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近代時期下（1901—19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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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時不新，何以寒暑發斂之疊更？草木不新，豐缛者歇矣。
血氣不新，經絡者絕矣。
以太不新，三界萬法皆滅矣”。
這就是《仁學》的基本思想。
對外國曆史的介紹研究 資産階級維新派注意研究和介紹外國曆史。
康有為編寫《波蘭分滅記》，促使國人警惕敵人的瓜分陰謀。
他以《日本變政考》和《俄彼得變政記》兩書，宣傳日本明治維新和俄國彼得大帝改革的曆史經驗，作為中國光緒皇帝戊戌維新的榜樣。
黃遵憲[88]于1887年編成《日本國志》，目的也是在于介紹日本“明治維新”的曆史，為中國的維新變法提供借鑒。
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新學”傳播剛剛開始，《大同書》和《仁學》這兩部傑出的著作都還沒有公開刊布，“舊學”的維護者洋務派官僚張之洞已經急急發表《勸學篇》（1898年春），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封建文人葉德輝編印《翼教叢編》，極力攻擊康有為、梁啟超等“離經悖道”的見解。
但維新派也并不是主張舍“中學”而就“西學”的。
在學術思想上他們也同樣的是以封建學問為主。
戊戌變法《定國是诏》中明言“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采西學之切于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這和《勸學篇》的主旨沒有原則上的不同。
梁啟超草拟《京師大學堂章程》更是明定“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西并用觀其會通”。
維新派所謂“新學”對封建主義文化妥協性質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守舊派連這些改良的主張也不肯接受。
文體、文法與拼音方案的創造 在19世紀末新學的傳播中，文體也初步突破了一些舊的拘束。
特别是梁啟超在《時務報》上發表的文章，明快曉暢，通俗易懂，筆鋒常帶感情，最受年輕人的歡迎。
此外，從實用語言的角度作出的貢獻，有馬建忠的《馬氏文通》（1898年出版）。
這部書參照西文文法分析了周秦以後、唐韓愈以前若幹作家的一些詞語，成為一部系統的漢文文法。
至晚從1898年開始，白話文報紙已經出現于無錫等地。
90年代有的人以普及兒童教育為目的拟出了漢語拼音的各種方案。
“詩界革命” 在文學方面産生了當時所謂的“詩界革命”。
黃遵憲、譚嗣同、梁啟超、夏曾佑都以西學的新名詞入詩。
黃遵憲在詩歌創作方面成績最大。
他早年就在《雜感》詩中提出反對因襲古人。
在曆次反侵略戰争特别是中日戰争中，他以強烈的熱情、通俗的語句和新穎的形式寫出愛國主義的詩篇。
其中傳誦最廣的是反對割台的《台灣行》，如“我高我曾我祖父，艾殺蓬蒿來此土，糖霜茗雪千億樹，歲課金銀無萬數”等句歌頌中國人民的辛勤締造，如“成敗利鈍非所睹，人人效死誓死拒，萬衆一心誰敢侮！”這樣雄壯的詩句表達中國人民誓不放棄台灣的鬥志和決心。
他的詩篇在形式和風格上都有新的創造，有不少詩和民歌很接近。
西方資産階級文學的翻譯工作也已開始。
林纾[89]譯法國小仲馬名著《茶花女》，于1899年在福州刊印。
五 20世紀初葉的中國文化思想 留日學生大量轉譯介紹西方社會學說 20世紀最初的十年，西方資産階級社會學說和文學作品大量輸入中國。
這些作品大部分是由留日學生從日文譯本轉譯過來的。
社會學說的主要内容是資産階級革命學說和政治法律的理論。
其中關于法國政治學說的有盧梭《民約論》、孟德斯鸠《萬法精理》[90]，關于英國資産階級政治理論的如約翰·穆勒的《自由原理》等。
天賦人權說和資産階級共和國的方案逐漸被灌輸到群衆的思想中來，在當時成為反對封建專制政體的重要理論根據。
這時期小資産階級知識分子熱心從西方介紹形形色色的學說，形成了薰莸并茂、五色雜陳的局面。
其中有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的著作，也有西方資産階級改良主義者亨利·喬治的單一稅學說。
至于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著作如《共産黨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雖有片段譯介，還沒有在中國知識界中引起反響。
外國曆史的譯著也已脫離了前幾年鼓吹效法俄、日變法的風氣而着重介紹英、法等國的資産階級革命史和美國、意大利、希臘等國的獨立史。
外國文學作品的翻譯“林譯小說” 文學方面，英國詩人拜倫鼓舞希臘獨立的《哀希臘》詩，由蘇曼殊譯為中國舊體詩，傳誦甚廣。
波蘭愛國詩人米契維茨、匈牙利愛國詩人裴多菲和被西班牙殖民主義者殺害的菲律賓文人厘沙路的詩篇也都被選擇過來。
譯述工作在國内最有影響的是林纾大量翻譯的西方小說。
其中如《黑奴籲天錄》，是他在1905年由于反對美國虐待華工而引起的全國反美運動高潮中譯出的。
這部小說經留日學生的戲劇團體“春柳社”改編為話劇劇本，于1907年在東京上演，借以反對民族壓迫，激勵自立圖強。
林纾等人所譯介的有英國莎士比亞、狄更斯，法國巴爾紮克、雨果和俄國普希金、托爾斯泰的作品。
梁啟超的史學觀點 資産階級的觀點方法開始被應用在學術的研究上。
在20世紀初年，梁啟超主張以進化論的觀點編寫曆史，提出“史學革命”的口号。
他提倡“新史學”，要求打破舊史書以帝王将相的紀、傳為主的體例和“正統”觀點。
他也反對單純排比史實的寫作方法，要求解釋曆史，叙述“人群進化”的現象，找出“公理公例”。
曾和嚴複同編《國聞報》的夏曾佑，在1904年出版了以這種觀點寫的中國曆史著作，作為中學教科書[91]。
他揭著宗旨，要求說明“古今人群進化之大例”。
章炳麟的《國故論衡》 章炳麟在同時期也已提出類似的見解。
到了辛亥革命前幾年，他寫成很多學術性的文章，這些後來都編入《國故論衡》，成為一部自成系統的著作。
這部書在學術上企圖總結清代學術成績和方法，給予一定的批判，并提出自己的體系。
在這部書中章炳麟首先讨論“小學”即語言文字之學，指出“小學”是“國故之本”，無論研究經、史、文章都要從“小學”下手，同時着重提出音韻學以補救清代學者偏重字形的缺陷[92]。
其次，他提出對文學的看法。
在内容上他确定“文者包絡一切箸于竹帛者而為言”[93]，反對“以感人為文辭，不感者為學說”的狹義解釋。
他的基本文學思想在于反對浮華、崇尚“名實”。
他所謂“名”實際上就是邏輯性和思想性，也就是“名家者流”的“名”。
所以他說“文學”就是“文之法式”，并作闡明如下：“文生于名，名生于形，形之所限者分，名之所稽者理。
分理明察，謂之知文。
”他主張學習先秦諸子，并推重魏晉“持論之文”，他說與其“持誦《文選》，不如取《三國志》、《晉書》、《宋書》、《弘明集》、《通典》觀之，縱不能上窺九流，猶勝于滑澤者”[94]。
他指摘唐宋之文，說“自唐以降&hellip&hellip觀其流勢洋洋，即實不過數語。
又其持論不本名家，外方陷敵，内則亦以自偾”。
又說“晚唐變以谲詭，兩宋濟以浮誇，斯皆不足邵也”[95]。
這些議論都是對當時文字空疏的弊病而痛下針砭。
對于名學的特别推重，這和他自己研究印度因明之學所受影響也有關系。
最後他在《原學》、《原儒》、《原道》、《原名》等九篇文章中讨論“諸子學”，主張“諸子皆出于王官”，“九流皆言道”，“道”就是“哲學”。
他着重把佛教哲學中“成唯識論”一派的觀點和名家學說糅合起來，企圖建立自己的哲學體系。
這在當時是一個大膽嘗試。
在政治上，這部書痛駁了康有為假借孔子改制、附會公羊三世借以宣傳“君主立憲”、反對革命的主張。
但在學術觀點上章炳麟表現了他自己主要還是一個古文經學家。
譴責小說與南社 文學在這時期也發生了一些變化。
譴責小說開始盛行，最著名的有李寶嘉[96]的《官場現形記》、吳沃堯[97]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和曾樸[98]的《孽海花》。
這些作品揭露了統治階級的腐朽和外國侵略者的罪惡。
辛亥革命前幾年中，革命知識分子還創造通俗詩歌、鼓詞宣傳革命的思想内容。
1909年底一些同盟會會員成立“南社”，出版雜志，以舊式詩詞鼓吹革命。
六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運動 尊孔複古的逆流 辛亥革命前幾年中，資産階級文化思想的進展沒有能夠震撼封建舊文化的根基。
革命失敗之後，文化思想領域裡出現了一股尊孔複古的逆流。
封建買辦統治勢力企圖在“保存國粹”的名義下，加強舊思想勢力對人們的控制。
袁世凱政府公開命令尊孔、讀經。
1913年10月的《憲法草案》規定“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
1914年北京政府制訂的《教育綱要》規定各學校“均應崇奉古聖賢&hellip&hellip尊孔尚孟”。
于是無論大、中、小學教育都在提倡複古，君主雖然已被打倒，“至聖先師”的牌位卻仍保持着至高無上的尊嚴。
帝國主義分子也時常發出中國必須尊孔複古的謬論。
原來的君主立憲派，以康有為為代表，也攻擊革命派“全法歐美而盡棄國粹”，宣稱救國必須提倡孔教。
各地士紳紛紛組織“孔教會”或“尊孔會”，并發行報刊。
其中有康有為主辦的《不忍雜志》（1913年2月創刊）。
資産階級“新學”當時被壓擠得透不過氣來，沒有還手的力量。
一般知識分子感到惶惑沒有出路。
袁世凱反動勢力加緊壓迫輿論，控制新聞業。
民國建立的時候，全國報紙共達五百家左右，僅北京一地就有約一百家。
二次革命後，反袁、反帝制的報刊飽受摧殘，報紙數目大大減少，内容也充滿着反動落後的東西。
一些資産階級、小資産階級知識分子在日本創辦《甲寅》等雜志，其中有些激進民主主義者發表文章，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揭露軍閥官僚的黑暗統治，并且批判知識界中的悲觀厭世消極思想[99]，起了有益的影響。
《新青年》與新文化運動的發端 文化思想戰線上空前劇烈的戰鬥是以1915年9月15日《青年雜志》在上海創刊開始的。
雜志的創辦者是陳獨秀[100]，在當時是一個小資産階級激進民主主義者。
他在《敬告青年》一文中，主張中國必須大力提倡“人權”和“科學”。
抨擊反動派提倡的國粹。
雜志從第二年起改名為《新青年》，并于1916年底将編輯部移至北京。
小資産階級激進民主主義者的傑出代表李大钊[101]、魯迅[102]，積極提倡新文化的著名學者胡适、錢玄同等先後參加了《新青年》的編輯和撰述。
這個刊物聯系一批進步的知識分子，成為逐漸展開的新文化運動的中心。
李大钊前此留學日本，秘密進行反袁活動，于1916年初回國辦報，并從事著述。
魯迅于辛亥革命前在日本研究文學，回國後從事教育，堅決反袁。
當時他們和陳獨秀以及其他進步的小資産階級知識分子組成了向封建思想文化猛烈沖擊的隊伍，發起了一場新文化運動。
“民主”與“科學” 新文化運動的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與“科學”。
“民主”就是資産階級民主政治，以法國為榜樣。
這些激進民主主義者大力宣傳資産階級民主思想，反對專制，指出辛亥革命沒有建立起民主政治，号召人們積極參與政治，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善良政府、賢人政治”上面[103]。
同時，他們主張運用近代自然科學知識反對迷信落後，宣傳無神論，介紹西方資産階級唯物主義哲學。
“打倒孔家店” 新文化運動的鬥争鋒芒集中于反動派極力保持的孔子的威權和封建舊禮教。
1916年8月國會複會後讨論孔教應否列入憲法的問題，這引起輿論界的激烈論戰。
陳獨秀在《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104]等文中指出了儒家學說的封建性質及其與共和制度的根本對立。
李大钊在《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105]等文中更指出：孔子被曆代“專制君主所利用資以為護符”，成為“保護君主政治之偶像”。
有的激進民主主義者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開始了一次轟轟烈烈的思想革命。
向封建禮教進行最激烈挑戰的是魯迅和另一激進民主主義者吳虞。
吳虞指出：儒家的孝悌二字是“二千年來專制政治，家族制度聯結之根幹”[106]。
魯迅在1918年4月發表的小說《狂人日記》中更憤怒地揭露在封建禮教的“仁義道德”背後實在是“吃人”二字。
“文學革命” 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還提出了文學改革的主張。
早在1915年，李大钊已提出文人的任務是“以先覺之明，覺醒斯世”[107]，但在當時文學界中未引起應有的重視。
隻是到思想革命的影響逐漸擴大以後，新文學運動才随之興起。
當時參加新文化運動的資産階級知識分子，以胡适為代表，提倡白話文和一些文學形式上的改革，即“不用典”，“不用陳套語”，“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語”，“須講求文法之結構”，“不作無病之呻吟”，“不摹仿古人”，“須言之有物”[108]等。
陳獨秀等激進民主主義者則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口号。
1917年2月，陳獨秀發表《文學革命論》，号召打倒“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山林文學”，建設“國民文學”、“寫實文學”、“社會文學”[109]，鮮明地提出了以資産階級新文學代替封建主義舊文學的主張，并進一步提出了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問題。
文學革命中的主将是魯迅，他從1918年5月起陸續在《新青年》上發表了《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小說和多篇雜文，對反動勢力進行了尖銳辛辣的抨擊，同時也深刻地指出了資産階級革命派脫離群衆，得不到廣大群衆的理解和支持的根本弱點。
這些作品在中國文學史上開創了一個新的時期，成為批判的現實主義新文學的典範。
新文化運動的弱點和十月革命後運動的迅速向前發展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運動是中國資産階級文化反對封建文化的一次空前激烈的鬥争。
領導這個運動的激進民主主義者本身受着資産階級世界觀的支配和限制，這給運動帶來嚴重的缺點。
由于他們忽視人民群衆，運動被局限在知識分子的圈子裡，沒有普及到群衆中去，由于他們不敢明确指出他們所進行的實際上就是一場激烈的政治鬥争，而企圖回避“批評時政”的罪名，新文化運動沒有和政治運動緊密結合起來。
這些都使運動不能發揮應有的效果。
他們對于文化遺産不能正确地提出批判繼承的主張，而采取偏激的，甚至全部否定的态度，這也是一個弱點。
但是新文化運動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給封建主義以前所未有的打擊，對知識青年擺脫舊思想的束縛起了巨大的作用。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迅速地引起中國先進人物對于世界無産階級革命學說&mdash&mdash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熱烈歡迎和認真學習。
1918年7月1日，李大钊在《新青年》發表《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歡呼“試看将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新文化運動迅速發展為學習和傳播馬克思列甯主義的運動。
通過1919年五四運動，工人階級登上曆史舞台，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1921年中國共産黨的成立，中國革命終于從資産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為無産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
*** [1] 《中外舊約章彙編》第二冊，第101&mdash114頁（英約），第181&mdash191頁（美約），第192&mdash199頁（日約）。
[2] 《張文襄公電稿》卷四五，第31頁。
[3] 同上書，卷四二，第16頁。
[4] 蔡元培，字鶴卿，号孑民（1868&mdash1940年），浙江紹興人。
[5] 章炳麟，原名绛，字枚叔，号太炎（1869&mdash1936年），浙江餘杭人。
[6] 鄒容，原名紹陶，字蔚丹（1885&mdash1905年），四川巴縣人。
[7] 陳天華，字星台，别号思黃（1875&mdash1905年），湖南新化人。
[8] 黃興，原名轸，字廑午，号克強（1874&mdash1916年），湖南善化（長沙）人。
[9] 宋教仁，字遯初，署桃源漁父（1882&mdash1913年），湖南桃源人。
[10] 陶成章，字煥卿（1877&mdash1912年），浙江紹興人。
[11] 魏蘭《陶煥卿先生行述》（原油印本，存上海曆史研究所）。
[12] 胡漢民《民報之六大主義》，載《民報》第三号。
[13] 即《羅脫（Root)、高平協定》。
[14] 史密斯（Smith)。
[15] 湯化龍等在10月16日草拟了《軍政府組織條例》，串通革命黨人居正出面僞稱為同盟會本部所拟，開會通過。
根據這條例組成的軍政府，除由都督黎元洪總攬軍、政兩方面大權外，軍事方面的參謀部（謀略處撤銷并人參謀部）和軍令部部長都由舊軍官擔任，隻有軍務部長為革命黨人孫武；行政方面由湯化龍任政事部長，其下所屬内務、外交，理财、司法等各局負責人全部由湯化龍拉進立憲派人充任。
立憲派人的這種包攬陰謀引起革命黨人的不滿，于10月25日開會改訂條例，取消政事部，改所屬各局為部，新立各部多數由革命黨人負責，僅任湯化龍以編制部長閑職，湯不久即去上海、南京活動。
[16] 《辛亥革命江蘇地區史料》，第125頁。
[17]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書》上冊，第356&mdash357頁。
[18] 《太炎先生（章炳麟）自定年譜》，載于《近代史資料》1957年第1期，第125頁。
[19] 《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第150頁。
[20]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載《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17頁。
[21] 《孫中山選集》上卷，第82頁。
[22] 同上書，第100頁。
[23] 見《中外舊約章彙編》第二冊，第947&mdash949頁。
[24] 《袁大總統文牍類編》，上海會文堂，1925年版，第97頁。
[25] 意思是說：革命軍已起，革命黨應該取消了。
[26] “憲友會”見本章第二節。
[27] 據《張謇日記》(1962年影印本）第二十四冊，壬子三月，“二十三日（即5月9日），統一黨與民社、國民協進會、國民公黨、國民公會、共進會合并，開成立共和黨大會”。
[28] 《中國國民黨史稿》第一冊，第127頁。
[29] 魏宸組的演說詞見黃遠庸《遠生遺著》卷二。
[30] 張勳得到德、日帝國主義的支持，蓄意推翻民國，進行複辟。
他和所率的定武軍都仍留發辮，被稱為“辮子軍”。
[31] 日俄第四次密約第一條為：“兩締約國承認，雙方重要利益須要中國不落在任何第三國之政治勢力之下&hellip&hellip。
”第三國即指美國。
條約全文見尹壽松編《中日條約彙纂》，第865&mdash867頁。
[32] 其中約一億四五千萬日元的借款由日本首相寺内正毅的私人代表西原龜三經手，通常稱為“西原借款”。
[33] 協定全文見《中外舊約章彙編》第二冊，第1365&mdash1370頁。
[34] 日本政府在1917年6月曾向美國聲明：“日本在華向有卓越的政治與經濟的利益”。
石井在向藍辛說明“特殊利益”的内容時，曾舉例說：假如中國遭受天災或瘟疫，或發生内亂，或“成為共産主義的巢窠”，日本安全便受到“威脅”，便可作幹涉中國内政的“自衛”行動。
實際即要把中國當作日本的保護國。
見《石井子爵回憶錄》。
[35] 在這次國會選舉中，為了把當選議員限制于地主、官僚和大資産階級的代表。
在修訂的議員選舉法中規定了極高的選舉人和被選舉人資格。
例如在北京參加選參議員的選舉人必須是“年納直接稅1000元以上者，或有100萬元以上之财産，經營農工商業，經主管官廳證明者”，或“曾在國立大學或外國大學本科畢業，以其所學任事滿三年者”。
[36] 根據總統徐世昌在《裁兵計劃》中的說明。
[37] 有的著作根據《東方雜志》第三十卷十八号，說耕地面積以1914年為100%，至1918年縮為83%。
但這個數字是缺乏分析的，不可作為依據。
[38] 就天津《大公報》和上海《時報》上極不完全的記錄，農民騷動在1915年有17次，1916年14次，1917年22次，1918年至1919年五四前15次，共計68次。
其中有人數記載的40次，約有33.7萬餘人。
[39] 《六十五年來中國國際貿易統計》第十五表，楊端六等編。
[40] 榮德生《樂農自訂行年紀事》。
[41] 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第186&mdash188頁。
[42] 周秀鸾《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第39頁。
[43] 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127頁。
[44] 同上書，第129頁。
[45] 同上書，第124頁。
[46] 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219、221頁。
[47] 張郁蘭《中國銀行業發展史》，第27、51頁。
[48] 同上書，第62頁。
[49] 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136頁。
[50] 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二卷，第十九章，附錄（三）。
[51] 據當時農商部統計，1914年至1922年上海批發物價增漲140%，米價增135%，而工資隻增80%。
[52] 如《暫行新刑律》第224條：“從事同一業務之工人，同盟罷工者，首謀處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款，餘人處拘役或三十元以下罰金。
” [53] 龔自珍，字璱人，号定盒（1792&mdash1841年），浙江仁和人。
[54] 魏源，字漢士，一字默深（1794&mdash1856年），湖南邵陽人。
[55] 包世臣，字慎伯，号倦翁，别署安吳先生（1775&mdash1855年），安徽泾縣人。
[56] 莊存與，字方耕，一字善恬（1719&mdash1788年），江蘇陽湖（常州）人。
[57] 劉逢祿，字申受（1776&mdash1829年），江蘇陽湖（常州）人。
[58] 魏源《董子春秋發微》。
[59] 徐繼畲，字健男，号松龛（1795&mdash1873年），山西五台人。
[60] 1850年印行。
1859年和1860年在日本翻印兩次。
[61] 張穆，原名瀛暹，字誦風，号石洲（1805&mdash1849年），山西平定人。
[62] 事見《越缦堂日記》第三十一冊，第92頁。
[63] 何秋濤，字願船（1824&mdash1862年），福建光澤人。
[64] 《潛研堂集》卷三十三，《與友人書》。
[65] 《複魯絜非書》。
[66] 姚鼐《古文辭類纂》序文。
[67] 詩題《牛欄岡》，其中有句如：“十三鄉人皆不平，牛欄岡邊憤義盟。
計不反顧不旋踵，連絡一心忘死生。
男方弱冠頻請纓，婦能執爨願從征。
&hellip&hellip自從航海屢交鋒，數萬官軍無此績。
” [68] 孫诒讓，字仲容（1848&mdash1908年），浙江瑞安人。
[69] 俞樾，字蔭甫，号曲園（1822&mdash1907年），浙江德清人。
[70] 王先謙，字益吾（1842&mdash1917年），湖南長沙人。
[71] 李慈銘，字愛伯，号莼客（1829&mdash1894年），浙江紹興人。
[72] 王懿榮，字廉生（1845&mdash1900年），山東福山人。
[73] 吳大澂，字清卿，号恒軒，又号愙齋（1835&mdash1902年），江蘇吳縣人。
[74] 盛昱，字伯羲（1850&mdash1900年），滿洲鑲白旗人。
[75] 李文田，字仲約，号若農（1834&mdash1895年），廣東順德人。
[76] 洪鈞，号文卿（1839&mdash1893年），江蘇吳縣人。
[77] 文廷式，字道希（1856&mdash1904年），江西萍鄉人。
[78] 李善蘭，字壬叔（1810&mdash1882年），浙江海甯人。
[79] 華蘅芬，字若汀（1833&mdash1902年），江蘇無錫人。
[80] 徐壽，字雪村（1818&mdash1884年），徐建寅，字仲篪（1845&mdash1901年），江蘇無錫人。
[81] 馮桂芬，字林一，号景亭（1809&mdash1874年），江蘇吳縣人。
參閱《校邠廬抗議》中《采西學議》。
[82] 見《盛世危言》的自序和《議院》篇。
[83] 同上書，《西學》篇。
[84] 王韬，一名王瀚，又名利賓，字仲，号蘭卿，又号紫铨，别署天南遁叟（1828&mdash1897年），江蘇長洲（屬蘇州府）人。
[85] 馬建忠，字眉叔（1845&mdash1900年），江蘇丹徒人。
[86] 嚴璩《侯官嚴先生年譜》。
[87] 《大同書》辛部，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285頁。
[88] 黃遵憲，字公度（1848&mdash1905年），廣東梅縣人，先後任駐日本使館參贊、駐美國舊金山總領事、駐英國使館參贊和駐新加坡總領事，戊戌變法時署湖南按察使。
[89] 林纾，字琴南，号畏廬（1852&mdash1924年），福建閩縣（福州）人。
[90] 這是張相文1902年的譯本。
這個譯本是從日本人自英譯本轉為日文的本子再轉譯過來的，錯誤甚多而且實際隻譯了上冊（譯本見《南園叢稿》第二輯）。
嚴複不滿意這個本子，他約在同時期從事另譯，書名譯為《法意》，但到了1913年才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現在商務印書館已另出版了新的譯本《論法的精神》。
[91] 《最新中學中國曆史教科書》，後來改稱《中國古代史》。
[92] 《國故論衡》（章氏叢書本）卷上，第4頁。
[93] 《國故論衡》（章氏叢書本）卷中，第59頁。
[94] 同上書，第93頁。
[95] 同上。
[96] 李寶嘉，字伯元，别署南亭亭長（1867&mdash1906年），江蘇武進人。
[97] 吳沃堯，字小允，又字趼人，别署我佛山人（1866&mdash1910年），廣東南海人。
[98] 曾樸，字孟樸，别署東亞病夫（1871&mdash1935年），江蘇常熟人。
[99] 如李大钊《厭世心與自覺心》，原載1915年8月《甲寅雜志》第一卷第八号。
[100] 陳獨秀，字仲甫（1880&mdash1942年），安徽懷甯人。
[101] 李大钊，字守常（1888&mdash1927年），河北樂亭人。
[102] 魯迅，原名周樹人，字豫才（1881&mdash1936年），浙江紹興人。
[103] 陳獨秀《吾人最後之覺悟》一文，1916年2月發表于《青年雜志》一卷六号。
[104] 原載1916年12月1日《新青年》二卷四号。
[105] 原載1917年2月4日《甲寅日刊》，見《李大钊選集》第77&mdash80頁。
[106] 《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原載1917年2月1日《新青年》二卷六号。
[107] 《厭世心與自覺心》，原載1915年8月10日《甲寅雜志》一卷八号。
[108] 1916年10月1日《新青年》二卷二号，《胡适緻陳獨秀書》。
1917年1月1日《新青年》二卷五号，胡适《文學改良刍議》。
[109] 原載1917年2月1日《新青年》二卷六号。
血氣不新，經絡者絕矣。
以太不新，三界萬法皆滅矣”。
這就是《仁學》的基本思想。
對外國曆史的介紹研究 資産階級維新派注意研究和介紹外國曆史。
康有為編寫《波蘭分滅記》，促使國人警惕敵人的瓜分陰謀。
他以《日本變政考》和《俄彼得變政記》兩書，宣傳日本明治維新和俄國彼得大帝改革的曆史經驗，作為中國光緒皇帝戊戌維新的榜樣。
黃遵憲[88]于1887年編成《日本國志》，目的也是在于介紹日本“明治維新”的曆史，為中國的維新變法提供借鑒。
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新學”傳播剛剛開始，《大同書》和《仁學》這兩部傑出的著作都還沒有公開刊布，“舊學”的維護者洋務派官僚張之洞已經急急發表《勸學篇》（1898年春），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封建文人葉德輝編印《翼教叢編》，極力攻擊康有為、梁啟超等“離經悖道”的見解。
但維新派也并不是主張舍“中學”而就“西學”的。
在學術思想上他們也同樣的是以封建學問為主。
戊戌變法《定國是诏》中明言“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采西學之切于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這和《勸學篇》的主旨沒有原則上的不同。
梁啟超草拟《京師大學堂章程》更是明定“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西并用觀其會通”。
維新派所謂“新學”對封建主義文化妥協性質是十分清楚的，但是守舊派連這些改良的主張也不肯接受。
文體、文法與拼音方案的創造 在19世紀末新學的傳播中，文體也初步突破了一些舊的拘束。
特别是梁啟超在《時務報》上發表的文章，明快曉暢，通俗易懂，筆鋒常帶感情，最受年輕人的歡迎。
此外，從實用語言的角度作出的貢獻，有馬建忠的《馬氏文通》（1898年出版）。
這部書參照西文文法分析了周秦以後、唐韓愈以前若幹作家的一些詞語，成為一部系統的漢文文法。
至晚從1898年開始，白話文報紙已經出現于無錫等地。
90年代有的人以普及兒童教育為目的拟出了漢語拼音的各種方案。
“詩界革命” 在文學方面産生了當時所謂的“詩界革命”。
黃遵憲、譚嗣同、梁啟超、夏曾佑都以西學的新名詞入詩。
黃遵憲在詩歌創作方面成績最大。
他早年就在《雜感》詩中提出反對因襲古人。
在曆次反侵略戰争特别是中日戰争中，他以強烈的熱情、通俗的語句和新穎的形式寫出愛國主義的詩篇。
其中傳誦最廣的是反對割台的《台灣行》，如“我高我曾我祖父，艾殺蓬蒿來此土，糖霜茗雪千億樹，歲課金銀無萬數”等句歌頌中國人民的辛勤締造，如“成敗利鈍非所睹，人人效死誓死拒，萬衆一心誰敢侮！”這樣雄壯的詩句表達中國人民誓不放棄台灣的鬥志和決心。
他的詩篇在形式和風格上都有新的創造，有不少詩和民歌很接近。
西方資産階級文學的翻譯工作也已開始。
林纾[89]譯法國小仲馬名著《茶花女》，于1899年在福州刊印。
五 20世紀初葉的中國文化思想 留日學生大量轉譯介紹西方社會學說 20世紀最初的十年，西方資産階級社會學說和文學作品大量輸入中國。
這些作品大部分是由留日學生從日文譯本轉譯過來的。
社會學說的主要内容是資産階級革命學說和政治法律的理論。
其中關于法國政治學說的有盧梭《民約論》、孟德斯鸠《萬法精理》[90]，關于英國資産階級政治理論的如約翰·穆勒的《自由原理》等。
天賦人權說和資産階級共和國的方案逐漸被灌輸到群衆的思想中來，在當時成為反對封建專制政體的重要理論根據。
這時期小資産階級知識分子熱心從西方介紹形形色色的學說，形成了薰莸并茂、五色雜陳的局面。
其中有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的著作，也有西方資産階級改良主義者亨利·喬治的單一稅學說。
至于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著作如《共産黨宣言》、《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雖有片段譯介，還沒有在中國知識界中引起反響。
外國曆史的譯著也已脫離了前幾年鼓吹效法俄、日變法的風氣而着重介紹英、法等國的資産階級革命史和美國、意大利、希臘等國的獨立史。
外國文學作品的翻譯“林譯小說” 文學方面，英國詩人拜倫鼓舞希臘獨立的《哀希臘》詩，由蘇曼殊譯為中國舊體詩，傳誦甚廣。
波蘭愛國詩人米契維茨、匈牙利愛國詩人裴多菲和被西班牙殖民主義者殺害的菲律賓文人厘沙路的詩篇也都被選擇過來。
譯述工作在國内最有影響的是林纾大量翻譯的西方小說。
其中如《黑奴籲天錄》，是他在1905年由于反對美國虐待華工而引起的全國反美運動高潮中譯出的。
這部小說經留日學生的戲劇團體“春柳社”改編為話劇劇本，于1907年在東京上演，借以反對民族壓迫，激勵自立圖強。
林纾等人所譯介的有英國莎士比亞、狄更斯，法國巴爾紮克、雨果和俄國普希金、托爾斯泰的作品。
梁啟超的史學觀點 資産階級的觀點方法開始被應用在學術的研究上。
在20世紀初年，梁啟超主張以進化論的觀點編寫曆史，提出“史學革命”的口号。
他提倡“新史學”，要求打破舊史書以帝王将相的紀、傳為主的體例和“正統”觀點。
他也反對單純排比史實的寫作方法，要求解釋曆史，叙述“人群進化”的現象，找出“公理公例”。
曾和嚴複同編《國聞報》的夏曾佑，在1904年出版了以這種觀點寫的中國曆史著作，作為中學教科書[91]。
他揭著宗旨，要求說明“古今人群進化之大例”。
章炳麟的《國故論衡》 章炳麟在同時期也已提出類似的見解。
到了辛亥革命前幾年，他寫成很多學術性的文章，這些後來都編入《國故論衡》，成為一部自成系統的著作。
這部書在學術上企圖總結清代學術成績和方法，給予一定的批判，并提出自己的體系。
在這部書中章炳麟首先讨論“小學”即語言文字之學，指出“小學”是“國故之本”，無論研究經、史、文章都要從“小學”下手，同時着重提出音韻學以補救清代學者偏重字形的缺陷[92]。
其次，他提出對文學的看法。
在内容上他确定“文者包絡一切箸于竹帛者而為言”[93]，反對“以感人為文辭，不感者為學說”的狹義解釋。
他的基本文學思想在于反對浮華、崇尚“名實”。
他所謂“名”實際上就是邏輯性和思想性，也就是“名家者流”的“名”。
所以他說“文學”就是“文之法式”，并作闡明如下：“文生于名，名生于形，形之所限者分，名之所稽者理。
分理明察，謂之知文。
”他主張學習先秦諸子，并推重魏晉“持論之文”，他說與其“持誦《文選》，不如取《三國志》、《晉書》、《宋書》、《弘明集》、《通典》觀之，縱不能上窺九流，猶勝于滑澤者”[94]。
他指摘唐宋之文，說“自唐以降&hellip&hellip觀其流勢洋洋，即實不過數語。
又其持論不本名家，外方陷敵，内則亦以自偾”。
又說“晚唐變以谲詭，兩宋濟以浮誇，斯皆不足邵也”[95]。
這些議論都是對當時文字空疏的弊病而痛下針砭。
對于名學的特别推重，這和他自己研究印度因明之學所受影響也有關系。
最後他在《原學》、《原儒》、《原道》、《原名》等九篇文章中讨論“諸子學”，主張“諸子皆出于王官”，“九流皆言道”，“道”就是“哲學”。
他着重把佛教哲學中“成唯識論”一派的觀點和名家學說糅合起來，企圖建立自己的哲學體系。
這在當時是一個大膽嘗試。
在政治上，這部書痛駁了康有為假借孔子改制、附會公羊三世借以宣傳“君主立憲”、反對革命的主張。
但在學術觀點上章炳麟表現了他自己主要還是一個古文經學家。
譴責小說與南社 文學在這時期也發生了一些變化。
譴責小說開始盛行，最著名的有李寶嘉[96]的《官場現形記》、吳沃堯[97]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和曾樸[98]的《孽海花》。
這些作品揭露了統治階級的腐朽和外國侵略者的罪惡。
辛亥革命前幾年中，革命知識分子還創造通俗詩歌、鼓詞宣傳革命的思想内容。
1909年底一些同盟會會員成立“南社”，出版雜志，以舊式詩詞鼓吹革命。
六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運動 尊孔複古的逆流 辛亥革命前幾年中，資産階級文化思想的進展沒有能夠震撼封建舊文化的根基。
革命失敗之後，文化思想領域裡出現了一股尊孔複古的逆流。
封建買辦統治勢力企圖在“保存國粹”的名義下，加強舊思想勢力對人們的控制。
袁世凱政府公開命令尊孔、讀經。
1913年10月的《憲法草案》規定“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
1914年北京政府制訂的《教育綱要》規定各學校“均應崇奉古聖賢&hellip&hellip尊孔尚孟”。
于是無論大、中、小學教育都在提倡複古，君主雖然已被打倒，“至聖先師”的牌位卻仍保持着至高無上的尊嚴。
帝國主義分子也時常發出中國必須尊孔複古的謬論。
原來的君主立憲派，以康有為為代表，也攻擊革命派“全法歐美而盡棄國粹”，宣稱救國必須提倡孔教。
各地士紳紛紛組織“孔教會”或“尊孔會”，并發行報刊。
其中有康有為主辦的《不忍雜志》（1913年2月創刊）。
資産階級“新學”當時被壓擠得透不過氣來，沒有還手的力量。
一般知識分子感到惶惑沒有出路。
袁世凱反動勢力加緊壓迫輿論，控制新聞業。
民國建立的時候，全國報紙共達五百家左右，僅北京一地就有約一百家。
二次革命後，反袁、反帝制的報刊飽受摧殘，報紙數目大大減少，内容也充滿着反動落後的東西。
一些資産階級、小資産階級知識分子在日本創辦《甲寅》等雜志，其中有些激進民主主義者發表文章，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揭露軍閥官僚的黑暗統治，并且批判知識界中的悲觀厭世消極思想[99]，起了有益的影響。
《新青年》與新文化運動的發端 文化思想戰線上空前劇烈的戰鬥是以1915年9月15日《青年雜志》在上海創刊開始的。
雜志的創辦者是陳獨秀[100]，在當時是一個小資産階級激進民主主義者。
他在《敬告青年》一文中，主張中國必須大力提倡“人權”和“科學”。
抨擊反動派提倡的國粹。
雜志從第二年起改名為《新青年》，并于1916年底将編輯部移至北京。
小資産階級激進民主主義者的傑出代表李大钊[101]、魯迅[102]，積極提倡新文化的著名學者胡适、錢玄同等先後參加了《新青年》的編輯和撰述。
這個刊物聯系一批進步的知識分子，成為逐漸展開的新文化運動的中心。
李大钊前此留學日本，秘密進行反袁活動，于1916年初回國辦報，并從事著述。
魯迅于辛亥革命前在日本研究文學，回國後從事教育，堅決反袁。
當時他們和陳獨秀以及其他進步的小資産階級知識分子組成了向封建思想文化猛烈沖擊的隊伍，發起了一場新文化運動。
“民主”與“科學” 新文化運動的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與“科學”。
“民主”就是資産階級民主政治，以法國為榜樣。
這些激進民主主義者大力宣傳資産階級民主思想，反對專制，指出辛亥革命沒有建立起民主政治，号召人們積極參與政治，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善良政府、賢人政治”上面[103]。
同時，他們主張運用近代自然科學知識反對迷信落後，宣傳無神論，介紹西方資産階級唯物主義哲學。
“打倒孔家店” 新文化運動的鬥争鋒芒集中于反動派極力保持的孔子的威權和封建舊禮教。
1916年8月國會複會後讨論孔教應否列入憲法的問題，這引起輿論界的激烈論戰。
陳獨秀在《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104]等文中指出了儒家學說的封建性質及其與共和制度的根本對立。
李大钊在《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105]等文中更指出：孔子被曆代“專制君主所利用資以為護符”，成為“保護君主政治之偶像”。
有的激進民主主義者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開始了一次轟轟烈烈的思想革命。
向封建禮教進行最激烈挑戰的是魯迅和另一激進民主主義者吳虞。
吳虞指出：儒家的孝悌二字是“二千年來專制政治，家族制度聯結之根幹”[106]。
魯迅在1918年4月發表的小說《狂人日記》中更憤怒地揭露在封建禮教的“仁義道德”背後實在是“吃人”二字。
“文學革命” 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還提出了文學改革的主張。
早在1915年，李大钊已提出文人的任務是“以先覺之明，覺醒斯世”[107]，但在當時文學界中未引起應有的重視。
隻是到思想革命的影響逐漸擴大以後，新文學運動才随之興起。
當時參加新文化運動的資産階級知識分子，以胡适為代表，提倡白話文和一些文學形式上的改革，即“不用典”，“不用陳套語”，“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語”，“須講求文法之結構”，“不作無病之呻吟”，“不摹仿古人”，“須言之有物”[108]等。
陳獨秀等激進民主主義者則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口号。
1917年2月，陳獨秀發表《文學革命論》，号召打倒“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山林文學”，建設“國民文學”、“寫實文學”、“社會文學”[109]，鮮明地提出了以資産階級新文學代替封建主義舊文學的主張，并進一步提出了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問題。
文學革命中的主将是魯迅，他從1918年5月起陸續在《新青年》上發表了《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小說和多篇雜文，對反動勢力進行了尖銳辛辣的抨擊，同時也深刻地指出了資産階級革命派脫離群衆，得不到廣大群衆的理解和支持的根本弱點。
這些作品在中國文學史上開創了一個新的時期，成為批判的現實主義新文學的典範。
新文化運動的弱點和十月革命後運動的迅速向前發展 五四以前的新文化運動是中國資産階級文化反對封建文化的一次空前激烈的鬥争。
領導這個運動的激進民主主義者本身受着資産階級世界觀的支配和限制，這給運動帶來嚴重的缺點。
由于他們忽視人民群衆，運動被局限在知識分子的圈子裡，沒有普及到群衆中去，由于他們不敢明确指出他們所進行的實際上就是一場激烈的政治鬥争，而企圖回避“批評時政”的罪名，新文化運動沒有和政治運動緊密結合起來。
這些都使運動不能發揮應有的效果。
他們對于文化遺産不能正确地提出批判繼承的主張，而采取偏激的，甚至全部否定的态度，這也是一個弱點。
但是新文化運動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給封建主義以前所未有的打擊，對知識青年擺脫舊思想的束縛起了巨大的作用。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迅速地引起中國先進人物對于世界無産階級革命學說&mdash&mdash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熱烈歡迎和認真學習。
1918年7月1日，李大钊在《新青年》發表《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歡呼“試看将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新文化運動迅速發展為學習和傳播馬克思列甯主義的運動。
通過1919年五四運動，工人階級登上曆史舞台，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和1921年中國共産黨的成立，中國革命終于從資産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為無産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
*** [1] 《中外舊約章彙編》第二冊，第101&mdash114頁（英約），第181&mdash191頁（美約），第192&mdash199頁（日約）。
[2] 《張文襄公電稿》卷四五，第31頁。
[3] 同上書，卷四二，第16頁。
[4] 蔡元培，字鶴卿，号孑民（1868&mdash1940年），浙江紹興人。
[5] 章炳麟，原名绛，字枚叔，号太炎（1869&mdash1936年），浙江餘杭人。
[6] 鄒容，原名紹陶，字蔚丹（1885&mdash1905年），四川巴縣人。
[7] 陳天華，字星台，别号思黃（1875&mdash1905年），湖南新化人。
[8] 黃興，原名轸，字廑午，号克強（1874&mdash1916年），湖南善化（長沙）人。
[9] 宋教仁，字遯初，署桃源漁父（1882&mdash1913年），湖南桃源人。
[10] 陶成章，字煥卿（1877&mdash1912年），浙江紹興人。
[11] 魏蘭《陶煥卿先生行述》（原油印本，存上海曆史研究所）。
[12] 胡漢民《民報之六大主義》，載《民報》第三号。
[13] 即《羅脫（Root)、高平協定》。
[14] 史密斯（Smith)。
[15] 湯化龍等在10月16日草拟了《軍政府組織條例》，串通革命黨人居正出面僞稱為同盟會本部所拟，開會通過。
根據這條例組成的軍政府，除由都督黎元洪總攬軍、政兩方面大權外，軍事方面的參謀部（謀略處撤銷并人參謀部）和軍令部部長都由舊軍官擔任，隻有軍務部長為革命黨人孫武；行政方面由湯化龍任政事部長，其下所屬内務、外交，理财、司法等各局負責人全部由湯化龍拉進立憲派人充任。
立憲派人的這種包攬陰謀引起革命黨人的不滿，于10月25日開會改訂條例，取消政事部，改所屬各局為部，新立各部多數由革命黨人負責，僅任湯化龍以編制部長閑職，湯不久即去上海、南京活動。
[16] 《辛亥革命江蘇地區史料》，第125頁。
[17] 日本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書》上冊，第356&mdash357頁。
[18] 《太炎先生（章炳麟）自定年譜》，載于《近代史資料》1957年第1期，第125頁。
[19] 《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第150頁。
[20]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載《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17頁。
[21] 《孫中山選集》上卷，第82頁。
[22] 同上書，第100頁。
[23] 見《中外舊約章彙編》第二冊，第947&mdash949頁。
[24] 《袁大總統文牍類編》，上海會文堂，1925年版，第97頁。
[25] 意思是說：革命軍已起，革命黨應該取消了。
[26] “憲友會”見本章第二節。
[27] 據《張謇日記》(1962年影印本）第二十四冊，壬子三月，“二十三日（即5月9日），統一黨與民社、國民協進會、國民公黨、國民公會、共進會合并，開成立共和黨大會”。
[28] 《中國國民黨史稿》第一冊，第127頁。
[29] 魏宸組的演說詞見黃遠庸《遠生遺著》卷二。
[30] 張勳得到德、日帝國主義的支持，蓄意推翻民國，進行複辟。
他和所率的定武軍都仍留發辮，被稱為“辮子軍”。
[31] 日俄第四次密約第一條為：“兩締約國承認，雙方重要利益須要中國不落在任何第三國之政治勢力之下&hellip&hellip。
”第三國即指美國。
條約全文見尹壽松編《中日條約彙纂》，第865&mdash867頁。
[32] 其中約一億四五千萬日元的借款由日本首相寺内正毅的私人代表西原龜三經手，通常稱為“西原借款”。
[33] 協定全文見《中外舊約章彙編》第二冊，第1365&mdash1370頁。
[34] 日本政府在1917年6月曾向美國聲明：“日本在華向有卓越的政治與經濟的利益”。
石井在向藍辛說明“特殊利益”的内容時，曾舉例說：假如中國遭受天災或瘟疫，或發生内亂，或“成為共産主義的巢窠”，日本安全便受到“威脅”，便可作幹涉中國内政的“自衛”行動。
實際即要把中國當作日本的保護國。
見《石井子爵回憶錄》。
[35] 在這次國會選舉中，為了把當選議員限制于地主、官僚和大資産階級的代表。
在修訂的議員選舉法中規定了極高的選舉人和被選舉人資格。
例如在北京參加選參議員的選舉人必須是“年納直接稅1000元以上者，或有100萬元以上之财産，經營農工商業，經主管官廳證明者”，或“曾在國立大學或外國大學本科畢業，以其所學任事滿三年者”。
[36] 根據總統徐世昌在《裁兵計劃》中的說明。
[37] 有的著作根據《東方雜志》第三十卷十八号，說耕地面積以1914年為100%，至1918年縮為83%。
但這個數字是缺乏分析的，不可作為依據。
[38] 就天津《大公報》和上海《時報》上極不完全的記錄，農民騷動在1915年有17次，1916年14次，1917年22次，1918年至1919年五四前15次，共計68次。
其中有人數記載的40次，約有33.7萬餘人。
[39] 《六十五年來中國國際貿易統計》第十五表，楊端六等編。
[40] 榮德生《樂農自訂行年紀事》。
[41] 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第186&mdash188頁。
[42] 周秀鸾《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第39頁。
[43] 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127頁。
[44] 同上書，第129頁。
[45] 同上書，第124頁。
[46] 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219、221頁。
[47] 張郁蘭《中國銀行業發展史》，第27、51頁。
[48] 同上書，第62頁。
[49] 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136頁。
[50] 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二卷，第十九章，附錄（三）。
[51] 據當時農商部統計，1914年至1922年上海批發物價增漲140%，米價增135%，而工資隻增80%。
[52] 如《暫行新刑律》第224條：“從事同一業務之工人，同盟罷工者，首謀處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款，餘人處拘役或三十元以下罰金。
” [53] 龔自珍，字璱人，号定盒（1792&mdash1841年），浙江仁和人。
[54] 魏源，字漢士，一字默深（1794&mdash1856年），湖南邵陽人。
[55] 包世臣，字慎伯，号倦翁，别署安吳先生（1775&mdash1855年），安徽泾縣人。
[56] 莊存與，字方耕，一字善恬（1719&mdash1788年），江蘇陽湖（常州）人。
[57] 劉逢祿，字申受（1776&mdash1829年），江蘇陽湖（常州）人。
[58] 魏源《董子春秋發微》。
[59] 徐繼畲，字健男，号松龛（1795&mdash1873年），山西五台人。
[60] 1850年印行。
1859年和1860年在日本翻印兩次。
[61] 張穆，原名瀛暹，字誦風，号石洲（1805&mdash1849年），山西平定人。
[62] 事見《越缦堂日記》第三十一冊，第92頁。
[63] 何秋濤，字願船（1824&mdash1862年），福建光澤人。
[64] 《潛研堂集》卷三十三，《與友人書》。
[65] 《複魯絜非書》。
[66] 姚鼐《古文辭類纂》序文。
[67] 詩題《牛欄岡》，其中有句如：“十三鄉人皆不平，牛欄岡邊憤義盟。
計不反顧不旋踵，連絡一心忘死生。
男方弱冠頻請纓，婦能執爨願從征。
&hellip&hellip自從航海屢交鋒，數萬官軍無此績。
” [68] 孫诒讓，字仲容（1848&mdash1908年），浙江瑞安人。
[69] 俞樾，字蔭甫，号曲園（1822&mdash1907年），浙江德清人。
[70] 王先謙，字益吾（1842&mdash1917年），湖南長沙人。
[71] 李慈銘，字愛伯，号莼客（1829&mdash1894年），浙江紹興人。
[72] 王懿榮，字廉生（1845&mdash1900年），山東福山人。
[73] 吳大澂，字清卿，号恒軒，又号愙齋（1835&mdash1902年），江蘇吳縣人。
[74] 盛昱，字伯羲（1850&mdash1900年），滿洲鑲白旗人。
[75] 李文田，字仲約，号若農（1834&mdash1895年），廣東順德人。
[76] 洪鈞，号文卿（1839&mdash1893年），江蘇吳縣人。
[77] 文廷式，字道希（1856&mdash1904年），江西萍鄉人。
[78] 李善蘭，字壬叔（1810&mdash1882年），浙江海甯人。
[79] 華蘅芬，字若汀（1833&mdash1902年），江蘇無錫人。
[80] 徐壽，字雪村（1818&mdash1884年），徐建寅，字仲篪（1845&mdash1901年），江蘇無錫人。
[81] 馮桂芬，字林一，号景亭（1809&mdash1874年），江蘇吳縣人。
參閱《校邠廬抗議》中《采西學議》。
[82] 見《盛世危言》的自序和《議院》篇。
[83] 同上書，《西學》篇。
[84] 王韬，一名王瀚，又名利賓，字仲，号蘭卿，又号紫铨，别署天南遁叟（1828&mdash1897年），江蘇長洲（屬蘇州府）人。
[85] 馬建忠，字眉叔（1845&mdash1900年），江蘇丹徒人。
[86] 嚴璩《侯官嚴先生年譜》。
[87] 《大同書》辛部，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285頁。
[88] 黃遵憲，字公度（1848&mdash1905年），廣東梅縣人，先後任駐日本使館參贊、駐美國舊金山總領事、駐英國使館參贊和駐新加坡總領事，戊戌變法時署湖南按察使。
[89] 林纾，字琴南，号畏廬（1852&mdash1924年），福建閩縣（福州）人。
[90] 這是張相文1902年的譯本。
這個譯本是從日本人自英譯本轉為日文的本子再轉譯過來的，錯誤甚多而且實際隻譯了上冊（譯本見《南園叢稿》第二輯）。
嚴複不滿意這個本子，他約在同時期從事另譯，書名譯為《法意》，但到了1913年才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現在商務印書館已另出版了新的譯本《論法的精神》。
[91] 《最新中學中國曆史教科書》，後來改稱《中國古代史》。
[92] 《國故論衡》（章氏叢書本）卷上，第4頁。
[93] 《國故論衡》（章氏叢書本）卷中，第59頁。
[94] 同上書，第93頁。
[95] 同上。
[96] 李寶嘉，字伯元，别署南亭亭長（1867&mdash1906年），江蘇武進人。
[97] 吳沃堯，字小允，又字趼人，别署我佛山人（1866&mdash1910年），廣東南海人。
[98] 曾樸，字孟樸，别署東亞病夫（1871&mdash1935年），江蘇常熟人。
[99] 如李大钊《厭世心與自覺心》，原載1915年8月《甲寅雜志》第一卷第八号。
[100] 陳獨秀，字仲甫（1880&mdash1942年），安徽懷甯人。
[101] 李大钊，字守常（1888&mdash1927年），河北樂亭人。
[102] 魯迅，原名周樹人，字豫才（1881&mdash1936年），浙江紹興人。
[103] 陳獨秀《吾人最後之覺悟》一文，1916年2月發表于《青年雜志》一卷六号。
[104] 原載1916年12月1日《新青年》二卷四号。
[105] 原載1917年2月4日《甲寅日刊》，見《李大钊選集》第77&mdash80頁。
[106] 《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原載1917年2月1日《新青年》二卷六号。
[107] 《厭世心與自覺心》，原載1915年8月10日《甲寅雜志》一卷八号。
[108] 1916年10月1日《新青年》二卷二号，《胡适緻陳獨秀書》。
1917年1月1日《新青年》二卷五号，胡适《文學改良刍議》。
[109] 原載1917年2月1日《新青年》二卷六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