重視。
本卷還叙述了乾隆帝勤政早朝，禦撰詩文，善射愛射，皇子皇孫自幼即每日早晨進入書房，讀書習射，“薄暮始休”，“日日如是”，故“不惟詩文書畫無一不擅其妙，而上下千古成敗理亂已了然于胸中”，皇次孫綿恩八歲三發三中，等等。
此皆他書未曾涉及。
本卷對木蘭秋狝之起因、目的、主要項目及其駕馭蒙古諸部的作用，對乾隆十六年太後六十壽典、内府戲班之情，皆有生動、具體、切實可靠之記述，實系極好史料。
本書卷二記述了一些大臣的行迹轶事、科舉考試、官場宦海、軍務政事、京城社會風貌、奇聞異事，如述傅恒、觀保愛才，尹繼善肅清江南漕政，王傑中乾隆二十六年狀元之因，京官趨炎附勢，争吊傅恒之兄廣成之喪，“輿馬溢門巷，數裡不得驅而進，皆步行入”，高士奇交結内監，偵悉帝之情形，預為準備，故奏對悉中帝意，蒙受特寵，權勢赫赫，廣受賄賂，等等，于史均有裨益。
尤其是其詳述乾隆軍費，一征金川，用銀七百七十五萬兩，平準定回二千三百一十一萬，征緬九百一十一萬，二征金川六千三百七十萬。
用兵台灣，銀米約一千萬兩，更為絕好資料。
其他各卷，有用材料亦不少。
《嘯亭雜錄》、《續錄》《嘯亭雜錄》十卷、《續錄》五卷，昭梿作。
昭梿原襲禮親王爵，後因故被削爵圈禁三年，釋後僅賞宗人府候補主事。
昭梿幼喜讀書，愛好詩文，後為王爺，與當時八旗王公大臣名人學士，以至下層市井優伶往來結交，熟悉宦海風波和民情土俗，他又閱讀過很多曆史典籍，細心研究，反複考證，故寫成了這部三十二萬餘字的著作。
此書詳細、具體地叙述了清朝前期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和典章制度等情，以及王公貴族、文武官員的遺聞轶事和社會風俗習慣，内容豐富，記事一般比較謹嚴，行文流暢，表達清晰簡練，在衆多筆記中名列前茅。
魏源的《聖武記》、李桓的《國朝耆獻類征》和《清史稿》等書，都從《嘯亭雜錄》中選用了大量材料，現代研究清史的學者，也将此書列為必讀之曆史文獻。
此書對清初至嘉慶大的戰争和重要政治事件人物皆有記述，尤其是乾隆朝，更為詳細具體。
其記“三藩之亂”時，圖海統領八旗家奴兵，平定察哈爾蒙古布爾尼親王之亂的詳細經過，及孝莊文皇後之建議用圖海，可補《清史列傳》、《清史稿》之不足。
雍正九年清軍慘敗于和通泊，乾隆年間兩征金川、平準定回、征緬攻安南、兩剿廓爾喀、鎮壓台灣林爽文起義的“十全武功”，本書皆列專條記述，多有珍貴史料，比如，雍正帝拒臣之谏發兵征準，傅爾丹不聽諸将之言，輕進中伏慘敗；薩喇爾陳奏準部内亂，汗臣之間争鬥不息，為乾隆帝之決策用兵提供了依據；帝破格優遇阿睦爾撒納，“賜上驷與之乘，親與其分較馬射，并以蒙古語詢其變亂始末”；甯遠大将軍嶽鐘琪之被削去三等公爵革職下獄，系得罪了一個滿洲小武官；乾隆帝谕将軍常青率兵從台灣府城撤回内地，總督李侍堯以此舉将使台灣盡失，“非十萬兵不易取”，“因将谕節去數語，錄寄常青，然後具疏請罪”，帝乃取消前旨；等等，皆其他書所未有，極有補益。
此書對一些大臣的貪婪、驕淫、怯懦、殘暴，直言不諱地記錄了下來，如《權貴之淫虐》記：某宗室“于街衢間睹有少艾，即擄歸”，“任意宣淫”，“某公爵淫其家婢，不從，以雞卵塞其陰戶緻死”；“某驸馬家巨富，嘗淫其婢不從，命裸置雪中僵死，其家撻死女婢無算，皆自牆穴棄屍出，其父母莫敢诘也。
後卒以勞瘵死”。
此書先後有四十餘處講述權相和珅之專權貪婪傾陷直臣，緻“政以賄成”，“官以資進”，朝政敗壞，其他任何文獻皆無如此詳細具體事例。
《閱世編》上海人葉夢珠的《閱世編》十卷，對明末清初以松江府為中心的這一地區之自然、政治、經濟、文化、風俗、人事各方面之情形，尤其是社會經濟，記述甚為詳細，其《田産》、《食貨》門，詳記土地、米、布、柴、鹽、煙、茶、糖、肉、藥材、紙張等生活必需品和手工藝品的價格，為治史者必讀。
近人贊其書說：“是書所記，大而郡國政要，世風升降，小而門祚興替，裡巷瑣聞，旁及水旱天災，物價低昂，舉凡涉世六十餘年間，閱曆之所及，無事不書，有聞必錄，而于松江一郡之沿革創置為特詳。
” 此外，法式善之《清秘述聞》，十六卷，專記科舉考試制度，起于順治，止于嘉慶四年。
徐錫麟、錢泳同輯《熙朝新語》，十六卷，雜錄清初至嘉慶各朝史事，廣泛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水利、農藝、人物轶事等各個方面。
王應奎之《柳南随筆》六卷、續筆四卷，書中很大一部分是記士大夫文人的遺聞轶事、社會習俗、風土人情。
龔炜著《巢林筆談》，六卷，續編二卷，按時間為序，起于康熙末年，止于乾隆二十八年前後，記述内容甚廣，凡江南社會民情，風俗掌故，天災人禍，官吏貪詐，戚友往來，皆為錄述，提供了大量經濟史、社會生活史資料。
嘉慶進士、軍機章京、知府、布政使、巡撫梁章巨，著書數十種，其《浪迹叢談》、續談、三談，二十七卷，主要記述道光時期人物、時事、揚州一帶的地方名勝、清代的某些典章制度，也涉及古代名物、史事的考訂，古代詩歌、碑銘、書畫的評介。
嘉慶進士，道光鹹豐時任至四川總督雲南總督的吳振棫，所著之《養吉齋叢錄》二十六卷、餘錄十卷，記述了同治以前清代政府、宮廷的典章制度和宮殿園苑。
道光進士陸以湉之《冷廬雜識》八卷，主要記述清代文人學者的學行經曆、交遊、三吳地區山水名勝及反英鴉片戰争和太平軍的一些事件。
李光庭之《鄉言解頤》，記述北京及附近風土人情。
這些筆記，皆有參考價值。
第八節 記事本末體史料 清皇朝一向重視使用記事本末的體例，記述重大軍事行動，常在一次大的戰争結束以後，就由“方略館”或指定專人組織修書班子，搜集這次用兵的有關上谕檔案、将帥奏折、地方官員報告，以及其他資料，采取編年體，分年系月，詳細叙述全部過程。
前後所修方略，有數十種，例如：《皇清開國方略》三十二卷，阿桂等奉敕纂，記述清朝興起到順治元年定都北京的過程；《平定三逆方略》六十卷，勒德洪等撰，康熙二十一年修成；《平定羅刹方略》四卷，敕撰，康熙二十七年修；《親征平定朔漠方略》四十八卷，溫達等康熙四十七年修；《平定金川方略》三十二卷，乾隆十三年來保等纂；《平定準噶爾方略前編》、正編、續編，共一百七十二卷，傅恒等乾隆三十七年修；《平定兩金川方略》一百五十二卷，乾隆四十六年阿桂等撰；《廓爾喀紀略》五十四卷，乾隆六十年敕撰；《巴布勒紀略》二十六卷，敕撰，乾隆末年修；《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前編》、續編、附編，共四百零九卷，慶桂等修，嘉慶刻；《剿平粵匪方略》四百二十卷，奕等撰，同治十一年刊；等等。
領銜主修者，皆系大學士或軍機大臣。
這些方略，基本上叙述了清朝曆次重大戰争，很有參考價值。
一些文人學士也對某些事件、戰争進行了專題寫作，出了一批記事本末體書籍。
如邵廷采撰《東南紀事》十二卷，記南明唐王、魯王政權之情及黃道周、金聲、張煌言、鄭芝龍、鄭成功等人之事，其《西南紀事》十二卷，記南明桂王政權之史。
曾任漢中知府，陝安道員之嚴如煜，著《三省邊防備覽》十四卷，詳載四川、陝西、湖北三省地理、經濟、軍制、風俗，提供了大量地方史、經濟史、社會史資料。
尤為重要的是《聖武記》一書。
作者魏源，道光二年舉人，二十四年中進士，曆任知縣、知州，著有《海國圖志》等七八種書。
《聖武記》共十四卷，前十卷用記事本末體将清朝興起，入主中原，直至道光之對内對外主要戰争，歸納為“開創”、“藩鎮”、“外藩”、“土司苗瑤回民”、“海寇民變兵變”、“教匪”六個專題，詳述其始末經過，問題集中，條理清楚，可以由此了解鴉片戰争以前清朝曆史的梗概。
後四卷《武功餘記》，分為“兵制兵饷”、“掌故考證”、“事功雜述”、“議武”四個專題，是魏源自己對有關軍事問題的論述。
《聖武記》的取材十分豐富，有經書、正史，有實錄、方略，有地方志及各種私人著作，也有實地采訪來的父老傳說，他還充分利用了邊疆史地學的研究成果，經過分析考證，再予撰寫，故其書所提供的大部分史料是可靠的，改正了一些傳統錯誤，它雖有不足之處，但仍不失為一部研究、學習清史的必讀考參書。
第九節契據文書契據是契約憑證，是某種經濟關系的證據，種類很多，如土地的買賣、典當、佃種、頂耕契約，房屋的買賣、典當、出租、轉租契約，人口買賣文書，銀米借貸契約，分家文書，合夥經營文書，征收租、賦文書，等等。
這些契據文書大都有一定的格式，其内容包括當事人雙方、中證人、所議物品的數量、價格，立約時間，雙方之義務權利，違約時的制裁，等等。
契據文書是研究經濟史、民族史的重要史料，它記述了大量正史、野史、文集、筆記、方志未曾談及的重要事實，十分具體，相當準确，是非常必需的有用史料。
契據文書數量龐大，散藏于各單位，僅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就藏有徽州明清兩代契約上萬件。
台灣也出版了《台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載錄了數千份文契。
現簡要摘錄部分關于台灣土地認墾、典當、買賣的契約，供讀者了解。
先引台灣收藏乾隆五十三年一份招佃認墾執照如下：本業戶有明買楊梅埔報墾課地，今佃吳奇俊前來認墾，給出楊梅山下□埔犁分三張，每張以六甲為淮，内扣屋場禾□□田水圳車路，經踏明四址..付佃前去自備工本開墾耕種，田園所種□豆雜子，照例一九五抽的，業得一五，佃得八五，早季收成，運至本莊公所，風幹精淨，平量交納，以供國課社租。
至築埤圳鄉勇公費，業三佃七勻派，俟三年墾成水田，量丈按甲八石納供，如埤水佃人自築，按甲六石完收，其高阜無水□□不能成田者，仍照例一九五抽的。
自給墾後，務須勤耕勤種，毋緻抛荒誤課，三年後不去墾種，有誤供租，應聽業主另招别佃，不得籍阻。
該佃并不得窩匪聚賭，如有此等情事，禀逐别招。
..今欲有憑，給此執照。
業主圖章。
乾隆五十三年九月初九日給。
永字第十九号。
①再引台灣典地文契一份：立典契人顔識山，有阄分承受父典得番園一段，坐落土名北勢寮，年載番租二石，四至界址登載原契。
今因欠銀别置，先問兄弟不肯承受外，托中送就與爵武兄弟典出，契面銀二百三十大員，銀兩即日同中交足收訖，園付銀主前去管掌耕種為業，曆年對番納租二石。
三面約定，不拘遠近，備契面取贖，不得刁難。
此園系父承番典的，其原價銀二百大員，時典的典銀三十大員，日後番滿期備銀取贖，山應備銀三十大員湊額取贖。
此系甘願言定，不得反悔，保此園是山阄物業，并無重典交納來曆不明并父母弟兄争執為礙等情，如有不明，山自抵當，不幹銀主之事。
恐口無憑，立典契一紙并繳番原典契一紙共二紙付執為照。
代書中見王若修（押）知見父文道（押） 再見兄識力（押）再見侄友奎（押） 嘉慶二十六年九月日立典契人弟識山（押）清代的土地買賣，有“活①《台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
②《台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
賣”與“絕賣”兩種。
所謂“活賣”，是賣地時業主于契上載明“賣活契”、“不拘年月遠近，銀到歸贖”等字樣，或未注明“杜絕”等字句，這樣的賣田叫做活賣，賣主有權随時備足原價銀錢向買主贖回此地，或要求買主“補貼價銀”。
這種補貼價銀，也叫找價銀，理由是“原價輕淺”。
活賣經過找價之後，便變成“絕賣”。
有的業主一開始便将地“絕賣”，立下“杜賣契”、“絕賣契”、“杜絕田文契”，載明自賣之後，不得找價歸贖。
找價亦需立契，名叫“找契”或“杜絕增契”，現引台灣一契為例：立杜絕增契人楊奕（治）資，先原有□父在于海豐莊自墾有水田一分，情因不能自耕，出退與蔔柔（芳）山兄弟，又不能自耕，出退與林匡麟承買，田甲界址，原契載明。
今奉憲例，請得管甲僯親分處，向得匡增出原田增價員銀四員正，即日銀契兩交明訖，中間并無準折短少，亦無上下手來曆不明等情，自增之後，一增千休，永斷葛藤，日[後]不得言增言贖等，情。
如有上下手來曆不明及房族借端滋事，系賣者一力抵當。
二比甘願，兩無迫勒，今欲有憑，立增契一紙付照。
在見姊夫何相錦（押） 經增親何相榮（押） 乾隆二十九年五月初九日立增契人楊奕（治）資（押）①“絕賣”之契甚多，今引台灣一份乾隆十六年之契為例：立賣斷根田契人謝元萬，今有先年自己續買得水田一處，坐落土名藍興莊橋你頭莊背，奉憲經丈田甲三甲六分，後丈新甲六分正..四址分明。
今因乏銀應用情急出賣與人，盡問房親伯叔人等，俱各不願承領，情願托中送至與劉懷順前來出首承買，當日憑中三面言定時值田價番錢員銀三百五十六兩正，即日契價兩交明白，中間并無短少，其田要系自己物業，不曾包賣别人田地，亦無重複典當等情，如有此情，系賣人一力抵當。
其田自賣之後，交于買人前去耕管為業，一賣千休，異日不得言贖言增等情。
此系二比甘願，兩無逼勒，恐口無憑，立賣田契付照。
說合中人謝百輝、朱多文（押） 在場見陳遠學，兄元儒（押）在場侄巧琳（押） 依口代筆弟元京（押） 乾隆十六年八月日立賣田契人謝元萬（押）。
①清代有很多土地租佃契約，例如，雍正五年福建永安馮九珠向其族兄馮上玉租地耕種，立下佃契。
其契如下：立承佃人族弟九珠，今來要田耕作，托保前在上玉兄佃得谷田一段，坐落土名黃曆車頭，原計實在正租并小租谷共計六石五鬥，其谷遞年到秋熟之日，備辦好谷，送至兄家下風扇交量明白，不敢拖欠升合，賣弄界至，抛荒丘埆水漿等情，如有此色，應兄改佃，弟不敢阻占。
今來二家甘心，立承佃為照。
①《台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
①《台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
雍正丁未五年十一月日立承佃弟九珠（押） 代字保佃九環（押）。
②契據不僅記述了大量經濟事情，而且也提供了許多人們罕知的少數民族史料。
例如，《台灣公私藏古文書影本》中，載錄了一大批關于高山族社會發展、經濟實情的契據文書，現舉三契為例。
一是雍正八年漢民楊道弘向高山族社認墾荒地之“招墾字”、“合約字”：同立合約人武撈灣社土官君孝、歐灣及業戶楊道弘、甲頭七哥、阿八、買那、撈允、卓論、白番武使、鬥僅、賣陣、大裡興等：茲因本社課饷無征，孝等會同衆番議妥，除本社耕種外，尚有餘剩荒埔一所，坐落土名興直..。
衆等俱各甘願将此荒埔贌與墾戶楊道弘前去招佃開墾，除升科報課外，三面議定每年願貼本社饷銀五十兩。
此雍正九年起，約定八月交完饷銀，其後逐年循例，不敢拖延短欠。
立約之日，通同周圍四至定之界限，永為照例，後日不得争端易界。
雍正八年九月日同立合約武撈灣社土官歐灣、君孝。
再引一份台灣縣新港社之高山族将地典與漢民之典契如下：立典契人新港社番卓阿絲、卓羅立等，有承祖父自墾沙園一所，年帶番饷銀一大元..。
今因乏銀費用，先盡問番親叔兄弟侄無力承受外，托中引就新港社内鄭伯教、鄭明顯出頭承典，三面言議，着下時價佛頭二百八十大元正。
其銀即日同中文訖，其園随付銀主掌管耕作收成，不敢阻擋。
限至六年終，聽羅力等備足契面銀取贖原契，如是至期無銀取贖原契，将園仍付銀主掌管耕作，不敢阻擋刁難，亦不敢異言生端。
保此園系羅力等承父自開墾之業，與番親人等無幹，..。
嘉慶四年正月日立典契。
高山族也存在土地買賣行為，下引一份絕賣文契：立賣杜絕盡根契人卓猴社番婦力毛雍等，有承祖父母業園一所..今因乏銀費用，先盡問房親叔兄弟侄不能承受外，托中引就賣與本社番婦買猶裡、夫阿莪出頭承買，三面言議，時價銀一十八大元正。
其銀即日同中交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