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近代時期下（1901—1919年）
關燈
小
中
大
。
此外還有以蔡锷、王芝祥為首，由過去和同盟會或立憲派有聯系的一批政客官僚組成的“統一共和黨”。
它号稱第三大黨，依違于同盟會和共和黨之間。
國民黨的成立 孫中山在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以後，同盟會的一些領導人物，如黃興、宋教仁等想通過國會和政黨政治來實現資産階級民主，企圖以《臨時約法》和責任内閣制來約束袁世凱的野心和權力。
但到了6月中，袁世凱就以不經内閣同意副署而發出總統命令的辦法迫使唐紹儀和同盟會幾個閣員于16日辭職。
接着，袁世凱就先提出由官僚陸征祥組閣，迫使參議院通過閣員名單，繼以自己的親信趙秉鈞代理國務總理，把國務院變成總統府的秘書廳。
到9月29日他就正式任命趙秉鈞為國務總理，責任内閣制被完全取消了。
1912年8月間，同盟會聯合“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和“共和實進會”等立憲派、舊官僚團體組成“國民黨”。
同盟會改組的理由，據“國民黨”的《組黨宣言》說：中國同盟會的組織是為推翻“清帝專制”，現在“破壞告終，建設之事不敢放置，爰易其内蘊，進而入于政黨之林”[28]。
顯然，他們認為在推翻清朝以後，開始建設的時候，就不需要像同盟會那樣的革命組織，而要改組成為一個允許官僚政客參加的政黨。
宋教仁是改組同盟會的主要負責者。
至于早已投靠袁世凱的魏宸組，更堅決主張取消同盟會這個名稱[29]。
一部分同盟會員拒絕參加國民黨，甚至有痛哭失聲者。
國民黨雖然推孫中山為理事長并成為參議院中第一大黨，但卻沒有對袁世凱鬥争的決心和力量。
8月間，袁世凱邀請孫中山到北京，假意附和他的主張。
孫中山雖然認為袁世凱不可靠，但是革命的勢力已經渙散分化，因而隻好表示願意把一切國事交付于袁，而自己專力從事實業，立志在10年内修築20萬裡鐵路。
9月間，黃興奉孫中山之召到北京，也受袁世凱欺騙，竟然向參議院疏通國民黨議員，于9月29日通過趙秉鈞為正式國務總理。
趙秉鈞内閣中有六個閣員也由他介紹填寫參加國民黨的誓願書，黃興以為隻要閣員參加了國民黨就可以把袁世凱的禦用内閣變成為“國民黨内閣”。
梁啟超在同年10月自日本歸國。
他和湯化龍、林長民等把“共和建設讨論會”和“共和統一黨”合并為“民主黨”。
“民主黨”和“共和黨”一樣，主要經費來源都是依靠袁世凱的津貼。
不少立憲派人已都被袁世凱收買成為他的政治工具了。
資産階級上下層政治力量的升降 資産階級的政治力量，經過1912年的這樣一番大分合，依附袁世凱的以妥協改良為特色的資産階級上層勢力上升了。
國内增加了一批奔走投機的政客議員，其中不少是原來的革命黨人。
他們“朝秦暮楚，宗旨靡定，權利是獵，臣妾可為”。
一部分革命黨人對這種情況憤慨失望，但除了發些牢騷之外，也無能為力。
資産階級下層的政治力量遭到排斥而下降了。
在湖北，下層革命黨人曾經掀起“群英會暴動”和“南湖事變”，希圖推翻黎元洪等封建勢力的統治，但結果是成百上千人被屠殺。
1912年底，曾經參加武昌起義的閑散窮困士兵數千人組成“同志乞丐團”，宣稱“擇因革命而緻暴富者與前清貪污官吏之家，善求周濟衣食”。
也被黎元洪拘拿首要，驅散附從而受到鎮壓。
蔡濟民《書憤》詩寫道：“無量金錢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表達了下層革命黨人的深深憤慨。
“宋案”與“二次革命” 1912年底第一屆國會選舉舉行了。
選舉法規定：20歲以上的男子“有值五百元以上之不動産者”“在小學校以上畢業者”才有投票資格。
全國絕大多數的工農下層群衆和占人口半數的婦女都被剝奪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這樣産生的國會主要隻是代表上層資産階級和地主士紳的國會。
國民黨在宋教仁主持下極力從事競選活動。
結果國民黨取得了在國會參、衆兩院中壓倒多數議席。
宋教仁希望以國會多數黨領袖的地位組織責任内閣、掌握實權。
在預定的國會正式開會以前，宋教仁親自到長江各省宣傳演說，擴大影響。
袁世凱看到這種情形，認為是對其統治地位的威脅，便指使人刺殺宋教仁。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車站遇刺，兩天後因傷重逝世。
從查獲的宋案兇手與北京來往文電中，暴露了刺宋的指使者正是袁世凱及其國務總理趙秉鈞。
袁世凱兇暴獨裁的陰謀既被揭穿，孫中山立即主張興師讨袁，表示“非去袁不可”的決心。
但是國民黨在南方幾省掌有兵權的都督們多數認為起義時擴編的軍隊已經大量裁撤，兵力不足。
黃興也對讨袁軍事缺乏信心，主張“法律解決”，聽候法院審判。
他仍然幻想依靠國民黨議員在國會中占多數的地位，通過國會合法鬥争來控制或是推翻袁世凱。
國民黨多數領導人不能下決心讨袁，袁世凱卻已打定主意以武力消滅國民黨在南方幾省的勢力。
帝國主義也在這時大力支持袁世凱。
英、法、德、日、俄五國銀行團在1913年4月和袁世凱政府簽訂善後大借款合同，借款2500萬鎊（約合2.8億銀元），以鹽稅收入為抵押。
帝國主義開始直接控制了中國的鹽務機構。
美帝國主義也在這時（1913年4月）搶先承認了袁世凱政府。
袁世凱外得帝國主義的支持，内則唆使共和黨、民主黨等在1913年5月合并改組為進步黨，來對付國民黨。
同時，北洋軍隊已經陸續南下。
1913年6月，袁世凱下令撤免國民黨在江西、安徽、廣東三省的都督李烈鈞、柏文蔚、胡漢民。
到這時候，國民黨才被迫應戰，發動讨袁的“二次革命”。
江西、江蘇、安徽、廣東、福建、湖南、四川等省先後宣布獨立。
但是，國民黨在軍力對比和軍事形勢上都處于不利地位，黨内領導人和獨立各省都督中不少人對讨袁軍事徘徊猶豫。
一年多以來的無原則妥協已使國民黨力量渙散，失去廣大人民的擁護。
“二次革命”在不到兩個月的短時間就完全失敗。
長江各省被袁世凱控制。
孫中山、黃興被加以“亂黨”罪名，嚴令通緝。
他們被迫再一次逃亡日本。
袁世凱破壞約法和國會并擴大專制獨裁的權力 袁世凱一面在南方鎮壓“二次革命”，另一面在北京還暫時保留着國民黨議員占多數的國會，以便由這個國會選舉他做正式大總統。
這批國民黨員貪戀議員地位（年俸5000元），依然留在北京，和進步黨合作議訂憲法，有的聲稱可以運用國會和法律來倒袁，更有不少人為袁世凱所收買。
1913年7月，袁世凱提出由進步黨的熊希齡組織内閣。
進步黨人多數就是原來的立憲派分子，他們多年來夢想在立憲政體下組閣執政，這時認為機會來到，聲稱要組成“第一流人才與第一流經驗”的内閣。
但是袁世凱隻是要利用自居為中間派的進步黨作為政治工具，替他鋪設走向進一步專制獨裁的道路。
所以當此内閣在9月組成時，隻有司法、教育、農商等少數幾個閑散次要的部長職位由梁啟超、汪大燮、張謇等進步黨人來點綴，内閣的實權仍然掌握在袁派官僚的手中。
國會為了适應袁世凱早日做上正式總統的要求，竟然違反法定程序，在憲法訂出之前就倉促通過總統選舉法，并急忙在10月6日進行選舉。
袁世凱在這一天派了自稱“公民團”的便衣軍警和流氓數萬人包圍衆議院，叫嚷威脅議員們非選出袁世凱不可，否則不準走出會場。
議員們忍饑終日，從早八時至晚十時，投票三次才選出袁世凱為大總統。
第二天又選出黎元洪為副總統。
英、法、俄、日、德等帝國主義國家同時宣布承認袁政府，表示對袁世凱的支持。
袁世凱剛剛由國會選為正式總統，就立即下手破壞國會。
11月，袁世凱借口國會中的國民黨議員在幾月前與“二次革命”有關系，下令解散國民黨，派軍警搜繳國民黨議員438人的議員證書、證章。
又由軍警把住國會大門檢查議員證書、證章，使國會因無法湊足一半以上的出席人數而不能開會。
殘餘的議員提出質問，熊希齡還出面為袁辯護，說“大總統于危急存亡之秋，為拯溺救焚之計，&hellip&hellip事關國家治亂，何能執常例以相繩？”接着，袁世凱就連殘餘議員也下令遣散，宣告國會完全解散。
這個國會自4月召集到12月被解散，隻存在了九個月。
各地方的自治會和各省省議會随即也由袁通令一律取消。
袁世凱另外指派了80個官吏組成“政治會議”，作為禦用的咨詢機構。
熊希齡在副署了所有解散國民黨、解散國會、設立政治會議等命令之後，也被袁世凱在1914年2月抛棄。
袁世凱已經不需要這個進步黨總理和“第一流人才”内閣來供使用和點綴，需要的是更加集中和擴大的獨裁權力。
袁世凱又召集了一個“約法會議”，按照他的意旨在1914年5月訂出《中華民國約法》，完全廢除了《臨時約法》。
袁氏約法把總統的權力擴大到專制皇帝的程度：廢除責任内閣制和國務院，由一個類似皇帝時代宰相的“國務卿”“贊襄”總統（其下還有“左丞”，“右丞”），在總統府内設立政事堂；由總統任命一些“參政”，組成供咨詢的“參政院”，并代行立法機關的權力。
辛亥革命後所建立的資産階級民主制度，包括《臨時約法》、國會等等，至此已全部被袁世凱摧毀。
軍閥、買辦、大地主的專制獨裁統治則被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下來。
“中華民國”已經隻是一塊空招牌，袁世凱則決心連這塊招牌也要去掉。
日本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 袁世凱要通過稱皇稱帝來最高度地集中獨裁專制的權力，帝國主義者也希望袁世凱能夠加強對國内的控制，以便于通過他來擴大它們的侵略勢力。
1914年前後，德、英、美等國先後慫恿袁世凱稱帝。
日本也以支持袁世凱稱帝為交換條件，來趁機奪取大量權益。
1914年8月，帝國主義列強為重新瓜分殖民地而發動第一次世界大戰。
歐洲的帝國主義國家忙于互相厮殺，日本便企圖趁機獨占中國。
日本宣布參加了英、法、俄等國組成的協約國集團，借口對德宣戰，派遣軍隊占據青島和膠濟鐵路，奪取德國在山東的侵略地位。
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凱提出目的在于獨占中國的二十一條要求，内容包括五大項： 一、承認日本占有德國在山東全部特權，并加以擴大，也就是把山東變為日本的勢力範圍。
二、承認日本在“南滿”和“東部内蒙古”的“優越地位”及特殊權利（包括“任便居住往來”，經營農工商業，開礦、築鐵路，聘顧問等等），并延長旅順、大連的租借期及南滿、安奉鐵路租借期限至99年。
三、将漢冶萍公司作為中日合辦，附近礦山不準公司以外的人開采。
四、中國沿海港灣及島嶼，不得讓與或租與他國。
五、“中國中央政府須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為政治、财政、軍事等各顧問”，中國的警察機關和兵工廠由中日合辦，日本有在武昌與九江、南昌間及南昌與杭州間，南昌與潮州間鐵路的建造權，在福建築鐵路、開礦、築海港船廠的優先權等等。
按照二十一條，中國實際将成為日本的附屬國，其内容的狠毒，超過過去各種不平等條約。
這些條款暴露出日本軍國主義企圖獨吞中國的狂妄的貪欲和夢想，因此，當二十一條内容傳出後，全國人民不約而同立即發動了大規模的愛國抗日運動。
各地學生和留日學生首先罷課演講、發布傳單宣言，工人罷工，各城市普遍展開了抵制日貨運動。
然而袁世凱竟下令嚴禁抵制日貨，把愛國人民誣為“亂徒”、“亂黨”，進行鎮壓。
在日本提出最後通牒之後，竟在5月9日承認了除第五項（“容日後協商”）之外的全部要求，以換取日本支持他複辟帝制的陰謀。
袁世凱的帝制複辟 自此以後，袁世凱就更加緊進行帝制複辟活動。
7月，袁世凱授意美國顧問古德諾（Goodnow）寫出一篇《共和與君主論》，說中國人知識太低，“率行共和制，斷無善果”，“中國如用君主制，較共和制為宜”。
接着，袁世凱手下的政客楊度等就以古德諾的謬論為據，發起“籌安會”鼓吹帝制，并且通電各省軍閥官僚，要他們讨論“君主民主國體二者以何者适于中國”。
于是，在北京和各地出現了軍閥官僚策動的各種各樣請願團體，上書要求袁世凱稱帝。
買辦官僚梁士诒等組織了“全國請願聯合會”，向參政院請願組織“國民代表大會”投票解決國體問題。
袁世凱為了更快地登上帝位，甚至等不及讓圈定的各省“代表”到北京開會，就統一指揮各省“代表”就地投票。
結果，以這樣方式制造出來的“民意”，以全部一緻的票數同意改行君主政體，并推戴袁世凱為“中華帝國皇帝”。
12月12日，經過參政院根據“民意”勸進，袁世凱宣布接受推戴，并預定自翌年（民國五年）起改元“洪憲”，準備舉行“登極”大典。
袁世凱當時認為國内有他所豢養的軍閥、官僚可供驅使，國外有帝國主義的支持，再運用武力、陰謀、金錢、欺騙等種種手段，就可以倒轉曆史車輪，實現封建君主帝制的複辟。
但是他的倒行逆施立即使自己處于人民公敵的地位，遭到全國人民的唾棄和堅決反對。
讨袁的“護國運動” 孫中山是堅決反袁的。
他認為過去因為國民黨妥協渙散，以緻有“二次革命”的悲慘失敗。
1914年7月，他在日本組織中華革命黨，規定入黨的都要按指印、立誓約，絕對服從孫中山，要求把這個團體變成嚴密的組織。
但是由于國民黨已經失去在人民群衆中的聲望，中華革命黨在這時隻成為一個少數人狹隘的秘密團體。
中華革命黨主要在沿海各省進行了一些零散的軍事冒險活動，而沒有深入民間，不能在全國反袁、反複辟的鬥争中起組織和領導的作用。
國民黨中的一部分人如李烈鈞、柏文蔚、陳炯明等，沒有參加中華革命黨。
他們這時雖然也在廣東、雲南、四川等省和進步黨及地方軍閥合作反袁，但在群衆中影響不大。
首先在雲南爆發的反袁運動，也就是所謂“護國運動”，是由一些受過革命民主思想熏陶的中下層軍官策動起來的。
地方軍閥唐繼堯實際上是被迫參加這個運動卻又一變而成為運動的領導者。
以梁啟超為首的進步黨人，本來曾經擁袁，但後來被袁世凱抛棄。
他們就想利用人民的力量和聲勢來倒袁。
梁啟超的弟子蔡锷（辛亥革命時曾任雲南都督），在梁的策動下秘密離京進入雲南，聯絡唐繼堯和國民黨軍人李烈鈞等，于1915年12月25日正式宣布雲南獨立，組成“護國軍”，向四川、貴州、廣西三路出兵。
護國軍本身的力量雖然不大，但一旦舉起讨袁的旗幟，配合上全國人民和各派力量集成的反袁潮流，對袁世凱便成為重大的威脅。
貴州、廣西、廣東、浙江、陝西、四川、湖南等省在數月内相繼宣告獨立，通電促袁退位。
反袁的勢力迅速增長。
竊國大盜的末路 日本在袁世凱籌備帝制時，已發覺他的地位并不穩固。
1915年10月，日本聯合英、俄兩國警告袁世凱應暫緩稱帝。
12月，日本又聯合英、俄、法、意四國再度對袁警告，聲稱“以後對中國決定執行監視之态度”。
同時，日本暗中支持進步黨、中華革命黨和其他各派反袁勢力的倒袁活動，準備在混亂局面中乘機取利。
袁世凱的極端集中權力和一貫以陰謀權術防制異己，甚至在親信的北洋系軍閥官僚中也引起疑懼不滿。
他們看到袁世凱敗勢已成，就觀望待變或與反袁勢力聯系。
袁手下最重要的兩個部将馮國璋（江蘇都督）和段祺瑞（帝制前為國務總理）這時也都另有打算。
馮國璋利用自己在袁世凱和西南反袁勢力之間舉足輕重的地位，左右操縱，投機取巧，曾經聯合浙江、江西等若幹省軍閥密謀迫袁取消帝制。
袁世凱在内外壓力下不得不于1916年3月宣布撤銷帝制，企圖仍以總統地位繼續進行統治，并恢複黎元洪、徐世昌和段祺瑞的職務，希望他們出來解圍。
段祺瑞便乘機向袁要索兵權和責任内閣權力。
1916年6月，這個竊國大盜在舉國反對、衆叛親離的窘況中死去。
反袁運動表現了各階層人民群衆對幾年來袁世凱獨裁、賣國、複辟帝制的痛恨。
但是，以梁啟超為靈魂的進步黨人和地方軍閥奪取運動的領導權，作為自己的政治資本。
袁世凱雖然被推翻了，公開的帝制複辟活動雖然被粉碎了，但中國仍然繼續被大小封建軍閥統治着，黑暗混亂的程度有加無已。
第六節 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争奪 軍閥割據争奪局面的出現 袁世凱死後，黎元洪以副總統繼任大總統，袁世凱所廢除的《臨時約法》和國會又被恢複起來。
段祺瑞以内閣總理掌握北京政府的實際權力。
袁世凱時期已經逐漸形成的各派系軍閥勢力，在反袁運動中都乘機擴大了自己的力量。
中國出現了大小軍閥割據、争奪的局面，各個帝國主義分别扶植這些軍閥變成自己的代理人，支持它們在中國的争奪，以便從中取利。
北洋軍閥中皖系與直系的矛盾，在袁世凱死後更加表面化起來。
以段祺瑞為首的皖系軍閥控制了安徽、浙江、山東、福建等省，并利用把持的中央政府的地位擴張勢力。
日本帝國主義以皖系軍閥為主要代理人，同時也支持北洋軍閥别支如在東北的奉系軍閥張作霖和在徐州統率“定武軍”的張勳[30]。
原來的進步黨政客在國會恢複後自稱不标黨名，但改稱為憲法研究會（通常被稱為研究系），仍以梁啟超、湯化龍為首與皖系勾結。
以馮國璋為首的直系軍閥控制江蘇、江西、湖北等省。
西南各省在反袁運動中宣告獨立後，也擴張勢力而形成滇系軍閥（以唐繼堯為首，控制滇、黔、川等省）和桂系軍閥（以陸榮廷為首，控制兩廣、湖南）。
長江流域和西南等省原來都被英帝國主義認為是自己的“勢力範圍”，在這些地區形成的地方軍閥也主要是親英美的勢力。
段祺瑞依靠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企圖憑武力控制全國。
美英帝國主義便支持直系和西南軍閥，以與日本對抗。
歐洲的各帝國主義正忙于戰争，這時能有力量與日本争奪中國的主要是美帝國主義。
在參戰問題上爆發的府院之争 段祺瑞以責任内閣總理名義總攬大權，獨斷專行，把沒有實力的總統黎元洪視作監印官。
國會中一部分舊國民黨議員（這時改稱“憲政商榷會”，簡稱“商榷系”，以張繼、吳景濂為首）與皖系及研究系争奪權力，主張“聯馮制段”，于1916年10月由國會選出馮國璋為副總統，并和黎元洪相聯結。
在府（總統府）院（國務院）之争，直皖之争，商榷系與研究系之争的背後，也是美、日帝國主義之争。
這兩個方面的争奪，在中國參加世界大戰的問題上爆發出來。
日本為了獨自掠奪和控制中國，在1914年至1916年間曾一再阻止中國接受“協約國”方面英、法、俄等國的誘使參戰（英、法、俄等國想利用中國廣大的人力物力，并避免為德國所用）。
日本在逼使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之後，又在1916年7月和帝俄訂立了互相支持在中國的侵略利益的第三次日俄協定及第四次密約[31]。
1917年2、3月，日本又促使英、法、俄等國承認日本在戰後繼續保有在山東的特權。
這時，日本就轉而促使中國參戰，以便進一步從軍事、外交、财政等方面控制中國。
段祺瑞也企圖以參戰為名取得日本的借款、軍火等援助，來擴大自己的勢力。
美國在1917年2月宣布與德國絕交後，曾經要求中國和它一緻行動，但見到日本在積極唆使段祺瑞政府參戰，就又主張中國暫時無須對德宣戰。
黎元洪、政學會議員（從商榷會分化出來，以谷鐘秀、張耀曾為首）和直系軍閥也都反對參戰。
孫中山、章炳麟和上海等地的商會也反對參戰。
于是段祺瑞企圖使用武力威脅的手段來對付反對勢力。
1917年4月，段祺瑞召集以皖系督軍為骨幹的各省督軍及督軍代表二十餘人，在北京召開督軍團會議。
督軍團在段祺瑞指使下，向黎元洪和國會施加壓力，威脅他們同意參戰。
1917年5月10日，國會開會讨論參戰問題。
段祺瑞指使軍警、流氓、乞丐數千人自稱“公民請願團”包圍國會，毆辱議員，叫嚷國會必須當天通過參戰案。
多數議員在氣憤下拒不開會讨論。
内閣中非皖系閣員也相率辭職。
在兩方僵持情況下，段祺瑞和研究系政客指使督軍團脅迫黎元洪解散國會，黎元洪則在親英美勢力支持下将段祺瑞免職。
段祺瑞就到天津籌備組織臨時政府，策劃以武力繼續把持政權。
皖系和追随皖系的督軍在段祺瑞的唆使下，紛紛宣布獨立，通電聲稱要率軍“直搗京師”，進行“兵谏”。
黎元洪在束手無策的情況下，邀請張勳進行調停。
張勳複辟 張勳率領辮子軍（定武軍）5000人自徐州北上，先脅迫黎元洪在6月下令解散國會（這個國會自1916年8月恢複，到這時還不到一年），接着就于7月1日在北京擁清廢帝溥儀複辟，改民國六年為宣統九年。
這是民國成立以來的第二次封建帝制複辟，北京城内一時又挂出了前清的龍旗，街頭叫賣着“宣統上谕”，一班遺老舊臣（包括康有為在内）紛紛翎頂袍褂進宮叩頭，請安謝恩。
段祺瑞先假手張勳驅逐黎元洪和解散國會，然後再打起維護共和的旗号出兵讨伐張勳。
他自任讨逆軍總司令，以梁啟超、湯化龍為參贊，率軍進攻北京。
日本派青木中将為段策劃軍事，并墊付軍費100萬元。
張勳軍隊在7月12日迅速被擊潰，曆時11天的複辟醜劇就此結束。
段祺瑞乘機複任國務總理。
原來的副總統馮國璋代黎元洪為總統，但北京政府的實權仍在段祺瑞手中。
段祺瑞毀棄約法和孫中山領導的“護法運動” 段祺瑞聲稱過去的民國和國會已為張勳複辟所破壞，現在的民國是在他手裡“再造”的。
在研究系政客的策劃下，段祺瑞決定抛棄舊國會和《臨時約法》，另行召集一個由各省軍閥指派的臨時參議院。
段祺瑞的專權和廢棄國會引起國内公開的分裂。
親英美的桂系、滇系軍閥宣布“暫行自主”。
孫中山主張擁護《臨時約法》和恢複國會，反對段祺瑞“以僞共和易真複辟”。
1917年7月，孫中山率領宣布自主的海軍艦隊到達廣州，舊國會中商榷系和政學系的議員一百多人也追随南來。
9月，孫中山在廣州召集國會的非常會議，組織軍政府。
非常會議選出孫中山為大元帥，陸榮廷和唐繼堯為元帥（陸、唐二人都不就職）。
孫中山把《臨時約法》和國會看作“民國”（資産階級共和國）最重要的象征，然而幾年以來，隻是軍閥們在民國招牌下實行大地主、大買辦階級的專政，《臨時約法》和國會都被一再蹂躏破壞，已成為對民國的一種諷刺。
《臨時約法》對人民已沒有什麼号召力，國會更成為政客争逐名利、賣身分贓的活動場所。
孫中山希望依靠桂系、滇系地方軍閥的力量進行護法運動，但這些地方軍閥隻是暫時利用孫中山的名望來向北洋軍閥讨價還價，對孫中山的護法活動則是多方刁難，而且随時準備将他排擠出去。
段祺瑞加緊投靠日本 段祺瑞政府在1917年8月對德、奧宣戰以後，更加緊投靠日本。
日本寺内内閣采用所謂“菊分根”的政策，利用日本乘世界大戰時機所賺的大量資金到中國進行侵略性的資本輸出，并用以控制段祺瑞。
1917年和1918年兩年間，日本以各種名義秘密或公開借給段政府的款項達數億日元[32]。
段祺瑞則将鐵路、礦産、森林、電訊事業等等各方面的權益成批地出賣給日本。
他又用日本的借款、軍火，由日本軍官訓練“參戰軍”（三師四旅），擴充皖系的實力。
1918年5月，段政府與日本秘密簽訂陸軍和海軍的《共同防敵軍事協定》[33]，派出軍隊由日本指揮，随同日軍出兵西伯利亞幹涉俄國革命。
短期内進入東北的日軍數達七八萬人，日本迅速取代了沙俄在東三省北部的侵略地位，日本侵略勢力從此籠罩于整個東北地區。
段祺瑞的賣國行動在規模上超過了袁世凱，中國面臨着被日本變為附屬國的嚴重危機。
這種危機又一次激起中國人民的愛國運動。
1918年5月，留日學生彭湃等在東京遊行抗議段日間的軍事協定，遭到日本政府的毆打逮捕。
他們紛紛罷課回國，組織救國團體，進行愛國宣傳。
北京、天津、上海、福州等地學生也起而力争廢約，反對日本侵略和段政府賣國。
藍辛、石井協定 美國在1917年4月參加歐洲大戰以後，一時沒有餘力在中國大規模地擴展侵略勢力，又不甘心坐看中國被日本獨占，就采取和日本妥協分贓的辦法。
1917年11月，美、日訂立《藍辛、石井協定》，美國承認“日本在中國，特别在中國之與日本屬地接壤的部分有特殊利益”[34]，日本則承認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
這是兩個強盜在互不相下的情況下，隻好暫時互相承認對方的侵略權益，同時準備在下一階段展開更進一步的掠奪和競争。
協定訂立以後，藍辛（美國國務卿）通知中國說：“假如我們退出，整個地盤便落入日本手裡，設想中國也不願意。
” 段祺瑞的“武力統一”政策及與直系軍閥的矛盾 段祺瑞依靠日本的借款和支持，推行其專制的“武力統一”政策，對西南各省發動内戰。
1917年10月，段祺瑞派軍隊進入湖南與護法軍作戰。
但馮國璋企圖勾結親英美的西南軍閥，來擠走段祺瑞，提出“和平統一”口号。
11月，進入湖南的直系軍隊就通電主張停戰，并自動撤兵。
段祺瑞于是再度策動督軍團在天津開會（1917年12月及1918年1月），又勾引奉軍開入關内，對馮國璋施加壓力。
同時段氏以副總統地位和兩湖地盤為餌，引誘直系頭目曹锟派兵進攻西南。
曹锟指揮所屬吳佩孚等直軍攻占長沙、衡陽，但是段祺瑞卻任命皖系軍閥張敬堯為湖南督軍。
曹锟、吳佩孚與段祺瑞之間的矛盾又逐步發展。
1918年6月，吳佩孚與護法軍訂立停戰協定。
8月，吳佩孚通電主張和平。
直系軍閥和西南軍閥聯合反對皖系和奉系軍閥，其背後是美英帝國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間的争奪。
孫中山被軍閥政客排擠離開護法軍政府 西南軍閥在跟直系靠攏的同時，陰謀排斥孫中山。
1918年2月，西南各省軍閥組成“西南自主各省護法聯合會”，與孫中山領導的護法軍政府對峙。
5月，政學系政客勾結滇、桂軍閥策動改組護法軍政府。
政學系出面拉攏一部分商榷系議員，在非常國會中操縱通過改組軍政府案，廢除以孫中山為首的元帥制，改用總裁制，設總裁七人，孫中山被列為七總裁之一。
政學系推出舊官僚岑春煊為主席總裁，實際由桂系軍閥陸榮廷獨裁。
孫中山被迫離粵赴滬。
護法運動的失敗，使孫中山認識到，軍閥是“南與北如一丘之貉”，不可能依靠軍閥進行革命。
孫中山在上海著書立說，沉痛地回顧辛亥以來遭受的挫折失敗，摸索繼續推動革命前進的道路。
“安福國會” 段祺瑞所推行的“武力統一”政策，遇到直系軍閥和西南軍閥的阻梗，就決定一面加緊訓練自己的“參戰軍”，一面設法把直系勢力排擠出中央政府。
他利用日本的借款收買一批政客，組成以徐樹铮、王揖唐為首的“安福俱樂部”，操縱新國會的選舉。
新國會，也就是所謂“安福國會”[35]，于1918年8月開幕，在全部議員四百餘人中，安福系占據了三百八十多人。
9月，段祺瑞操縱“安福國會”選出舊官僚徐世昌為總統。
馮國璋為首的直系勢力被排出中央政府。
曹锟、吳佩孚成為直系的新首領。
他們在英、美帝國主義的支持和影響下，繼續與皖系軍閥對抗。
新四國銀行團與南北議和 到1918年夏秋間，世界大戰接近結束，美、英等西方帝國主義立即加緊進行在中國的争奪。
美國在6月間向英、法、日三國提議把五國銀行團改組為新四國銀行團，即排除俄、德兩國，加進美國，由新四國銀行團整個包攬外國對中國的借款。
這是美國力求打破日本在對華投資借款上的優勢，陰謀以國際共管形式将聯合投資機構控制在自己手裡。
日本面對西方三國的壓力，同意參加這樣的新銀行團，并同意停止單獨對段政府的借款，但要求新銀行團的投資範圍将“滿蒙除外”，以保持自己的勢力範圍（新銀行團以後在1920年5月成立）。
10月，美、英、法等西方帝國主義向北京政府和南方軍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它們停戰議和，以便于推行龐大的經濟侵略計劃，并打破日本單獨控制皖系、統治中國的局面。
南、北政府在1919年1月派出代表在上海議和。
雙方在劃分地盤和分配四國銀行團準備給予的借款上争吵不休，談判在五四運動大風暴中宣告破裂。
第七節 社會經濟的變化和工人階級的壯大 農業衰退、農民破産 辛亥革命以後，全國範圍都處在大小軍閥的封建割據統治下。
國内年年戰争不休，戰事遍及各省。
四川一省從1912年到1933年共發生戰事400次以上。
遭受戰禍地區的人
此外還有以蔡锷、王芝祥為首，由過去和同盟會或立憲派有聯系的一批政客官僚組成的“統一共和黨”。
它号稱第三大黨，依違于同盟會和共和黨之間。
國民黨的成立 孫中山在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以後，同盟會的一些領導人物，如黃興、宋教仁等想通過國會和政黨政治來實現資産階級民主，企圖以《臨時約法》和責任内閣制來約束袁世凱的野心和權力。
但到了6月中，袁世凱就以不經内閣同意副署而發出總統命令的辦法迫使唐紹儀和同盟會幾個閣員于16日辭職。
接着，袁世凱就先提出由官僚陸征祥組閣，迫使參議院通過閣員名單，繼以自己的親信趙秉鈞代理國務總理，把國務院變成總統府的秘書廳。
到9月29日他就正式任命趙秉鈞為國務總理，責任内閣制被完全取消了。
1912年8月間，同盟會聯合“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和“共和實進會”等立憲派、舊官僚團體組成“國民黨”。
同盟會改組的理由，據“國民黨”的《組黨宣言》說：中國同盟會的組織是為推翻“清帝專制”，現在“破壞告終，建設之事不敢放置，爰易其内蘊，進而入于政黨之林”[28]。
顯然，他們認為在推翻清朝以後，開始建設的時候，就不需要像同盟會那樣的革命組織，而要改組成為一個允許官僚政客參加的政黨。
宋教仁是改組同盟會的主要負責者。
至于早已投靠袁世凱的魏宸組，更堅決主張取消同盟會這個名稱[29]。
一部分同盟會員拒絕參加國民黨，甚至有痛哭失聲者。
國民黨雖然推孫中山為理事長并成為參議院中第一大黨，但卻沒有對袁世凱鬥争的決心和力量。
8月間，袁世凱邀請孫中山到北京，假意附和他的主張。
孫中山雖然認為袁世凱不可靠，但是革命的勢力已經渙散分化，因而隻好表示願意把一切國事交付于袁，而自己專力從事實業，立志在10年内修築20萬裡鐵路。
9月間，黃興奉孫中山之召到北京，也受袁世凱欺騙，竟然向參議院疏通國民黨議員，于9月29日通過趙秉鈞為正式國務總理。
趙秉鈞内閣中有六個閣員也由他介紹填寫參加國民黨的誓願書，黃興以為隻要閣員參加了國民黨就可以把袁世凱的禦用内閣變成為“國民黨内閣”。
梁啟超在同年10月自日本歸國。
他和湯化龍、林長民等把“共和建設讨論會”和“共和統一黨”合并為“民主黨”。
“民主黨”和“共和黨”一樣，主要經費來源都是依靠袁世凱的津貼。
不少立憲派人已都被袁世凱收買成為他的政治工具了。
資産階級上下層政治力量的升降 資産階級的政治力量，經過1912年的這樣一番大分合，依附袁世凱的以妥協改良為特色的資産階級上層勢力上升了。
國内增加了一批奔走投機的政客議員，其中不少是原來的革命黨人。
他們“朝秦暮楚，宗旨靡定，權利是獵，臣妾可為”。
一部分革命黨人對這種情況憤慨失望，但除了發些牢騷之外，也無能為力。
資産階級下層的政治力量遭到排斥而下降了。
在湖北，下層革命黨人曾經掀起“群英會暴動”和“南湖事變”，希圖推翻黎元洪等封建勢力的統治，但結果是成百上千人被屠殺。
1912年底，曾經參加武昌起義的閑散窮困士兵數千人組成“同志乞丐團”，宣稱“擇因革命而緻暴富者與前清貪污官吏之家，善求周濟衣食”。
也被黎元洪拘拿首要，驅散附從而受到鎮壓。
蔡濟民《書憤》詩寫道：“無量金錢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表達了下層革命黨人的深深憤慨。
“宋案”與“二次革命” 1912年底第一屆國會選舉舉行了。
選舉法規定：20歲以上的男子“有值五百元以上之不動産者”“在小學校以上畢業者”才有投票資格。
全國絕大多數的工農下層群衆和占人口半數的婦女都被剝奪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這樣産生的國會主要隻是代表上層資産階級和地主士紳的國會。
國民黨在宋教仁主持下極力從事競選活動。
結果國民黨取得了在國會參、衆兩院中壓倒多數議席。
宋教仁希望以國會多數黨領袖的地位組織責任内閣、掌握實權。
在預定的國會正式開會以前，宋教仁親自到長江各省宣傳演說，擴大影響。
袁世凱看到這種情形，認為是對其統治地位的威脅，便指使人刺殺宋教仁。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車站遇刺，兩天後因傷重逝世。
從查獲的宋案兇手與北京來往文電中，暴露了刺宋的指使者正是袁世凱及其國務總理趙秉鈞。
袁世凱兇暴獨裁的陰謀既被揭穿，孫中山立即主張興師讨袁，表示“非去袁不可”的決心。
但是國民黨在南方幾省掌有兵權的都督們多數認為起義時擴編的軍隊已經大量裁撤，兵力不足。
黃興也對讨袁軍事缺乏信心，主張“法律解決”，聽候法院審判。
他仍然幻想依靠國民黨議員在國會中占多數的地位，通過國會合法鬥争來控制或是推翻袁世凱。
國民黨多數領導人不能下決心讨袁，袁世凱卻已打定主意以武力消滅國民黨在南方幾省的勢力。
帝國主義也在這時大力支持袁世凱。
英、法、德、日、俄五國銀行團在1913年4月和袁世凱政府簽訂善後大借款合同，借款2500萬鎊（約合2.8億銀元），以鹽稅收入為抵押。
帝國主義開始直接控制了中國的鹽務機構。
美帝國主義也在這時（1913年4月）搶先承認了袁世凱政府。
袁世凱外得帝國主義的支持，内則唆使共和黨、民主黨等在1913年5月合并改組為進步黨，來對付國民黨。
同時，北洋軍隊已經陸續南下。
1913年6月，袁世凱下令撤免國民黨在江西、安徽、廣東三省的都督李烈鈞、柏文蔚、胡漢民。
到這時候，國民黨才被迫應戰，發動讨袁的“二次革命”。
江西、江蘇、安徽、廣東、福建、湖南、四川等省先後宣布獨立。
但是，國民黨在軍力對比和軍事形勢上都處于不利地位，黨内領導人和獨立各省都督中不少人對讨袁軍事徘徊猶豫。
一年多以來的無原則妥協已使國民黨力量渙散，失去廣大人民的擁護。
“二次革命”在不到兩個月的短時間就完全失敗。
長江各省被袁世凱控制。
孫中山、黃興被加以“亂黨”罪名，嚴令通緝。
他們被迫再一次逃亡日本。
袁世凱破壞約法和國會并擴大專制獨裁的權力 袁世凱一面在南方鎮壓“二次革命”，另一面在北京還暫時保留着國民黨議員占多數的國會，以便由這個國會選舉他做正式大總統。
這批國民黨員貪戀議員地位（年俸5000元），依然留在北京，和進步黨合作議訂憲法，有的聲稱可以運用國會和法律來倒袁，更有不少人為袁世凱所收買。
1913年7月，袁世凱提出由進步黨的熊希齡組織内閣。
進步黨人多數就是原來的立憲派分子，他們多年來夢想在立憲政體下組閣執政，這時認為機會來到，聲稱要組成“第一流人才與第一流經驗”的内閣。
但是袁世凱隻是要利用自居為中間派的進步黨作為政治工具，替他鋪設走向進一步專制獨裁的道路。
所以當此内閣在9月組成時，隻有司法、教育、農商等少數幾個閑散次要的部長職位由梁啟超、汪大燮、張謇等進步黨人來點綴，内閣的實權仍然掌握在袁派官僚的手中。
國會為了适應袁世凱早日做上正式總統的要求，竟然違反法定程序，在憲法訂出之前就倉促通過總統選舉法，并急忙在10月6日進行選舉。
袁世凱在這一天派了自稱“公民團”的便衣軍警和流氓數萬人包圍衆議院，叫嚷威脅議員們非選出袁世凱不可，否則不準走出會場。
議員們忍饑終日，從早八時至晚十時，投票三次才選出袁世凱為大總統。
第二天又選出黎元洪為副總統。
英、法、俄、日、德等帝國主義國家同時宣布承認袁政府，表示對袁世凱的支持。
袁世凱剛剛由國會選為正式總統，就立即下手破壞國會。
11月，袁世凱借口國會中的國民黨議員在幾月前與“二次革命”有關系，下令解散國民黨，派軍警搜繳國民黨議員438人的議員證書、證章。
又由軍警把住國會大門檢查議員證書、證章，使國會因無法湊足一半以上的出席人數而不能開會。
殘餘的議員提出質問，熊希齡還出面為袁辯護，說“大總統于危急存亡之秋，為拯溺救焚之計，&hellip&hellip事關國家治亂，何能執常例以相繩？”接着，袁世凱就連殘餘議員也下令遣散，宣告國會完全解散。
這個國會自4月召集到12月被解散，隻存在了九個月。
各地方的自治會和各省省議會随即也由袁通令一律取消。
袁世凱另外指派了80個官吏組成“政治會議”，作為禦用的咨詢機構。
熊希齡在副署了所有解散國民黨、解散國會、設立政治會議等命令之後，也被袁世凱在1914年2月抛棄。
袁世凱已經不需要這個進步黨總理和“第一流人才”内閣來供使用和點綴，需要的是更加集中和擴大的獨裁權力。
袁世凱又召集了一個“約法會議”，按照他的意旨在1914年5月訂出《中華民國約法》，完全廢除了《臨時約法》。
袁氏約法把總統的權力擴大到專制皇帝的程度：廢除責任内閣制和國務院，由一個類似皇帝時代宰相的“國務卿”“贊襄”總統（其下還有“左丞”，“右丞”），在總統府内設立政事堂；由總統任命一些“參政”，組成供咨詢的“參政院”，并代行立法機關的權力。
辛亥革命後所建立的資産階級民主制度，包括《臨時約法》、國會等等，至此已全部被袁世凱摧毀。
軍閥、買辦、大地主的專制獨裁統治則被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下來。
“中華民國”已經隻是一塊空招牌，袁世凱則決心連這塊招牌也要去掉。
日本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 袁世凱要通過稱皇稱帝來最高度地集中獨裁專制的權力，帝國主義者也希望袁世凱能夠加強對國内的控制，以便于通過他來擴大它們的侵略勢力。
1914年前後，德、英、美等國先後慫恿袁世凱稱帝。
日本也以支持袁世凱稱帝為交換條件，來趁機奪取大量權益。
1914年8月，帝國主義列強為重新瓜分殖民地而發動第一次世界大戰。
歐洲的帝國主義國家忙于互相厮殺，日本便企圖趁機獨占中國。
日本宣布參加了英、法、俄等國組成的協約國集團，借口對德宣戰，派遣軍隊占據青島和膠濟鐵路，奪取德國在山東的侵略地位。
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凱提出目的在于獨占中國的二十一條要求，内容包括五大項： 一、承認日本占有德國在山東全部特權，并加以擴大，也就是把山東變為日本的勢力範圍。
二、承認日本在“南滿”和“東部内蒙古”的“優越地位”及特殊權利（包括“任便居住往來”，經營農工商業，開礦、築鐵路，聘顧問等等），并延長旅順、大連的租借期及南滿、安奉鐵路租借期限至99年。
三、将漢冶萍公司作為中日合辦，附近礦山不準公司以外的人開采。
四、中國沿海港灣及島嶼，不得讓與或租與他國。
五、“中國中央政府須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為政治、财政、軍事等各顧問”，中國的警察機關和兵工廠由中日合辦，日本有在武昌與九江、南昌間及南昌與杭州間，南昌與潮州間鐵路的建造權，在福建築鐵路、開礦、築海港船廠的優先權等等。
按照二十一條，中國實際将成為日本的附屬國，其内容的狠毒，超過過去各種不平等條約。
這些條款暴露出日本軍國主義企圖獨吞中國的狂妄的貪欲和夢想，因此，當二十一條内容傳出後，全國人民不約而同立即發動了大規模的愛國抗日運動。
各地學生和留日學生首先罷課演講、發布傳單宣言，工人罷工，各城市普遍展開了抵制日貨運動。
然而袁世凱竟下令嚴禁抵制日貨，把愛國人民誣為“亂徒”、“亂黨”，進行鎮壓。
在日本提出最後通牒之後，竟在5月9日承認了除第五項（“容日後協商”）之外的全部要求，以換取日本支持他複辟帝制的陰謀。
袁世凱的帝制複辟 自此以後，袁世凱就更加緊進行帝制複辟活動。
7月，袁世凱授意美國顧問古德諾（Goodnow）寫出一篇《共和與君主論》，說中國人知識太低，“率行共和制，斷無善果”，“中國如用君主制，較共和制為宜”。
接着，袁世凱手下的政客楊度等就以古德諾的謬論為據，發起“籌安會”鼓吹帝制，并且通電各省軍閥官僚，要他們讨論“君主民主國體二者以何者适于中國”。
于是，在北京和各地出現了軍閥官僚策動的各種各樣請願團體，上書要求袁世凱稱帝。
買辦官僚梁士诒等組織了“全國請願聯合會”，向參政院請願組織“國民代表大會”投票解決國體問題。
袁世凱為了更快地登上帝位，甚至等不及讓圈定的各省“代表”到北京開會，就統一指揮各省“代表”就地投票。
結果，以這樣方式制造出來的“民意”，以全部一緻的票數同意改行君主政體，并推戴袁世凱為“中華帝國皇帝”。
12月12日，經過參政院根據“民意”勸進，袁世凱宣布接受推戴，并預定自翌年（民國五年）起改元“洪憲”，準備舉行“登極”大典。
袁世凱當時認為國内有他所豢養的軍閥、官僚可供驅使，國外有帝國主義的支持，再運用武力、陰謀、金錢、欺騙等種種手段，就可以倒轉曆史車輪，實現封建君主帝制的複辟。
但是他的倒行逆施立即使自己處于人民公敵的地位，遭到全國人民的唾棄和堅決反對。
讨袁的“護國運動” 孫中山是堅決反袁的。
他認為過去因為國民黨妥協渙散，以緻有“二次革命”的悲慘失敗。
1914年7月，他在日本組織中華革命黨，規定入黨的都要按指印、立誓約，絕對服從孫中山，要求把這個團體變成嚴密的組織。
但是由于國民黨已經失去在人民群衆中的聲望，中華革命黨在這時隻成為一個少數人狹隘的秘密團體。
中華革命黨主要在沿海各省進行了一些零散的軍事冒險活動，而沒有深入民間，不能在全國反袁、反複辟的鬥争中起組織和領導的作用。
國民黨中的一部分人如李烈鈞、柏文蔚、陳炯明等，沒有參加中華革命黨。
他們這時雖然也在廣東、雲南、四川等省和進步黨及地方軍閥合作反袁，但在群衆中影響不大。
首先在雲南爆發的反袁運動，也就是所謂“護國運動”，是由一些受過革命民主思想熏陶的中下層軍官策動起來的。
地方軍閥唐繼堯實際上是被迫參加這個運動卻又一變而成為運動的領導者。
以梁啟超為首的進步黨人，本來曾經擁袁，但後來被袁世凱抛棄。
他們就想利用人民的力量和聲勢來倒袁。
梁啟超的弟子蔡锷（辛亥革命時曾任雲南都督），在梁的策動下秘密離京進入雲南，聯絡唐繼堯和國民黨軍人李烈鈞等，于1915年12月25日正式宣布雲南獨立，組成“護國軍”，向四川、貴州、廣西三路出兵。
護國軍本身的力量雖然不大，但一旦舉起讨袁的旗幟，配合上全國人民和各派力量集成的反袁潮流，對袁世凱便成為重大的威脅。
貴州、廣西、廣東、浙江、陝西、四川、湖南等省在數月内相繼宣告獨立，通電促袁退位。
反袁的勢力迅速增長。
竊國大盜的末路 日本在袁世凱籌備帝制時，已發覺他的地位并不穩固。
1915年10月，日本聯合英、俄兩國警告袁世凱應暫緩稱帝。
12月，日本又聯合英、俄、法、意四國再度對袁警告，聲稱“以後對中國決定執行監視之态度”。
同時，日本暗中支持進步黨、中華革命黨和其他各派反袁勢力的倒袁活動，準備在混亂局面中乘機取利。
袁世凱的極端集中權力和一貫以陰謀權術防制異己，甚至在親信的北洋系軍閥官僚中也引起疑懼不滿。
他們看到袁世凱敗勢已成，就觀望待變或與反袁勢力聯系。
袁手下最重要的兩個部将馮國璋（江蘇都督）和段祺瑞（帝制前為國務總理）這時也都另有打算。
馮國璋利用自己在袁世凱和西南反袁勢力之間舉足輕重的地位，左右操縱，投機取巧，曾經聯合浙江、江西等若幹省軍閥密謀迫袁取消帝制。
袁世凱在内外壓力下不得不于1916年3月宣布撤銷帝制，企圖仍以總統地位繼續進行統治，并恢複黎元洪、徐世昌和段祺瑞的職務，希望他們出來解圍。
段祺瑞便乘機向袁要索兵權和責任内閣權力。
1916年6月，這個竊國大盜在舉國反對、衆叛親離的窘況中死去。
反袁運動表現了各階層人民群衆對幾年來袁世凱獨裁、賣國、複辟帝制的痛恨。
但是，以梁啟超為靈魂的進步黨人和地方軍閥奪取運動的領導權，作為自己的政治資本。
袁世凱雖然被推翻了，公開的帝制複辟活動雖然被粉碎了，但中國仍然繼續被大小封建軍閥統治着，黑暗混亂的程度有加無已。
第六節 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争奪 軍閥割據争奪局面的出現 袁世凱死後，黎元洪以副總統繼任大總統，袁世凱所廢除的《臨時約法》和國會又被恢複起來。
段祺瑞以内閣總理掌握北京政府的實際權力。
袁世凱時期已經逐漸形成的各派系軍閥勢力，在反袁運動中都乘機擴大了自己的力量。
中國出現了大小軍閥割據、争奪的局面，各個帝國主義分别扶植這些軍閥變成自己的代理人，支持它們在中國的争奪，以便從中取利。
北洋軍閥中皖系與直系的矛盾，在袁世凱死後更加表面化起來。
以段祺瑞為首的皖系軍閥控制了安徽、浙江、山東、福建等省，并利用把持的中央政府的地位擴張勢力。
日本帝國主義以皖系軍閥為主要代理人，同時也支持北洋軍閥别支如在東北的奉系軍閥張作霖和在徐州統率“定武軍”的張勳[30]。
原來的進步黨政客在國會恢複後自稱不标黨名，但改稱為憲法研究會（通常被稱為研究系），仍以梁啟超、湯化龍為首與皖系勾結。
以馮國璋為首的直系軍閥控制江蘇、江西、湖北等省。
西南各省在反袁運動中宣告獨立後，也擴張勢力而形成滇系軍閥（以唐繼堯為首，控制滇、黔、川等省）和桂系軍閥（以陸榮廷為首，控制兩廣、湖南）。
長江流域和西南等省原來都被英帝國主義認為是自己的“勢力範圍”，在這些地區形成的地方軍閥也主要是親英美的勢力。
段祺瑞依靠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企圖憑武力控制全國。
美英帝國主義便支持直系和西南軍閥，以與日本對抗。
歐洲的各帝國主義正忙于戰争，這時能有力量與日本争奪中國的主要是美帝國主義。
在參戰問題上爆發的府院之争 段祺瑞以責任内閣總理名義總攬大權，獨斷專行，把沒有實力的總統黎元洪視作監印官。
國會中一部分舊國民黨議員（這時改稱“憲政商榷會”，簡稱“商榷系”，以張繼、吳景濂為首）與皖系及研究系争奪權力，主張“聯馮制段”，于1916年10月由國會選出馮國璋為副總統，并和黎元洪相聯結。
在府（總統府）院（國務院）之争，直皖之争，商榷系與研究系之争的背後，也是美、日帝國主義之争。
這兩個方面的争奪，在中國參加世界大戰的問題上爆發出來。
日本為了獨自掠奪和控制中國，在1914年至1916年間曾一再阻止中國接受“協約國”方面英、法、俄等國的誘使參戰（英、法、俄等國想利用中國廣大的人力物力，并避免為德國所用）。
日本在逼使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之後，又在1916年7月和帝俄訂立了互相支持在中國的侵略利益的第三次日俄協定及第四次密約[31]。
1917年2、3月，日本又促使英、法、俄等國承認日本在戰後繼續保有在山東的特權。
這時，日本就轉而促使中國參戰，以便進一步從軍事、外交、财政等方面控制中國。
段祺瑞也企圖以參戰為名取得日本的借款、軍火等援助，來擴大自己的勢力。
美國在1917年2月宣布與德國絕交後，曾經要求中國和它一緻行動，但見到日本在積極唆使段祺瑞政府參戰，就又主張中國暫時無須對德宣戰。
黎元洪、政學會議員（從商榷會分化出來，以谷鐘秀、張耀曾為首）和直系軍閥也都反對參戰。
孫中山、章炳麟和上海等地的商會也反對參戰。
于是段祺瑞企圖使用武力威脅的手段來對付反對勢力。
1917年4月，段祺瑞召集以皖系督軍為骨幹的各省督軍及督軍代表二十餘人，在北京召開督軍團會議。
督軍團在段祺瑞指使下，向黎元洪和國會施加壓力，威脅他們同意參戰。
1917年5月10日，國會開會讨論參戰問題。
段祺瑞指使軍警、流氓、乞丐數千人自稱“公民請願團”包圍國會，毆辱議員，叫嚷國會必須當天通過參戰案。
多數議員在氣憤下拒不開會讨論。
内閣中非皖系閣員也相率辭職。
在兩方僵持情況下，段祺瑞和研究系政客指使督軍團脅迫黎元洪解散國會，黎元洪則在親英美勢力支持下将段祺瑞免職。
段祺瑞就到天津籌備組織臨時政府，策劃以武力繼續把持政權。
皖系和追随皖系的督軍在段祺瑞的唆使下，紛紛宣布獨立，通電聲稱要率軍“直搗京師”，進行“兵谏”。
黎元洪在束手無策的情況下，邀請張勳進行調停。
張勳複辟 張勳率領辮子軍（定武軍）5000人自徐州北上，先脅迫黎元洪在6月下令解散國會（這個國會自1916年8月恢複，到這時還不到一年），接着就于7月1日在北京擁清廢帝溥儀複辟，改民國六年為宣統九年。
這是民國成立以來的第二次封建帝制複辟，北京城内一時又挂出了前清的龍旗，街頭叫賣着“宣統上谕”，一班遺老舊臣（包括康有為在内）紛紛翎頂袍褂進宮叩頭，請安謝恩。
段祺瑞先假手張勳驅逐黎元洪和解散國會，然後再打起維護共和的旗号出兵讨伐張勳。
他自任讨逆軍總司令，以梁啟超、湯化龍為參贊，率軍進攻北京。
日本派青木中将為段策劃軍事，并墊付軍費100萬元。
張勳軍隊在7月12日迅速被擊潰，曆時11天的複辟醜劇就此結束。
段祺瑞乘機複任國務總理。
原來的副總統馮國璋代黎元洪為總統，但北京政府的實權仍在段祺瑞手中。
段祺瑞毀棄約法和孫中山領導的“護法運動” 段祺瑞聲稱過去的民國和國會已為張勳複辟所破壞，現在的民國是在他手裡“再造”的。
在研究系政客的策劃下，段祺瑞決定抛棄舊國會和《臨時約法》，另行召集一個由各省軍閥指派的臨時參議院。
段祺瑞的專權和廢棄國會引起國内公開的分裂。
親英美的桂系、滇系軍閥宣布“暫行自主”。
孫中山主張擁護《臨時約法》和恢複國會，反對段祺瑞“以僞共和易真複辟”。
1917年7月，孫中山率領宣布自主的海軍艦隊到達廣州，舊國會中商榷系和政學系的議員一百多人也追随南來。
9月，孫中山在廣州召集國會的非常會議，組織軍政府。
非常會議選出孫中山為大元帥，陸榮廷和唐繼堯為元帥（陸、唐二人都不就職）。
孫中山把《臨時約法》和國會看作“民國”（資産階級共和國）最重要的象征，然而幾年以來，隻是軍閥們在民國招牌下實行大地主、大買辦階級的專政，《臨時約法》和國會都被一再蹂躏破壞，已成為對民國的一種諷刺。
《臨時約法》對人民已沒有什麼号召力，國會更成為政客争逐名利、賣身分贓的活動場所。
孫中山希望依靠桂系、滇系地方軍閥的力量進行護法運動，但這些地方軍閥隻是暫時利用孫中山的名望來向北洋軍閥讨價還價，對孫中山的護法活動則是多方刁難，而且随時準備将他排擠出去。
段祺瑞加緊投靠日本 段祺瑞政府在1917年8月對德、奧宣戰以後，更加緊投靠日本。
日本寺内内閣采用所謂“菊分根”的政策，利用日本乘世界大戰時機所賺的大量資金到中國進行侵略性的資本輸出，并用以控制段祺瑞。
1917年和1918年兩年間，日本以各種名義秘密或公開借給段政府的款項達數億日元[32]。
段祺瑞則将鐵路、礦産、森林、電訊事業等等各方面的權益成批地出賣給日本。
他又用日本的借款、軍火，由日本軍官訓練“參戰軍”（三師四旅），擴充皖系的實力。
1918年5月，段政府與日本秘密簽訂陸軍和海軍的《共同防敵軍事協定》[33]，派出軍隊由日本指揮，随同日軍出兵西伯利亞幹涉俄國革命。
短期内進入東北的日軍數達七八萬人，日本迅速取代了沙俄在東三省北部的侵略地位，日本侵略勢力從此籠罩于整個東北地區。
段祺瑞的賣國行動在規模上超過了袁世凱，中國面臨着被日本變為附屬國的嚴重危機。
這種危機又一次激起中國人民的愛國運動。
1918年5月，留日學生彭湃等在東京遊行抗議段日間的軍事協定，遭到日本政府的毆打逮捕。
他們紛紛罷課回國，組織救國團體，進行愛國宣傳。
北京、天津、上海、福州等地學生也起而力争廢約，反對日本侵略和段政府賣國。
藍辛、石井協定 美國在1917年4月參加歐洲大戰以後，一時沒有餘力在中國大規模地擴展侵略勢力，又不甘心坐看中國被日本獨占，就采取和日本妥協分贓的辦法。
1917年11月，美、日訂立《藍辛、石井協定》，美國承認“日本在中國，特别在中國之與日本屬地接壤的部分有特殊利益”[34]，日本則承認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
這是兩個強盜在互不相下的情況下，隻好暫時互相承認對方的侵略權益，同時準備在下一階段展開更進一步的掠奪和競争。
協定訂立以後，藍辛（美國國務卿）通知中國說：“假如我們退出，整個地盤便落入日本手裡，設想中國也不願意。
” 段祺瑞的“武力統一”政策及與直系軍閥的矛盾 段祺瑞依靠日本的借款和支持，推行其專制的“武力統一”政策，對西南各省發動内戰。
1917年10月，段祺瑞派軍隊進入湖南與護法軍作戰。
但馮國璋企圖勾結親英美的西南軍閥，來擠走段祺瑞，提出“和平統一”口号。
11月，進入湖南的直系軍隊就通電主張停戰，并自動撤兵。
段祺瑞于是再度策動督軍團在天津開會（1917年12月及1918年1月），又勾引奉軍開入關内，對馮國璋施加壓力。
同時段氏以副總統地位和兩湖地盤為餌，引誘直系頭目曹锟派兵進攻西南。
曹锟指揮所屬吳佩孚等直軍攻占長沙、衡陽，但是段祺瑞卻任命皖系軍閥張敬堯為湖南督軍。
曹锟、吳佩孚與段祺瑞之間的矛盾又逐步發展。
1918年6月，吳佩孚與護法軍訂立停戰協定。
8月，吳佩孚通電主張和平。
直系軍閥和西南軍閥聯合反對皖系和奉系軍閥，其背後是美英帝國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間的争奪。
孫中山被軍閥政客排擠離開護法軍政府 西南軍閥在跟直系靠攏的同時，陰謀排斥孫中山。
1918年2月，西南各省軍閥組成“西南自主各省護法聯合會”，與孫中山領導的護法軍政府對峙。
5月，政學系政客勾結滇、桂軍閥策動改組護法軍政府。
政學系出面拉攏一部分商榷系議員，在非常國會中操縱通過改組軍政府案，廢除以孫中山為首的元帥制，改用總裁制，設總裁七人，孫中山被列為七總裁之一。
政學系推出舊官僚岑春煊為主席總裁，實際由桂系軍閥陸榮廷獨裁。
孫中山被迫離粵赴滬。
護法運動的失敗，使孫中山認識到，軍閥是“南與北如一丘之貉”，不可能依靠軍閥進行革命。
孫中山在上海著書立說，沉痛地回顧辛亥以來遭受的挫折失敗，摸索繼續推動革命前進的道路。
“安福國會” 段祺瑞所推行的“武力統一”政策，遇到直系軍閥和西南軍閥的阻梗，就決定一面加緊訓練自己的“參戰軍”，一面設法把直系勢力排擠出中央政府。
他利用日本的借款收買一批政客，組成以徐樹铮、王揖唐為首的“安福俱樂部”，操縱新國會的選舉。
新國會，也就是所謂“安福國會”[35]，于1918年8月開幕，在全部議員四百餘人中，安福系占據了三百八十多人。
9月，段祺瑞操縱“安福國會”選出舊官僚徐世昌為總統。
馮國璋為首的直系勢力被排出中央政府。
曹锟、吳佩孚成為直系的新首領。
他們在英、美帝國主義的支持和影響下，繼續與皖系軍閥對抗。
新四國銀行團與南北議和 到1918年夏秋間，世界大戰接近結束，美、英等西方帝國主義立即加緊進行在中國的争奪。
美國在6月間向英、法、日三國提議把五國銀行團改組為新四國銀行團，即排除俄、德兩國，加進美國，由新四國銀行團整個包攬外國對中國的借款。
這是美國力求打破日本在對華投資借款上的優勢，陰謀以國際共管形式将聯合投資機構控制在自己手裡。
日本面對西方三國的壓力，同意參加這樣的新銀行團，并同意停止單獨對段政府的借款，但要求新銀行團的投資範圍将“滿蒙除外”，以保持自己的勢力範圍（新銀行團以後在1920年5月成立）。
10月，美、英、法等西方帝國主義向北京政府和南方軍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它們停戰議和，以便于推行龐大的經濟侵略計劃，并打破日本單獨控制皖系、統治中國的局面。
南、北政府在1919年1月派出代表在上海議和。
雙方在劃分地盤和分配四國銀行團準備給予的借款上争吵不休，談判在五四運動大風暴中宣告破裂。
第七節 社會經濟的變化和工人階級的壯大 農業衰退、農民破産 辛亥革命以後，全國範圍都處在大小軍閥的封建割據統治下。
國内年年戰争不休，戰事遍及各省。
四川一省從1912年到1933年共發生戰事400次以上。
遭受戰禍地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