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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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人高半截的磚牆，沿着河溝繞校園一圈，隔着牆，校園宿舍樓隐約的燈光、吉他聲、錄音機播放的BBC英語、怪叫、吵鬧、歌聲，不間斷地向小路大大咧咧撲過來，熱浪裹卷着郊外曼陀羅、地丁、馬蘭花的氣息，使我的呼吸不如平日那麼容易。
一句詩這麼描述插入中文系三年級的作家：世界是一幢網狀的大樓左右颠動，他們附在上面，像貓頭鷹的眼睛。
别的大學生喝墨水，他們喝酒，而讓墨水灑在紙上印成鉛字，這就是驕傲的資本。
大學生稚氣未脫，而他們有上過越南戰場的，當過知青去過邊疆的，曾在天安門前接受過偉大領袖的檢閱的，在煤礦挖過十年煤的，甚至有蹲過大牢的。
隻是沒有幾個人願拍胸膛，聲稱自己把圖書館迷宮似的小徑走遍。
書容易打開，也容易關住，關住了，便再也出不來了，做學問無疑是陷阱中最無聊的一種，比中世紀的抄書匠略高明一些而已。
當然，這隻不過是職業需要的自我廣告，但自從作家班開辦之後，大學面目全非卻是事實。
校園依然綠樹成蔭，草地青幽，但牆上張貼着奇奇怪怪的招貼，諸如需要氰化鉀複仇、高價出賣一夜之歡等等，每個角落都有紙片紙條表明校園的生機勃勃，學生開始失魂落魄，教師無所事事，騎着自行車遊蕩，甚至與學生一起出入學校酒吧，參加每晚移動的舞會，深夜不歸，有意讓老婆或丈夫生氣。
但是，比起我的同學們，那些雜志社、出版社的編輯、主編顯然活得更有趣，他們是快樂遊戲的高手，懂得怎樣使日子過得不同尋常，快樂嘛，就是視野寬闊，跳過人生中一切煩惱的事，包括編輯隻是為人作嫁，作者一成名就扔掉對他們獻媚的面具之類的牢騷和時而冒出的自卑心。
隻要懂得如何使用權力，政變和大革命的暴風雨之間，還有漫長的風和日麗的和平年代。
如果我們尚沒有再次聽見“狼來了”，那麼快快端坐到桌前，完成許多許多次最後晚餐中的一次吧! 我在山城霧都，乘一列特快火車，呼嘯着由西向東，穿過晝與夜之間長長的隧道，來到上海這個中國最大的城市。
1989年那個秋天的下午，我左顧右盼月台上的接客者，竟沒有一張認識的臉，也沒有一雙舉着我名字紙牌的手。
那份由電波傳遞的簡信雖然完成了它的使命，但并沒有得到我盼望的響應，月台上已空無一人，誰會前來?誰會把我放在心上?舊友星散，浪迹天涯，偶然遇到故人，也不會貿然續上友情。
拖着我僅有的全部家當：一個大包裝有簡單的四季更換衣服，三個小包裝有《入穴》、《背叛之秋》等百餘冊跟随我多年的當代名著，我好不容易挨出了月台和長長的通道。
火車站出口外鋪着水泥方塊的不大不小的廣場，像個喧鬧的大鍋，川流不息的接送客的人，依靠行李橫豎躺着、坐着、站着的男女老少，無數口腔所發出的氣息，彙成巨流，壓過商店喇叭裡的歌曲，比這混亂的城市先一步揪緊我的心。
喧鬧也罷了，尤其這當地人引以自豪的口音，其他省市的人都讨厭的口音，但本地人卻為此覺得高人一等，把不操純粹當地口音的人看成二等公民。
在人群之中，我問自己，幹嗎千裡迢迢而來，找罪受，還是有意在罪惡的中心尋找暴風雨中的靜谧?站在擁擠的公共汽車裡，我的身體被口音純正的小癟三們搓揉着，使人有種說不出口的心動，對，入骨切膚的心動，以至于我在報到注冊之後，斷然拒絕住在大學生宿舍的黑暗走廊和六人房間。
頗費了一番周折，我在校園外一個騎自行車可以到的地方租了一間農舍。
江南鄉間的平淡，土牆、簡陋的桌椅，每夜吱嘎響的舊木床，窗外泥土、蔬菜的芳香和肥料的臭味，我從心底感謝上天——用一個名牌大學的名義，躲避每天上八小時班以及一切其他庸庸碌碌。
我關起門來，專心寫構想了多年的小說。
就在這個時候，古恒擅自住了進來，一邊将他的牙刷插入我的杯中，一邊說是為了分擔我一半日益上漲的房租，還有一個最強有力的理由——“因為我愛你”。
他像一個天生的強盜，竊取了我的一半心，一半床，以及整個時間。
我勉強支撐，繼續寫了兩個星期，就明白自己真是愚蠢之極，不僅再也無法逃脫這個世界，而且書内書外的事相互銜接，繼而脫節，使我自信心直線下降到零。
這部小說寫得散亂之極，文路不通，永遠不可能發表，發表就得過許多關，看一審、二審、三審們操着所謂的道德标準與我兜圈子，拿我消遣解悶。
不僅如此，小說中做主角的這幾個人肯定要找我算賬，而且小說中順便提到的人也會對号入座，絕不會饒了我。
我昔日的朋友還能剩下幾個?何必與全世界為敵處處不得安身。
于是我每寫完一章便心灰意懶地鎖進桌子最低一層的抽屜裡，抽
一句詩這麼描述插入中文系三年級的作家：世界是一幢網狀的大樓左右颠動，他們附在上面，像貓頭鷹的眼睛。
别的大學生喝墨水，他們喝酒，而讓墨水灑在紙上印成鉛字，這就是驕傲的資本。
大學生稚氣未脫，而他們有上過越南戰場的，當過知青去過邊疆的，曾在天安門前接受過偉大領袖的檢閱的，在煤礦挖過十年煤的，甚至有蹲過大牢的。
隻是沒有幾個人願拍胸膛，聲稱自己把圖書館迷宮似的小徑走遍。
書容易打開，也容易關住，關住了，便再也出不來了，做學問無疑是陷阱中最無聊的一種，比中世紀的抄書匠略高明一些而已。
當然，這隻不過是職業需要的自我廣告，但自從作家班開辦之後，大學面目全非卻是事實。
校園依然綠樹成蔭，草地青幽，但牆上張貼着奇奇怪怪的招貼，諸如需要氰化鉀複仇、高價出賣一夜之歡等等，每個角落都有紙片紙條表明校園的生機勃勃，學生開始失魂落魄，教師無所事事，騎着自行車遊蕩，甚至與學生一起出入學校酒吧，參加每晚移動的舞會，深夜不歸，有意讓老婆或丈夫生氣。
但是，比起我的同學們，那些雜志社、出版社的編輯、主編顯然活得更有趣，他們是快樂遊戲的高手，懂得怎樣使日子過得不同尋常，快樂嘛，就是視野寬闊，跳過人生中一切煩惱的事，包括編輯隻是為人作嫁，作者一成名就扔掉對他們獻媚的面具之類的牢騷和時而冒出的自卑心。
隻要懂得如何使用權力，政變和大革命的暴風雨之間，還有漫長的風和日麗的和平年代。
如果我們尚沒有再次聽見“狼來了”，那麼快快端坐到桌前，完成許多許多次最後晚餐中的一次吧! 我在山城霧都，乘一列特快火車，呼嘯着由西向東，穿過晝與夜之間長長的隧道，來到上海這個中國最大的城市。
1989年那個秋天的下午，我左顧右盼月台上的接客者，竟沒有一張認識的臉，也沒有一雙舉着我名字紙牌的手。
那份由電波傳遞的簡信雖然完成了它的使命，但并沒有得到我盼望的響應，月台上已空無一人，誰會前來?誰會把我放在心上?舊友星散，浪迹天涯，偶然遇到故人，也不會貿然續上友情。
拖着我僅有的全部家當：一個大包裝有簡單的四季更換衣服，三個小包裝有《入穴》、《背叛之秋》等百餘冊跟随我多年的當代名著，我好不容易挨出了月台和長長的通道。
火車站出口外鋪着水泥方塊的不大不小的廣場，像個喧鬧的大鍋，川流不息的接送客的人，依靠行李橫豎躺着、坐着、站着的男女老少，無數口腔所發出的氣息，彙成巨流，壓過商店喇叭裡的歌曲，比這混亂的城市先一步揪緊我的心。
喧鬧也罷了，尤其這當地人引以自豪的口音，其他省市的人都讨厭的口音，但本地人卻為此覺得高人一等，把不操純粹當地口音的人看成二等公民。
在人群之中，我問自己，幹嗎千裡迢迢而來，找罪受，還是有意在罪惡的中心尋找暴風雨中的靜谧?站在擁擠的公共汽車裡，我的身體被口音純正的小癟三們搓揉着，使人有種說不出口的心動，對，入骨切膚的心動，以至于我在報到注冊之後，斷然拒絕住在大學生宿舍的黑暗走廊和六人房間。
頗費了一番周折，我在校園外一個騎自行車可以到的地方租了一間農舍。
江南鄉間的平淡，土牆、簡陋的桌椅，每夜吱嘎響的舊木床，窗外泥土、蔬菜的芳香和肥料的臭味，我從心底感謝上天——用一個名牌大學的名義，躲避每天上八小時班以及一切其他庸庸碌碌。
我關起門來，專心寫構想了多年的小說。
就在這個時候，古恒擅自住了進來，一邊将他的牙刷插入我的杯中，一邊說是為了分擔我一半日益上漲的房租，還有一個最強有力的理由——“因為我愛你”。
他像一個天生的強盜，竊取了我的一半心，一半床，以及整個時間。
我勉強支撐，繼續寫了兩個星期，就明白自己真是愚蠢之極，不僅再也無法逃脫這個世界，而且書内書外的事相互銜接，繼而脫節，使我自信心直線下降到零。
這部小說寫得散亂之極，文路不通，永遠不可能發表，發表就得過許多關，看一審、二審、三審們操着所謂的道德标準與我兜圈子，拿我消遣解悶。
不僅如此，小說中做主角的這幾個人肯定要找我算賬，而且小說中順便提到的人也會對号入座，絕不會饒了我。
我昔日的朋友還能剩下幾個?何必與全世界為敵處處不得安身。
于是我每寫完一章便心灰意懶地鎖進桌子最低一層的抽屜裡，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