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近代時期下（1901—19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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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命财産遇到極殘暴的蹂躏掠奪。
1919年初，全國軍隊達138萬人，軍費占去國家财政收入的4/5[36]。
軍閥又盡力搜刮财富，霸占土地。
皖系軍閥段芝貴在原籍合肥及蕪湖等4縣占有良田數萬畝。
河南彰德1/3的土地為袁世凱一家所有。
東北軍閥湯玉麟、吳俊升等各擁有良田八九萬畝。
張宗昌、靳雲鵬、馮國璋、張作霖等人以裕甯屯墾無限公司名目在吉林省領有田地、森林、礦山達1320餘萬畝。
大量農民在地租、高利貸、捐稅、戰争和各種剝削掠奪之下，被迫破産流亡，耕地面積相應縮減[37]，農業生産遭受嚴重破壞。
農民在殘酷統治下，被迫起來反抗。
1913年至1914年，白朗（“白狼”）所率領的農民隊伍，自河南魯山出發，轉戰于豫、鄂、皖、陝、甘五省廣大地區。
人數從數百人擴大到數萬人。
在袁世凱和各省派出的一二十萬軍隊全力攻擊下，才最後失敗。
此外，貧苦農民為反抗租稅和暴政而掀起的騷動，到處發生[38]。
廣大農民處在活不下去的情況下，迫切地要求生路。
民族資本暫時得到發展 民族資本主義在這時期有進一步的發展。
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在1914年8月爆發，英、法、德、俄等帝國主義國家忙于火并厮殺，暫時放松了對中國的壓迫。
這使民族工業得到了發展的機會。
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經濟壓迫暫時放松，歐美輸華的洋貨在大戰期間急劇減少。
以1913年的指數為100，英國的輸華貨物在1918年減至51.5，約減一半；法國減至29.6，不到戰前的1/3；德國貨完全停止進口[39]。
隻有美國和日本乘機擴大在中國的侵略勢力。
美國在1917年和1918年輸華貨物已達6000萬兩左右，約合1913年英貨人口數的60%。
當日本提出二十一條、武裝侵占山東，進行一系列露骨侵略時，中國人民掀起了大規模的抵制日貨運動，日本貨輸入的增長趨勢一時也稍有緩和。
洋貨輸入減少和國外因戰事對某些貨物需求的增加，使民族工業在國内市場上獲得了一些空隙，同時還取得了一定的國外市場，因而在短期内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迅速發展。
輕工業的迅速發展 民族工業在這時期的發展，主要是在輕工業中的棉紡織、面粉兩業，此外，在毛織、針織、玻璃、造紙、搪瓷等部門也新設了不少工廠。
棉紡織業方面，由于意外的厚利（如申新一廠以30萬元的資本，在1917年盈利40萬元，1918年盈利80萬元[40]），引起投資擴建舊廠和設立新廠的高潮。
在1914年至1922年9年間，民族資本新設的紗布廠達54家，民族資本所有的紗錠自1913年的50萬錠增至1922年的150萬錠，布機由2000台增至6700台[41]。
面粉工業方面，1913年全國華商開設的面粉廠約50餘家，1919年增至120餘家。
在大戰期間，中國面粉外銷到歐、美、日本和南洋各地，改變了過去外國面粉大量輸入的情況（1913年面粉人超240餘萬擔，1919年出超240餘萬擔[42]）。
帝國主義控制下的重工業 重工業主要都在帝國主義勢力的控制之下。
機械冶煉生鐵的全國總産量在1913年為97513噸，1919年産量增至237063噸，全部都為帝國主義通過投資或貸款所控制[43]。
鐵礦砂的全國總産量自1913年的459711噸增加到1919年的1349846噸，全部都在日本帝國主義控制下[44]。
機械開采的煤産量1919年為12804636噸（1913年：7677570噸），3/4以上都被帝國主義控制[45]。
在輪船航運業方面，中國領水裡帝國主義的航運勢力始終占據絕對優勢的地位，中國輪船在總噸位上的比重，連1/4都不到[46]。
金融業的投機性的發展 銀行業在這一時期也有較大的發展。
1911年全國華資銀行隻有15家（若除去官辦銀行，隻有8家），1912年至1919年間新設立的銀行數達66家[47]。
但是，歐戰時期工商業發展所引起對金融業的需要，隻是銀行大量增加的部分原因，這些銀行主要卻是為進行公債投機而設立的。
北洋軍閥政府為支付軍費政費大量發行公債（1912年至1919年發行了近六億元[48]），以年息三分（30%）以上的高利吸引銀行投資。
銀行把大部分資金進行高利貸性質的公債投機，實際上是資助軍閥統治和軍閥混戰，給國民經濟帶來破壞。
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壓迫下的民族資本的特點 民族資本近代工業在這時期的發展既然僅限于以消費品生産為主的輕工業方面，而缺乏重工業方面的基礎，就沒有、也不可能建立起獨立的經濟體系。
帝國主義依然是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嚴重的勢力。
即使在民族工業發展最快的棉紡織業中，外國資本在中國所設紡織廠的紗錠和布機，也還分别占到46.7%和59.2%（1919年）[49]。
民族工業既受到帝國主義的壓迫，在資金、設備、技術和原料等方面又必須在不同程度上依賴于帝國主義。
民族工業發展的薄弱，不但表現于和帝國主義侵略資本對比上居于絕對劣勢，就是和國内的封建經濟、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及金融業資本對比起來，也是居于絕對劣勢。
民族産業資本在農業生産部門中完全沒有地位。
中國的商業資本不是從屬于産業資本，而高額的封建地租率、高利貸利率和商業利潤都限制産業資本的形成和擴大。
但是民族工業又隻有依賴一部分地主、商人和官僚的投資才得以舉辦起來。
在民族工業中，分散、落後的小企業占很大比重，工場手工業始終大量地存在。
據北洋軍閥政府農商部不完全的統計，1919年全國10515家工廠中，使用原動力的工廠隻有360家[50]。
民族工業是軟弱和落後的，但它又是當時國民經濟中最先進的部分，也代表了當時最進步的生産關系。
民族工業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存在着矛盾，但又在不同程度上依賴于他們。
這種進步的一面和落後的一面之同時存在，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民族資本兩重性特點的表現。
工人階級人數迅速增加和高度集中 随着中國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和帝國主義在中國投資的擴張，中國工人階級的人數也迅速增加起來。
現代産業工人在1913年約有100萬人，到1919年，已增加到二三百萬人。
城市小工業和手工業工人、店員等約有一千多萬人。
在全國總人口中，産業工人的人數雖然還是很少，但是他們絕大多數集中在工廠（紗廠、絲廠、面粉廠、火柴廠等）、礦山、鐵路、輪船、郵電等幾個企業部門。
同時這些企業又多數集中在上海（及附近地區）、武漢、天津、香港、廣州、青島、大連、哈爾濱等十幾個大城市。
其中，大企業中工人人數又占了很大的比重。
中國工人階級這種高度集中的特點，使他們得以較早地聯合、團結起來，成為一支強大的戰鬥隊伍。
工人階級遭受嚴重壓迫 中國工人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本國資産階級的三種壓迫下，經濟地位非常低下，勞動條件極為惡劣，政治權利也遭到剝奪。
工人的工時多數是12小時左右，有的多達十四五小時。
中國廠礦的設備大多十分惡劣。
工人們在廠房狹小、空氣污濁、缺乏安全設備的條件下，從事長時間的緊張勞動，職業病和傷亡事故都特别嚴重。
男工工資一般每日隻有二三角，低的隻有一角左右。
女工和童工的工資更低。
大戰期間物價上漲很快很多，工資的增長則遲緩有限[51]，因之使工人的經濟情況在這時期就相對地更趨于困苦。
工廠和礦山中普遍實行包工制，工人受到包工頭、把頭的封建性的克扣壓迫。
北洋軍閥政府嚴禁工人罷工，1912年的《暫行新刑律》和1914年的《治安警察條例》，都把罷工、怠工規定為“犯罪”行為[52]，工人時常遭到無理的逮捕和屠殺。
中國工人所受各種壓迫的嚴重性和殘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見的。
工人階級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鬥争 中國的大部分近代工礦業和交通運輸業既然都為帝國主義所控制，中國工人階級的罷工鬥争，從一開始起，就很多是發生于外國資本所設的廠礦企業中。
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反對帝國主義，成為中國工人鬥争最早也是最鮮明的特點之一。
自1916年3月至1919年4月，上海英美煙草公司工人在兩年間就罷工五次之多。
上海日華紗廠工人在1918年8月、9月、10月和1919年2月也連續舉行四次罷工。
在1915年反對二十一條的抵制日貨運動中，許多地方的工人舉行了罷工、遊行和勸導拒購日貨，上海日貨廠店中的中國工人幾乎全部都罷了工。
1916年10月，法國強占天津老西開，擴大租界。
天津法租界法資廠店職工一千七百餘人舉行罷工反對。
天津各業工人們組織了“工團”，領導了罷工鬥争和示威遊行，獲得各地各階層人民的同情支援，終于打退了法帝國主義這次侵略行為。
在抵制日貨和反對強占老西開這兩次群衆性反帝運動中，工人階級都已成為推動鬥争的中堅力量。
手工業工人的組織和鬥争 手工業工人在人數上遠比産業工人為多，他們一向受到由作坊主操縱的封建行會的嚴重束縛，生産上比較分散落後。
在近代時期，手工業工人一方面繼承了長期以來“齊行”、“叫歇”的鬥争方式和鬥争傳統，同時突破統治者的一再禁阻，逐步從推出“行頭”、“柱首”，領導鬥争，發展到設立工人本身的“小行”（或稱“小幫”、“公所”，或稱某某社）。
到20世紀初年，上海的各行業手工工人一般都已組成全市性的“小行”，與作坊主、作頭或店主的“大行”并立。
1913年1月，上海七八百處作坊的水木工匠數千人聯合罷工，要求增加工資。
1914年，全市印染工人、石匠、水爐工人、油漆工匠、鋸工、碼頭、堆裝工人等分别在本業小行的領導下進行罷工鬥争。
這種經濟鬥争在此後數年中也一直不斷發生。
手工工人的行幫組織，雖然還存在着不少封建性（如限制收徒，或按籍貫分幫），但比以前完全分散和受店主控制的情況已經前進了一大步。
“小行”基本上成為手工工人的鬥争組織，這是工人階級逐步走向自覺的一種重要表現，同時這種組織和鬥争又促進了工人的自覺性。
第八節 近代中國的文化思想 近代中國在文化思想領域中呈現着劇烈的變化。
代表封建統治階級舊文化的“舊學”日益委靡不振。
主要代表資産階級文化的“新學”逐漸發展。
“新學”的發展和這時期知識分子向西方學習有關，新學包括西方資産階級的社會學說和自然科學兩部分。
先進的中國人，以康有為、梁啟超、嚴複、孫中山等人為代表，學習西方社會學說，希望用它來挽救中國的危亡。
提倡和傳播西學起到了思想啟蒙的進步作用，但是他們往往對于占統治地位的封建主義文化采取妥協态度。
這種“新學”雖然也和“舊學”交過手，但是打不到幾個回合就敗下陣來，僅僅在一些局部問題上取得了小勝利。
至于自然科學，在沒有獨立的政治、經濟的情況下，不可能有真正發展的機會。
一 早期今文學派影響下經學、史學和文體的變化 封建知識分子中一部分人開始注意現實問題 在19世紀初葉，中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依然把主要精力花費在經義和“帖括之學”上面。
清初顧（炎武）、黃（宗羲）講求經世緻用的風氣久已消散。
乾嘉考據學派的傳統也已發展到頂而趨于衰歇。
社會的動蕩和學術空氣的窒塞在鴉片戰争前就已促使一些有志向的知識分子要求研究現實問題和更有用的學問。
這些人敢于譏彈時政，揭露當權派官吏的腐朽。
鴉片戰争發生後，他們主張抵抗侵略，反對妥協集團，并要求了解西方國家情況，學習外人“長技”，改進防禦力量。
龔自珍[53]、林則徐、魏源[54]和早就開始談論實際問題著有《安吳四種》的包世臣[55]是這時期的代表人物。
近代早期今文學派 龔自珍 在學術思想方面，乾嘉以後“家家許、鄭，人人賈、馬”的漢學統治局面開始受到有力的打擊。
本來經學史上一直存在着今、古文的分歧，也就是西漢和東漢經學的分别。
莊存與[56]著《春秋正辭》，講求《春秋公羊傳》的“微言大義”。
他的外孫劉逢祿[57]繼承他的學問，著就《公羊何氏釋例》。
莊、劉二人是近代“今文學派”的先驅，号稱通曉“公羊家法”。
龔自珍于1819年在杭州受教于劉逢祿。
此後他就極力提倡公羊學派的見解。
他前此已接受包世臣講求時務的影響，敢于寫文章提出對時政的改革主張。
1820年他在北京捐資充内閣中書。
當年他寫《西域（指新疆）置行省議》和《東南罷番舶議》兩文。
後者雖已失傳，顯和當時西方侵略者在東南沿海造成的混亂情況有關。
在政治上的革新思想使他深受穆彰阿集團的嫉視。
他提倡公羊學派在學術上的反抗思想，這和他在政治上的開明态度是相聯系的。
魏源 魏源進一步利用了公羊學派的“張三世、通三統”的說法。
這個說法本來是東漢人何休在所著《公羊解話》的序文中提出的見解，也就是所謂《春秋》“微言大義”中的“非常異義可怪之論”。
魏源把“據亂世”“升平世”和“太平世”分别解釋為太古、中古和“末世”。
“末世”據他說就是“弊極之世”。
“末世”結束後社會就要“複返到太古淳樸之初”。
這種見解據他自己說是“氣運循環”，這是一種封建主義的曆史循環論。
他對時政的具體改革主張，如對于票鹽、漕運、水利的一些措施，都不過是替原有制度“祛垢除污”而已。
但在文化思想方面他起了很大開風氣的作用。
他著《詩古微》和《書古微》，提出下列主張：毛詩傳和大小序都是僞作，《古文尚書》根本不曾存在，即是東漢馬融、鄭玄的古文說也不是孔安國原有的。
這些主張要求人們擺脫傳注，直求經文，而目的是“貫經術、政事、文章于一”[58]。
魏源要求恢複經說的最早面目，不是為了“複古”，而是借西京（西漢）以攻乾嘉以來墨守東京（東漢）的風尚。
他在經學方面的辨僞工作是為了打開閉塞的風氣，提倡經世緻用的學問。
史地研究的新發展 在龔、魏公羊學派提倡經世緻用和鴉片戰争刺激要求了解外國的影響下，中外史地研究也有新的發展。
林則徐可稱為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在廣東領導禁煙運動和抗英鬥争時，就組織人翻譯各種西文書刊。
1841年組織翻譯了英國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編成《四洲志》一書，介紹了世界五大洲三十多個國家的地理、曆史。
林則徐被革職流放時把《四洲志》書稿和資料交給好友魏源。
魏源在1843年1月編成《海國圖志》50卷，以後又擴展到60卷和100卷，是當時介紹世界史地和總結鴉片戰争經驗教訓的名著，對日本和朝鮮的影響都很大，魏源還著有《聖武記》叙述清朝曆史上的所謂“武功”，而在目錄中拟定以《英吉利夷艘入寇記》結束全書。
步其後塵的有福建地方官吏徐繼畲[59]編成的《瀛環志略》[60]。
他從西人地圖集直接描繪，附圖比較準确。
這部書出版不久，就風行日本。
西北史地方面出現了一些有價值的著述。
其中最重要的是張穆[61]的《蒙古遊牧記》。
張穆曾替抵抗派官吏陳慶镛草拟劾穆彰阿疏稿[62]，有名于時。
他死時這部書尚未定稿，由另一史地學者何秋濤[63]代為校定付印。
何秋濤自己著有《朔方備乘》，彙集了蒙古、新疆、東北和早期中俄關系的史料。
這些著作主要是鴉片戰争刺激下愛國的知識分子要求認識世界和發憤圖強的表現。
文體的變化 鴉片戰争後文學也發生一些變化。
龔自珍和魏源都反對當時宗奉桐城派古文的風氣。
桐城派從康熙末年方苞（号望溪）、劉大櫆（号海峰）開始。
他們誦法宋朝曾鞏和明朝歸有光的文章，自稱深得古文義法。
他們講宋儒理學，以孔、孟、韓、歐、程、朱的“道統”自任。
他們祖述歐陽修“因文見道”一語，自诩文道合一，和漢學派（乾嘉時代的考據派）對立。
考據家錢大昕譏笑桐城派說：“方氏所謂古文義法者，特世俗選本之古本，&hellip&hellip法且不知，義更何有。
”[64]劉大櫆的弟子姚鼐（字姬傳）力诋漢學派“破碎”。
他提出自己的文章理論，以“陰陽剛柔”分别文體，認為隻有“聖人”（如孔、孟）能夠兼統陰陽二氣，諸子以下的文章無有不偏于剛或柔者，但陽剛陰柔各有其美，如“曾、歐之文皆偏于柔之美”[65]。
至于所謂義法，就是“神、理、氣、味、格、律、聲、色”八字。
他主張文章要模仿古人，認為應先學古人文的“粗者”即“格、律、聲、色”，最後“禦其精者（即神、理、氣、味）而遺（棄）其粗者”。
桐城派所模仿的主要是韓（愈）文。
姚鼐認為韓文本身也就是模拟，不過“盡變古人之形貌，雖有模拟，不可得而尋其迹也”[66]。
他又認為揚雄、柳宗元也是模仿古人，雖然“形貌過似”，但仍是好文章。
可見桐城派所謂文道合一就是把唐宋八家文章加上程朱理學。
這種步趨唐宋、排斥創造的文章理論，當然不能為當時思想活潑的知識分子所接受。
龔、魏就提出學習先秦諸子，來抵制韓、歐，自己所寫文章也想極力擺脫唐宋文體的束縛。
龔、魏的文章見解，遭到時人的側目。
道、鹹年間時人已有“天下文章盡歸桐城”之說。
曾國藩更極力提倡桐城派。
同、光時代的桐城派末流，所模仿的實際上已經不是唐宋而是明代小品文字。
到了清末報章逐漸發達，龔、魏縱橫捭阖的文體，便于議論文字的使用，漸受一般人推重。
二 鴉片戰争和太平天國革命時期的文化 鴉片戰争時期的反侵略文學 鴉片戰争和太平天國革命給中國文學提出了新的任務：反侵略和反封建專制主義的任務。
從三元裡抗敵開始，文學就成為動員和鼓舞反侵略鬥争的工具。
其中有舊式詩文，也有通俗文字。
著名的《全粵義士義民公檄》，其中宣傳團練、激勵士氣的語句，如“仿範裡連衡之制，指顧得百萬之師，按嘗田捐饷之方，到處有三時之樂。
踴躍同袍，子弟悉成勁旅，婉娈如玉，婦女悉能談兵”。
揭露内奸的語句，如“黃閣主和戎之議，自撤藩籬，烏雲多蔽日之奸，甘為缪醜”。
一望而知是出于封建文人之手，并且是骈俪文字，但傳抄甚廣，所起作用甚大。
張維屏的《三元裡》詩，魏源斥責投降派的《寰海十章》都是鬥争中出現的好詩篇。
舊詩體裁被廣泛地應用在歌頌英勇鬥争的人民和将士們。
有的詩篇雖不甚工，但很能傳達當時鬥争的實況。
如梁信芳關于三元裡鄉民在牛欄岡會盟的描寫，就是一例[67]。
至于鄉民所出的揭帖告示和傳唱的歌謠，很多使用通俗文字。
太平天國對文體的改革 太平天國農民戰争給封建文化以很大的沖擊。
宣傳革命的書籍，由天京的镌刻營和删書衙刊印，大量頒發。
從儒家經籍的删改到新曆的創造，都表示農民領袖們改造傳統文化的意圖。
他們提倡“文以紀實”，“樸實明曉”，這不但有利于革命宣傳，也針對着空疏晦澀的壞文風，提出糾正原則。
在太平天國書籍和文件中，文字一般都淺顯樸素，有時雜以廣西方言，革命意識也都鮮明強烈。
但農民終究不能創造一個代替封建文化的新東西。
太平天國領袖們所賴以和頑固思想作鬥争的意識形态上的工具，隻是很不中用的拜上帝會教義。
而他們的文學改造又被和教義宣傳密切地聯系起來，正如《欽定士階條例》所說的：“文藝雖微，實關品學，一字一句之來，要必絕乎邪說淫詞，而确切于天教真理，以闡發乎新天新地之大觀。
”因此宣傳容易流于說教形式。
這種情況到後期更加嚴重。
就文體上說，許多宣傳文字實際上采用西方教會小冊子的形式，而考試取士則襲用傳統的策賦律詩。
可以看出，沒有無産階級領導的農民戰争，不可能創立一個代替封建文化的上層建築，也不可能創立一種内容和形式很好統一、切合需要的新文學。
三 太平天國革命失敗後封建文化的日益沒落 經學考據與子書研究 從曾國藩提出保衛“名教”抵制農民革命以後，經過整個19世紀後期，封建文化的保守性質更加顯著，封建學術也更委靡不振。
頑固派官僚如倭仁、徐桐，都盲目地拒絕學習外國一切事物。
洋務派官僚如張之洞，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他們都是封建正統文化的堅持者。
這時期程朱理學恢複了統治。
經學繼承了漢學派的餘緒而更偏重于細碎煩瑣的研究。
其中禮學号稱最有成績，特别是孫诒讓[68]的《周禮正義》。
這部著作被稱為“樸學殿軍”。
作者費盡20年心力去“博稽群家”，嚴辨漢儒家法，但他不敢絲毫懷疑《周禮》本身的可靠性。
清代考據學派把唐以後學者已經不很講求的古代禮書捧出來，并高擡其身價。
他們把研究引導到兩千年名物（宮室、衣物、飲食）、制度（井田、賦役、軍制）和繁文缛節（《儀禮》的冠、昏、喪、祭）的争論中去。
一般經學研究也就限于訓诂上細碎的發明。
較有名的如俞樾[69]的《群經平議》隻是墨守王引之《經義述聞》的成法。
這些樸學家力求“以經說經”，一般都過信經文，對材料也不可能進行真正嚴格的審查。
這時期子書方面研究，成績較大。
經學考據既難于超越乾嘉時代，更多樸學家的目光轉向諸子書。
太平天國革命後私家保藏的古本大批流散出來，這也給他們提供有利的條件。
但子書研究成績一般也是限于校勘訓诂，其中最著名的是孫诒讓的《墨子閒诂》和《墨子後語》，以及湖南頑固派學者王先謙[70]的《荀子集解》。
荀學比在乾隆時代初被提倡時占着更有影響的地位。
頑固士紳宣稱荀學比孟學更“醇正”，因為孟子書中還有“民貴君輕”之類的說法，可以被人利用來鼓吹革命。
浙江文人李慈銘[71]本來自署“孟學齋”，後來竟改署“荀學齋”了。
金石、甲骨文字的研究 金石學的地位逐漸提高，主要是由于達官貴人對碑版彜器的貪求無厭，題跋考釋成為一時文人風尚。
但大多數人隻講鑒别以定真赝高低，少數人如王懿榮[72]、吳大澂[73]考釋比較精審，大體上能夠繼承顧炎武、錢大昕的樸實傳統。
清末甲骨文字的出現更加推動了古文字學的研究。
但無論金石和甲骨文字的研究，當時都隻限在“小學”範圍，不可能引起古文字和古史研究上的革命性影響。
光緒中葉的西北史地研究 西北史地的研究在光緒中葉又很興盛。
提倡者是國子監祭酒清宗室盛昱[74]和李文田[75]、洪鈞[76]、文廷式[77]等人。
這些都是翰苑文人；研究風尚一般限于史料秘本的傳抄箋注，缺乏實際調查，地理考證往往流于臆測，沒有發揮前此張穆、何秋濤等講求實際的研究精神。
洪鈞譯注西域史料，成《元史譯文證補》，是當時較重要的著作。
史地研究極端脫離實際的情況，也是封建主義學術文化日趨沒落的一種表現。
對西方科學技術的譯述介紹 這時期的自然科學還沒有成為知識界的一門主要學問。
四五十年代雖然已經有人提出學習西方科學的主張，但影響不大。
一些人企圖模仿西洋制造輪船、魚雷，試驗不斷失敗。
從60年代開始，清政府和湘、淮軍閥主要為滿足軍事要求開辦一些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的機構。
北京同文館在1866年添設天文算學館，講授一些現代科學知識。
湘、淮軍閥把持的江南制造局附設一個翻譯館，對西方科學技術作了較廣泛的初步介紹。
這些機構也招聘了一批科學家。
其中最有名的是李善蘭[78]，任同文館教習，充軍機衙門章京。
他自己對數學曾有發明，并有在上海和外國教士合譯數學力學書籍的經驗，但年事已老不能再從事譯述。
在江南制造局以譯書著稱的有華蘅芳[79]和徐壽、徐建寅[80]父子。
徐建寅充駐德使館參贊幾年，譯武器制造和外國各種軍事章程多種，因為揭發出使德國大臣李鳳苞替李鴻章購買軍火舞弊，被排擠回國。
在洋務派壟斷把持之下，科學得不到發展，科學家也沒有前途。
西方各國教會在中國推行傳教和文化事業，設立學堂，開辦印書局，出版報紙。
幾十年中它們所譯科學、技術書籍種數甚多，但一般都是比較粗淺的東西。
四 19世紀末年的新學 改良派對“西學”的看法和介紹 對西方資産階級文化作比較系統介紹，還是從19世紀末期的資産階級改良派開始。
早在60年代，馮桂芬提出“采西學”的建議[81]，大意謂西方“算學、重學、視學、光學、化學等皆得格物至理，輿地書備列百國山川厄塞風土物産，多中人所不及”。
所謂“西學”的内容隻限于數、理、化學和地理的知識。
他把“西學”包括在“洋務”之中，着重指出要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
七八十年代的改良派對西學的看法，和馮桂芬的見解基本相同。
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雖然提出政治上應該變革的主張[82]，但在學術思想上仍堅持“中學其本也，西學其末也，主以中學，輔以西學”，隻是他所謂“西學”的内容包括較廣，格緻輿地以外，兼及曆史和“商政、兵法、造船、制器以及農、漁、牧、礦諸務”[83]。
王韬[84]完全同意鄭觀應論西學的見解，并著《普法戰紀》等書。
馬建忠[85]精通歐洲文字，留學法國專攻法律數年。
他主張應譯的西學書籍中，比别人多加了法律一門，包括羅馬法、國際法判例、各國商法等。
鄭、馬二人都已提出改革科舉制度，把西學列為獨立的一科。
嚴複的譯述工作 曾留學英國的嚴複開始廣泛介紹西方資産階級各種社會學說。
這和19世紀末民族危機嚴重有關。
嚴複痛心中日戰争的失敗，在1895年以數月之力譯出赫胥黎的《天演論》[86]，此後他繼續譯出資産階級社會科學書籍多種，在乙未到戊戌幾年中脫稿的有亞當·斯密的《原富》、斯賓塞的《群學肄言》等關于經濟學、社會學的著作。
他又翻譯了穆勒《名學》，介紹西洋的邏輯學。
他着重介紹了“弱肉強食、适者生存”這種生物進化論觀點和“世道必進、後勝于今”這種社會進步觀點。
在當時中國要求民族生存和變法維新的具體條件下，這些學說的介紹起了思想啟蒙的作用。
但是他又主張社會隻可逐漸改良，“不能期之以驟”，這就是這些學說必然引導出來的結論。
嚴複采用的譯述方法，是半譯半述，準确程度往往不夠，但他所提出的對于譯文的“信、達、雅”的标準，在今天還是值得提倡的。
他在譯述中創造了許多新名詞，經過嚴複的系統介紹，中國知識界對西學才有較多的了解。
嚴複以天津《國聞報》（1897年創刊）傳播“西學”，并發表《辟韓》等文以西方資産階級學說攻擊韓愈在《原道》一文中的尊君思想，宣稱“夫自秦以來為中國之君者皆其尤強梗者也，最能欺奪者也”。
這引起當時極大的震動。
張之洞力诋為“洪水猛獸”，命屠仁守作《辨辟韓書》駁之，并警告嚴複“毋易由言”不要随便說話。
康有為的大同學說 這時期中國思想界非常活躍，這可以康有為的大同學說和譚嗣同的《仁學》為代表。
大同學說的中心思想是曆史進化觀點。
康有為以《禮運》解釋公羊，把三世說解釋為“亂世”、“小康”和“大同之世”，這就推翻了傳統的曆史循環說。
他把三代和漢、唐、宋、明一律看作小康之世，把漢學、宋學所崇奉的不論荀卿、劉歆、朱熹的學說一概列于“小康之道”，單獨目孔子為大同學說的創造者，利用孔子名義來推行他的學說，替他作“離經悖道”的擋箭牌。
大同學說這樣極有創造性的見解，在發展中顯然也受到資産階級社會進步說的影響，他還尖銳地批判“弱肉強食”的理論，說“若循天演之義&hellip&hellip其卒也僅餘強者之一人，則卒為大鳥獸所食而已”[87]。
譚嗣同的《仁學》 譚嗣同在《仁學》中接受西方自然科學的一種見解，認為“以太”構成客觀物質世界。
他又用儒家所講的“仁”來解釋“以太”的作用，認為“以太”是體，“仁”是“用”。
這是因為自然科學既假定“以太”充滿宇宙，儒家傳統說法又認為“仁”“充塞乎天地之間”，所以他很自然地把“以太”和“仁”聯系起來，又區别二者體用的不同。
這樣大膽的帶有唯物主義傾向的假設也不是出于偶然，因為這和他所推崇的王夫之的“舍其器則無其道”的主張是一緻的。
既然“道必依于器而後有其用”，那麼借“以太”作為“仁”（就是“道”，“理”）的本體也是一種很自然的、合理的假設。
這種哲學觀點和頑固派“天不變、道亦不變”的主張是針鋒相對的。
《仁學》中說，“天不新，何以生？地不新，何以運行？日月不新，何以光明
1919年初，全國軍隊達138萬人，軍費占去國家财政收入的4/5[36]。
軍閥又盡力搜刮财富，霸占土地。
皖系軍閥段芝貴在原籍合肥及蕪湖等4縣占有良田數萬畝。
河南彰德1/3的土地為袁世凱一家所有。
東北軍閥湯玉麟、吳俊升等各擁有良田八九萬畝。
張宗昌、靳雲鵬、馮國璋、張作霖等人以裕甯屯墾無限公司名目在吉林省領有田地、森林、礦山達1320餘萬畝。
大量農民在地租、高利貸、捐稅、戰争和各種剝削掠奪之下，被迫破産流亡，耕地面積相應縮減[37]，農業生産遭受嚴重破壞。
農民在殘酷統治下，被迫起來反抗。
1913年至1914年，白朗（“白狼”）所率領的農民隊伍，自河南魯山出發，轉戰于豫、鄂、皖、陝、甘五省廣大地區。
人數從數百人擴大到數萬人。
在袁世凱和各省派出的一二十萬軍隊全力攻擊下，才最後失敗。
此外，貧苦農民為反抗租稅和暴政而掀起的騷動，到處發生[38]。
廣大農民處在活不下去的情況下，迫切地要求生路。
民族資本暫時得到發展 民族資本主義在這時期有進一步的發展。
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在1914年8月爆發，英、法、德、俄等帝國主義國家忙于火并厮殺，暫時放松了對中國的壓迫。
這使民族工業得到了發展的機會。
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經濟壓迫暫時放松，歐美輸華的洋貨在大戰期間急劇減少。
以1913年的指數為100，英國的輸華貨物在1918年減至51.5，約減一半；法國減至29.6，不到戰前的1/3；德國貨完全停止進口[39]。
隻有美國和日本乘機擴大在中國的侵略勢力。
美國在1917年和1918年輸華貨物已達6000萬兩左右，約合1913年英貨人口數的60%。
當日本提出二十一條、武裝侵占山東，進行一系列露骨侵略時，中國人民掀起了大規模的抵制日貨運動，日本貨輸入的增長趨勢一時也稍有緩和。
洋貨輸入減少和國外因戰事對某些貨物需求的增加，使民族工業在國内市場上獲得了一些空隙，同時還取得了一定的國外市場，因而在短期内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迅速發展。
輕工業的迅速發展 民族工業在這時期的發展，主要是在輕工業中的棉紡織、面粉兩業，此外，在毛織、針織、玻璃、造紙、搪瓷等部門也新設了不少工廠。
棉紡織業方面，由于意外的厚利（如申新一廠以30萬元的資本，在1917年盈利40萬元，1918年盈利80萬元[40]），引起投資擴建舊廠和設立新廠的高潮。
在1914年至1922年9年間，民族資本新設的紗布廠達54家，民族資本所有的紗錠自1913年的50萬錠增至1922年的150萬錠，布機由2000台增至6700台[41]。
面粉工業方面，1913年全國華商開設的面粉廠約50餘家，1919年增至120餘家。
在大戰期間，中國面粉外銷到歐、美、日本和南洋各地，改變了過去外國面粉大量輸入的情況（1913年面粉人超240餘萬擔，1919年出超240餘萬擔[42]）。
帝國主義控制下的重工業 重工業主要都在帝國主義勢力的控制之下。
機械冶煉生鐵的全國總産量在1913年為97513噸，1919年産量增至237063噸，全部都為帝國主義通過投資或貸款所控制[43]。
鐵礦砂的全國總産量自1913年的459711噸增加到1919年的1349846噸，全部都在日本帝國主義控制下[44]。
機械開采的煤産量1919年為12804636噸（1913年：7677570噸），3/4以上都被帝國主義控制[45]。
在輪船航運業方面，中國領水裡帝國主義的航運勢力始終占據絕對優勢的地位，中國輪船在總噸位上的比重，連1/4都不到[46]。
金融業的投機性的發展 銀行業在這一時期也有較大的發展。
1911年全國華資銀行隻有15家（若除去官辦銀行，隻有8家），1912年至1919年間新設立的銀行數達66家[47]。
但是，歐戰時期工商業發展所引起對金融業的需要，隻是銀行大量增加的部分原因，這些銀行主要卻是為進行公債投機而設立的。
北洋軍閥政府為支付軍費政費大量發行公債（1912年至1919年發行了近六億元[48]），以年息三分（30%）以上的高利吸引銀行投資。
銀行把大部分資金進行高利貸性質的公債投機，實際上是資助軍閥統治和軍閥混戰，給國民經濟帶來破壞。
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壓迫下的民族資本的特點 民族資本近代工業在這時期的發展既然僅限于以消費品生産為主的輕工業方面，而缺乏重工業方面的基礎，就沒有、也不可能建立起獨立的經濟體系。
帝國主義依然是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嚴重的勢力。
即使在民族工業發展最快的棉紡織業中，外國資本在中國所設紡織廠的紗錠和布機，也還分别占到46.7%和59.2%（1919年）[49]。
民族工業既受到帝國主義的壓迫，在資金、設備、技術和原料等方面又必須在不同程度上依賴于帝國主義。
民族工業發展的薄弱，不但表現于和帝國主義侵略資本對比上居于絕對劣勢，就是和國内的封建經濟、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及金融業資本對比起來，也是居于絕對劣勢。
民族産業資本在農業生産部門中完全沒有地位。
中國的商業資本不是從屬于産業資本，而高額的封建地租率、高利貸利率和商業利潤都限制産業資本的形成和擴大。
但是民族工業又隻有依賴一部分地主、商人和官僚的投資才得以舉辦起來。
在民族工業中，分散、落後的小企業占很大比重，工場手工業始終大量地存在。
據北洋軍閥政府農商部不完全的統計，1919年全國10515家工廠中，使用原動力的工廠隻有360家[50]。
民族工業是軟弱和落後的，但它又是當時國民經濟中最先進的部分，也代表了當時最進步的生産關系。
民族工業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存在着矛盾，但又在不同程度上依賴于他們。
這種進步的一面和落後的一面之同時存在，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民族資本兩重性特點的表現。
工人階級人數迅速增加和高度集中 随着中國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和帝國主義在中國投資的擴張，中國工人階級的人數也迅速增加起來。
現代産業工人在1913年約有100萬人，到1919年，已增加到二三百萬人。
城市小工業和手工業工人、店員等約有一千多萬人。
在全國總人口中，産業工人的人數雖然還是很少，但是他們絕大多數集中在工廠（紗廠、絲廠、面粉廠、火柴廠等）、礦山、鐵路、輪船、郵電等幾個企業部門。
同時這些企業又多數集中在上海（及附近地區）、武漢、天津、香港、廣州、青島、大連、哈爾濱等十幾個大城市。
其中，大企業中工人人數又占了很大的比重。
中國工人階級這種高度集中的特點，使他們得以較早地聯合、團結起來，成為一支強大的戰鬥隊伍。
工人階級遭受嚴重壓迫 中國工人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本國資産階級的三種壓迫下，經濟地位非常低下，勞動條件極為惡劣，政治權利也遭到剝奪。
工人的工時多數是12小時左右，有的多達十四五小時。
中國廠礦的設備大多十分惡劣。
工人們在廠房狹小、空氣污濁、缺乏安全設備的條件下，從事長時間的緊張勞動，職業病和傷亡事故都特别嚴重。
男工工資一般每日隻有二三角，低的隻有一角左右。
女工和童工的工資更低。
大戰期間物價上漲很快很多，工資的增長則遲緩有限[51]，因之使工人的經濟情況在這時期就相對地更趨于困苦。
工廠和礦山中普遍實行包工制，工人受到包工頭、把頭的封建性的克扣壓迫。
北洋軍閥政府嚴禁工人罷工，1912年的《暫行新刑律》和1914年的《治安警察條例》，都把罷工、怠工規定為“犯罪”行為[52]，工人時常遭到無理的逮捕和屠殺。
中國工人所受各種壓迫的嚴重性和殘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見的。
工人階級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鬥争 中國的大部分近代工礦業和交通運輸業既然都為帝國主義所控制，中國工人階級的罷工鬥争，從一開始起，就很多是發生于外國資本所設的廠礦企業中。
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反對帝國主義，成為中國工人鬥争最早也是最鮮明的特點之一。
自1916年3月至1919年4月，上海英美煙草公司工人在兩年間就罷工五次之多。
上海日華紗廠工人在1918年8月、9月、10月和1919年2月也連續舉行四次罷工。
在1915年反對二十一條的抵制日貨運動中，許多地方的工人舉行了罷工、遊行和勸導拒購日貨，上海日貨廠店中的中國工人幾乎全部都罷了工。
1916年10月，法國強占天津老西開，擴大租界。
天津法租界法資廠店職工一千七百餘人舉行罷工反對。
天津各業工人們組織了“工團”，領導了罷工鬥争和示威遊行，獲得各地各階層人民的同情支援，終于打退了法帝國主義這次侵略行為。
在抵制日貨和反對強占老西開這兩次群衆性反帝運動中，工人階級都已成為推動鬥争的中堅力量。
手工業工人的組織和鬥争 手工業工人在人數上遠比産業工人為多，他們一向受到由作坊主操縱的封建行會的嚴重束縛，生産上比較分散落後。
在近代時期，手工業工人一方面繼承了長期以來“齊行”、“叫歇”的鬥争方式和鬥争傳統，同時突破統治者的一再禁阻，逐步從推出“行頭”、“柱首”，領導鬥争，發展到設立工人本身的“小行”（或稱“小幫”、“公所”，或稱某某社）。
到20世紀初年，上海的各行業手工工人一般都已組成全市性的“小行”，與作坊主、作頭或店主的“大行”并立。
1913年1月，上海七八百處作坊的水木工匠數千人聯合罷工，要求增加工資。
1914年，全市印染工人、石匠、水爐工人、油漆工匠、鋸工、碼頭、堆裝工人等分别在本業小行的領導下進行罷工鬥争。
這種經濟鬥争在此後數年中也一直不斷發生。
手工工人的行幫組織，雖然還存在着不少封建性（如限制收徒，或按籍貫分幫），但比以前完全分散和受店主控制的情況已經前進了一大步。
“小行”基本上成為手工工人的鬥争組織，這是工人階級逐步走向自覺的一種重要表現，同時這種組織和鬥争又促進了工人的自覺性。
第八節 近代中國的文化思想 近代中國在文化思想領域中呈現着劇烈的變化。
代表封建統治階級舊文化的“舊學”日益委靡不振。
主要代表資産階級文化的“新學”逐漸發展。
“新學”的發展和這時期知識分子向西方學習有關，新學包括西方資産階級的社會學說和自然科學兩部分。
先進的中國人，以康有為、梁啟超、嚴複、孫中山等人為代表，學習西方社會學說，希望用它來挽救中國的危亡。
提倡和傳播西學起到了思想啟蒙的進步作用，但是他們往往對于占統治地位的封建主義文化采取妥協态度。
這種“新學”雖然也和“舊學”交過手，但是打不到幾個回合就敗下陣來，僅僅在一些局部問題上取得了小勝利。
至于自然科學，在沒有獨立的政治、經濟的情況下，不可能有真正發展的機會。
一 早期今文學派影響下經學、史學和文體的變化 封建知識分子中一部分人開始注意現實問題 在19世紀初葉，中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依然把主要精力花費在經義和“帖括之學”上面。
清初顧（炎武）、黃（宗羲）講求經世緻用的風氣久已消散。
乾嘉考據學派的傳統也已發展到頂而趨于衰歇。
社會的動蕩和學術空氣的窒塞在鴉片戰争前就已促使一些有志向的知識分子要求研究現實問題和更有用的學問。
這些人敢于譏彈時政，揭露當權派官吏的腐朽。
鴉片戰争發生後，他們主張抵抗侵略，反對妥協集團，并要求了解西方國家情況，學習外人“長技”，改進防禦力量。
龔自珍[53]、林則徐、魏源[54]和早就開始談論實際問題著有《安吳四種》的包世臣[55]是這時期的代表人物。
近代早期今文學派 龔自珍 在學術思想方面，乾嘉以後“家家許、鄭，人人賈、馬”的漢學統治局面開始受到有力的打擊。
本來經學史上一直存在着今、古文的分歧，也就是西漢和東漢經學的分别。
莊存與[56]著《春秋正辭》，講求《春秋公羊傳》的“微言大義”。
他的外孫劉逢祿[57]繼承他的學問，著就《公羊何氏釋例》。
莊、劉二人是近代“今文學派”的先驅，号稱通曉“公羊家法”。
龔自珍于1819年在杭州受教于劉逢祿。
此後他就極力提倡公羊學派的見解。
他前此已接受包世臣講求時務的影響，敢于寫文章提出對時政的改革主張。
1820年他在北京捐資充内閣中書。
當年他寫《西域（指新疆）置行省議》和《東南罷番舶議》兩文。
後者雖已失傳，顯和當時西方侵略者在東南沿海造成的混亂情況有關。
在政治上的革新思想使他深受穆彰阿集團的嫉視。
他提倡公羊學派在學術上的反抗思想，這和他在政治上的開明态度是相聯系的。
魏源 魏源進一步利用了公羊學派的“張三世、通三統”的說法。
這個說法本來是東漢人何休在所著《公羊解話》的序文中提出的見解，也就是所謂《春秋》“微言大義”中的“非常異義可怪之論”。
魏源把“據亂世”“升平世”和“太平世”分别解釋為太古、中古和“末世”。
“末世”據他說就是“弊極之世”。
“末世”結束後社會就要“複返到太古淳樸之初”。
這種見解據他自己說是“氣運循環”，這是一種封建主義的曆史循環論。
他對時政的具體改革主張，如對于票鹽、漕運、水利的一些措施，都不過是替原有制度“祛垢除污”而已。
但在文化思想方面他起了很大開風氣的作用。
他著《詩古微》和《書古微》，提出下列主張：毛詩傳和大小序都是僞作，《古文尚書》根本不曾存在，即是東漢馬融、鄭玄的古文說也不是孔安國原有的。
這些主張要求人們擺脫傳注，直求經文，而目的是“貫經術、政事、文章于一”[58]。
魏源要求恢複經說的最早面目，不是為了“複古”，而是借西京（西漢）以攻乾嘉以來墨守東京（東漢）的風尚。
他在經學方面的辨僞工作是為了打開閉塞的風氣，提倡經世緻用的學問。
史地研究的新發展 在龔、魏公羊學派提倡經世緻用和鴉片戰争刺激要求了解外國的影響下，中外史地研究也有新的發展。
林則徐可稱為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在廣東領導禁煙運動和抗英鬥争時，就組織人翻譯各種西文書刊。
1841年組織翻譯了英國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編成《四洲志》一書，介紹了世界五大洲三十多個國家的地理、曆史。
林則徐被革職流放時把《四洲志》書稿和資料交給好友魏源。
魏源在1843年1月編成《海國圖志》50卷，以後又擴展到60卷和100卷，是當時介紹世界史地和總結鴉片戰争經驗教訓的名著，對日本和朝鮮的影響都很大，魏源還著有《聖武記》叙述清朝曆史上的所謂“武功”，而在目錄中拟定以《英吉利夷艘入寇記》結束全書。
步其後塵的有福建地方官吏徐繼畲[59]編成的《瀛環志略》[60]。
他從西人地圖集直接描繪，附圖比較準确。
這部書出版不久，就風行日本。
西北史地方面出現了一些有價值的著述。
其中最重要的是張穆[61]的《蒙古遊牧記》。
張穆曾替抵抗派官吏陳慶镛草拟劾穆彰阿疏稿[62]，有名于時。
他死時這部書尚未定稿，由另一史地學者何秋濤[63]代為校定付印。
何秋濤自己著有《朔方備乘》，彙集了蒙古、新疆、東北和早期中俄關系的史料。
這些著作主要是鴉片戰争刺激下愛國的知識分子要求認識世界和發憤圖強的表現。
文體的變化 鴉片戰争後文學也發生一些變化。
龔自珍和魏源都反對當時宗奉桐城派古文的風氣。
桐城派從康熙末年方苞（号望溪）、劉大櫆（号海峰）開始。
他們誦法宋朝曾鞏和明朝歸有光的文章，自稱深得古文義法。
他們講宋儒理學，以孔、孟、韓、歐、程、朱的“道統”自任。
他們祖述歐陽修“因文見道”一語，自诩文道合一，和漢學派（乾嘉時代的考據派）對立。
考據家錢大昕譏笑桐城派說：“方氏所謂古文義法者，特世俗選本之古本，&hellip&hellip法且不知，義更何有。
”[64]劉大櫆的弟子姚鼐（字姬傳）力诋漢學派“破碎”。
他提出自己的文章理論，以“陰陽剛柔”分别文體，認為隻有“聖人”（如孔、孟）能夠兼統陰陽二氣，諸子以下的文章無有不偏于剛或柔者，但陽剛陰柔各有其美，如“曾、歐之文皆偏于柔之美”[65]。
至于所謂義法，就是“神、理、氣、味、格、律、聲、色”八字。
他主張文章要模仿古人，認為應先學古人文的“粗者”即“格、律、聲、色”，最後“禦其精者（即神、理、氣、味）而遺（棄）其粗者”。
桐城派所模仿的主要是韓（愈）文。
姚鼐認為韓文本身也就是模拟，不過“盡變古人之形貌，雖有模拟，不可得而尋其迹也”[66]。
他又認為揚雄、柳宗元也是模仿古人，雖然“形貌過似”，但仍是好文章。
可見桐城派所謂文道合一就是把唐宋八家文章加上程朱理學。
這種步趨唐宋、排斥創造的文章理論，當然不能為當時思想活潑的知識分子所接受。
龔、魏就提出學習先秦諸子，來抵制韓、歐，自己所寫文章也想極力擺脫唐宋文體的束縛。
龔、魏的文章見解，遭到時人的側目。
道、鹹年間時人已有“天下文章盡歸桐城”之說。
曾國藩更極力提倡桐城派。
同、光時代的桐城派末流，所模仿的實際上已經不是唐宋而是明代小品文字。
到了清末報章逐漸發達，龔、魏縱橫捭阖的文體，便于議論文字的使用，漸受一般人推重。
二 鴉片戰争和太平天國革命時期的文化 鴉片戰争時期的反侵略文學 鴉片戰争和太平天國革命給中國文學提出了新的任務：反侵略和反封建專制主義的任務。
從三元裡抗敵開始，文學就成為動員和鼓舞反侵略鬥争的工具。
其中有舊式詩文，也有通俗文字。
著名的《全粵義士義民公檄》，其中宣傳團練、激勵士氣的語句，如“仿範裡連衡之制，指顧得百萬之師，按嘗田捐饷之方，到處有三時之樂。
踴躍同袍，子弟悉成勁旅，婉娈如玉，婦女悉能談兵”。
揭露内奸的語句，如“黃閣主和戎之議，自撤藩籬，烏雲多蔽日之奸，甘為缪醜”。
一望而知是出于封建文人之手，并且是骈俪文字，但傳抄甚廣，所起作用甚大。
張維屏的《三元裡》詩，魏源斥責投降派的《寰海十章》都是鬥争中出現的好詩篇。
舊詩體裁被廣泛地應用在歌頌英勇鬥争的人民和将士們。
有的詩篇雖不甚工，但很能傳達當時鬥争的實況。
如梁信芳關于三元裡鄉民在牛欄岡會盟的描寫，就是一例[67]。
至于鄉民所出的揭帖告示和傳唱的歌謠，很多使用通俗文字。
太平天國對文體的改革 太平天國農民戰争給封建文化以很大的沖擊。
宣傳革命的書籍，由天京的镌刻營和删書衙刊印，大量頒發。
從儒家經籍的删改到新曆的創造，都表示農民領袖們改造傳統文化的意圖。
他們提倡“文以紀實”，“樸實明曉”，這不但有利于革命宣傳，也針對着空疏晦澀的壞文風，提出糾正原則。
在太平天國書籍和文件中，文字一般都淺顯樸素，有時雜以廣西方言，革命意識也都鮮明強烈。
但農民終究不能創造一個代替封建文化的新東西。
太平天國領袖們所賴以和頑固思想作鬥争的意識形态上的工具，隻是很不中用的拜上帝會教義。
而他們的文學改造又被和教義宣傳密切地聯系起來，正如《欽定士階條例》所說的：“文藝雖微，實關品學，一字一句之來，要必絕乎邪說淫詞，而确切于天教真理，以闡發乎新天新地之大觀。
”因此宣傳容易流于說教形式。
這種情況到後期更加嚴重。
就文體上說，許多宣傳文字實際上采用西方教會小冊子的形式，而考試取士則襲用傳統的策賦律詩。
可以看出，沒有無産階級領導的農民戰争，不可能創立一個代替封建文化的上層建築，也不可能創立一種内容和形式很好統一、切合需要的新文學。
三 太平天國革命失敗後封建文化的日益沒落 經學考據與子書研究 從曾國藩提出保衛“名教”抵制農民革命以後，經過整個19世紀後期，封建文化的保守性質更加顯著，封建學術也更委靡不振。
頑固派官僚如倭仁、徐桐，都盲目地拒絕學習外國一切事物。
洋務派官僚如張之洞，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他們都是封建正統文化的堅持者。
這時期程朱理學恢複了統治。
經學繼承了漢學派的餘緒而更偏重于細碎煩瑣的研究。
其中禮學号稱最有成績，特别是孫诒讓[68]的《周禮正義》。
這部著作被稱為“樸學殿軍”。
作者費盡20年心力去“博稽群家”，嚴辨漢儒家法，但他不敢絲毫懷疑《周禮》本身的可靠性。
清代考據學派把唐以後學者已經不很講求的古代禮書捧出來，并高擡其身價。
他們把研究引導到兩千年名物（宮室、衣物、飲食）、制度（井田、賦役、軍制）和繁文缛節（《儀禮》的冠、昏、喪、祭）的争論中去。
一般經學研究也就限于訓诂上細碎的發明。
較有名的如俞樾[69]的《群經平議》隻是墨守王引之《經義述聞》的成法。
這些樸學家力求“以經說經”，一般都過信經文，對材料也不可能進行真正嚴格的審查。
這時期子書方面研究，成績較大。
經學考據既難于超越乾嘉時代，更多樸學家的目光轉向諸子書。
太平天國革命後私家保藏的古本大批流散出來，這也給他們提供有利的條件。
但子書研究成績一般也是限于校勘訓诂，其中最著名的是孫诒讓的《墨子閒诂》和《墨子後語》，以及湖南頑固派學者王先謙[70]的《荀子集解》。
荀學比在乾隆時代初被提倡時占着更有影響的地位。
頑固士紳宣稱荀學比孟學更“醇正”，因為孟子書中還有“民貴君輕”之類的說法，可以被人利用來鼓吹革命。
浙江文人李慈銘[71]本來自署“孟學齋”，後來竟改署“荀學齋”了。
金石、甲骨文字的研究 金石學的地位逐漸提高，主要是由于達官貴人對碑版彜器的貪求無厭，題跋考釋成為一時文人風尚。
但大多數人隻講鑒别以定真赝高低，少數人如王懿榮[72]、吳大澂[73]考釋比較精審，大體上能夠繼承顧炎武、錢大昕的樸實傳統。
清末甲骨文字的出現更加推動了古文字學的研究。
但無論金石和甲骨文字的研究，當時都隻限在“小學”範圍，不可能引起古文字和古史研究上的革命性影響。
光緒中葉的西北史地研究 西北史地的研究在光緒中葉又很興盛。
提倡者是國子監祭酒清宗室盛昱[74]和李文田[75]、洪鈞[76]、文廷式[77]等人。
這些都是翰苑文人；研究風尚一般限于史料秘本的傳抄箋注，缺乏實際調查，地理考證往往流于臆測，沒有發揮前此張穆、何秋濤等講求實際的研究精神。
洪鈞譯注西域史料，成《元史譯文證補》，是當時較重要的著作。
史地研究極端脫離實際的情況，也是封建主義學術文化日趨沒落的一種表現。
對西方科學技術的譯述介紹 這時期的自然科學還沒有成為知識界的一門主要學問。
四五十年代雖然已經有人提出學習西方科學的主張，但影響不大。
一些人企圖模仿西洋制造輪船、魚雷，試驗不斷失敗。
從60年代開始，清政府和湘、淮軍閥主要為滿足軍事要求開辦一些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的機構。
北京同文館在1866年添設天文算學館，講授一些現代科學知識。
湘、淮軍閥把持的江南制造局附設一個翻譯館，對西方科學技術作了較廣泛的初步介紹。
這些機構也招聘了一批科學家。
其中最有名的是李善蘭[78]，任同文館教習，充軍機衙門章京。
他自己對數學曾有發明，并有在上海和外國教士合譯數學力學書籍的經驗，但年事已老不能再從事譯述。
在江南制造局以譯書著稱的有華蘅芳[79]和徐壽、徐建寅[80]父子。
徐建寅充駐德使館參贊幾年，譯武器制造和外國各種軍事章程多種，因為揭發出使德國大臣李鳳苞替李鴻章購買軍火舞弊，被排擠回國。
在洋務派壟斷把持之下，科學得不到發展，科學家也沒有前途。
西方各國教會在中國推行傳教和文化事業，設立學堂，開辦印書局，出版報紙。
幾十年中它們所譯科學、技術書籍種數甚多，但一般都是比較粗淺的東西。
四 19世紀末年的新學 改良派對“西學”的看法和介紹 對西方資産階級文化作比較系統介紹，還是從19世紀末期的資産階級改良派開始。
早在60年代，馮桂芬提出“采西學”的建議[81]，大意謂西方“算學、重學、視學、光學、化學等皆得格物至理，輿地書備列百國山川厄塞風土物産，多中人所不及”。
所謂“西學”的内容隻限于數、理、化學和地理的知識。
他把“西學”包括在“洋務”之中，着重指出要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
七八十年代的改良派對西學的看法，和馮桂芬的見解基本相同。
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雖然提出政治上應該變革的主張[82]，但在學術思想上仍堅持“中學其本也，西學其末也，主以中學，輔以西學”，隻是他所謂“西學”的内容包括較廣，格緻輿地以外，兼及曆史和“商政、兵法、造船、制器以及農、漁、牧、礦諸務”[83]。
王韬[84]完全同意鄭觀應論西學的見解，并著《普法戰紀》等書。
馬建忠[85]精通歐洲文字，留學法國專攻法律數年。
他主張應譯的西學書籍中，比别人多加了法律一門，包括羅馬法、國際法判例、各國商法等。
鄭、馬二人都已提出改革科舉制度，把西學列為獨立的一科。
嚴複的譯述工作 曾留學英國的嚴複開始廣泛介紹西方資産階級各種社會學說。
這和19世紀末民族危機嚴重有關。
嚴複痛心中日戰争的失敗，在1895年以數月之力譯出赫胥黎的《天演論》[86]，此後他繼續譯出資産階級社會科學書籍多種，在乙未到戊戌幾年中脫稿的有亞當·斯密的《原富》、斯賓塞的《群學肄言》等關于經濟學、社會學的著作。
他又翻譯了穆勒《名學》，介紹西洋的邏輯學。
他着重介紹了“弱肉強食、适者生存”這種生物進化論觀點和“世道必進、後勝于今”這種社會進步觀點。
在當時中國要求民族生存和變法維新的具體條件下，這些學說的介紹起了思想啟蒙的作用。
但是他又主張社會隻可逐漸改良，“不能期之以驟”，這就是這些學說必然引導出來的結論。
嚴複采用的譯述方法，是半譯半述，準确程度往往不夠，但他所提出的對于譯文的“信、達、雅”的标準，在今天還是值得提倡的。
他在譯述中創造了許多新名詞，經過嚴複的系統介紹，中國知識界對西學才有較多的了解。
嚴複以天津《國聞報》（1897年創刊）傳播“西學”，并發表《辟韓》等文以西方資産階級學說攻擊韓愈在《原道》一文中的尊君思想，宣稱“夫自秦以來為中國之君者皆其尤強梗者也，最能欺奪者也”。
這引起當時極大的震動。
張之洞力诋為“洪水猛獸”，命屠仁守作《辨辟韓書》駁之，并警告嚴複“毋易由言”不要随便說話。
康有為的大同學說 這時期中國思想界非常活躍，這可以康有為的大同學說和譚嗣同的《仁學》為代表。
大同學說的中心思想是曆史進化觀點。
康有為以《禮運》解釋公羊，把三世說解釋為“亂世”、“小康”和“大同之世”，這就推翻了傳統的曆史循環說。
他把三代和漢、唐、宋、明一律看作小康之世，把漢學、宋學所崇奉的不論荀卿、劉歆、朱熹的學說一概列于“小康之道”，單獨目孔子為大同學說的創造者，利用孔子名義來推行他的學說，替他作“離經悖道”的擋箭牌。
大同學說這樣極有創造性的見解，在發展中顯然也受到資産階級社會進步說的影響，他還尖銳地批判“弱肉強食”的理論，說“若循天演之義&hellip&hellip其卒也僅餘強者之一人，則卒為大鳥獸所食而已”[87]。
譚嗣同的《仁學》 譚嗣同在《仁學》中接受西方自然科學的一種見解，認為“以太”構成客觀物質世界。
他又用儒家所講的“仁”來解釋“以太”的作用，認為“以太”是體，“仁”是“用”。
這是因為自然科學既假定“以太”充滿宇宙，儒家傳統說法又認為“仁”“充塞乎天地之間”，所以他很自然地把“以太”和“仁”聯系起來，又區别二者體用的不同。
這樣大膽的帶有唯物主義傾向的假設也不是出于偶然，因為這和他所推崇的王夫之的“舍其器則無其道”的主張是一緻的。
既然“道必依于器而後有其用”，那麼借“以太”作為“仁”（就是“道”，“理”）的本體也是一種很自然的、合理的假設。
這種哲學觀點和頑固派“天不變、道亦不變”的主張是針鋒相對的。
《仁學》中說，“天不新，何以生？地不新，何以運行？日月不新，何以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