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西周、春秋與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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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霸業，并緩和魏、齊的矛盾。
秦的對外進攻和疆土的擴大 秦經過商鞅變法，國勢蒸蒸日上，秦首先進攻的對象是魏國。
公元前333年，魏戰敗于秦，次年魏割陰晉（今陝西華陰）與秦。
次年秦又大敗魏兵，虜魏将龍賈，次年魏又納河西地，次年秦渡河取汾陰（今山西萬榮）、皮氏（今山西河津），又攻下了焦（今河南陝縣）。
次年魏隻得割上郡15縣向秦求和，從此魏失去了在河西的全部領土。
公元前325年，秦惠文王也開始稱王。
秦的強大和不斷向東進攻，給予三晉很大的威脅。
公元前318年，魏公孫衍起來聯趙、韓、燕、楚“合縱”攻秦。
結果被秦打得大敗，将帥被俘。
公元前316年，秦攻占趙的中陽（今山西鄉甯）、西都（今山西平遙），公元前315年又攻占趙的蔺（今山西離石西）。
公元前314年秦又大敗韓軍于岸門。
公元前308年，秦武王派甘茂攻下韓有名的大城宜陽（今河南宜陽），秦的勢力從此向中原步步深入。
公元前312年，秦、楚大戰于丹陽（今河南淅川一帶），楚大敗，楚的軍将死于此役者七十多人，懷王又派兵襲秦藍田（今陝西藍田），又敗于秦。
秦取得楚漢中地的一部分，置漢中郡。
楚的西北門戶于是落入秦人之手。
秦惠王又不斷攻打義渠之戎，以擴大秦的領土。
公元前316年，蜀有内亂，秦惠王派司馬錯一舉而滅蜀，于是“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齊宣王伐燕和燕破齊 魏、齊相王以後，魏日益衰弱，關東六國中最強者就隻有齊國了。
在燕王哙晚年，讓國于大臣子之，太子平聚衆攻子之，引起了内亂。
公元前315年，齊宣王派田章率兵攻燕，僅50天便攻下了燕。
由于齊軍對燕人的蹂躏，燕人起來反抗，趕走了齊兵，但燕國也因此而殘破。
趙武靈王護送燕公子職回國繼位，是為燕昭王。
齊到湣王時，對外發動了一系列的戰争。
公元前301年，齊率韓、魏去攻楚，敗楚于垂沙（今河南泌陽一帶），殺楚将唐蔑。
公元前296年，齊又聯合三晉、宋等國“合縱”攻秦，秦也不得不退出一部分侵地以求和。
齊和燕又戰于桓之曲，燕損失十萬兵。
齊這幾次的大勝，對各國都有很大震動。
公元前288年，齊和秦曾一度互相稱帝，齊湣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表明齊和秦是東西的兩強。
公元前286年，齊又滅“五千乘之勁宋”，使得“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
齊因連年興師用兵，造成“穑積散”、“民憔悴、士罷弊”，滅宋以後，齊實際上已成強弩之末。
燕昭王即位之後，禮賢下士，樂毅等人都奔赴燕，經過28年而“燕國殷富”。
公元前284年，燕聯合三晉、秦、楚而大舉伐齊，齊無力抵禦，燕将樂毅很快就攻下齊都臨淄，湣王出走，不久就被殺。
齊除莒、即墨以外的七十餘城，都為燕占領，并成為燕的郡縣。
公元前279年，燕昭王死，子惠王立，惠王以騎劫代樂毅，齊将田單舉兵反攻，殺騎劫，大破燕兵，收複了所有失地，迎齊襄王人臨淄。
齊雖然取得勝利，但國力未能因此而重振。
楚的削弱 楚在戰國時，地廣人衆，在關東各國中是比較強大的一國。
公孫衍“合縱”攻秦之時，楚懷王曾被推為縱約長。
懷王時楚又滅越，楚國的疆域擴大到長江下遊的沿海地區。
自從秦、齊兩國日益強盛，楚也不斷和秦、齊進行鬥争，但都遭到失敗，最後楚懷王被秦誘至秦國而死于秦。
到楚頃襄王時，統治者“淫逸奢靡，不顧國政”，又不修城池，不設守備。
公元前280年，秦攻下楚的漢北地及上庸（今湖北竹山），司馬錯又從蜀而攻楚的黔中郡（今湖南西部），次年，秦将白起更是引兵深入，攻下鄢（今湖北宜城）、鄧（今湖北襄樊附近）和西陵（今湖北宜昌西），次年攻占了郢都，秦軍繼續南進，一直打到洞庭湖邊上。
楚的軍隊潰散而不戰，楚頃襄王逃竄于陳（今河南淮陽）。
秦在占領的楚地上設立黔中郡和南郡，從此“楚遂削弱，為秦所輕”。
趙的向北發展和長平之戰 趙武靈王實行“胡服騎射”，改革了軍事裝備和作戰方法，以增強軍隊的戰鬥力。
武靈王向北進攻，“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
武靈王晚年，傳位于子惠文王，自号為“主父”，“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
當時關東各國除齊以外，當以趙的國力最為雄厚。
尤其在燕破齊後，能與秦較量者更是非趙莫屬。
公元前270年，秦、趙戰于阏與（今山西和順），趙将趙奢大敗秦兵。
公元前266年，秦昭王用範雎為相，昭王采納了範雎的“遠交近攻”之計，這樣既能破壞各國的“合縱”，又能使秦得到的領土得以牢固占有。
公元前263年，秦攻占韓的南陽（今河南沁陽一帶），使韓和其上黨郡隔絕。
郡守馮亭便以上黨降趙。
秦和趙為争奪上黨郡而發生了有名的長平之戰。
公元前260年，趙軍被困于長平（今山西高平），因糧絕而全軍降秦，秦将白起坑殺趙卒四十餘萬人于長平。
次年，秦軍又乘勝而進圍邯鄲。
秦攻了兩年多未攻下，後來魏信陵君及其他國家派兵救趙，秦解兵而去。
經過長平之戰和邯鄲之圍，趙國在實力上，受到嚴重的損失。
秦滅六國 由于秦在對外兼并戰争中不斷取得勝利，到秦昭王末年，屬于三晉的上郡、河東、上黨、河内、南陽等地都被秦攻占。
秦南面有巴、蜀以及漢中郡、黔中郡、巫郡。
疆域之大，六國罕有能與其匹敵者。
尤其是中原的不少經濟、文化先進的地區大都為秦所有，大大增強了秦的實力。
這時關東六國已次第削弱，像韓、魏兩國甚至入朝于秦，“委國聽令”。
秦對六國的鬥争已取得決定性的勝利。
到秦莊襄王時，東周、西周都已被秦滅掉，“秦界至大梁”。
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即位，呂不韋為相，不韋招緻天下賓客，準備滅六國。
公元前237年，秦王政親自執政，以李斯為佐。
開始大規模出兵，與此同時，又用金錢收買六國權臣分化其内部，以配合軍事上的猛烈攻勢。
公元前230年，秦滅韓，以韓地為颍川郡。
公元前229年，用反間計殺趙将李牧，次年攻下邯鄲，虜趙王遷，趙公子嘉逃至代，自立為王。
公元前226年，秦破燕，燕王喜逃至遼東。
次年，秦決河水灌魏的大梁城，城破，魏王投降，魏亡。
公元前223年，秦将王翦率60萬人攻楚，虜楚王，次年，秦完全攻占楚地，楚亡。
公元前222年，秦攻燕遼東，虜燕王喜，又攻代而虜代王嘉，燕、趙兩國亡。
公元前221年，滅齊，天下統一。
戰國時由于社會生産力的提高，農業、水利、交通、商業等方面都有了發展，使各地區經濟上的不平衡性漸漸減少，彼此間聯系加強，經濟的發展首先為全國統一準備好了條件。
政治方面，各國都廢除了貴族封邑制，開始實行郡縣制和君主集權，為出現大一統的國家奠定了基礎。
經過戰國全國從分裂走向統一，是長時期曆史發展的必然結果。
全國的統一對于中國曆史無疑是有重要意義的。
秦能夠最終統一全國，是有原因的。
秦變法比六國更為成功，對舊貴族勢力鏟除較徹底。
秦無論在經濟上或政治上後來都比關東各國先進。
秦昭王時有名學者荀卿曾到秦國去過，他說秦國實行法治很成功，政治不腐敗。
他認為秦從孝公至昭王，軍事上屢能獲勝，決非偶然。
四 各少數民族 在燕、趙、秦的北面，有東胡、林胡、濊、洦、樓煩和匈奴人。
大約在今東北、河北北部，是東胡、濊、洦的分布區。
在今内蒙古自治區西南部和晉北分布着林胡、樓煩，匈奴人又在他們的北面。
不少北方民族陸續被燕、趙兩國所征服。
趙武靈王曾大破林胡、樓煩，以侵占的土地建置為郡縣。
戰國末趙将李牧又“滅檐褴，破東胡，降林胡”。
燕昭王時，燕将秦開襲破東胡，“東胡卻千餘裡”。
燕修築長城，并建置了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
戰國時匈奴尚未強大起來，故它和中原各國的接觸還不多。
在遼甯、内蒙和河北北部一帶，發現不少屬于戰國時期的古墓，出土有不少的青銅劍、戈、匕首和工具、馬飾，有的墓中還有鐵器和燕的銅币，這些古物無疑是東胡或濊、洦人所遺留下來的。
從這些古物能清楚地看到中原文化給他們留下的影響。
戰國時蜀人分布在今四川北部和西部一帶，巴人分布在川東的嘉陵江、長江沿岸。
秦惠王因貪圖蜀地物産富饒，派司馬錯滅蜀，同時也滅巴。
秦把蜀王降為蜀侯，并派陳莊為蜀相以監督蜀人。
公元前301年，蜀起來反抗，秦又派司馬錯定蜀，後來就開始在蜀、巴設立起郡縣。
約相當于中原商周時，蜀人就已進入青銅時代，到戰國時已有發達的青銅文化。
成都揚子山出土有青銅的鼎、罍、盤、盉、戈、矛、弩機等物。
在昭化、巴縣發現用大木挖成舟形棺的古墓，出土有銅劍、銅钺等物。
這些遺物當是巴人所遺留下來的。
蜀人和巴人的文化，能看出它們受到秦、楚的影響。
越人分布地區頗廣，北至浙江、江西，南到兩廣、福建等地。
戰國記載中已有“百越”、“揚越”、“瓯越”、“閩”的名稱，名号不一，則表明越人部族分散。
根據考古的發現，知道戰國時越人在文化發展上是不平衡的。
有些地區的越人可能還未脫離石器時代，也有像在廣東、廣西境内的一些越人，他們已能制造出精美的青銅鐘、鼎和多種的工具、武器，工藝水平已接近中原各國，器形、花紋和楚的基本相同，當然也保存了一些地方特色，這表明當時的這些越人和楚的關系極為密切。
五 戰國的文化 學術的繁榮和百家争鳴 随着社會大變革的到來，以往學在官府的傳統被打破了，少數貴族已不能再繼續壟斷文化知識，文化教育開始普及于民間。
于是“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社會上湧現出大量的文學遊說之士。
各國國君為了富國強兵而争相禮賢下士，甚至一些官僚、貴族也招賢養士。
齊國在臨淄稷門設館，延請了鄒衍、慎到等76人，給予他們優厚的生活待遇，讓他們不任職而論國事。
由于養士之風的盛行，文學之士的隊伍不斷擴大，他們著書立說，上說下教，文化學術獲得空前的發展。
《漢書&bull藝文志》說：“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
”為了适應政治需要而學術思想的流派日益增多。
戰國時除孔、墨顯學之外，還有道、法、陰陽、名辯等家。
甚至同一家之内也不斷地再分化成小的宗派，如“儒分為八，墨離為三”。
各家都抱着“以其學易天下”的宗旨，而且他們确是“皆有所長，時有所用”，因此各國的君主對各家是“兼而禮之”。
由于不主一家，并允許各家之間展開相互的批判和論戰，便出現了“百家争鳴”的局面。
正是這種争鳴，大大地促進了思想學術的活躍和繁榮。
諸子的學說和思想 墨子名翟，約生于春秋末年，魯人，是墨家的創始人。
面對當時的實際，墨家提出了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非命、天志、明鬼、兼愛、非攻這樣十種主張。
尚賢是要求做到“官無常貴，民無終賤”，就是說出身低賤的人隻要有才能，君主也應擢用他們，以此來反對貴族的世官制。
墨家又提倡節用來反對當時君主和貴族的奢侈無度，以“去無用之費”。
又提出非樂、節葬來反對貴族久喪厚葬和對鐘鼓之樂的沉溺。
墨家竭力宣揚天下如能“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
從兼愛的觀點出發，墨家提出非攻以反對當時以強欺弱的殘酷戰争。
墨家尊天事鬼，相信天有意志，能降禍福于人，認為君主如違背兼愛、非攻或節用、尚賢，就将受到天和鬼神的譴罰，反之，則能受到福佑。
老子的事迹不詳。
寫成于戰國時的《老子》，是研究老子思想的主要依據。
老子哲學中具有自發的辯證法因素。
他認為事物中總包含着大小、有無、長短、強弱、生死等對立的兩個方面。
而彼此又是互有聯系的，還可相互轉化，弱可變強，小可變大。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又認為“反者道之動”，即認識到矛盾的運動，是事物發展的推動力。
在政治上，老子主張無為。
老子指出，國家不安定是統治者所造成的。
他說：“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針對這種情況，應該“損有餘而補不足”，使農民生活得到一些改善，國家就易于治理了。
莊子名周，宋人，他曾作過漆園吏。
莊子是老子以外的道家重要代表人物。
把世間事物都看做是相對的，這是莊子哲學的一個特點。
他說：“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于殇子，而彭祖為夭。
”莊子從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标準去衡量事物，那麼有時就可以把大小、壽夭颠倒過來。
他又說儒墨兩家各以對方所是為非，所非為是，最後争辯不出一個結果。
在莊子看來，認識事物的客觀是非标準是沒有的，他在認識論上走向了相對主義。
相對主義也被運用到人生和處世這方面。
莊子要求人們對于諸如壽夭、生死、禍福等現象不必計較。
根據相對主義，人們判斷社會政治的是非善惡的标準也是沒有的，莊子認為讨論堯和桀的是非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莊子對待生活的态度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要“安時而處順”，“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鬥争是無必要的，一切都順從命運、安于現狀就可以了。
孟子名轲，鄒人。
曾受業于孔子之孫子思的門下，是戰國中期儒家學派中的大師。
孟子主性善之說，認為人的本性是善的，而仁、義、禮、智這四種品質是先天固有的。
他要求人們通過存心養性，使這些品質擴而大之，以達到改造客觀世界的目的。
孟子這種理論對後來儒家思想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在性善論的基礎上，孟子又導引出關于仁政的學說。
仁政的具體内容就是要求統治者注意改善勞動者的生活處境。
他認為最要緊的是應該讓農民不失去土地，所謂“有恒産者有恒心”，這樣才能使農民不緻起來反抗，統治才能鞏固。
孟子對統治者是否得民心也特别強調。
他說堯、舜之得天下，主要是民心所向，而桀、纣之失天下，主要是失去了民心。
他說國君如果“暴其民者”，就将得到“身弑國亡”的下場。
如商纣那樣的暴君，臣下把他殺死，不算是弑君行為。
荀子名況，字卿，戰國末趙人。
他的學識異常淵博。
他批判各家，又吸取各家之長。
他曾在齊的稷下講過學，并取得稷下首領的地位。
荀子是戰國末儒家中最有影響的人物。
道家的自然觀被荀子所接受。
他把天看做是自然界，“天能生物，不能辨物”，斷言天是沒有意志的。
天有變化和運動的規律，但和人間的治亂并無關系，他說：“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
”至于生産上的歉收和社會上出現動亂，主要是“楛耕傷稼”和君主“政險失民”所造成的。
道家雖承認天具有物質屬性，但覺得人在自然面前是無能為力的。
荀子則比道家前進了一大步，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著名論點。
儒家崇禮的傳統，也為荀子所繼承。
但他所講的禮，已被他灌注進一些法治的成分，和孔子所講的禮有所不同。
荀子和孟子相反，是性惡論的主張者，這也是他要用禮義教化和刑罰來加強統治的理論依據。
他對于實行法治和君主集權非常重視，他認為君主應該“量能而授官”，并做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
王霸并用，德治和法治相結合，是荀派儒學的一個特點。
荀子認識到民衆的力量是強大的。
他把君主和人民譬喻為“舟”和“水”，他用“水則載舟，水則覆舟”的話來提醒當時的君主們。
荀子仍沿襲了儒家的重民思想，他認為欲求國家之安定，就須“平政愛民”，“輕田野之稅”，“罕興力役，無奪農時”，“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
韓非，戰國末韓人。
他和李斯都曾師事荀況，他是戰國末年法家學說的集大成者。
韓非把人類曆史看做是發展變化的。
他說從上古的有巢氏、燧人氏到夏禹，人的物質生活逐步有所改善。
如果有人在夏禹時再去鑽木取火，構木為巢，那就勢必被鲧、禹所譏笑。
同樣道理，今天若有人還想頌揚堯、舜、湯、武，那也必定被今天的君主恥笑。
所以他認為應該根據今天的實際來制定政策，即所謂“論世之事，因為之備”。
他說：“上古競于道德”，“當今争于氣力”，因此仁義隻适用于古代，而當今就必須依靠法治和暴力。
韓非繼承和總結了戰國時期各個法家學派的經驗，認為法、術、勢三者必須并重。
君主制訂出法律之後，還要有一定的權勢，否則法令就貫徹不下去。
再就是國君要有一套控馭臣下的權術，否則，君主的地位不會鞏固。
他又以商鞅、申不害為例，說明隻用法或隻注重術都是有缺陷的。
這種法、術、勢的說法，是後來實行專制主義政治時所必須遵奉的準則。
韓非認為趨利避害是人的本性，由于這樣，治國就不能離開刑賞。
他說：“以過受罪，以功緻賞，而不念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
”還說：“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
”用德治、仁義等手段，他認為是不可取的。
他不僅主張用刑法，而且還特别強調“明主峭其法而嚴其刑”。
他認為不用嚴刑酷法就鎮壓不住人民。
韓非主張實行專制主義，而且要把它擴大到思想領域。
他說：“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
”就是不允許法家以外各個學派的活動和存在。
他以上這些主張，在秦統一後曾得到實現。
《孫子》十三篇是戰國時的一部傑出軍事理論著作。
孫子對于了解敵我雙方十分重視，認為：“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
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
”孫子還把辯證的思想貫注于軍事哲學方面。
他認為對立的條件是會相互轉化的，有時少可勝衆，弱能勝強，處于不利地位也可轉敗為勝。
孫子特别強調僅懂得軍事學的基本原理和一般法則是不夠的，提出“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即必須結合具體情況而靈活掌握。
流行于戰國時的諸子百家的學術思想，對後來中國長期的政治和文化都有着深遠的影響。
散文和詩歌 從戰國開始，由于教育逐漸普及和學術思潮的活躍，對文學的發展也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
重要的标志是，當時出現了明白易曉和内容豐富的散文，它從過去僅是少數人看得懂的古奧的诰命體中解脫出來。
當然，文學上的這種變化，也有助于文化知識的廣泛傳播。
成書于戰國早期的《左傳》，長于記事、記言，語言簡練生動，刻畫人物栩栩如生。
它不僅是史學中的名著，而且也是一部文學的傑作。
另外如《戰國策》，也善于叙事，而且帶有誇張，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
諸子的作品，雖為談論哲理的著作，但也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像《孟子》、《莊子》、《荀子》、《韓非子》都是這方面有代表性的作品。
其主要特點是文筆流暢，語言豐富，邏輯性強，而且也運用譬喻、寓言來加強說理。
《莊子》的文章還富于想象，帶有浪漫主義氣息。
出現于戰國時的各種體裁的散文名著，在文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一直被後代的人們作為學習的楷模。
詩歌方面的重要作品是屈原、宋玉所作的《楚辭》。
屈原的《離騷》，是一首抒情長詩，它想象豐富，詞藻瑰麗，是古代詩歌中的傑出之作。
*** [1] 《詩&bull大雅&bull生民》。
[2] 《詩&bull大雅&bull公劉》。
[3] 《竹書紀年》。
[4] 同上。
[5] 見《孟子&bull梁惠王》及《左傳》昭公七年。
[6] 根據2000年公布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年表。
[7] 此說據鄭玄《毛詩譜》。
《逸周書&bull作雒》、《漢書&bull地理志》的說法與此不同，認為是三分商王畿，武庚治其一，三叔統治其二。
[8] 《逸周書&bull作雒》。
[9] 《尚書&bull多方》。
[10] 《左傳》定公四年。
[11] 《國語&bull周語》。
[12] 見《令》、《令鼎》、《麥尊》、《大盂鼎》等器銘。
[13] 《史記&bull齊太公世家》。
[14] 《國語&bull周語》。
[15] 見《竹書紀年》及《呂氏春秋&bull音初》。
[16] 《禮記&bull郊特牲》。
[17] 《國語&bull周語》。
[18] 據顧棟高《春秋大事表》。
[19] 《國語&bull晉語》。
[20]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
[21] 《左傳》闵公二年、文公八年。
[22] 見《左傳》定公十年、昭公二十五年。
[23] 《國語&bull晉語》。
[24] 《史記&bull貨殖列傳》。
[25] 《漢書&bull食貨志》。
[26] 《孟子&bull梁惠王》。
[27] 《孟子&bull萬章》。
[28] 《法經》主要内容見于桓譚的《新論》（見董說的《七國考》）。
[29] 《韓非子&bull和氏》。
[30] 《史記&bull田完世家》。
[31] 見《秦漢金文錄》。
秦的對外進攻和疆土的擴大 秦經過商鞅變法，國勢蒸蒸日上，秦首先進攻的對象是魏國。
公元前333年，魏戰敗于秦，次年魏割陰晉（今陝西華陰）與秦。
次年秦又大敗魏兵，虜魏将龍賈，次年魏又納河西地，次年秦渡河取汾陰（今山西萬榮）、皮氏（今山西河津），又攻下了焦（今河南陝縣）。
次年魏隻得割上郡15縣向秦求和，從此魏失去了在河西的全部領土。
公元前325年，秦惠文王也開始稱王。
秦的強大和不斷向東進攻，給予三晉很大的威脅。
公元前318年，魏公孫衍起來聯趙、韓、燕、楚“合縱”攻秦。
結果被秦打得大敗，将帥被俘。
公元前316年，秦攻占趙的中陽（今山西鄉甯）、西都（今山西平遙），公元前315年又攻占趙的蔺（今山西離石西）。
公元前314年秦又大敗韓軍于岸門。
公元前308年，秦武王派甘茂攻下韓有名的大城宜陽（今河南宜陽），秦的勢力從此向中原步步深入。
公元前312年，秦、楚大戰于丹陽（今河南淅川一帶），楚大敗，楚的軍将死于此役者七十多人，懷王又派兵襲秦藍田（今陝西藍田），又敗于秦。
秦取得楚漢中地的一部分，置漢中郡。
楚的西北門戶于是落入秦人之手。
秦惠王又不斷攻打義渠之戎，以擴大秦的領土。
公元前316年，蜀有内亂，秦惠王派司馬錯一舉而滅蜀，于是“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齊宣王伐燕和燕破齊 魏、齊相王以後，魏日益衰弱，關東六國中最強者就隻有齊國了。
在燕王哙晚年，讓國于大臣子之，太子平聚衆攻子之，引起了内亂。
公元前315年，齊宣王派田章率兵攻燕，僅50天便攻下了燕。
由于齊軍對燕人的蹂躏，燕人起來反抗，趕走了齊兵，但燕國也因此而殘破。
趙武靈王護送燕公子職回國繼位，是為燕昭王。
齊到湣王時，對外發動了一系列的戰争。
公元前301年，齊率韓、魏去攻楚，敗楚于垂沙（今河南泌陽一帶），殺楚将唐蔑。
公元前296年，齊又聯合三晉、宋等國“合縱”攻秦，秦也不得不退出一部分侵地以求和。
齊和燕又戰于桓之曲，燕損失十萬兵。
齊這幾次的大勝，對各國都有很大震動。
公元前288年，齊和秦曾一度互相稱帝，齊湣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表明齊和秦是東西的兩強。
公元前286年，齊又滅“五千乘之勁宋”，使得“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
齊因連年興師用兵，造成“穑積散”、“民憔悴、士罷弊”，滅宋以後，齊實際上已成強弩之末。
燕昭王即位之後，禮賢下士，樂毅等人都奔赴燕，經過28年而“燕國殷富”。
公元前284年，燕聯合三晉、秦、楚而大舉伐齊，齊無力抵禦，燕将樂毅很快就攻下齊都臨淄，湣王出走，不久就被殺。
齊除莒、即墨以外的七十餘城，都為燕占領，并成為燕的郡縣。
公元前279年，燕昭王死，子惠王立，惠王以騎劫代樂毅，齊将田單舉兵反攻，殺騎劫，大破燕兵，收複了所有失地，迎齊襄王人臨淄。
齊雖然取得勝利，但國力未能因此而重振。
楚的削弱 楚在戰國時，地廣人衆，在關東各國中是比較強大的一國。
公孫衍“合縱”攻秦之時，楚懷王曾被推為縱約長。
懷王時楚又滅越，楚國的疆域擴大到長江下遊的沿海地區。
自從秦、齊兩國日益強盛，楚也不斷和秦、齊進行鬥争，但都遭到失敗，最後楚懷王被秦誘至秦國而死于秦。
到楚頃襄王時，統治者“淫逸奢靡，不顧國政”，又不修城池，不設守備。
公元前280年，秦攻下楚的漢北地及上庸（今湖北竹山），司馬錯又從蜀而攻楚的黔中郡（今湖南西部），次年，秦将白起更是引兵深入，攻下鄢（今湖北宜城）、鄧（今湖北襄樊附近）和西陵（今湖北宜昌西），次年攻占了郢都，秦軍繼續南進，一直打到洞庭湖邊上。
楚的軍隊潰散而不戰，楚頃襄王逃竄于陳（今河南淮陽）。
秦在占領的楚地上設立黔中郡和南郡，從此“楚遂削弱，為秦所輕”。
趙的向北發展和長平之戰 趙武靈王實行“胡服騎射”，改革了軍事裝備和作戰方法，以增強軍隊的戰鬥力。
武靈王向北進攻，“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
武靈王晚年，傳位于子惠文王，自号為“主父”，“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
當時關東各國除齊以外，當以趙的國力最為雄厚。
尤其在燕破齊後，能與秦較量者更是非趙莫屬。
公元前270年，秦、趙戰于阏與（今山西和順），趙将趙奢大敗秦兵。
公元前266年，秦昭王用範雎為相，昭王采納了範雎的“遠交近攻”之計，這樣既能破壞各國的“合縱”，又能使秦得到的領土得以牢固占有。
公元前263年，秦攻占韓的南陽（今河南沁陽一帶），使韓和其上黨郡隔絕。
郡守馮亭便以上黨降趙。
秦和趙為争奪上黨郡而發生了有名的長平之戰。
公元前260年，趙軍被困于長平（今山西高平），因糧絕而全軍降秦，秦将白起坑殺趙卒四十餘萬人于長平。
次年，秦軍又乘勝而進圍邯鄲。
秦攻了兩年多未攻下，後來魏信陵君及其他國家派兵救趙，秦解兵而去。
經過長平之戰和邯鄲之圍，趙國在實力上，受到嚴重的損失。
秦滅六國 由于秦在對外兼并戰争中不斷取得勝利，到秦昭王末年，屬于三晉的上郡、河東、上黨、河内、南陽等地都被秦攻占。
秦南面有巴、蜀以及漢中郡、黔中郡、巫郡。
疆域之大，六國罕有能與其匹敵者。
尤其是中原的不少經濟、文化先進的地區大都為秦所有，大大增強了秦的實力。
這時關東六國已次第削弱，像韓、魏兩國甚至入朝于秦，“委國聽令”。
秦對六國的鬥争已取得決定性的勝利。
到秦莊襄王時，東周、西周都已被秦滅掉，“秦界至大梁”。
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即位，呂不韋為相，不韋招緻天下賓客，準備滅六國。
公元前237年，秦王政親自執政，以李斯為佐。
開始大規模出兵，與此同時，又用金錢收買六國權臣分化其内部，以配合軍事上的猛烈攻勢。
公元前230年，秦滅韓，以韓地為颍川郡。
公元前229年，用反間計殺趙将李牧，次年攻下邯鄲，虜趙王遷，趙公子嘉逃至代，自立為王。
公元前226年，秦破燕，燕王喜逃至遼東。
次年，秦決河水灌魏的大梁城，城破，魏王投降，魏亡。
公元前223年，秦将王翦率60萬人攻楚，虜楚王，次年，秦完全攻占楚地，楚亡。
公元前222年，秦攻燕遼東，虜燕王喜，又攻代而虜代王嘉，燕、趙兩國亡。
公元前221年，滅齊，天下統一。
戰國時由于社會生産力的提高，農業、水利、交通、商業等方面都有了發展，使各地區經濟上的不平衡性漸漸減少，彼此間聯系加強，經濟的發展首先為全國統一準備好了條件。
政治方面，各國都廢除了貴族封邑制，開始實行郡縣制和君主集權，為出現大一統的國家奠定了基礎。
經過戰國全國從分裂走向統一，是長時期曆史發展的必然結果。
全國的統一對于中國曆史無疑是有重要意義的。
秦能夠最終統一全國，是有原因的。
秦變法比六國更為成功，對舊貴族勢力鏟除較徹底。
秦無論在經濟上或政治上後來都比關東各國先進。
秦昭王時有名學者荀卿曾到秦國去過，他說秦國實行法治很成功，政治不腐敗。
他認為秦從孝公至昭王，軍事上屢能獲勝，決非偶然。
四 各少數民族 在燕、趙、秦的北面，有東胡、林胡、濊、洦、樓煩和匈奴人。
大約在今東北、河北北部，是東胡、濊、洦的分布區。
在今内蒙古自治區西南部和晉北分布着林胡、樓煩，匈奴人又在他們的北面。
不少北方民族陸續被燕、趙兩國所征服。
趙武靈王曾大破林胡、樓煩，以侵占的土地建置為郡縣。
戰國末趙将李牧又“滅檐褴，破東胡，降林胡”。
燕昭王時，燕将秦開襲破東胡，“東胡卻千餘裡”。
燕修築長城，并建置了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
戰國時匈奴尚未強大起來，故它和中原各國的接觸還不多。
在遼甯、内蒙和河北北部一帶，發現不少屬于戰國時期的古墓，出土有不少的青銅劍、戈、匕首和工具、馬飾，有的墓中還有鐵器和燕的銅币，這些古物無疑是東胡或濊、洦人所遺留下來的。
從這些古物能清楚地看到中原文化給他們留下的影響。
戰國時蜀人分布在今四川北部和西部一帶，巴人分布在川東的嘉陵江、長江沿岸。
秦惠王因貪圖蜀地物産富饒，派司馬錯滅蜀，同時也滅巴。
秦把蜀王降為蜀侯，并派陳莊為蜀相以監督蜀人。
公元前301年，蜀起來反抗，秦又派司馬錯定蜀，後來就開始在蜀、巴設立起郡縣。
約相當于中原商周時，蜀人就已進入青銅時代，到戰國時已有發達的青銅文化。
成都揚子山出土有青銅的鼎、罍、盤、盉、戈、矛、弩機等物。
在昭化、巴縣發現用大木挖成舟形棺的古墓，出土有銅劍、銅钺等物。
這些遺物當是巴人所遺留下來的。
蜀人和巴人的文化，能看出它們受到秦、楚的影響。
越人分布地區頗廣，北至浙江、江西，南到兩廣、福建等地。
戰國記載中已有“百越”、“揚越”、“瓯越”、“閩”的名稱，名号不一，則表明越人部族分散。
根據考古的發現，知道戰國時越人在文化發展上是不平衡的。
有些地區的越人可能還未脫離石器時代，也有像在廣東、廣西境内的一些越人，他們已能制造出精美的青銅鐘、鼎和多種的工具、武器，工藝水平已接近中原各國，器形、花紋和楚的基本相同，當然也保存了一些地方特色，這表明當時的這些越人和楚的關系極為密切。
五 戰國的文化 學術的繁榮和百家争鳴 随着社會大變革的到來，以往學在官府的傳統被打破了，少數貴族已不能再繼續壟斷文化知識，文化教育開始普及于民間。
于是“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社會上湧現出大量的文學遊說之士。
各國國君為了富國強兵而争相禮賢下士，甚至一些官僚、貴族也招賢養士。
齊國在臨淄稷門設館，延請了鄒衍、慎到等76人，給予他們優厚的生活待遇，讓他們不任職而論國事。
由于養士之風的盛行，文學之士的隊伍不斷擴大，他們著書立說，上說下教，文化學術獲得空前的發展。
《漢書&bull藝文志》說：“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
”為了适應政治需要而學術思想的流派日益增多。
戰國時除孔、墨顯學之外，還有道、法、陰陽、名辯等家。
甚至同一家之内也不斷地再分化成小的宗派，如“儒分為八，墨離為三”。
各家都抱着“以其學易天下”的宗旨，而且他們确是“皆有所長，時有所用”，因此各國的君主對各家是“兼而禮之”。
由于不主一家，并允許各家之間展開相互的批判和論戰，便出現了“百家争鳴”的局面。
正是這種争鳴，大大地促進了思想學術的活躍和繁榮。
諸子的學說和思想 墨子名翟，約生于春秋末年，魯人，是墨家的創始人。
面對當時的實際，墨家提出了尚賢、尚同、節用、節葬、非樂、非命、天志、明鬼、兼愛、非攻這樣十種主張。
尚賢是要求做到“官無常貴，民無終賤”，就是說出身低賤的人隻要有才能，君主也應擢用他們，以此來反對貴族的世官制。
墨家又提倡節用來反對當時君主和貴族的奢侈無度，以“去無用之費”。
又提出非樂、節葬來反對貴族久喪厚葬和對鐘鼓之樂的沉溺。
墨家竭力宣揚天下如能“兼相愛則治，交相惡則亂”。
從兼愛的觀點出發，墨家提出非攻以反對當時以強欺弱的殘酷戰争。
墨家尊天事鬼，相信天有意志，能降禍福于人，認為君主如違背兼愛、非攻或節用、尚賢，就将受到天和鬼神的譴罰，反之，則能受到福佑。
老子的事迹不詳。
寫成于戰國時的《老子》，是研究老子思想的主要依據。
老子哲學中具有自發的辯證法因素。
他認為事物中總包含着大小、有無、長短、強弱、生死等對立的兩個方面。
而彼此又是互有聯系的，還可相互轉化，弱可變強，小可變大。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又認為“反者道之動”，即認識到矛盾的運動，是事物發展的推動力。
在政治上，老子主張無為。
老子指出，國家不安定是統治者所造成的。
他說：“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針對這種情況，應該“損有餘而補不足”，使農民生活得到一些改善，國家就易于治理了。
莊子名周，宋人，他曾作過漆園吏。
莊子是老子以外的道家重要代表人物。
把世間事物都看做是相對的，這是莊子哲學的一個特點。
他說：“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于殇子，而彭祖為夭。
”莊子從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标準去衡量事物，那麼有時就可以把大小、壽夭颠倒過來。
他又說儒墨兩家各以對方所是為非，所非為是，最後争辯不出一個結果。
在莊子看來，認識事物的客觀是非标準是沒有的，他在認識論上走向了相對主義。
相對主義也被運用到人生和處世這方面。
莊子要求人們對于諸如壽夭、生死、禍福等現象不必計較。
根據相對主義，人們判斷社會政治的是非善惡的标準也是沒有的，莊子認為讨論堯和桀的是非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莊子對待生活的态度是，“依乎天理，因其固然”，要“安時而處順”，“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鬥争是無必要的，一切都順從命運、安于現狀就可以了。
孟子名轲，鄒人。
曾受業于孔子之孫子思的門下，是戰國中期儒家學派中的大師。
孟子主性善之說，認為人的本性是善的，而仁、義、禮、智這四種品質是先天固有的。
他要求人們通過存心養性，使這些品質擴而大之，以達到改造客觀世界的目的。
孟子這種理論對後來儒家思想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在性善論的基礎上，孟子又導引出關于仁政的學說。
仁政的具體内容就是要求統治者注意改善勞動者的生活處境。
他認為最要緊的是應該讓農民不失去土地，所謂“有恒産者有恒心”，這樣才能使農民不緻起來反抗，統治才能鞏固。
孟子對統治者是否得民心也特别強調。
他說堯、舜之得天下，主要是民心所向，而桀、纣之失天下，主要是失去了民心。
他說國君如果“暴其民者”，就将得到“身弑國亡”的下場。
如商纣那樣的暴君，臣下把他殺死，不算是弑君行為。
荀子名況，字卿，戰國末趙人。
他的學識異常淵博。
他批判各家，又吸取各家之長。
他曾在齊的稷下講過學，并取得稷下首領的地位。
荀子是戰國末儒家中最有影響的人物。
道家的自然觀被荀子所接受。
他把天看做是自然界，“天能生物，不能辨物”，斷言天是沒有意志的。
天有變化和運動的規律，但和人間的治亂并無關系，他說：“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
”至于生産上的歉收和社會上出現動亂，主要是“楛耕傷稼”和君主“政險失民”所造成的。
道家雖承認天具有物質屬性，但覺得人在自然面前是無能為力的。
荀子則比道家前進了一大步，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著名論點。
儒家崇禮的傳統，也為荀子所繼承。
但他所講的禮，已被他灌注進一些法治的成分，和孔子所講的禮有所不同。
荀子和孟子相反，是性惡論的主張者，這也是他要用禮義教化和刑罰來加強統治的理論依據。
他對于實行法治和君主集權非常重視，他認為君主應該“量能而授官”，并做到“有功必賞，有罪必罰”。
王霸并用，德治和法治相結合，是荀派儒學的一個特點。
荀子認識到民衆的力量是強大的。
他把君主和人民譬喻為“舟”和“水”，他用“水則載舟，水則覆舟”的話來提醒當時的君主們。
荀子仍沿襲了儒家的重民思想，他認為欲求國家之安定，就須“平政愛民”，“輕田野之稅”，“罕興力役，無奪農時”，“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
韓非，戰國末韓人。
他和李斯都曾師事荀況，他是戰國末年法家學說的集大成者。
韓非把人類曆史看做是發展變化的。
他說從上古的有巢氏、燧人氏到夏禹，人的物質生活逐步有所改善。
如果有人在夏禹時再去鑽木取火，構木為巢，那就勢必被鲧、禹所譏笑。
同樣道理，今天若有人還想頌揚堯、舜、湯、武，那也必定被今天的君主恥笑。
所以他認為應該根據今天的實際來制定政策，即所謂“論世之事，因為之備”。
他說：“上古競于道德”，“當今争于氣力”，因此仁義隻适用于古代，而當今就必須依靠法治和暴力。
韓非繼承和總結了戰國時期各個法家學派的經驗，認為法、術、勢三者必須并重。
君主制訂出法律之後，還要有一定的權勢，否則法令就貫徹不下去。
再就是國君要有一套控馭臣下的權術，否則，君主的地位不會鞏固。
他又以商鞅、申不害為例，說明隻用法或隻注重術都是有缺陷的。
這種法、術、勢的說法，是後來實行專制主義政治時所必須遵奉的準則。
韓非認為趨利避害是人的本性，由于這樣，治國就不能離開刑賞。
他說：“以過受罪，以功緻賞，而不念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
”還說：“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
”用德治、仁義等手段，他認為是不可取的。
他不僅主張用刑法，而且還特别強調“明主峭其法而嚴其刑”。
他認為不用嚴刑酷法就鎮壓不住人民。
韓非主張實行專制主義，而且要把它擴大到思想領域。
他說：“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
”就是不允許法家以外各個學派的活動和存在。
他以上這些主張，在秦統一後曾得到實現。
《孫子》十三篇是戰國時的一部傑出軍事理論著作。
孫子對于了解敵我雙方十分重視，認為：“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
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
”孫子還把辯證的思想貫注于軍事哲學方面。
他認為對立的條件是會相互轉化的，有時少可勝衆，弱能勝強，處于不利地位也可轉敗為勝。
孫子特别強調僅懂得軍事學的基本原理和一般法則是不夠的，提出“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即必須結合具體情況而靈活掌握。
流行于戰國時的諸子百家的學術思想，對後來中國長期的政治和文化都有着深遠的影響。
散文和詩歌 從戰國開始，由于教育逐漸普及和學術思潮的活躍，對文學的發展也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
重要的标志是，當時出現了明白易曉和内容豐富的散文，它從過去僅是少數人看得懂的古奧的诰命體中解脫出來。
當然，文學上的這種變化，也有助于文化知識的廣泛傳播。
成書于戰國早期的《左傳》，長于記事、記言，語言簡練生動，刻畫人物栩栩如生。
它不僅是史學中的名著，而且也是一部文學的傑作。
另外如《戰國策》，也善于叙事，而且帶有誇張，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
諸子的作品，雖為談論哲理的著作，但也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像《孟子》、《莊子》、《荀子》、《韓非子》都是這方面有代表性的作品。
其主要特點是文筆流暢，語言豐富，邏輯性強，而且也運用譬喻、寓言來加強說理。
《莊子》的文章還富于想象，帶有浪漫主義氣息。
出現于戰國時的各種體裁的散文名著，在文學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一直被後代的人們作為學習的楷模。
詩歌方面的重要作品是屈原、宋玉所作的《楚辭》。
屈原的《離騷》，是一首抒情長詩，它想象豐富，詞藻瑰麗，是古代詩歌中的傑出之作。
*** [1] 《詩&bull大雅&bull生民》。
[2] 《詩&bull大雅&bull公劉》。
[3] 《竹書紀年》。
[4] 同上。
[5] 見《孟子&bull梁惠王》及《左傳》昭公七年。
[6] 根據2000年公布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年表。
[7] 此說據鄭玄《毛詩譜》。
《逸周書&bull作雒》、《漢書&bull地理志》的說法與此不同，認為是三分商王畿，武庚治其一，三叔統治其二。
[8] 《逸周書&bull作雒》。
[9] 《尚書&bull多方》。
[10] 《左傳》定公四年。
[11] 《國語&bull周語》。
[12] 見《令》、《令鼎》、《麥尊》、《大盂鼎》等器銘。
[13] 《史記&bull齊太公世家》。
[14] 《國語&bull周語》。
[15] 見《竹書紀年》及《呂氏春秋&bull音初》。
[16] 《禮記&bull郊特牲》。
[17] 《國語&bull周語》。
[18] 據顧棟高《春秋大事表》。
[19] 《國語&bull晉語》。
[20]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
[21] 《左傳》闵公二年、文公八年。
[22] 見《左傳》定公十年、昭公二十五年。
[23] 《國語&bull晉語》。
[24] 《史記&bull貨殖列傳》。
[25] 《漢書&bull食貨志》。
[26] 《孟子&bull梁惠王》。
[27] 《孟子&bull萬章》。
[28] 《法經》主要内容見于桓譚的《新論》（見董說的《七國考》）。
[29] 《韓非子&bull和氏》。
[30] 《史記&bull田完世家》。
[31] 見《秦漢金文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