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西周、春秋與戰國
關燈
小
中
大
通航之利。
這一工程即後來有名的都江堰。
戰國末年，秦用韓國水工鄭國，在關中開渠以溝通泾、洛二水，即所謂的鄭國渠。
渠長三百餘裡，渠兩岸的“澤鹵之地四萬餘頃”，變成“收皆畝一鐘”的良田，史稱關中于是成為沃野，秦國更為富庶。
田制的變化 戰國時，井田制已走到盡頭，當時的土地仍基本為國家所掌握，國家直接向農民授田，也叫行田。
《周禮&bull遂人》說：“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
”《呂氏春秋&bull樂成》說：“魏氏之行田也百畝，邺獨二百畝，是田惡也。
”授田隻是給予使用權，且有期限，農民所受之田不能據為私有。
授田的對象主要是平民，有的國家還授給外來者，以招徕人民增強實力。
授田基本都以一戶100畝為标準，所謂“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25]，“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26]。
由于生産力提高，百畝之田不僅能養活一家人，還能養活更多的人，《孟子》裡說，“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
[27]農民接受國家的田地後，就要承擔田租和力役。
田租一般為十取一。
除田租外有時還要交納芻稾。
睡虎地秦簡《田律》規定：“人頃芻稾，以其受田之數，無狠不狠，頃入芻稾三石、稾二石。
” 此外國君也會把大片土地賞賜給一些貴族和功臣。
魏吳起曾許諾賞給有功的戰士“上田上宅”，秦将王翦還向秦始皇請求“美田宅、園池甚衆”。
由于主要是由國家掌握着大量耕地，故田地還不能大量随意買賣。
隻有個人所有的住宅、園圃才能買賣。
戰國初，趙中牟之人已有賣住宅、園圃者。
授田制雖然提高了農民的積極性，但農民在沉重的租稅負擔下，生活仍是十分貧困。
魏李悝曾對農民的收支情況作過計算，他說五口之家的小農，種田百畝，一般情況下百畝之田年收150石粟，交納十一之稅需要15石，五人每年口糧共需90石，餘下的45石出售後可得1350錢，而全家衣着、祭祀兩項支出就須1800錢，這樣每年尚虧空450錢，至于疾病、喪葬之費，以及其餘的苛捐雜稅還未計算在内。
另外，戰國時農民還有很重的力役負擔。
《孟子》說農民“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于死亡”。
又說在兇年饑歲之時，老弱凍餓而死，壯者流散于四方。
破産的農民，或“嫁妻粥子”，或流亡，有的進入城市作小商販或小手工業，也有的去作傭工，《韓非子》提到雇傭工去耕耨或排澇。
有些流亡破産的農民甚至“聚群多之徒”，在深山廣澤林薮中，作掘墓或搶劫之事。
手工業的發展 農業生産力的提高和鐵器用于手工業，大大推動了手工業的發展。
《周禮&bull考工記》記載官府手工業分制造木器、銅器、玉器、陶器和染色等不同工種。
《考工記》有“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等記載，這又表明在每一工種之中還分不同的專業。
手工業内部分工如此細密，反映出手工制造業的發達。
冶鐵是新興起的一種金屬冶鑄業。
随着社會上對鐵器的大量需要，冶鐵業得到迅速發展。
《管子》說：“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
”則當時人已知道通過礦苗來找礦的方法了。
在《山海經》中提到出鐵之山很多處，有“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這樣的話。
人們對鐵礦如此之注意，表明了冶鐵生産的規模不斷地在擴大。
新中國成立後各地出土的戰國鐵器，其中以農具、手工工具的數量為最多，兵器、日用器皿則較少。
在河北興隆發現有鑄造斧、鋤、鐮、鑿等工具的鐵質鑄範四十付，在河南新鄭發現了泥質的鑄範。
範的發現，進一步證實戰國時已有熱鑄技術。
通過對實物的化驗，知道最初多用塊煉法而得到純鐵。
後來掌握了熱鑄法。
戰國晚期，又學會了将純鐵加熱滲炭而制成鋼的技術。
在戰國時期的幾百年間，由于勞動人民的智慧和才能，冶鐵技術獲得了很快的發展，這在世界冶金史上也是非常突出的事。
青銅器制作在戰國手工業中仍占有重要地位。
青銅制品除官僚、貴族所用的禮器、樂器、銅鏡之外，還有數量較多的各種兵器和貨币。
在冶鑄技巧方面也有進步。
《周禮&bull考工記》記載有“鐘鼎”、“斧斤”、“戈戟”、“大刃”、“削殺矢”、“鑒燧”六齊。
齊是指銅、錫的比例，這說明當時在銅、錫比例的掌握上已有很豐富的經驗。
戰國時錯金銀器大為盛行，即用紅銅或金、銀在銅器上鑲嵌出文字或花紋，這是一種精細的工藝技巧。
戰國時紡織品生産也頗為發達。
東方的齊國以多“文采布帛”著名于世。
長沙出土的楚簡上，有“羅”、“阿缟”等紡織物名稱，反映出品種的繁多。
楚墓中出土有織出菱形紋的絲絹殘片，還有織得很細的麻布，每平方厘米有經線28支，緯線24支。
此外還發現繡有夔鳳紋的絲織品。
鹽在戰國時有較大規模的生産。
燕、齊兩國以産海鹽著稱，《管子》說：“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
”魏國的河東有大鹽池（今山西運城），生産的池鹽也很有名。
漆器生産在戰國時也很發達，楚墓中常出土一些精美的漆器，有杯、奁、豆、匣等物，色彩鮮明，花紋絢麗。
戰國時手工業生産仍有相當大部分是由官府經營的。
《管子》提到統治者很重視鹽業的收入。
《管子》又提到齊設有“鐵官”，甚至鐵礦山也為官府所壟斷，嚴禁人民入内。
河北興隆出土的鐵範，上有官府名稱的銘記。
當然設鐵官者不僅限于齊、燕兩國。
鹽、鐵業能為統治者提供巨大的收入，因而官府是不輕易放棄的。
據器物銘文記載，三晉和秦管理、監督銅器生産的官吏是“工師”或“丞”。
秦國冶鑄銅器的工匠，常由“鬼薪”、“隸臣”等罪犯奴隸擔任。
戰國時民營手工業也有很大發展。
魏猗頓以煮鹽緻富，魏的孔氏，趙的卓氏、郭縱，都以冶鐵成業。
孔氏“家緻富數千金”，郭縱甚至“與王者埒富”。
由此可見，民營作坊具有很大的生産規模。
商業交換的發展 農業和手工業之間的分工加強，導緻了交換的發達，正如《孟子》所說，當時農民不從事手工業，可獲得布帛和陶器、鐵器，而手工業者不耕田也能得到糧食。
《荀子》說當時北方的走馬、吠犬，南方的羽翮、齒革、丹幹，東方的織物和魚鹽，西方的皮革、文旄，都出現在中原的市場上。
交換又使各地區間經濟上的聯系逐漸密切起來。
商業交換興盛，商人也日益增多。
在交通方便、經濟繁榮的三晉、周、魯等地，居民中以商販為業者占有相當的比例。
戰國時商人靠買賤賣貴和囤積居奇來牟取暴利。
著名的大商人白圭，根據“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準則，豐年時收購糧食，抛售出絲、漆、繭，荒年時又售出糧食而收進帛、絮。
當時有“末病則财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的說法，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商人對擴大産品流通還是有一定的作用。
為了适應商業交換的需要，各國都鑄造了大量的金屬錢币，當時各國錢币形式是不一樣的。
三晉和周以鏟狀的銅質布币為主，燕、齊則以銅質的刀币為主，刀、布早先曾當作交換的媒介，所以在錢币形式上還有所保留。
楚國通行小方塊黃金作的“郢爰”币，還有是貝形的銅币，也即後人稱之為“蟻鼻錢”者。
為了使用起來方便，在各國銅币中，也有大小、輕重之别，如晉陽、安邑布各分為“二”、“一”、“半”三種。
戰國晚期，三晉、周、齊都鑄造過一些圓孔或方孔的圓錢，秦統一後，圓錢便成為固定不變的形式了。
戰國時錢币往往由城邑來發行，錢币上多鑄有地名，常見的有安邑、陰晉、垣、邯鄲、晉陽、離石、蔺、長子、皮氏、高都、安陽、即墨、襄平等一百多個地點。
這說明當時鑄造錢币的城邑相當的多。
戰國時度、量、衡實物資料流傳下來的不少，有銅尺、銅權、銅量等。
重要的銅量有齊子禾子釜、陳純釜和秦商鞅量。
戰國時一升約合200毫升，一斤約合250克，一尺約合23厘米。
值得注意的是各國度、量、衡标準漸趨于一緻，應是商業交換頻繁的結果。
在貨币出現的同時，高利貸資本也活躍起來，當時稱之為“子貸金錢”。
放債者有商人，也有像孟嘗君這樣的貴族官僚。
史載孟嘗君每年利息收入達十萬錢之多。
《孟子》說農民經常要向别人去借貸，《管子》說有些農民甚至靠告貸維持生活。
當時有所謂“倍貸”者，即利率達100%。
廣大貧苦農民，自然是高利貸殘酷剝削的主要對象。
春秋時作為統治中心的城邑，到戰國時往往成為交換的中心，當時如周的洛陽、魏的大梁、韓的陽翟（今河南禹州）、齊的臨淄、趙的邯鄲、宋的陶（今山東定陶）、衛的濮陽（今河南濮陽）、楚的郢（今湖北荊州）、燕的薊（今北京），既是政治中心，又是有名的商業城市。
《戰國策》說戰國以前，“四海之内，分為萬國。
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戰國時則“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城邑規模擴大，人口增多，這和工商業的發達有一定的關系。
《戰國策》說齊都臨淄“甚富而實”，“臨淄之途，車毂擊，人肩摩”，“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築彈琴，鬥雞走犬，六博蹋鞠”，城市的繁華情景，可見一斑。
戰國時不少城邑的遺址，現在已作過勘探。
齊都臨淄城址，東西約廣三公裡，南北長四公裡。
河北易縣燕下都故址，長寬各達四公裡左右。
這和文獻上說的“七裡之郭，五裡之城”，頗為符合。
在燕下都的城址内，城北部發現不少大宮殿建築遺迹，在其周圍有冶鐵、燒陶和骨器、兵器、錢币作坊遺址，居民住區集中于城西南部。
圍繞着城牆還有一道起護衛作用的城壕。
通過對燕下都城址的勘查，可以了解到戰國時大城市的規模和城市布置的一般情況。
二 各國的變法和君主集權制度的形成 魏、楚、齊、韓的變法改革 戰國初年各國為富國強兵，都進行了變法活動。
各國中以魏國進行變法為最早，開始于魏文侯時。
文侯禮賢下士，師事儒門弟子子夏、田子方、段幹木等人，又任用李悝、吳起、西門豹等人。
這些出身于小貴族的士參與政治，标志着世族政治開始為官僚政治所替代。
李悝是魏文侯、武侯時參加政治改革的重要人物之一。
李悝曾兼采各國成文法而作《法經》。
《法經》分“盜”、“賊”、“囚”、“捕”、“雜”、“具”六篇。
[28]“盜篇”中規定大盜要戍邊為守卒，重者則處以死刑。
甚至還禁止道路拾遺，李悝說拾遺是有“盜心”的表現，犯者要受刖刑。
“賊”指傷人、殺人，“殺人者誅”，其家屬沒入于官。
“盜”、“賊”兩篇都是對生命、财産如何保護的具體條文，李悝認為它最重要，所以列于《法經》之首。
《法經》中規定一人越城者誅，“十人以上夷其鄉及族”。
“群相居一日以上則問”，三日以上要處死。
這些規定顯然是為了鎮壓人民的反抗活動。
對于盜竊符、玺者要處重刑，又禁止人民議論法令，違者要處死。
這些條文都是為了保護王權和加強專制主義。
李悝作《盡地力之教》。
他認為農民“治田勤謹，則畝益三鬥，不勤則損亦如之”，即要農民加強勞動強度，以增加國庫收入。
李悝又作“平籴法”，即在豐年時向農民多征糧食以作為儲備，供荒年時調劑之用，農民便不緻因饑馑而破産、流散。
李悝這些措施，“行之魏國，國以富強”。
楚在悼王時，魏吳起奔楚，悼王用吳起進行變法。
當時楚“大臣太重”、“封君太衆”，吳起的改革便先從摧毀貴族封君勢力入手。
他下令：“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
”另外又“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命令這些貴族遷徙到邊遠曠虛之地[29]。
這樣，國家收入增多了，吳起便用這筆錢來養兵。
進行改革僅一年，悼王死，舊貴族攻殺吳起于悼王喪所。
楚肅王即位，便以傷害悼王屍體的罪名懲治了舊貴族，“夷宗死者七十餘家”，使舊貴族遭到很大的打擊。
齊威王時，即墨大夫治即墨，“田野辟，民人給”，阿大夫治阿，則“田野不辟，民貧苦”。
威王誅阿大夫而重賞即墨大夫，“齊國大治”。
威王用鄒忌為相，鄒忌也注意“謹修法律而督奸吏”[30]。
由于齊國和三晉一樣地實行君主集權和法治，到威王末年，“齊最強于諸侯”。
韓昭侯時，“申不害學術以幹昭侯”，昭侯用申不害為相。
申不害的“術”是要求君主“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即君主應有一套控禦臣下的辦法。
史稱申不害“修術行道，國内以治”。
秦商鞅變法 秦在戰國初年，社會經濟也在發生劇烈的變化。
公元前408年“初租禾”，即從力役地租轉化為實物地租；公元前378年“初行為市”，表明商業交換也正在活躍起來。
秦的這種發展，比起關東各國仍要落後一步。
秦孝公時，秦國是“君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受到楚、魏兩國的侵迫。
秦在外交上地位頗低，不能參與中原各國之盟會，各國都以“夷狄遇之”。
秦孝公在内外壓力下，迫切地要求變法圖強。
衛人公孫鞅，在魏相公叔痤門下任事。
公叔痤死，鞅聽說秦正下令求賢，于是離魏而入秦，“說孝公變法修刑，内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孝公便用他進行變法。
後來秦封公孫鞅于商，故又号為商鞅。
公元前356年，商鞅下變法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匿奸者與降敵同罰”。
凡民有二子以上不分家者，“倍其賦”。
把大家庭拆散為小家庭，無非使農民能更多地提供租稅和力役。
對于農民“緻粟帛多者”，可免除徭役或租稅；不努力耕作，和棄本逐末者，全家都要被罰為奴隸。
又鼓勵人民立軍功，有功者可得爵，私鬥者則要受罰，宗室無軍功者，便不能取得貴族身份，新的軍功貴族按爵位高低來決定他們占有田宅、奴隸的多少和服裝的等次。
商鞅的新法令和舊貴族的利益是有抵觸的。
新法實行了一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當時太子也違法，商鞅嚴懲太子的師傅以儆衆，從此無人敢公開反對。
實行幾年之後，秦民“勇于公戰，怯于私鬥，鄉邑大治”。
公元前350年，秦從雍（今陝西鳳翔）遷都鹹陽，商鞅又下第二次變法令，禁止家人“同室内息”，為使父子、男女有别；“平鬥桶、權衡、丈尺”，即統一度量衡制。
将全國的小都、鄉、邑集合成41縣，縣置令、丞，舊貴族的封邑遭到徹底的破壞。
又下令廢井田，開阡陌，實行授田制。
秦經過變法，國家開始富強。
對外方面首先是向魏進攻。
公元前354年，奪取了魏的少梁（今陝西韓城），公元前352年，商鞅率兵圍安邑（今山西夏縣），公元前340年，商鞅又虜魏将公子卬而戰勝魏軍。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子惠文王即位，商鞅被殺，但變法的成果仍沿襲不變，終于使秦走上日益強大的道路。
官制和兵制 各國經過變法後，在國君之下有一套受他控禦的官僚機構，确立起君主集權制。
戰國時是“量能而授官”，即官吏由國君任免，完全改變了春秋時世族壟斷官職的局面。
戰國時也起用平民做官，如申不害、蔺相如都出身低微，不過普遍的情況仍是由宗室、同姓或大族擔任要職，如齊國的諸田，楚的屈、昭、景三家。
官僚機構中地位最高者為相，當時稱為“相邦”或“丞相”、“宰相”，獨楚國稱為令尹。
相是國君的助手，《荀子》說相是百官之長，治理朝中之“百事”，和春秋時執政有相似之處，所不同者相一般不率兵出外作戰。
相下面的重要官吏有司徒、司空、司寇、尉、禦史等。
官吏一般都是領取實物俸祿，以代替過去的采邑。
高官的俸祿在三百石以上，有“食祿千鐘”或三千鐘、萬鐘者。
百石、五十石是小官之俸，最低者有所謂“鬥食”者。
各國宗室受封者不少，如齊的靖郭君、孟嘗君，魏的信陵君和趙的平原君。
大臣立大功者也受封，如趙封廉頗為信平君，燕封樂毅為昌國君，秦的魏冉、範雎都封侯。
不過戰國的封君在封邑中無統治權，且不能長期世襲，僅是食租稅若幹戶而已。
戰國時大小官吏都靠玺來行使其權力。
玺是國君發給的，可随時“奪玺”或“收玺”。
國君掌握了玺，也即掌握了對官吏的任免權。
國君還通過“上計”來對官吏進行考核。
“上計”是官吏将一年應收賦稅數，分别書寫在兩片木券上，一片交國君，年終時國君以券來确定官吏的成績。
《韓非子》中關于縣令在“上計”時被國君收玺免官的例子頗多。
《荀子》說相“歲終奉其成功以效于君，當則可，不當則廢”，則對于相這樣的高官也不例外。
各國都開始在地方上設立屬于中央管轄的縣，縣下面又有鄉、裡之類的組織。
《戰國策》用“百縣”來表示魏國設縣之多。
秦商鞅變法後，全國設立了41縣。
各國在邊遠地區，為了加強防禦力量，又設郡以統縣。
魏有上郡，楚有漢中郡、黔中郡、巫郡，趙有雲中、雁門等郡。
郡的大小不一，如韓的上黨郡有17縣，趙的代郡和燕的上谷郡各有36縣。
郡設有守，守既管地方行政，又管軍隊和防守。
縣設有令，令下面還有禦史、丞、尉，此外還有管理市的官吏。
鄉、裡中設“裡正”、“伍老”等直接統治農民的小吏。
守、令都由國君來任免。
戰國時各國都實行征兵制。
戰争發生，凡屬适齡的男子都有可能被征調去作戰。
此外也還有相當數量裝備較好的常備兵，并受過一定的訓練，當時稱為“練卒”或“練士”。
兵權操于國君之手，作戰時由國君任命将帥。
國君通過虎符來調動軍隊。
虎符是銅鑄的，分左右二符，有子母口可扣合起來。
右符在王所，左符歸将領，将領如無王符就不能發兵。
根據秦《新郪虎符》銘文記載：地方上發兵超過50人，就必須有王符。
[31]可見國君對軍隊控制是異常嚴密的。
三 七國的兼并戰争和秦的統一 戰争規模的擴大 戰國時期兼并戰争比春秋時更為激烈和頻繁，規模也更大。
各大國都擁有雄厚的武裝力量，三晉、齊、燕各有帶甲之士數十萬人，秦、楚兩國各有“奮擊百萬”。
在作戰時往往是大量出動，戰國末秦、趙長平之戰，趙國出兵40多萬人。
秦為了滅楚，動員兵力達60萬人之多。
春秋時的大戰，有時數日即告結束，戰國時則短者要數月，長者可以“曠日持久數歲”。
作戰雙方都要求消滅對方實力，因此一次戰役中被斬首的士兵是數萬或數十萬，正如《孟子》所說：“争城以戰，殺人盈城，争野以戰，殺人盈野”，充分反映出當時戰争的殘酷性。
戰争中消耗的物力也是驚人的，《戰國策》說一次大戰，僅以損失的兵甲、車馬而言，“十年之田而不能償也”。
當然戰争的費用都是由人民來負擔的。
各國都緻力于發展堅甲利兵。
像楚、韓兩國，都以武器制作精良而著稱于世。
戰國時兵器仍以青銅為主，普遍使用的是銅戟和銅劍。
鐵兵器也開始使用，如《史記》說“楚之鐵劍利”，《荀子》說：“宛钜鐵他（矛），慘如蠭虿。
”戰國末年已有鋼制的劍、戟，這已為考古材料所證實。
铠甲除皮制的之外，還出現了鐵甲。
鐵制的頭盔也同時出現。
新發明的重要武器為弩，弩是在弓上安裝木臂和簡單的機械，有很強的發射力。
韓國所造的勁弩，可把箭射至六百步以外。
作戰器械方面，攻城用的雲梯、沖車，水戰用的“鈎拒”，戰争中常見使用。
作戰方法、兵種，也随着戰争規模擴大而發生變化。
受地形條件限制較少的步戰越來越重要，車戰則漸居次要地位。
北方民族騎戰之法也傳入中原。
趙武靈王即提倡“胡服騎射”。
為了便于騎戰，公元前302年，趙下令“将軍”、“大夫”、“戍吏”都要穿胡服。
《戰國策》記載七國各有騎數千匹或萬匹，騎兵這一新的兵種在各國已得到推廣。
為了加強防禦，各國不惜動用大量人力來修建長城。
齊長城西起于平陰防門（今山東平陰），南面到海邊的琅琊。
魏為了保護其河西地，曾在今陝西洛水以東築長城。
趙國修長城于漳水、滏水流域，武靈王又在陰山下修長城。
燕國在大破東胡以後，造長城西起于造陽（今河北懷來），東止于襄平（今遼甯遼陽）。
燕、趙北邊長城，都是為防禦北方各族的入侵而建造的。
魏的強盛和徐州相王 魏經過政治改革後，成為春秋末戰國初年的一個強國。
文侯、武侯兩世，魏滅中山國，東面屢敗齊人。
西面侵入秦之河西，派李悝、吳起守西河、上地，一再挫敗秦人的進攻。
到武侯子惠王時，魏更加強盛。
公元前361年，惠王從安邑（今山西夏縣）遷都于大梁（今河南開封），從此更加緊了對宋、衛、韓、趙等國的進攻。
公元前354年，魏攻趙，圍邯鄲。
次年，魏攻陷邯鄲，但齊也勝魏于桂陵（今山東曹縣）。
公元前344年，惠王在逢澤（今河南開封東北）開會，并“率十二諸侯，朝天子于孟津”，魏惠王開始稱霸于天下。
公元前343年，魏攻韓，韓求救于齊，齊派田忌、孫膑擊魏救韓，魏軍在馬陵（今河南範縣濮城鎮），為齊伏兵所敗，損失十萬兵，主将太子申、龐涓都戰死。
魏在西面則屢敗于秦，失去了少梁（今陝西韓城）和安邑（今山西夏縣），河西屏障開始被秦突破。
戰敗于馬陵的次年，秦商鞅又率兵伐魏，虜魏将公子卬。
魏一再戰敗，已不能獨霸天下，公元前334年，魏惠王和齊威王在徐州（今山東滕州）相會，互尊為王，承認魏、齊的對等地位，以共
這一工程即後來有名的都江堰。
戰國末年，秦用韓國水工鄭國，在關中開渠以溝通泾、洛二水，即所謂的鄭國渠。
渠長三百餘裡，渠兩岸的“澤鹵之地四萬餘頃”，變成“收皆畝一鐘”的良田，史稱關中于是成為沃野，秦國更為富庶。
田制的變化 戰國時，井田制已走到盡頭，當時的土地仍基本為國家所掌握，國家直接向農民授田，也叫行田。
《周禮&bull遂人》說：“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
”《呂氏春秋&bull樂成》說：“魏氏之行田也百畝，邺獨二百畝，是田惡也。
”授田隻是給予使用權，且有期限，農民所受之田不能據為私有。
授田的對象主要是平民，有的國家還授給外來者，以招徕人民增強實力。
授田基本都以一戶100畝為标準，所謂“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25]，“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26]。
由于生産力提高，百畝之田不僅能養活一家人，還能養活更多的人，《孟子》裡說，“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
[27]農民接受國家的田地後，就要承擔田租和力役。
田租一般為十取一。
除田租外有時還要交納芻稾。
睡虎地秦簡《田律》規定：“人頃芻稾，以其受田之數，無狠不狠，頃入芻稾三石、稾二石。
” 此外國君也會把大片土地賞賜給一些貴族和功臣。
魏吳起曾許諾賞給有功的戰士“上田上宅”，秦将王翦還向秦始皇請求“美田宅、園池甚衆”。
由于主要是由國家掌握着大量耕地，故田地還不能大量随意買賣。
隻有個人所有的住宅、園圃才能買賣。
戰國初，趙中牟之人已有賣住宅、園圃者。
授田制雖然提高了農民的積極性，但農民在沉重的租稅負擔下，生活仍是十分貧困。
魏李悝曾對農民的收支情況作過計算，他說五口之家的小農，種田百畝，一般情況下百畝之田年收150石粟，交納十一之稅需要15石，五人每年口糧共需90石，餘下的45石出售後可得1350錢，而全家衣着、祭祀兩項支出就須1800錢，這樣每年尚虧空450錢，至于疾病、喪葬之費，以及其餘的苛捐雜稅還未計算在内。
另外，戰國時農民還有很重的力役負擔。
《孟子》說農民“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于死亡”。
又說在兇年饑歲之時，老弱凍餓而死，壯者流散于四方。
破産的農民，或“嫁妻粥子”，或流亡，有的進入城市作小商販或小手工業，也有的去作傭工，《韓非子》提到雇傭工去耕耨或排澇。
有些流亡破産的農民甚至“聚群多之徒”，在深山廣澤林薮中，作掘墓或搶劫之事。
手工業的發展 農業生産力的提高和鐵器用于手工業，大大推動了手工業的發展。
《周禮&bull考工記》記載官府手工業分制造木器、銅器、玉器、陶器和染色等不同工種。
《考工記》有“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等記載，這又表明在每一工種之中還分不同的專業。
手工業内部分工如此細密，反映出手工制造業的發達。
冶鐵是新興起的一種金屬冶鑄業。
随着社會上對鐵器的大量需要，冶鐵業得到迅速發展。
《管子》說：“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
”則當時人已知道通過礦苗來找礦的方法了。
在《山海經》中提到出鐵之山很多處，有“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這樣的話。
人們對鐵礦如此之注意，表明了冶鐵生産的規模不斷地在擴大。
新中國成立後各地出土的戰國鐵器，其中以農具、手工工具的數量為最多，兵器、日用器皿則較少。
在河北興隆發現有鑄造斧、鋤、鐮、鑿等工具的鐵質鑄範四十付，在河南新鄭發現了泥質的鑄範。
範的發現，進一步證實戰國時已有熱鑄技術。
通過對實物的化驗，知道最初多用塊煉法而得到純鐵。
後來掌握了熱鑄法。
戰國晚期，又學會了将純鐵加熱滲炭而制成鋼的技術。
在戰國時期的幾百年間，由于勞動人民的智慧和才能，冶鐵技術獲得了很快的發展，這在世界冶金史上也是非常突出的事。
青銅器制作在戰國手工業中仍占有重要地位。
青銅制品除官僚、貴族所用的禮器、樂器、銅鏡之外，還有數量較多的各種兵器和貨币。
在冶鑄技巧方面也有進步。
《周禮&bull考工記》記載有“鐘鼎”、“斧斤”、“戈戟”、“大刃”、“削殺矢”、“鑒燧”六齊。
齊是指銅、錫的比例，這說明當時在銅、錫比例的掌握上已有很豐富的經驗。
戰國時錯金銀器大為盛行，即用紅銅或金、銀在銅器上鑲嵌出文字或花紋，這是一種精細的工藝技巧。
戰國時紡織品生産也頗為發達。
東方的齊國以多“文采布帛”著名于世。
長沙出土的楚簡上，有“羅”、“阿缟”等紡織物名稱，反映出品種的繁多。
楚墓中出土有織出菱形紋的絲絹殘片，還有織得很細的麻布，每平方厘米有經線28支，緯線24支。
此外還發現繡有夔鳳紋的絲織品。
鹽在戰國時有較大規模的生産。
燕、齊兩國以産海鹽著稱，《管子》說：“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
”魏國的河東有大鹽池（今山西運城），生産的池鹽也很有名。
漆器生産在戰國時也很發達，楚墓中常出土一些精美的漆器，有杯、奁、豆、匣等物，色彩鮮明，花紋絢麗。
戰國時手工業生産仍有相當大部分是由官府經營的。
《管子》提到統治者很重視鹽業的收入。
《管子》又提到齊設有“鐵官”，甚至鐵礦山也為官府所壟斷，嚴禁人民入内。
河北興隆出土的鐵範，上有官府名稱的銘記。
當然設鐵官者不僅限于齊、燕兩國。
鹽、鐵業能為統治者提供巨大的收入，因而官府是不輕易放棄的。
據器物銘文記載，三晉和秦管理、監督銅器生産的官吏是“工師”或“丞”。
秦國冶鑄銅器的工匠，常由“鬼薪”、“隸臣”等罪犯奴隸擔任。
戰國時民營手工業也有很大發展。
魏猗頓以煮鹽緻富，魏的孔氏，趙的卓氏、郭縱，都以冶鐵成業。
孔氏“家緻富數千金”，郭縱甚至“與王者埒富”。
由此可見，民營作坊具有很大的生産規模。
商業交換的發展 農業和手工業之間的分工加強，導緻了交換的發達，正如《孟子》所說，當時農民不從事手工業，可獲得布帛和陶器、鐵器，而手工業者不耕田也能得到糧食。
《荀子》說當時北方的走馬、吠犬，南方的羽翮、齒革、丹幹，東方的織物和魚鹽，西方的皮革、文旄，都出現在中原的市場上。
交換又使各地區間經濟上的聯系逐漸密切起來。
商業交換興盛，商人也日益增多。
在交通方便、經濟繁榮的三晉、周、魯等地，居民中以商販為業者占有相當的比例。
戰國時商人靠買賤賣貴和囤積居奇來牟取暴利。
著名的大商人白圭，根據“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的準則，豐年時收購糧食，抛售出絲、漆、繭，荒年時又售出糧食而收進帛、絮。
當時有“末病則财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的說法，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商人對擴大産品流通還是有一定的作用。
為了适應商業交換的需要，各國都鑄造了大量的金屬錢币，當時各國錢币形式是不一樣的。
三晉和周以鏟狀的銅質布币為主，燕、齊則以銅質的刀币為主，刀、布早先曾當作交換的媒介，所以在錢币形式上還有所保留。
楚國通行小方塊黃金作的“郢爰”币，還有是貝形的銅币，也即後人稱之為“蟻鼻錢”者。
為了使用起來方便，在各國銅币中，也有大小、輕重之别，如晉陽、安邑布各分為“二”、“一”、“半”三種。
戰國晚期，三晉、周、齊都鑄造過一些圓孔或方孔的圓錢，秦統一後，圓錢便成為固定不變的形式了。
戰國時錢币往往由城邑來發行，錢币上多鑄有地名，常見的有安邑、陰晉、垣、邯鄲、晉陽、離石、蔺、長子、皮氏、高都、安陽、即墨、襄平等一百多個地點。
這說明當時鑄造錢币的城邑相當的多。
戰國時度、量、衡實物資料流傳下來的不少，有銅尺、銅權、銅量等。
重要的銅量有齊子禾子釜、陳純釜和秦商鞅量。
戰國時一升約合200毫升，一斤約合250克，一尺約合23厘米。
值得注意的是各國度、量、衡标準漸趨于一緻，應是商業交換頻繁的結果。
在貨币出現的同時，高利貸資本也活躍起來，當時稱之為“子貸金錢”。
放債者有商人，也有像孟嘗君這樣的貴族官僚。
史載孟嘗君每年利息收入達十萬錢之多。
《孟子》說農民經常要向别人去借貸，《管子》說有些農民甚至靠告貸維持生活。
當時有所謂“倍貸”者，即利率達100%。
廣大貧苦農民，自然是高利貸殘酷剝削的主要對象。
春秋時作為統治中心的城邑，到戰國時往往成為交換的中心，當時如周的洛陽、魏的大梁、韓的陽翟（今河南禹州）、齊的臨淄、趙的邯鄲、宋的陶（今山東定陶）、衛的濮陽（今河南濮陽）、楚的郢（今湖北荊州）、燕的薊（今北京），既是政治中心，又是有名的商業城市。
《戰國策》說戰國以前，“四海之内，分為萬國。
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戰國時則“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城邑規模擴大，人口增多，這和工商業的發達有一定的關系。
《戰國策》說齊都臨淄“甚富而實”，“臨淄之途，車毂擊，人肩摩”，“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築彈琴，鬥雞走犬，六博蹋鞠”，城市的繁華情景，可見一斑。
戰國時不少城邑的遺址，現在已作過勘探。
齊都臨淄城址，東西約廣三公裡，南北長四公裡。
河北易縣燕下都故址，長寬各達四公裡左右。
這和文獻上說的“七裡之郭，五裡之城”，頗為符合。
在燕下都的城址内，城北部發現不少大宮殿建築遺迹，在其周圍有冶鐵、燒陶和骨器、兵器、錢币作坊遺址，居民住區集中于城西南部。
圍繞着城牆還有一道起護衛作用的城壕。
通過對燕下都城址的勘查，可以了解到戰國時大城市的規模和城市布置的一般情況。
二 各國的變法和君主集權制度的形成 魏、楚、齊、韓的變法改革 戰國初年各國為富國強兵，都進行了變法活動。
各國中以魏國進行變法為最早，開始于魏文侯時。
文侯禮賢下士，師事儒門弟子子夏、田子方、段幹木等人，又任用李悝、吳起、西門豹等人。
這些出身于小貴族的士參與政治，标志着世族政治開始為官僚政治所替代。
李悝是魏文侯、武侯時參加政治改革的重要人物之一。
李悝曾兼采各國成文法而作《法經》。
《法經》分“盜”、“賊”、“囚”、“捕”、“雜”、“具”六篇。
[28]“盜篇”中規定大盜要戍邊為守卒，重者則處以死刑。
甚至還禁止道路拾遺，李悝說拾遺是有“盜心”的表現，犯者要受刖刑。
“賊”指傷人、殺人，“殺人者誅”，其家屬沒入于官。
“盜”、“賊”兩篇都是對生命、财産如何保護的具體條文，李悝認為它最重要，所以列于《法經》之首。
《法經》中規定一人越城者誅，“十人以上夷其鄉及族”。
“群相居一日以上則問”，三日以上要處死。
這些規定顯然是為了鎮壓人民的反抗活動。
對于盜竊符、玺者要處重刑，又禁止人民議論法令，違者要處死。
這些條文都是為了保護王權和加強專制主義。
李悝作《盡地力之教》。
他認為農民“治田勤謹，則畝益三鬥，不勤則損亦如之”，即要農民加強勞動強度，以增加國庫收入。
李悝又作“平籴法”，即在豐年時向農民多征糧食以作為儲備，供荒年時調劑之用，農民便不緻因饑馑而破産、流散。
李悝這些措施，“行之魏國，國以富強”。
楚在悼王時，魏吳起奔楚，悼王用吳起進行變法。
當時楚“大臣太重”、“封君太衆”，吳起的改革便先從摧毀貴族封君勢力入手。
他下令：“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
”另外又“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命令這些貴族遷徙到邊遠曠虛之地[29]。
這樣，國家收入增多了，吳起便用這筆錢來養兵。
進行改革僅一年，悼王死，舊貴族攻殺吳起于悼王喪所。
楚肅王即位，便以傷害悼王屍體的罪名懲治了舊貴族，“夷宗死者七十餘家”，使舊貴族遭到很大的打擊。
齊威王時，即墨大夫治即墨，“田野辟，民人給”，阿大夫治阿，則“田野不辟，民貧苦”。
威王誅阿大夫而重賞即墨大夫，“齊國大治”。
威王用鄒忌為相，鄒忌也注意“謹修法律而督奸吏”[30]。
由于齊國和三晉一樣地實行君主集權和法治，到威王末年，“齊最強于諸侯”。
韓昭侯時，“申不害學術以幹昭侯”，昭侯用申不害為相。
申不害的“術”是要求君主“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即君主應有一套控禦臣下的辦法。
史稱申不害“修術行道，國内以治”。
秦商鞅變法 秦在戰國初年，社會經濟也在發生劇烈的變化。
公元前408年“初租禾”，即從力役地租轉化為實物地租；公元前378年“初行為市”，表明商業交換也正在活躍起來。
秦的這種發展，比起關東各國仍要落後一步。
秦孝公時，秦國是“君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受到楚、魏兩國的侵迫。
秦在外交上地位頗低，不能參與中原各國之盟會，各國都以“夷狄遇之”。
秦孝公在内外壓力下，迫切地要求變法圖強。
衛人公孫鞅，在魏相公叔痤門下任事。
公叔痤死，鞅聽說秦正下令求賢，于是離魏而入秦，“說孝公變法修刑，内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孝公便用他進行變法。
後來秦封公孫鞅于商，故又号為商鞅。
公元前356年，商鞅下變法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匿奸者與降敵同罰”。
凡民有二子以上不分家者，“倍其賦”。
把大家庭拆散為小家庭，無非使農民能更多地提供租稅和力役。
對于農民“緻粟帛多者”，可免除徭役或租稅；不努力耕作，和棄本逐末者，全家都要被罰為奴隸。
又鼓勵人民立軍功，有功者可得爵，私鬥者則要受罰，宗室無軍功者，便不能取得貴族身份，新的軍功貴族按爵位高低來決定他們占有田宅、奴隸的多少和服裝的等次。
商鞅的新法令和舊貴族的利益是有抵觸的。
新法實行了一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當時太子也違法，商鞅嚴懲太子的師傅以儆衆，從此無人敢公開反對。
實行幾年之後，秦民“勇于公戰，怯于私鬥，鄉邑大治”。
公元前350年，秦從雍（今陝西鳳翔）遷都鹹陽，商鞅又下第二次變法令，禁止家人“同室内息”，為使父子、男女有别；“平鬥桶、權衡、丈尺”，即統一度量衡制。
将全國的小都、鄉、邑集合成41縣，縣置令、丞，舊貴族的封邑遭到徹底的破壞。
又下令廢井田，開阡陌，實行授田制。
秦經過變法，國家開始富強。
對外方面首先是向魏進攻。
公元前354年，奪取了魏的少梁（今陝西韓城），公元前352年，商鞅率兵圍安邑（今山西夏縣），公元前340年，商鞅又虜魏将公子卬而戰勝魏軍。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子惠文王即位，商鞅被殺，但變法的成果仍沿襲不變，終于使秦走上日益強大的道路。
官制和兵制 各國經過變法後，在國君之下有一套受他控禦的官僚機構，确立起君主集權制。
戰國時是“量能而授官”，即官吏由國君任免，完全改變了春秋時世族壟斷官職的局面。
戰國時也起用平民做官，如申不害、蔺相如都出身低微，不過普遍的情況仍是由宗室、同姓或大族擔任要職，如齊國的諸田，楚的屈、昭、景三家。
官僚機構中地位最高者為相，當時稱為“相邦”或“丞相”、“宰相”，獨楚國稱為令尹。
相是國君的助手，《荀子》說相是百官之長，治理朝中之“百事”，和春秋時執政有相似之處，所不同者相一般不率兵出外作戰。
相下面的重要官吏有司徒、司空、司寇、尉、禦史等。
官吏一般都是領取實物俸祿，以代替過去的采邑。
高官的俸祿在三百石以上，有“食祿千鐘”或三千鐘、萬鐘者。
百石、五十石是小官之俸，最低者有所謂“鬥食”者。
各國宗室受封者不少，如齊的靖郭君、孟嘗君，魏的信陵君和趙的平原君。
大臣立大功者也受封，如趙封廉頗為信平君，燕封樂毅為昌國君，秦的魏冉、範雎都封侯。
不過戰國的封君在封邑中無統治權，且不能長期世襲，僅是食租稅若幹戶而已。
戰國時大小官吏都靠玺來行使其權力。
玺是國君發給的，可随時“奪玺”或“收玺”。
國君掌握了玺，也即掌握了對官吏的任免權。
國君還通過“上計”來對官吏進行考核。
“上計”是官吏将一年應收賦稅數，分别書寫在兩片木券上，一片交國君，年終時國君以券來确定官吏的成績。
《韓非子》中關于縣令在“上計”時被國君收玺免官的例子頗多。
《荀子》說相“歲終奉其成功以效于君，當則可，不當則廢”，則對于相這樣的高官也不例外。
各國都開始在地方上設立屬于中央管轄的縣，縣下面又有鄉、裡之類的組織。
《戰國策》用“百縣”來表示魏國設縣之多。
秦商鞅變法後，全國設立了41縣。
各國在邊遠地區，為了加強防禦力量，又設郡以統縣。
魏有上郡，楚有漢中郡、黔中郡、巫郡，趙有雲中、雁門等郡。
郡的大小不一，如韓的上黨郡有17縣，趙的代郡和燕的上谷郡各有36縣。
郡設有守，守既管地方行政，又管軍隊和防守。
縣設有令，令下面還有禦史、丞、尉，此外還有管理市的官吏。
鄉、裡中設“裡正”、“伍老”等直接統治農民的小吏。
守、令都由國君來任免。
戰國時各國都實行征兵制。
戰争發生，凡屬适齡的男子都有可能被征調去作戰。
此外也還有相當數量裝備較好的常備兵，并受過一定的訓練，當時稱為“練卒”或“練士”。
兵權操于國君之手，作戰時由國君任命将帥。
國君通過虎符來調動軍隊。
虎符是銅鑄的，分左右二符，有子母口可扣合起來。
右符在王所，左符歸将領，将領如無王符就不能發兵。
根據秦《新郪虎符》銘文記載：地方上發兵超過50人，就必須有王符。
[31]可見國君對軍隊控制是異常嚴密的。
三 七國的兼并戰争和秦的統一 戰争規模的擴大 戰國時期兼并戰争比春秋時更為激烈和頻繁，規模也更大。
各大國都擁有雄厚的武裝力量，三晉、齊、燕各有帶甲之士數十萬人，秦、楚兩國各有“奮擊百萬”。
在作戰時往往是大量出動，戰國末秦、趙長平之戰，趙國出兵40多萬人。
秦為了滅楚，動員兵力達60萬人之多。
春秋時的大戰，有時數日即告結束，戰國時則短者要數月，長者可以“曠日持久數歲”。
作戰雙方都要求消滅對方實力，因此一次戰役中被斬首的士兵是數萬或數十萬，正如《孟子》所說：“争城以戰，殺人盈城，争野以戰，殺人盈野”，充分反映出當時戰争的殘酷性。
戰争中消耗的物力也是驚人的，《戰國策》說一次大戰，僅以損失的兵甲、車馬而言，“十年之田而不能償也”。
當然戰争的費用都是由人民來負擔的。
各國都緻力于發展堅甲利兵。
像楚、韓兩國，都以武器制作精良而著稱于世。
戰國時兵器仍以青銅為主，普遍使用的是銅戟和銅劍。
鐵兵器也開始使用，如《史記》說“楚之鐵劍利”，《荀子》說：“宛钜鐵他（矛），慘如蠭虿。
”戰國末年已有鋼制的劍、戟，這已為考古材料所證實。
铠甲除皮制的之外，還出現了鐵甲。
鐵制的頭盔也同時出現。
新發明的重要武器為弩，弩是在弓上安裝木臂和簡單的機械，有很強的發射力。
韓國所造的勁弩，可把箭射至六百步以外。
作戰器械方面，攻城用的雲梯、沖車，水戰用的“鈎拒”，戰争中常見使用。
作戰方法、兵種，也随着戰争規模擴大而發生變化。
受地形條件限制較少的步戰越來越重要，車戰則漸居次要地位。
北方民族騎戰之法也傳入中原。
趙武靈王即提倡“胡服騎射”。
為了便于騎戰，公元前302年，趙下令“将軍”、“大夫”、“戍吏”都要穿胡服。
《戰國策》記載七國各有騎數千匹或萬匹，騎兵這一新的兵種在各國已得到推廣。
為了加強防禦，各國不惜動用大量人力來修建長城。
齊長城西起于平陰防門（今山東平陰），南面到海邊的琅琊。
魏為了保護其河西地，曾在今陝西洛水以東築長城。
趙國修長城于漳水、滏水流域，武靈王又在陰山下修長城。
燕國在大破東胡以後，造長城西起于造陽（今河北懷來），東止于襄平（今遼甯遼陽）。
燕、趙北邊長城，都是為防禦北方各族的入侵而建造的。
魏的強盛和徐州相王 魏經過政治改革後，成為春秋末戰國初年的一個強國。
文侯、武侯兩世，魏滅中山國，東面屢敗齊人。
西面侵入秦之河西，派李悝、吳起守西河、上地，一再挫敗秦人的進攻。
到武侯子惠王時，魏更加強盛。
公元前361年，惠王從安邑（今山西夏縣）遷都于大梁（今河南開封），從此更加緊了對宋、衛、韓、趙等國的進攻。
公元前354年，魏攻趙，圍邯鄲。
次年，魏攻陷邯鄲，但齊也勝魏于桂陵（今山東曹縣）。
公元前344年，惠王在逢澤（今河南開封東北）開會，并“率十二諸侯，朝天子于孟津”，魏惠王開始稱霸于天下。
公元前343年，魏攻韓，韓求救于齊，齊派田忌、孫膑擊魏救韓，魏軍在馬陵（今河南範縣濮城鎮），為齊伏兵所敗，損失十萬兵，主将太子申、龐涓都戰死。
魏在西面則屢敗于秦，失去了少梁（今陝西韓城）和安邑（今山西夏縣），河西屏障開始被秦突破。
戰敗于馬陵的次年，秦商鞅又率兵伐魏，虜魏将公子卬。
魏一再戰敗，已不能獨霸天下，公元前334年，魏惠王和齊威王在徐州（今山東滕州）相會，互尊為王，承認魏、齊的對等地位，以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