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西周、春秋與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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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轉而緻力于征服鄰近的戎人，史稱穆公“益國十二，遂霸西戎”。
楚莊王的霸業 在晉文、襄稱霸期間，楚不敢與晉争鋒，所以隻能向鄰近小國去尋釁。
楚穆王時期，楚先後滅掉了江（今河南正陽）、六（今安徽六安）、蓼（今河南固始）等小國。
晉襄公死後，晉國大權旁落于趙盾之手，他為了樹立自己的勢力，在貴族中展開了兼并鬥争，使得晉放松了它的争霸活動。
楚穆王末年，範山向穆王說：“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
”晉的無暇外顧，給楚提供了到中原奪取霸權的機會。
穆王死，莊王立。
莊王初年，楚國發生好幾起貴族暴亂，與楚鄰近的群蠻、百濮也都乘機進行騷擾，但不久都被莊王平息。
莊王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左傳》說他在内政方面作過一些改革，因而減少了統治集團内部的摩擦。
另外，在生産方面也有所發展，所謂“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楚的國勢為之一振。
公元前606年，莊王伐陸渾之戎，觀兵于周郊，并派人向周王去問九鼎之輕重，以表示有吞周的意圖。
公元前598年，楚又攻破陳的國都。
次年又興兵圍鄭，鄭被困三月才被楚攻破，鄭降于楚。
晉聞訊後，派大兵救鄭。
晉楚兩軍大戰于邲（今河南鄭州北），這時晉國政令不行，将帥不和，晉軍為楚所敗而狼狽逃歸。
公元前594年，楚又圍宋達九月之久，宋向晉告急，晉畏楚而不敢出兵。
這時宋、鄭等國都屈服于楚，莊王便成為中原的霸主。
鞍之戰和鄢陵之戰 随着晉霸的中衰，和晉一向站在一邊的齊，漸漸對晉産生藐視的态度。
齊頃公時，齊一面和楚聯結，一面不斷對魯、衛兩國用兵。
公元前589年，魯、衛兩國因不堪齊的侵伐而向晉乞師，晉派大軍到靡笄山下（今山東長清），齊、晉大戰于鞍（今山東濟南），齊師戰敗。
齊和晉結盟，并答應歸還所占魯、衛的土地。
這次戰役的結局表明，晉仍是強大的，齊企圖代替晉的霸主地位是難以實現的。
晉戰勝齊，又引起了楚的不滿，是年冬，楚以救齊為名而大興兵。
楚又舉行盟會于蜀（今山東泰安），參與者有齊、秦、魯、衛等十國，聲勢很盛。
這時期晉不敢與楚争，楚也不敢攻晉，晉、楚基本上處于相持階段。
公元前580年，晉厲公立，厲公很有重整晉國的意願。
他即位之初就打敗了狄人和秦人。
晉人一向稱齊、秦、狄、楚為“四強”，而這時除楚之外，都為晉所制服。
公元前579年，晉、楚兩國在華元的調停下議和，但兩國都無誠意，隻是矛盾的暫時緩和。
到公元前576年，楚就首先不遵守盟約而向鄭、衛進兵。
次年，晉因為鄭服于楚而伐鄭，鄭求救于楚，楚恭王親率大軍救鄭。
晉、楚兩軍大戰于鄢陵（今河南鄢陵），楚戰敗而退兵。
晉的戰勝，助長了厲公的驕傲情緒。
他于公元前574年，“欲去群大夫”，殺掉了郤至、郤锜、郤犨，想以此來加強君權。
但晉公室弱而卿大夫強的趨勢已難以扭轉，所以次年厲公又被栾書、中行偃所殺。
晉悼公複霸 晉厲公被殺之後，晉卿大夫之間的鬥争漸漸緩和，故在悼公統治期間，晉勢稍振。
悼公在對付戎人方面采納魏绛和戎的策略，即用财物去騙取戎人的大片土地，以代替過去的軍事殺伐。
這樣便可把兵力抽出來以加強對中原的争霸活動。
公元前571年，晉在虎牢（今河南汜水）築城以逼鄭。
鄢陵之戰以來，鄭一直服從于楚。
這時，鄭經不住晉的壓力而又倒向于晉。
《左傳》說悼公時“晉三駕而楚不敢與争”。
這時晉、楚俱弱，但比較起來，晉略占優勢，楚不敢與晉對抗，故而悼公能複霸。
不過，晉的霸業，至此也接近于尾聲了。
向戌弭兵 公元前546年，宋向戌繼華元而提出弭兵之議，當時像晉、楚、齊、秦等大國都表示同意。
是年六七月間，晉、楚、齊、秦、宋、衛、鄭、魯等十四國在宋都開弭兵之會。
齊、秦是大國，邾、滕是齊、宋的屬國，這四國不參與盟約。
會上規定，晉、楚之從國必須交相見。
就是說兩國的仆從國必須既朝晉又朝楚，承認晉、楚為共同的霸主。
霸業由兩強來平分，這是前所未有的。
如果不是兩強勢均力敵，這一現象是不會出現的。
弭兵之會以後的幾十年中，由于兩強力量接近于均衡，戰争比以前減少了。
吳的強大和攻陷楚之郢都 地處長江下遊的吳國，春秋前期和中原各國沒什麼來往，所以史書上缺乏有關吳的事迹。
公元前583年，晉采納從楚逃亡到晉的申公巫臣的策略，扶植吳國以制楚。
晉派巫臣到吳，把中原的乘車、射禦、戰陣教授給吳人，又“教之叛楚”。
吳果然開始擾楚，屬于楚的一些蠻夷，也漸被吳吞并。
公元前515年，吳公子光殺王僚而自立，即吳王阖闾。
《左傳》稱阖闾與民“辛苦同之”，吳日益強盛。
公元前512年，吳滅徐（今安徽泗縣北），楚的卿大夫這時已感到吳将是楚不易對付的勁敵。
逃亡于吳的楚臣伍員受到阖闾的重用。
他認為“楚執政衆而乖，莫适任患”，他建議吳王把吳軍分成三部分，每次出一師以擊楚，如此輪番的去擾楚，便可削弱楚人，而後以三軍攻之，一定能把楚打敗。
吳王接受了這一計謀，果然，從楚昭王即位之後，“無歲不有吳師”，使楚疲于奔命。
公元前506年，吳大舉攻楚，吳軍溯淮而上，轉戰于小别山、大别山一帶。
吳與楚戰于柏舉（今湖北麻城），楚軍失利。
從攻楚以來吳五戰皆捷，吳軍遂攻入郢都（今湖北荊州），昭王奔于随（今湖北随州）。
楚申包胥入秦乞師，秦襄公派兵車500乘以救楚。
楚人在秦的援助下，把吳軍逐出楚境。
楚由于這次失敗而失去了它強大的霸國地位。
吳伐越和越滅吳 與吳相毗鄰的越國，乘吳忙于攻楚之際而經常去襲擊吳。
公元前496年，吳伐越，戰于槜李（浙江嘉興），吳師戰敗，吳王阖闾負傷而卒。
公元前494年，吳王夫差為報父仇而敗越于夫椒（今江蘇蘇州），又乘勝而攻入越都。
越王勾踐率領5000甲盾而退保于會稽山（今浙江紹興），并使人向吳求和。
伍員要求夫差滅越以除心腹之患，但夫差因勝越而驕傲自滿，不聽伍員建議而許越議和。
吳勝越以後，自以為從此可無後顧之憂，故一心想到中原和齊、晉試比高下。
公元前486年，吳人在邗（今江蘇揚州附近）築城，又開鑿河道将長江、淮水連接起來，辟出一條通向宋、魯的水道。
随着吳的強大，中原的魯、邾等國都屈服于它。
吳為了壓服齊人，于公元前485年，派舟師從海上去伐齊。
次年，吳又興兵伐齊，大敗齊師于艾陵（今山東萊蕪），齊軍主帥國書被殺，吳俘獲齊兵車達八百乘。
公元前482年，吳王夫差與晉、魯、周等國會于黃池（今河南封丘）。
在會上吳與晉都争作霸主，晉由于國内内亂未止，故不敢與吳力争，吳奪得了霸主的位置。
《左傳》說夫差時，“吳日敝于兵，暴骨如莽”，又說他不恤民力，“視民如雠”。
吳在争霸方面雖有所得逞，但連年勞師動衆，造成了國内的空虛。
越王勾踐戰敗以後，不忘會稽之恥，卧薪嘗膽，“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越的國力漸漸恢複起來。
而吳對此毫不警惕，吳王夫差為參加黃池之會，竟率精銳而出，使太子和老弱留守。
越王勾踐乘虛而入，大敗吳師并殺死吳太子。
夫差聞訊，匆匆趕回，與越議和。
由于吳的長期窮兵黩武，民力凋敝不堪，難以和越對抗。
公元前473年，越滅掉了吳。
勾踐滅吳後，也步吳之後塵，以兵北渡淮，會齊、晉諸侯于徐州，越兵橫行于江淮以東，“諸侯畢賀，号稱霸王”。
華夏和戎狄蠻夷的關系 由于經濟文化發展的不平衡，春秋時中原各國因經濟、文化上較先進而自稱為華夏，和他們相毗鄰的或是錯雜居住的則被稱為戎狄蠻夷。
戎和狄主要分布于黃河流域和其北面。
北戎、山戎在今河北或遼甯一帶。
姜戎、陸渾之戎本在今甘肅境内，後來被遷徙到今河南中部。
狄分為白狄、赤狄。
白狄在今陝西境，白狄别種的鮮虞、肥、鼓三國在今河北西部。
赤狄有潞氏、留籲、铎辰、東山臯落氏、廧咎如，大約都在今晉東南。
夷分布于今江淮流域或沿海等地，如齊的東面有萊夷，淮、泗流域有淮夷。
楚的南面有群蠻、百濮。
據古文獻記載，不少戎狄的生活方式以至語言、禮俗都和華夏人不同，如姜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贽币不通，言語不達”。
“被發左衽”似是戎狄人普遍的習俗。
有些戎狄和華夏并無種族上的差異，如姬姓、姜姓之戎，他們和周人本是同族之人。
他們之所以被周人看作戎人，原因就是他們文化上落後于周人。
春秋早期，戎狄勢力頗盛，華夏各小國固然受到較大威脅，就連晉、齊等大國同樣也遭到戎狄人的侵伐。
春秋中期後，華夏各國日益強大，許多戎狄蠻夷被他們征服和吞并。
在今陝西境内的許多西戎被秦所滅，赤狄、白狄大多被晉所滅。
齊滅萊夷，大部分淮夷小國被楚、魯所滅。
楚還吞并了南方蠻族所建立的小國或部落。
軍事上的征服，使一些戎狄蠻夷被強制接受較為先進的華夏文化。
到春秋末，大多數居住在中原或靠近中原的各族逐漸地融合于華夏族，華夷之間的差别、界限也就漸漸地泯滅了。
二 春秋時期的經濟發展 貴族與庶人 春秋時各國都按宗法關系而進行分封，故而受封地者多為公族出身的卿大夫。
受田的多少依封建等級的高低而定，如晉國之制，卿受“一旅之田”，一旅之田為500頃。
上大夫受“一卒之田”[19]，一卒之田為100頃。
衛國的制度是卿可得百邑之封[20]。
卿大夫除受封地之外，還可因功而得到賞田。
《左傳》有關這方面的記載較多，如鄭君因子展、子産破陳有功而賞賜他們幾個邑。
宋君賞向戌60邑。
當時國君也可從卿大夫手中把土地收回，另外，卿大夫搶奪别人田地之事也很多，如魯闵公之傅“奪蔔田”，晉國“先克奪蒯得田于堇陰”[21]。
當時土地還沒有成為商品，所以買賣田地的情形還未出現。
卿大夫在自己采邑内，具有生殺予奪之權。
他們任命家臣為邑宰去治理采邑，可以派宰去殺死有罪的家族成員。
采邑内設有武裝組織，任命司馬或馬正去管理。
晉國的韓氏、羊舌氏兩家的封地達九縣之多，每縣都可以出100輛兵車。
采邑内也有手工業和商業。
魯國叔孫氏的郈邑中有管理手工業、商業的工師和賈正[22]。
卿大夫從國君那裡獲得土地，因此他們也必須為國君盡一定的義務，除了要向國君交納貢稅之外，還得為國君提供軍隊和糧草。
在采邑中處于被壓迫、被剝削地位的是庶人或小人。
他們要為“君子”去耕種公田以提供徭役租。
《國語》說“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正反映出當時這種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
庶人除了種公田之外，還有許多沉重的徭役負擔。
各國國君為了築城和修建宮室台榭，都要征調大量的庶人去服勞役，為此而“妨于農收”的事，當時是經常有的。
農人有不堪壓迫而淪為盜賊的，也有被迫而組織武裝暴動的。
田制和稅制的變化 春秋時期，田畝制度基本上沿襲自西周。
《左傳》說楚國是“井衍沃”，即在平原地區劃成許多的井田。
經濟上先進的齊、鄭等中原國家，也同樣保存着井田制。
《國語&bull齊語》說：“陵阜陸瑾，井田疇均，則民不憾。
”子産治鄭，實行“田有封洫，廬井有伍”。
這些例子表明，管理好井田，成為施政内容的不可缺少部分。
可見，這種田制在當時經濟生活中具有重要的意義。
随着農業生産技術的進步，春秋時期土地利用率方面較過去有了提高。
西周時耕地連種幾年就要棄置不用而另換新地。
春秋中葉開始，實行自轅其處的轅田制，即農民無須換土易居，而僅在自己小片田地上分區休耕即可。
春秋早期，還是“藉田以力而砥其遠迩”。
所謂“藉田以力”，就是指農人在種私田之外，還須共耕公田，提供力役地租。
但是，随着農業生産率的提高，種公田一事愈來愈行不通了。
《詩&bull齊風&bull甫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
”甫田即公田。
公田中長滿了野草，說明由于農人的消極怠工，公田荒蕪的現象日趨嚴重。
随着農民種私田積極性的提高，共耕公田的做法逐漸被廢棄了，而是按農民實際的耕地面積來收取實物稅。
如齊桓公時，實行“相地而衰征”，即把私田分成等級以征稅。
公元前594年，魯國宣布“初稅畝”，即履畝而稅，取代傳統的“藉田以力”的徭役租。
過去農民除耕作公田外，很少與國家發生關系。
現在随着國、野的逐漸泯滅，國家除了要對農民履畝征稅，還要農民承擔兵役。
國家對人口、土地的控制逐漸加強了。
工商業的發展 農業的發展對手工業、商業的發展都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獨立富商的出現，是春秋時期工商業較過去有了進步的重要标志。
春秋晚期，晉國都城绛的富商“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23]。
特别到春秋末年，民間的富商日益增多，如越大夫範蠡棄官後經商，“十九年之中，三緻千金”；孔子弟子子貢經商于曹、魯之間，“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24]。
由于經濟的發展，農業、手工業生産規模擴大，産品流人市場增多。
舊的“工商食官”制已不能适應形勢的需要，故而民間獨立的商人應運而生。
與商人階層出現的同時，是金屬鑄币的開始鑄造、使用。
春秋晚期，周景王嫌錢輕而鑄大錢。
在山西侯馬春秋末晉的遺址中，發現有鑄作錢币的作坊。
早先作為一般等價物的海貝、計量銅塊，到春秋末不得不讓位于金屬錢币。
三 西周、春秋的文化 孔子及儒家學派 春秋末期，宗法制度已走向崩潰，世秉國政的公族已越來越腐朽和無能。
出身于較低層貴族的士，開始在政治、文化方面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
由于禮壞樂崩，一些能順應當時需要的學說思想産生出來。
孔子及其所創立的儒家學派正是在這種曆史條件下出現的。
孔子名丘字仲尼，魯國人，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
孔子是中國早期社會中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在天道觀方面，孔子是信神和畏天命的，表明他未能擺脫西周以來天命鬼神的影響。
另一方面，他對天命鬼神又持懷疑的态度，“敬鬼神而遠之”，并認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把探讨和解決人世間的問題放在優先的地位，樹立起儒家重視人事的一貫傳統。
孔子對周禮很重視，把西周看做是理想的時代，盡管他對于舊制度認為應該有損有益，而不是全部照搬，但他對古代仍是比較向往的。
在孔子的哲學體系中，仁的思想是其重要的核心部分。
仁是由孔子最早提出的，所謂仁就是“愛人”，他認為仁是貴族才能具備的一種品德。
在政治觀點方面，孔子主張“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反對國君橫征暴斂，反對用殘殺的手段統治人民。
他提倡“為政以德”，即試圖用德化的方法來使人民在統治者面前能夠俯首聽命。
孔子一生中教出了許多有才幹的學生，對促進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他自己是虛心地向别人學習，而且是“學而不厭”，對學生是“誨人不倦”。
他倡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作風。
他本着“有教無類”的精神，使得許多出身非高貴的人也可獲得文化知識。
戰國時期學術文化和教育的發達，孔子起到開風氣之先的作用。
《尚書》《春秋》《詩經》 今文《尚書》28篇，其中有少數成書于戰國，其餘的均為西周和春秋時的作品。
《尚書》是周王及諸侯的命令、文告一類的文書，是銅器銘文以外的最古老的散文，其中保存着不少古史材料。
春秋時魯國官修的《春秋》，是流傳至今的我國最早的一部編年史。
它通過極為簡練的文字，概括出一些重大曆史事件，并表示出作者對這些事件的褒貶。
《春秋》對于後世曆史編寫起到了示範的作用。
《詩經》是一部從西周到春秋的詩歌總集，裡面共收詩305篇。
《周頌》、《魯頌》、《商頌》為廟堂詩歌，《小雅》、《大雅》多出于貴族、官吏之手。
15國風中有貴族的作品，但以民歌為多。
《周頌》和《小雅》、《大雅》産生于西周，其餘的多為春秋時作品。
《詩經》内容包羅甚廣，從祭祀、征伐到民間的戀愛、勞動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可成為它所選擇的題材。
《詩經》是具有現實主義特色的文學作品。
第三節 戰 國 《史記》将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定為戰國七雄曆史的開端，從這年到公元前221年秦滅六國，是中國曆史上的戰國時期。
這期間各國混戰不止，戰國就由此而得名。
春秋時一百多國，經過不斷兼并，到戰國初年，見于文獻者約有十幾國。
大國有秦、魏、趙、韓、齊、楚、燕，即所謂的“戰國七雄”，此外還有越國。
小國有周、宋、衛、中山、魯、滕、鄒等。
當時還有不少少數民族分布在四周，北面和西北面有林胡、樓煩、東胡和儀渠，南面有巴、蜀和越人。
七國的疆域情況大約如此：秦的國土包括今陝西關中和甘肅的東南部。
魏約占有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中部、東部。
趙約占有今山西北部、中部和河北的中部、西南部以及内蒙古自治區的一部分。
韓約占有今河南中部、西部和山西東南部。
齊占有今山東北部、河北東南部。
楚約占有今湖北全省以及河南、安徽、湖南、江蘇、浙江等省的一部分。
燕約占有河北北部和内蒙、遼甯、吉林的一部分。
一 社會經濟的發展 鐵器的廣泛使用 春秋末到戰國初，鐵工具開始在生産中廣泛使用。
《管子》說農夫必須有鐵制的耒、耜、铫，女工必須有針和刀，制車工必須有斤、鋸、錐、鑿，否則就不能成其事。
《孟子》提到“鐵耕”，證明當時耕田必定用鐵器。
根據解放後豐富的考古發掘材料，更加證實了戰國時鐵工具大量出現這一事實。
現在所知，遼甯、河北、山東、河南、陝西、湖南等省都出土有鐵器。
毫無問題，鐵器的使用和生産已普及于許多地區。
出土的工具，種類頗多，有犁頭、鋤、臿、鐮、铚之類的農具，也有斧、锛、鑿、刀、錘等手工工具，這些鐵工具代替了過去的木、石和青銅器，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對社會生産力的發展起着極大的推進作用。
農業生産力的發展 鐵器的使用，增強了開荒的能力，使耕種面積不斷擴大。
當時記載中常提墾辟草萊之事就說明了這點。
耕作技術也有了相應的變化，主要是出現了深耕，這是使用木、石工具時無法實現的。
《孟子》、《韓非子》說：“深耕易耨”、“耕者且深，耨者熟耘”，表明深耕已經普遍推行。
《莊子》說：“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蘩以滋”，《呂氏春秋》說深耕可使“大草不生，又無螟蜮”，使禾、麥得到好收成。
深耕不僅能提高畝産量，而且還可減輕蟲、旱之災，所以受到人們的特别重視。
大約和使用鐵器同時，也開始用牛耕田，《國語》說：“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就是一個例證。
施肥和人工灌溉也有了發展。
《荀子》說：“多糞肥田，是農夫衆庶之事”，并認為“田肥”，就可多收谷實。
戰國時的糞主要是指以水漚草或焚草為灰，《禮記&bull月令》說把田間野草燒灰，既除草害，也能肥田。
《周禮》有薙氏，專掌“殺草”。
這些記載都是關于用草作肥料的例子。
《周禮》中還提到施種肥之法，以獸骨汁浸種，可使作物生長得更好。
人們對于人工灌溉也很重視，《荀子》說：“修堤梁，通溝浍，行水潦，安水臧，以時決塞，歲雖兇敗水旱，使民有所耘艾。
”中原一帶種稻，更非人工灌溉不可，《戰國策》記載西周君放水，東周君方得種稻的故事。
《周禮&bull稻人》講到如何在田中放水和蓄水。
戰國時還出現一種叫桔槔的汲水工具，是利用杠杆原理做成的，多用于小面積土地的灌溉。
戰國時出現了有關農學的著作。
《管子&bull地員篇》記錄了許多有關土壤的知識，并指出結合哪些土壤應該種植何種的作物。
《呂氏春秋》的《上農》、《任地》、《辯土》、《審時》四篇，是戰國末的重要農學著作。
其中十分強調“深耕熟耨”，既要耕得深，還要多耕多耨。
在整地方面認為在田間須開溝作壟，好依土壤濕、燥不同而決定将作物種在溝中或壟上。
種植作物必須疏密适中，整齊成行。
對于農時極為注意，認為播種、收獲都必須“得時”，過早為“先時”，過遲為“後時”，這樣都會影響谷物的産量和質量。
這些先進經驗的提出，反映了當時農業技術的進步。
戰國時農産量比過去有了提高。
據魏李悝的估計，魏國100畝田平常年景能收粟150石，如遇大豐收可增加到300石或600石。
《呂氏春秋》說：“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
”随着農業生産力提高，農民能提供多一些的剩餘産物應是無疑問的。
水利工程的興修 水利灌溉工程在戰國時獲得很大發展，這對農田灌溉和航行都有很大好處。
魏在惠王時曾開大溝引河水南入圃田澤（今河南中牟縣西），又引圃田之水到大梁。
魏襄王時，邺（今河北臨漳）令史起，開渠引漳水灌溉邺一帶的土地，使鹽堿地變成良田，改變了當地的經濟面貌。
秦昭王時，蜀郡守李冰，在今四川灌縣附近，将離堆鑿開，使岷江變為兩股，以分水勢，既解除了岷江水害，又使成都大平原得到灌溉和
楚莊王的霸業 在晉文、襄稱霸期間，楚不敢與晉争鋒，所以隻能向鄰近小國去尋釁。
楚穆王時期，楚先後滅掉了江（今河南正陽）、六（今安徽六安）、蓼（今河南固始）等小國。
晉襄公死後，晉國大權旁落于趙盾之手，他為了樹立自己的勢力，在貴族中展開了兼并鬥争，使得晉放松了它的争霸活動。
楚穆王末年，範山向穆王說：“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
”晉的無暇外顧，給楚提供了到中原奪取霸權的機會。
穆王死，莊王立。
莊王初年，楚國發生好幾起貴族暴亂，與楚鄰近的群蠻、百濮也都乘機進行騷擾，但不久都被莊王平息。
莊王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左傳》說他在内政方面作過一些改革，因而減少了統治集團内部的摩擦。
另外，在生産方面也有所發展，所謂“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楚的國勢為之一振。
公元前606年，莊王伐陸渾之戎，觀兵于周郊，并派人向周王去問九鼎之輕重，以表示有吞周的意圖。
公元前598年，楚又攻破陳的國都。
次年又興兵圍鄭，鄭被困三月才被楚攻破，鄭降于楚。
晉聞訊後，派大兵救鄭。
晉楚兩軍大戰于邲（今河南鄭州北），這時晉國政令不行，将帥不和，晉軍為楚所敗而狼狽逃歸。
公元前594年，楚又圍宋達九月之久，宋向晉告急，晉畏楚而不敢出兵。
這時宋、鄭等國都屈服于楚，莊王便成為中原的霸主。
鞍之戰和鄢陵之戰 随着晉霸的中衰，和晉一向站在一邊的齊，漸漸對晉産生藐視的态度。
齊頃公時，齊一面和楚聯結，一面不斷對魯、衛兩國用兵。
公元前589年，魯、衛兩國因不堪齊的侵伐而向晉乞師，晉派大軍到靡笄山下（今山東長清），齊、晉大戰于鞍（今山東濟南），齊師戰敗。
齊和晉結盟，并答應歸還所占魯、衛的土地。
這次戰役的結局表明，晉仍是強大的，齊企圖代替晉的霸主地位是難以實現的。
晉戰勝齊，又引起了楚的不滿，是年冬，楚以救齊為名而大興兵。
楚又舉行盟會于蜀（今山東泰安），參與者有齊、秦、魯、衛等十國，聲勢很盛。
這時期晉不敢與楚争，楚也不敢攻晉，晉、楚基本上處于相持階段。
公元前580年，晉厲公立，厲公很有重整晉國的意願。
他即位之初就打敗了狄人和秦人。
晉人一向稱齊、秦、狄、楚為“四強”，而這時除楚之外，都為晉所制服。
公元前579年，晉、楚兩國在華元的調停下議和，但兩國都無誠意，隻是矛盾的暫時緩和。
到公元前576年，楚就首先不遵守盟約而向鄭、衛進兵。
次年，晉因為鄭服于楚而伐鄭，鄭求救于楚，楚恭王親率大軍救鄭。
晉、楚兩軍大戰于鄢陵（今河南鄢陵），楚戰敗而退兵。
晉的戰勝，助長了厲公的驕傲情緒。
他于公元前574年，“欲去群大夫”，殺掉了郤至、郤锜、郤犨，想以此來加強君權。
但晉公室弱而卿大夫強的趨勢已難以扭轉，所以次年厲公又被栾書、中行偃所殺。
晉悼公複霸 晉厲公被殺之後，晉卿大夫之間的鬥争漸漸緩和，故在悼公統治期間，晉勢稍振。
悼公在對付戎人方面采納魏绛和戎的策略，即用财物去騙取戎人的大片土地，以代替過去的軍事殺伐。
這樣便可把兵力抽出來以加強對中原的争霸活動。
公元前571年，晉在虎牢（今河南汜水）築城以逼鄭。
鄢陵之戰以來，鄭一直服從于楚。
這時，鄭經不住晉的壓力而又倒向于晉。
《左傳》說悼公時“晉三駕而楚不敢與争”。
這時晉、楚俱弱，但比較起來，晉略占優勢，楚不敢與晉對抗，故而悼公能複霸。
不過，晉的霸業，至此也接近于尾聲了。
向戌弭兵 公元前546年，宋向戌繼華元而提出弭兵之議，當時像晉、楚、齊、秦等大國都表示同意。
是年六七月間，晉、楚、齊、秦、宋、衛、鄭、魯等十四國在宋都開弭兵之會。
齊、秦是大國，邾、滕是齊、宋的屬國，這四國不參與盟約。
會上規定，晉、楚之從國必須交相見。
就是說兩國的仆從國必須既朝晉又朝楚，承認晉、楚為共同的霸主。
霸業由兩強來平分，這是前所未有的。
如果不是兩強勢均力敵，這一現象是不會出現的。
弭兵之會以後的幾十年中，由于兩強力量接近于均衡，戰争比以前減少了。
吳的強大和攻陷楚之郢都 地處長江下遊的吳國，春秋前期和中原各國沒什麼來往，所以史書上缺乏有關吳的事迹。
公元前583年，晉采納從楚逃亡到晉的申公巫臣的策略，扶植吳國以制楚。
晉派巫臣到吳，把中原的乘車、射禦、戰陣教授給吳人，又“教之叛楚”。
吳果然開始擾楚，屬于楚的一些蠻夷，也漸被吳吞并。
公元前515年，吳公子光殺王僚而自立，即吳王阖闾。
《左傳》稱阖闾與民“辛苦同之”，吳日益強盛。
公元前512年，吳滅徐（今安徽泗縣北），楚的卿大夫這時已感到吳将是楚不易對付的勁敵。
逃亡于吳的楚臣伍員受到阖闾的重用。
他認為“楚執政衆而乖，莫适任患”，他建議吳王把吳軍分成三部分，每次出一師以擊楚，如此輪番的去擾楚，便可削弱楚人，而後以三軍攻之，一定能把楚打敗。
吳王接受了這一計謀，果然，從楚昭王即位之後，“無歲不有吳師”，使楚疲于奔命。
公元前506年，吳大舉攻楚，吳軍溯淮而上，轉戰于小别山、大别山一帶。
吳與楚戰于柏舉（今湖北麻城），楚軍失利。
從攻楚以來吳五戰皆捷，吳軍遂攻入郢都（今湖北荊州），昭王奔于随（今湖北随州）。
楚申包胥入秦乞師，秦襄公派兵車500乘以救楚。
楚人在秦的援助下，把吳軍逐出楚境。
楚由于這次失敗而失去了它強大的霸國地位。
吳伐越和越滅吳 與吳相毗鄰的越國，乘吳忙于攻楚之際而經常去襲擊吳。
公元前496年，吳伐越，戰于槜李（浙江嘉興），吳師戰敗，吳王阖闾負傷而卒。
公元前494年，吳王夫差為報父仇而敗越于夫椒（今江蘇蘇州），又乘勝而攻入越都。
越王勾踐率領5000甲盾而退保于會稽山（今浙江紹興），并使人向吳求和。
伍員要求夫差滅越以除心腹之患，但夫差因勝越而驕傲自滿，不聽伍員建議而許越議和。
吳勝越以後，自以為從此可無後顧之憂，故一心想到中原和齊、晉試比高下。
公元前486年，吳人在邗（今江蘇揚州附近）築城，又開鑿河道将長江、淮水連接起來，辟出一條通向宋、魯的水道。
随着吳的強大，中原的魯、邾等國都屈服于它。
吳為了壓服齊人，于公元前485年，派舟師從海上去伐齊。
次年，吳又興兵伐齊，大敗齊師于艾陵（今山東萊蕪），齊軍主帥國書被殺，吳俘獲齊兵車達八百乘。
公元前482年，吳王夫差與晉、魯、周等國會于黃池（今河南封丘）。
在會上吳與晉都争作霸主，晉由于國内内亂未止，故不敢與吳力争，吳奪得了霸主的位置。
《左傳》說夫差時，“吳日敝于兵，暴骨如莽”，又說他不恤民力，“視民如雠”。
吳在争霸方面雖有所得逞，但連年勞師動衆，造成了國内的空虛。
越王勾踐戰敗以後，不忘會稽之恥，卧薪嘗膽，“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越的國力漸漸恢複起來。
而吳對此毫不警惕，吳王夫差為參加黃池之會，竟率精銳而出，使太子和老弱留守。
越王勾踐乘虛而入，大敗吳師并殺死吳太子。
夫差聞訊，匆匆趕回，與越議和。
由于吳的長期窮兵黩武，民力凋敝不堪，難以和越對抗。
公元前473年，越滅掉了吳。
勾踐滅吳後，也步吳之後塵，以兵北渡淮，會齊、晉諸侯于徐州，越兵橫行于江淮以東，“諸侯畢賀，号稱霸王”。
華夏和戎狄蠻夷的關系 由于經濟文化發展的不平衡，春秋時中原各國因經濟、文化上較先進而自稱為華夏，和他們相毗鄰的或是錯雜居住的則被稱為戎狄蠻夷。
戎和狄主要分布于黃河流域和其北面。
北戎、山戎在今河北或遼甯一帶。
姜戎、陸渾之戎本在今甘肅境内，後來被遷徙到今河南中部。
狄分為白狄、赤狄。
白狄在今陝西境，白狄别種的鮮虞、肥、鼓三國在今河北西部。
赤狄有潞氏、留籲、铎辰、東山臯落氏、廧咎如，大約都在今晉東南。
夷分布于今江淮流域或沿海等地，如齊的東面有萊夷，淮、泗流域有淮夷。
楚的南面有群蠻、百濮。
據古文獻記載，不少戎狄的生活方式以至語言、禮俗都和華夏人不同，如姜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贽币不通，言語不達”。
“被發左衽”似是戎狄人普遍的習俗。
有些戎狄和華夏并無種族上的差異，如姬姓、姜姓之戎，他們和周人本是同族之人。
他們之所以被周人看作戎人，原因就是他們文化上落後于周人。
春秋早期，戎狄勢力頗盛，華夏各小國固然受到較大威脅，就連晉、齊等大國同樣也遭到戎狄人的侵伐。
春秋中期後，華夏各國日益強大，許多戎狄蠻夷被他們征服和吞并。
在今陝西境内的許多西戎被秦所滅，赤狄、白狄大多被晉所滅。
齊滅萊夷，大部分淮夷小國被楚、魯所滅。
楚還吞并了南方蠻族所建立的小國或部落。
軍事上的征服，使一些戎狄蠻夷被強制接受較為先進的華夏文化。
到春秋末，大多數居住在中原或靠近中原的各族逐漸地融合于華夏族，華夷之間的差别、界限也就漸漸地泯滅了。
二 春秋時期的經濟發展 貴族與庶人 春秋時各國都按宗法關系而進行分封，故而受封地者多為公族出身的卿大夫。
受田的多少依封建等級的高低而定，如晉國之制，卿受“一旅之田”，一旅之田為500頃。
上大夫受“一卒之田”[19]，一卒之田為100頃。
衛國的制度是卿可得百邑之封[20]。
卿大夫除受封地之外，還可因功而得到賞田。
《左傳》有關這方面的記載較多，如鄭君因子展、子産破陳有功而賞賜他們幾個邑。
宋君賞向戌60邑。
當時國君也可從卿大夫手中把土地收回，另外，卿大夫搶奪别人田地之事也很多，如魯闵公之傅“奪蔔田”，晉國“先克奪蒯得田于堇陰”[21]。
當時土地還沒有成為商品，所以買賣田地的情形還未出現。
卿大夫在自己采邑内，具有生殺予奪之權。
他們任命家臣為邑宰去治理采邑，可以派宰去殺死有罪的家族成員。
采邑内設有武裝組織，任命司馬或馬正去管理。
晉國的韓氏、羊舌氏兩家的封地達九縣之多，每縣都可以出100輛兵車。
采邑内也有手工業和商業。
魯國叔孫氏的郈邑中有管理手工業、商業的工師和賈正[22]。
卿大夫從國君那裡獲得土地，因此他們也必須為國君盡一定的義務，除了要向國君交納貢稅之外，還得為國君提供軍隊和糧草。
在采邑中處于被壓迫、被剝削地位的是庶人或小人。
他們要為“君子”去耕種公田以提供徭役租。
《國語》說“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正反映出當時這種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
庶人除了種公田之外，還有許多沉重的徭役負擔。
各國國君為了築城和修建宮室台榭，都要征調大量的庶人去服勞役，為此而“妨于農收”的事，當時是經常有的。
農人有不堪壓迫而淪為盜賊的，也有被迫而組織武裝暴動的。
田制和稅制的變化 春秋時期，田畝制度基本上沿襲自西周。
《左傳》說楚國是“井衍沃”，即在平原地區劃成許多的井田。
經濟上先進的齊、鄭等中原國家，也同樣保存着井田制。
《國語&bull齊語》說：“陵阜陸瑾，井田疇均，則民不憾。
”子産治鄭，實行“田有封洫，廬井有伍”。
這些例子表明，管理好井田，成為施政内容的不可缺少部分。
可見，這種田制在當時經濟生活中具有重要的意義。
随着農業生産技術的進步，春秋時期土地利用率方面較過去有了提高。
西周時耕地連種幾年就要棄置不用而另換新地。
春秋中葉開始，實行自轅其處的轅田制，即農民無須換土易居，而僅在自己小片田地上分區休耕即可。
春秋早期，還是“藉田以力而砥其遠迩”。
所謂“藉田以力”，就是指農人在種私田之外，還須共耕公田，提供力役地租。
但是，随着農業生産率的提高，種公田一事愈來愈行不通了。
《詩&bull齊風&bull甫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
”甫田即公田。
公田中長滿了野草，說明由于農人的消極怠工，公田荒蕪的現象日趨嚴重。
随着農民種私田積極性的提高，共耕公田的做法逐漸被廢棄了，而是按農民實際的耕地面積來收取實物稅。
如齊桓公時，實行“相地而衰征”，即把私田分成等級以征稅。
公元前594年，魯國宣布“初稅畝”，即履畝而稅，取代傳統的“藉田以力”的徭役租。
過去農民除耕作公田外，很少與國家發生關系。
現在随着國、野的逐漸泯滅，國家除了要對農民履畝征稅，還要農民承擔兵役。
國家對人口、土地的控制逐漸加強了。
工商業的發展 農業的發展對手工業、商業的發展都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獨立富商的出現，是春秋時期工商業較過去有了進步的重要标志。
春秋晚期，晉國都城绛的富商“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23]。
特别到春秋末年，民間的富商日益增多，如越大夫範蠡棄官後經商，“十九年之中，三緻千金”；孔子弟子子貢經商于曹、魯之間，“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24]。
由于經濟的發展，農業、手工業生産規模擴大，産品流人市場增多。
舊的“工商食官”制已不能适應形勢的需要，故而民間獨立的商人應運而生。
與商人階層出現的同時，是金屬鑄币的開始鑄造、使用。
春秋晚期，周景王嫌錢輕而鑄大錢。
在山西侯馬春秋末晉的遺址中，發現有鑄作錢币的作坊。
早先作為一般等價物的海貝、計量銅塊，到春秋末不得不讓位于金屬錢币。
三 西周、春秋的文化 孔子及儒家學派 春秋末期，宗法制度已走向崩潰，世秉國政的公族已越來越腐朽和無能。
出身于較低層貴族的士，開始在政治、文化方面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
由于禮壞樂崩，一些能順應當時需要的學說思想産生出來。
孔子及其所創立的儒家學派正是在這種曆史條件下出現的。
孔子名丘字仲尼，魯國人，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
孔子是中國早期社會中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在天道觀方面，孔子是信神和畏天命的，表明他未能擺脫西周以來天命鬼神的影響。
另一方面，他對天命鬼神又持懷疑的态度，“敬鬼神而遠之”，并認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把探讨和解決人世間的問題放在優先的地位，樹立起儒家重視人事的一貫傳統。
孔子對周禮很重視，把西周看做是理想的時代，盡管他對于舊制度認為應該有損有益，而不是全部照搬，但他對古代仍是比較向往的。
在孔子的哲學體系中，仁的思想是其重要的核心部分。
仁是由孔子最早提出的，所謂仁就是“愛人”，他認為仁是貴族才能具備的一種品德。
在政治觀點方面，孔子主張“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反對國君橫征暴斂，反對用殘殺的手段統治人民。
他提倡“為政以德”，即試圖用德化的方法來使人民在統治者面前能夠俯首聽命。
孔子一生中教出了許多有才幹的學生，對促進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他自己是虛心地向别人學習，而且是“學而不厭”，對學生是“誨人不倦”。
他倡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作風。
他本着“有教無類”的精神，使得許多出身非高貴的人也可獲得文化知識。
戰國時期學術文化和教育的發達，孔子起到開風氣之先的作用。
《尚書》《春秋》《詩經》 今文《尚書》28篇，其中有少數成書于戰國，其餘的均為西周和春秋時的作品。
《尚書》是周王及諸侯的命令、文告一類的文書，是銅器銘文以外的最古老的散文，其中保存着不少古史材料。
春秋時魯國官修的《春秋》，是流傳至今的我國最早的一部編年史。
它通過極為簡練的文字，概括出一些重大曆史事件，并表示出作者對這些事件的褒貶。
《春秋》對于後世曆史編寫起到了示範的作用。
《詩經》是一部從西周到春秋的詩歌總集，裡面共收詩305篇。
《周頌》、《魯頌》、《商頌》為廟堂詩歌，《小雅》、《大雅》多出于貴族、官吏之手。
15國風中有貴族的作品，但以民歌為多。
《周頌》和《小雅》、《大雅》産生于西周，其餘的多為春秋時作品。
《詩經》内容包羅甚廣，從祭祀、征伐到民間的戀愛、勞動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可成為它所選擇的題材。
《詩經》是具有現實主義特色的文學作品。
第三節 戰 國 《史記》将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定為戰國七雄曆史的開端，從這年到公元前221年秦滅六國，是中國曆史上的戰國時期。
這期間各國混戰不止，戰國就由此而得名。
春秋時一百多國，經過不斷兼并，到戰國初年，見于文獻者約有十幾國。
大國有秦、魏、趙、韓、齊、楚、燕，即所謂的“戰國七雄”，此外還有越國。
小國有周、宋、衛、中山、魯、滕、鄒等。
當時還有不少少數民族分布在四周，北面和西北面有林胡、樓煩、東胡和儀渠，南面有巴、蜀和越人。
七國的疆域情況大約如此：秦的國土包括今陝西關中和甘肅的東南部。
魏約占有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中部、東部。
趙約占有今山西北部、中部和河北的中部、西南部以及内蒙古自治區的一部分。
韓約占有今河南中部、西部和山西東南部。
齊占有今山東北部、河北東南部。
楚約占有今湖北全省以及河南、安徽、湖南、江蘇、浙江等省的一部分。
燕約占有河北北部和内蒙、遼甯、吉林的一部分。
一 社會經濟的發展 鐵器的廣泛使用 春秋末到戰國初，鐵工具開始在生産中廣泛使用。
《管子》說農夫必須有鐵制的耒、耜、铫，女工必須有針和刀，制車工必須有斤、鋸、錐、鑿，否則就不能成其事。
《孟子》提到“鐵耕”，證明當時耕田必定用鐵器。
根據解放後豐富的考古發掘材料，更加證實了戰國時鐵工具大量出現這一事實。
現在所知，遼甯、河北、山東、河南、陝西、湖南等省都出土有鐵器。
毫無問題，鐵器的使用和生産已普及于許多地區。
出土的工具，種類頗多，有犁頭、鋤、臿、鐮、铚之類的農具，也有斧、锛、鑿、刀、錘等手工工具，這些鐵工具代替了過去的木、石和青銅器，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對社會生産力的發展起着極大的推進作用。
農業生産力的發展 鐵器的使用，增強了開荒的能力，使耕種面積不斷擴大。
當時記載中常提墾辟草萊之事就說明了這點。
耕作技術也有了相應的變化，主要是出現了深耕，這是使用木、石工具時無法實現的。
《孟子》、《韓非子》說：“深耕易耨”、“耕者且深，耨者熟耘”，表明深耕已經普遍推行。
《莊子》說：“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蘩以滋”，《呂氏春秋》說深耕可使“大草不生，又無螟蜮”，使禾、麥得到好收成。
深耕不僅能提高畝産量，而且還可減輕蟲、旱之災，所以受到人們的特别重視。
大約和使用鐵器同時，也開始用牛耕田，《國語》說：“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就是一個例證。
施肥和人工灌溉也有了發展。
《荀子》說：“多糞肥田，是農夫衆庶之事”，并認為“田肥”，就可多收谷實。
戰國時的糞主要是指以水漚草或焚草為灰，《禮記&bull月令》說把田間野草燒灰，既除草害，也能肥田。
《周禮》有薙氏，專掌“殺草”。
這些記載都是關于用草作肥料的例子。
《周禮》中還提到施種肥之法，以獸骨汁浸種，可使作物生長得更好。
人們對于人工灌溉也很重視，《荀子》說：“修堤梁，通溝浍，行水潦，安水臧，以時決塞，歲雖兇敗水旱，使民有所耘艾。
”中原一帶種稻，更非人工灌溉不可，《戰國策》記載西周君放水，東周君方得種稻的故事。
《周禮&bull稻人》講到如何在田中放水和蓄水。
戰國時還出現一種叫桔槔的汲水工具，是利用杠杆原理做成的，多用于小面積土地的灌溉。
戰國時出現了有關農學的著作。
《管子&bull地員篇》記錄了許多有關土壤的知識，并指出結合哪些土壤應該種植何種的作物。
《呂氏春秋》的《上農》、《任地》、《辯土》、《審時》四篇，是戰國末的重要農學著作。
其中十分強調“深耕熟耨”，既要耕得深，還要多耕多耨。
在整地方面認為在田間須開溝作壟，好依土壤濕、燥不同而決定将作物種在溝中或壟上。
種植作物必須疏密适中，整齊成行。
對于農時極為注意，認為播種、收獲都必須“得時”，過早為“先時”，過遲為“後時”，這樣都會影響谷物的産量和質量。
這些先進經驗的提出，反映了當時農業技術的進步。
戰國時農産量比過去有了提高。
據魏李悝的估計，魏國100畝田平常年景能收粟150石，如遇大豐收可增加到300石或600石。
《呂氏春秋》說：“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
”随着農業生産力提高，農民能提供多一些的剩餘産物應是無疑問的。
水利工程的興修 水利灌溉工程在戰國時獲得很大發展，這對農田灌溉和航行都有很大好處。
魏在惠王時曾開大溝引河水南入圃田澤（今河南中牟縣西），又引圃田之水到大梁。
魏襄王時，邺（今河北臨漳）令史起，開渠引漳水灌溉邺一帶的土地，使鹽堿地變成良田，改變了當地的經濟面貌。
秦昭王時，蜀郡守李冰，在今四川灌縣附近，将離堆鑿開，使岷江變為兩股，以分水勢，既解除了岷江水害，又使成都大平原得到灌溉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