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近代時期下（1901—19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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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的宗教、文化活動 配合經濟侵略，美帝國主義也沒有放松精神上的奴化和滲透活動，某些教會勢力把一些傳教和文化、慈善事業看作他們滲透和控制中國的手段。
有的美國傳教士[14]就公然說，這是“使用最圓滿、最巧妙的方式來控制中國的發展”,“使美國在精神的、商業的影響上，取回最大可能的收獲”。
1908年，美國國務院将“庚子賠款”未付的一部分“退還”中國，借以吸引中國學生赴美留學，并在中國辦理文化事業，希望這樣在知識分子中造成一批親美勢力。
美國在東三省的侵略活動四國銀行團的成立 從1909年到1911年，帝國主義對中國利權的争奪達到白熱化的程度。
日、俄、英帝國主義以1910年的日、俄第二次協約和1911年英、日第三次同盟為基礎，加強合作侵略中國。
美國為了打破和日本競争中的孤立狀況，在1909年聯合英國奪取在東北修築錦瑷鐵路的權利。
美國國務卿諾克斯在同年11月提出所謂“滿洲鐵路中立化計劃”，企圖由美國控制東北所有鐵路。
1911年，美國又提出目的在于控制東北農業的計劃。
長江更是帝國主義紛紛逐鹿的場所。
粵漢鐵路（1905年收回商辦）和川漢鐵路（同年由地方決定商辦）在1908年都被郵傳部内定收為國有。
張之洞在1909年6月和英、法、德三國銀行訂立“湖廣鐵路借款合同”。
美國要求參加借款，并在國内成立包括摩根公司、坤洛公司、花旗銀行和哈裡曼（所謂“鐵路大王”）等在内的銀團，和英、法、德資本家合組“四國銀行團”，打算控制中國的财政、金融并壟斷對清政府的貸款。
1910年5月，四國銀行團在巴黎議決湖廣鐵路借款總額應為600萬鎊，四國均分。
清政府在人民憤怒的抗議之下，一時不敢簽字。
親貴攬權與立憲派請願早開國會 在革命潮流高漲的形勢下，清朝政府一面加緊投靠帝國主義，一面極力把政權集中在少數年輕的皇族親貴手裡。
1909年，攝政王載沣在罷斥袁世凱之後，就和載洵、載濤兄弟三人總攬陸海軍權。
在1909年和1910年先後成立的各省咨議局和北京的資政院中，立憲派都占優勢，形成了一個政治勢力。
立憲派打算以敦促清政府早開國會來分取一部分政權。
立憲派主要人物張謇以江蘇咨議局議長身份，在1909年底集合十省咨議局代表組織“國會請願同志會”，并在1910年連續舉行三次大請願。
但他們所得到的答複隻是“預備立憲”時間縮短為五年的空話。
在資政院中，由各省咨議局選出的議員，還組織一個“憲友會”，和“敕選議員”也就是純粹的封建官僚對抗。
這些官僚議員也先後組織了一個“憲政實進會”和另一個更小的團體“辛亥俱樂部”。
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成立“責任内閣”。
這實際上是一個“皇族内閣”，在内閣大臣13人中滿蒙貴族占了9人，其中皇族又占5人。
軍權、政權的高度集中引起了漢族軍閥、官僚和資産階級立憲派的普遍不滿，造成清政府完全孤立搖搖欲墜的局面。
群衆反抗鬥争的新高潮 下層群衆的反抗鬥争，到1910年，已經形成了全國範圍的新高潮。
各地人民反對清政府借“新政”名目苛索侵擾（如戶口捐、自治捐、學堂捐）的鬥争風起雲湧。
這一年，江蘇全省有一半州縣發生抗捐鬥争，“聚衆毀學、拆屋傷人之事，幾于無地不有，無日不有”。
河南許多州縣人民反對“自治捐”，往往數萬人集合拆毀縣署。
山東萊陽農民在五月間反對“新政”勒索，數萬人圍攻縣署，“搗大戶、捉富豪”，并發展為武裝起義。
廣西人民武裝鬥争遍及數十州縣，發出“官逼民反，紳逼民變”的憤怒呼聲。
全國各地反對官府、地主、土豪、劣紳的農民抗捐、抗租鬥争，如怒火般遍地燃燒起來。
這一年，長江流域各地災情嚴重，官僚、地主、奸商和外國洋行囤積擡價，并偷運米糧出口，于是沿江中下遊各省人民紛紛掀起搶米風潮。
長沙人民由搶米鬥争發展為數萬人焚燒巡撫衙門、銀行、稅局、教堂、洋行以至日本領事館的大規模反帝反封建鬥争。
這種形勢促使革命派在各地加緊進行醞釀起義的工作。
各地群衆反對帝國主義掠奪鐵路礦山的“收回利權”鬥争，也在蓬勃地發展。
1907年，江浙人民反對英國奪取滬杭甬路權。
晉、豫人民要求從英國公司手裡收回兩省礦權。
冀、魯、豫三省人民要求從英、德兩國手中收回津鎮（津浦）路權。
1909年，山東人民要求收回峄縣中興等煤礦的德國股份，安徽人民要求廢除英國開采銅官山煤礦合同。
雲南人民成立“保地會”，反對法國修建滇越路。
1910年，山西、河南、山東、雲南、東北各地人民要求收回礦權。
特别是1909年到1910年川、鄂、湘、粵四省人民要求收回粵漢、川漢鐵路的鬥争，以巨大的聲勢沖擊着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經濟勢力。
在一些鬥争中，革命派通過所聯系的群衆，推動督促立憲派控制的咨議局進行一定的反抗鬥争，如山西、雲南都有這種情況。
同盟會的兩次廣州起義 孫中山看到革命形勢的新發展，連續指示同盟會的一些負責者，要他們乘機發動起義。
在1910年2月和1911年4月，同盟會兩次在廣州起義，但這些仍然都是單純的軍事冒險，結果都失敗了。
在有名的第二次廣州起義即黃花崗起義中，同盟會從各地調來的許多重要骨幹在起義戰鬥中壯烈犧牲。
葬于黃花崗的七十二烈士的英勇事迹，振奮了全國的人心，對于革命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保路運動 清政府變本加厲投靠帝國主義。
1911年1月，大買辦盛宣懷被任為郵傳部尚書，和帝國主義磋商大批借款。
4月15日，清政府以“改革币制”和“振興東三省實業”為名，和英、美、法、德四國銀行團訂立了1000萬鎊借款協定，接着又同意向日本1000萬日元借款的要求。
5月8日，以奕劻為首的新内閣成立。
第二天，在帝國主義策動和盛宣懷力主之下，清政府不顧一切，以上谕宣布川漢、粵漢鐵路收為國有，另谕“借款正合同簽字勢難久延”。
同月20日，全長1800公裡的國内主要鐵路幹線的修築權，就在600萬鎊借款的名義下被斷送了。
作為辛亥革命前奏的各省人民保路運動開始了。
川漢、粵漢鐵路都是在各省集資籌辦，四川是按地租3%出谷米作為鐵路股本。
在“國有”的名義下，這些資金被清政府沒收幹淨，路權又被清政府出賣給帝國主義。
因此在鐵路問題上，各省人民以及地主紳商、立憲派都跟清政府和帝國主義發生了切身利益上的直接沖突，形成為具有廣泛群衆性的保路運動。
立憲派力求控制這個運動。
川、鄂、湘、粵四省的紳商先以請願方式要求鐵路仍歸商辦，然後又退一步要求把民間股本改為股票發給股東，但都遭到清政府的拒絕。
7月間，各省咨議局要求“另簡大員組織内閣”，也遭到清政府的斥責。
立憲派對清政府也絕望了，隻好另謀出路。
保路風潮和有關各界人民群衆的革命運動迅速地配合起來。
湖北宜昌幾千築路工人和清軍發生武裝沖突。
湖南長沙、株洲萬餘工人罷工示威。
各地紛傳會黨克期攻城、攻署的消息。
特别是在保路風潮最激烈的四川，運動發展到全省一百四十餘縣，參加“保路同志會”的各地人民達到數萬人，會黨也乘機公開活動。
9月7日，四川總督趙爾豐在督署前槍殺請願群衆數十人。
在這個大慘案發生之後，革命黨人和會黨在各地組織“保路同志軍”進行武裝鬥争。
第三節 武昌起義和清王朝的覆滅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成立 辛亥革命在武昌首先爆發 由保路運動掀起的人民反抗怒潮，是各種矛盾迅速激化和全國革命高潮已經醞釀成熟的表現，向反動統治的總攻擊在武昌開始了。
文學社和共進會幾年來在湖北進行了比較踏實和深入的士兵群衆工作，湖北新軍士兵參加這兩個革命組織或有聯系的達到五千多人，占全省新軍人數的1/3左右。
四川人民将保路運動推向武裝鬥争的形勢，直接鼓舞了在湖北的革命黨人，決定立即準備武裝起義。
宣統三年即1911年9月，文學社（主要領導人蔣翊武、劉複基等）和共進會（主要領導人孫武、蔡濟民等）聯合組成起義的指揮機構，制訂了起義的具體計劃。
10月9日，起義指揮機構遭到破壞，幾個主要領導人或死或傷或逃出武昌，湖廣總督瑞澂等按照查獲的黨人名冊大肆搜捕。
但是各部分的革命士兵們，在沒有總指揮部的緊急情況下，仍然自行互相聯系，根據原來的計劃步驟，堅決勇敢地在10月10日夜間舉行了武裝起義。
革命政權的建立 經過一夜的戰鬥，起義的士兵們勝利占領了武昌城。
這時，如何建立革命政權成為革命黨人面臨的迫切問題。
革命黨人錯誤地認為革命政權需要舊勢力中有名望地位的人出面号召領導。
原清軍協統黎元洪（他在起義的當晚還親手殺害了革命黨人）被擁立為中華民國軍政府都督，而立憲派官僚原湖北咨議局議長湯化龍則被推為政務部長。
革命黨人在起義後的最初幾天裡，雖然曾以蔡濟民等骨幹分子組成的謀略處作為統籌處理各項事務的領導機構，并且一度打擊了立憲派包攬内務、外交、财政、司法等重要部門的局面[15]，但是一直未能形成堅強和團結的革命領導核心，相反是舊官僚軍人和立憲派分子紛紛聚集在黎元洪周圍，逐步攫取了軍事和政治上的重要權力。
各省迅速響應起義 武昌起義在群衆普遍的革命要求的基礎上爆發，起義的勝利又迅速推動湖北和全國各地群衆革命熱情的高漲。
群衆踴躍參加湖北軍政府募集的革命軍隊，數日内就編足五個協（旅）。
在10月17日至11月2日的漢口戰役中，這些還來不及訓練的士兵曾一再以勇敢的沖鋒肉搏擊退南下的清軍，許多工農群衆自動前來參加助戰、運送糧彈。
在湖南、陝西、廣東、江蘇、山西、河南、直隸等全國大多數省份中，也都有下層群衆和會黨自發地起來暴動，沖擊清朝反動統治。
散布在各地的革命黨人，這時都積極發動了新軍和會黨的起義。
鄰近湖北的湖南、陝西、江西三省，首先在十多天内就起義宣布脫離清政府獨立；接着是山西和雲南在10月底前宣布獨立。
此外，在11月份内相繼獨立的有貴州、江蘇、浙江、廣西、安徽、福建、廣東、山東（山東不久又被袁世凱唆使反動勢力宣布“取消獨立”）、四川等省，即全國24省區中已有14省脫離了清政府的控制，其餘地區也正在醞釀或爆發着大小不等的起義鬥争。
立憲派和舊官僚乘機在各省奪取權力 但是，面臨着如此廣泛和猛烈的革命高潮，資産階級革命黨人卻沒有一個統一的堅強的領導組織和領導核心，也沒有把革命推向前進的統一的革命步驟。
他們不能也不敢發動廣大農民把反封建的鬥争進一步深入發展下去，隻想趕快使革命結束，穩定“秩序”，以避免外國的幹涉。
革命黨人所表現的軟弱性和妥協性，使立憲派感到可以乘機奪取權力和竊取革命果實。
在獨立的各省中，許多立憲派人都以原咨議局議員的身份，搖身一變，自己宣稱為主張共和的人民代表，鑽進革命政權，竭力使革命緩和下來，盡量避免革命的震蕩。
江蘇的立憲派和紳商勾結清江蘇巡撫程德全僞裝響應革命，宣告“和平光複”，除程德全改稱江蘇都督外，一切照舊，“僅用竹竿挑去了撫衙大堂屋上的幾片檐瓦，以示革命必須破壞”[16]。
湖南獨立十天後，立憲派就以原咨議局議長譚延闿為首，用陰謀政變的手段殺害了革命黨人都督焦達峰等，奪取了湖南的政權。
帝國主義采用政治陰謀方式破壞革命 各帝國主義在革命爆發後就立即調集軍艦和軍隊（集中于武漢江面的外國軍艦在10月20日已達16艘），準備對中國革命進行武裝幹涉。
北京的外交團會議要求清政府起用兩年前被罷退的袁世凱，并由美國代表入宮提出，應使袁世凱“作為朝廷的顧問兼皇權執行者”，以挽救垂危的清朝統治。
清政府急忙在10月14日任命袁世凱為湖廣總督，統率北洋軍南下鎮壓革命。
袁世凱認為尚未滿足自己和帝國主義的要求，就遲遲不出，向清政府索取更多的權力。
11月初，袁世凱被任命為内閣總理大臣，湖北前線和近畿各路軍隊也都歸袁調遣，清政府的軍、政大權實際都落入袁世凱的手中。
袁世凱于11月2日攻占漢口後，回京組閣。
這時，日本和沙俄特别熱衷于用武裝幹涉方式在中國擴大侵略利益。
10月24日日本内閣通過的決議[17]認為，要乘當前最有利時機求得“滿洲問題的根本解決”，即吞并東三省南部，并進一步控制“中國本部”，使列強承認日本在華的“優勢地位”，因此準備出兵占領山海關至天津、北京的鐵路。
沙俄也乘機在蒙古制造分裂活動并企圖占據東三省北部。
11月3日，沙皇内閣會議上做出了“與日本在中國共同行動的決定”。
然而，日俄這種大規模武裝幹涉的企圖受到了其他帝國主義的牽制。
英、美等帝國主義不願意日、俄在華勢力的過分擴張，英國也擔心長江一帶（是英國的主要勢力範圍，這時已成為革命中心地區）重大侵略利益會因為露骨幹涉而遭到革命人民的打擊。
更重要的是，革命在各地迅猛而廣泛的開展，使得英美等帝國主義感到已不是武裝鎮壓所能濟事。
英國公使朱爾典（J.N.Jordan）在11月6日緻英國外相電稱：“這個運動的廣泛蔓延的性質，以及它到處獲得成功的事實，已使一切用武力來挽救這個國家的企圖失去了可能性。
”雖然直接的武力幹涉看來不容易使革命失敗，但帝國主義看出了革命黨人的一個顯然可以加以利用的嚴重弱點，即從起義一開始就表現出對帝國主義的妥協和幻想（宣告承認舊有一切條約和賠款、外債，幻想得到帝國主義的同情和幫助）。
于是，帝國主義就轉而主要采用在“中立”的幌子下，以間接的政治陰謀方式來破壞革命。
辦法是一面加緊扶植袁世凱（11月23日公使團會議上，美國公使提議“保障袁世凱的地位并給以便宜行事的機會”，經各國公使贊同并委托英使朱爾典與袁世凱讨論更好的行動方案。
12月6日，監國攝政王載沣即被迫宣布“不再預政”，袁世凱的權力更為集中），另一方面就和袁世凱共同策劃對革命黨人的“和平”談判圈套，以引誘加脅迫的手段使革命黨人妥協，交出政權。
11月26日，經朱爾典和袁世凱密議，由漢口英領事出面向湖北軍政府建議停戰議和。
同時命馮國璋在11月27日加緊攻陷漢陽（但立即密令馮國璋攻下漢陽後停軍不進，隻以隔江炮擊威脅武昌）。
經過這樣的軟硬兼施，終于在英領事的誘說下達成武漢的局部停戰，接着又發展為全國範圍的停戰與12月18日起在上海舉行的南北和談。
南京臨時政府的成立 這時，上海、浙江、安徽已在11月上旬相繼起義獨立，蘇、浙等省聯軍又在12月2日攻下南京。
12月底，各省都督府代表在南京選舉剛從國外歸來的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黎元洪為副總統。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
宣布共和政體，改用公曆，以1912年為民國元年。
28日，由每省選派參議員組成臨時參議院，作為立法機關。
南京臨時政府和臨時參議院在資産階級民主革命高漲時期産生，領導者主要是革命派，但立憲派和舊官僚也都參加進來（政府部長9人中，立憲派和舊官僚共占6人，參議員43人中，立憲派占9人），并極力使革命帶上溫和的色彩。
臨時政府是中國民族資産階級在曆史上僅有的一次掌握了不到三個月即告夭折的政權。
它名義上是全國性的中央政府，但是“政府号令，不出百裡”[18]。
中央政府的權力并不能行于許多被立憲派和舊官僚所控制的地方政權。
軟弱的中國資産階級沒有力量建立起鞏固的資産階級政權，南京臨時政府是一個實例。
革命派和清政府都被迫把政權移交給袁世凱 帝國主義和袁世凱所布置的“和談”圈套，其主要的内容是迫使革命派交出政權。
上海和談一開始，英、美、俄、日、法、德六國領事就同時各以同樣内容的照會面交南北兩方專使，照會以露骨粗暴的威脅口氣“向雙方專使令其注意于必須速行商定停止目下争戰之法”。
裝作擁護革命的立憲派首領張謇等人則極力在革命内部施加壓力，制造妥協空氣，破壞革命。
張謇緻袁世凱的密電稱：“甲日滿退，乙日擁公，東南諸方，一切通過。
&hellip&hellip願公奮其英略，旦夕之間勘定大局。
”[19]表示了立憲派對袁世凱的忠誠。
革命派受到内外反動力量的壓迫，又不能發動廣大群衆力量對反動派進行反擊，這時反而處于孤立無援的地位。
在一片妥協聲中，隻有步步退卻，同意在清帝退位和袁世凱表示贊同共和的條件下，把政權讓給袁世凱。
袁世凱一面從革命派取得了讓與政權的保證，一面又策動軍隊和官吏脅迫清帝退位。
2月12日，清朝皇帝宣告自行“遜位”。
接着，孫中山也辭臨時大總統職，并由臨時參議院選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
清政府和南京臨時政府都把政權移交給大地主大買辦階級的總代表袁世凱，帝國主義也就繼續保持了在中國的統治地位。
辛亥革命的成就與失敗 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多年的清朝政府，最後地結束已持續了兩千多年的中國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國，這是革命的主要成就。
但是軟弱的中國資産階級不能夠發動廣大農民群衆的力量，摧毀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以緻革命終于又被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大地主大買辦所絞殺。
毛澤東指出：“國民革命需要有一個大的農村變動。
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
”[20] 辛亥革命隻推翻了一個清王朝，但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剝削和壓迫。
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繼續統治着中國，因此，辛亥革命從根本上來說是失敗了。
第四節 辛亥革命前後的蒙古和西藏 孫中山的“五族共和”的主張 辛亥革命時期，孫中山在國内民族問題上提出了“五族共和”的口号，主張各民族在脫離清朝統治之後，以平等的地位共同建立民主共和國。
他說：“所謂獨立者，對于滿清為脫離，對于各省為聯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
”[21]辛亥革命是全國性的革命，在全國範圍内發生了深刻的影響。
“五族共和，遂深注于四億同胞之心目。
”[22]在廣大的少數民族地區，普遍發生了響應革命、擁護共和的行動。
但同時也出現了一部分少數民族上層分子在帝國主義煽惑下進行的分裂行為。
在某些地區，如蒙古、西藏，分裂和反分裂的鬥争甚至是相當激烈的。
内蒙地區的革命活動 辛亥革命以前，内蒙地區已有一部分蒙族和漢族同盟會會員在學校、軍隊、士紳和會黨中進行革命活動，他們也聯系了一部分農民反抗土豪貪官的武裝組織“獨立隊”。
武昌起義以後，這些傾向革命的獨立隊曾打進陶林和涼城，并集合各路“獨立隊”組成革命軍，在1911年12月一度攻占豐鎮。
1912年1月，山西革命軍進入内蒙，和當地革命分子一同攻占包頭、薩拉齊等地，組織了革命政府。
日俄在内外蒙古擅劃勢力範圍和外蒙封建主的分裂活動 清朝政府對于内外蒙古地區的管理，一向是一方面派遣辦事大臣或都統等官員，同時又通過蒙族王公和“活佛”等喇嘛教上層僧侶，對當地人民進行統治。
日俄戰争以後，沙俄和日本在一系列公開和秘密的協定中，将内外蒙古擅自劃分為各自的“勢力範圍”，如在1907年7月的日俄密約中，由日本“承認俄國在外蒙古的特殊利益”，以交換沙俄承認日本在朝鮮的侵略地位。
1912年7月的第三次日俄密約，又以北京所在的子午線（東經116°27'）劃内蒙古為東西兩部，分别作為日俄的“勢力範圍”。
日本和沙俄在蒙古地區的侵略，自此愈加露骨。
1911年7月，外蒙古的王公和上層喇嘛在沙俄的唆使下，集會陰謀分裂，并派代表到彼得堡向沙皇政府請援。
沙俄乘機派兵千餘人進入外蒙，并命俄國駐北京公使要挾清政府在外蒙停辦“新政”。
1911年12月，外蒙封建王公活佛等公然宣稱“獨立”，以活佛哲布尊丹巴為皇帝（額真汗）。
這種在沙俄導演下出現的外蒙封建主反對辛亥革命的叛亂行為，引起中國人民普遍的反對。
1912年11月，沙俄和外蒙簽訂所謂“俄蒙協約”及商務專條，規定由俄國扶助外蒙“自治”和訓練軍隊，供應軍火，不準中國中央政府軍隊進入外蒙，并規定俄人在外蒙可以自由行動，免納進出口稅及其他一切捐稅，享有治外法權等各種特權。
外蒙古在實際上已完全被沙俄所控制。
1913年11月，袁世凱政府不顧輿論的反對，和沙俄簽訂了中俄《聲明文件》[23]，承認外蒙古的“自治權”，及“關于外蒙古政治、土地、交涉事宜”，須與沙俄“協商”，也就是承認沙俄在外蒙古的統治地位。
内蒙封建主的分裂行為及其失敗 在沙俄和外蒙封建主的煽惑下，一部分内蒙的王公喇嘛也公然進行了分裂活動，反對辛亥革命。
1912年1月，黑龍江省呼倫貝爾地區巴爾虎等旗封建主率兵攻占海拉爾、滿洲裡等地，聲稱“獨立”。
1915年11月，袁世凱政府簽訂與沙俄妥協的《呼倫條約》，将呼倫貝爾劃為“特區”，規定中國中央政府軍隊非經沙俄同意，不得進入這個地區。
1912年7月，哲裡木盟科右前旗紮薩克圖郡王烏泰和科右後旗鎮國公拉喜敏珠爾也舉兵叛亂，進攻洮南、鎮東（今吉林省鎮赉縣），在散發的所謂“東蒙古獨立宣言”中聲稱：“共和實有害于蒙古。
今庫倫皇帝派員勸導加盟，并由俄國供給武器彈藥，茲宣告獨立。
”叛亂分子遭到多數内蒙人民和王公的反對，被中央政府派軍隊迅速擊敗，烏泰等人逃往呼倫貝爾和外蒙等地。
此外，還有一部分内蒙封建主（如紮魯特左旗協理台吉官布紮曾，曾一度率叛兵攻入開魯城）和土匪（如巴布劄布，與俄日都有勾結，取得大量武器金錢）在内蒙地區竄擾搶掠，殺害人民。
他們在失敗後也都逃往外蒙或呼倫貝爾。
辛亥革命前後英國對西藏的侵略 英國在1904年武裝入侵西藏之後，一步步擴展在西藏的侵略勢力。
清政府在這樣的邊疆危機中，也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進一步加強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的管理。
1907年起，清政府在西藏舉辦所謂“新政”，同時在西康一帶進行設縣命官，并準備設立西康省。
1910年2月，清中央政府所派軍隊進駐拉薩時，十三世達賴喇嘛在英國的煽誘下潛逃印度。
1911年，英國乘辛亥革命爆發的時機，唆使西藏的一部分親英反動分子在各地制造叛亂，攻擊中央駐防軍隊，迫使其從西藏撤退。
1912年，英國将十三世達賴喇嘛由印度送回西藏，陰謀在西藏成立所謂“獨立”政府。
達賴派遣叛軍進擾西康，北京政府命四川都督尹昌衡及雲南都督蔡锷派軍擊潰在西康的叛軍。
英國見叛軍潰退，竟于1912年8月向中國政府提出蠻橫幹涉中國内政的無理要求，包括中國中央政府不得“幹涉西藏内政”，不得派官吏在西藏行使行政權，不得無限制派軍隊留駐西藏等等，并要挾中國派代表與英國談判關于西藏問題的條約。
1913年10月，袁世凱政府派代表參加在印度北部西姆拉召開的所謂“中英藏會議”。
英國代表麥克馬洪（McMahon）一手把持會議，在會上提出一個所謂解決西藏問題的方案，包括中國不得駐兵藏境，“中國政府與西藏有争議時，由印度政府判決之”,“西藏内政暫由印度政府監督”，等等，公然企圖使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由英國在印度的殖民政府來奴役西藏人民。
這個方案遭到中國人民的堅決反對，袁世凱政府也拒絕接受。
1914年7月，英國和西藏地方代表私自簽訂所謂“西姆拉條約”，中國政府代表拒絕在這個條約上簽字，會議破裂，以後的曆屆中國政府也從未承認這個條約。
在會議期間，從來沒有讨論過中國和印度的邊界。
由英國代表所捏造，并背着中國中央政府而同西藏地方代表在秘密換文中提到的所謂劃定中印東段邊界的“麥克馬洪線”，自然更是完全非法和毫無效力的。
第五節 袁世凱竊取政權和二次革命洪憲複辟和護國戰争 封建買辦舊勢力仍然統治着中國 辛亥革命推翻了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但沒有觸動封建土地所有制也沒有改變封建官僚統治機構。
在中華民國招牌後面出現的，是帝國主義支持的以大軍閥袁世凱為首的大地主、大資産階級統治。
袁世凱在1912年3月就任臨時大總統後，按照《臨時約法》的規定，提出前此奉他命令加入同盟會的唐紹儀為内閣總理。
唐于3月25日到南京組織内閣。
主要閣員或是由袁世凱的親信充任，如内務（趙秉鈞）、陸軍（段祺瑞）、海軍（劉冠雄）等部，或是實際上受袁的控制，如外交（陸徵祥）、财政（熊希齡）、交通（施肇基）等部。
同盟會隻分到了教育（蔡元培）、司法（王寵惠）、農林（宋教仁）、工商（陳其美）等在當時視為閑散的四個部門。
這就是所謂“同盟會中心”内閣。
4月初，南京臨時參議院議決臨時政府遷北京。
于是袁世凱以北洋六鎮新軍為基礎，以馮國璋、段祺瑞等将領為骨幹，增募軍隊，擴大勢力，在長江以北各省嚴行戒備。
他任用粵系買辦官僚梁士诒和北洋系買辦官僚周學熙，掌握京漢、津浦等主要鐵路和交通銀行以及北方重要的廠礦企業。
他基本上保存了清朝官僚機構，接受了以清大臣徐世昌為首的封建官僚集團，并以趙秉鈞、陸建章等為爪牙，組織特務警察系統。
這樣，圍繞着袁世凱構成一個最反動的軍閥、買辦、官僚、特務集團。
封建買辦舊勢力仍然統治着中國。
同盟會迅速褪色 同盟會勉強掌握着南方幾個省的政權，并在臨時參議院中占有優勢。
但是同盟會自身原是一個松弛的各階級聯盟，内部本來就很龐雜。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同盟會成為公開組織，由于各地官僚和立憲派分子的紛紛加入而益形渙散。
同盟會修訂的政綱，規定“以鞏固中華民國，實行民生主義為宗旨”，但在政治上主張“完成行政統一，促進地方自治”，實際是在允許袁世凱政治統一的條件下，希望保存同盟會在某些地區的實力和地位。
對于“實行民生主義”的内容，不提“平均地權”和“土地國有”，而代以空洞的“采用國家社會政策”一語。
這個政綱比起舊綱領是很大一步的倒退，對廣大群衆當然沒有什麼号召力量。
下層群衆對革命失望 以前在反滿鬥争中結合起來的各階級力量開始迅速地分化。
首先，工人、農民、手工業者以及遊民等下層群衆在各地形成的革命的浩大聲勢，已受到舊官僚、立憲派甚至革命派在新政權名義下的壓迫摧殘。
在湖北，軍政府早已通令：由各州縣士紳維持清末的“自治公所”，組織團練警察；此外甚至還有袁世凱舊部徐撫辰組織的“湖北全省保安總社”，指揮地主武裝，鎮壓各地農民。
革命派右翼分子劉公、季雨霖等也聯絡黎元洪以軍隊鎮壓鄂北自發起義的“江湖會”革命群衆。
下層群衆沒有得到革命的絲毫好處。
各地被免除或減輕了的捐、稅，由袁世凱政府通令“迅速恢複”，并将“新稅一一進行”[24]。
各地民軍被解散後不加安置，造成數十萬人的失業流亡。
革命派自己遠遠離開下層群衆，下層群衆也不能不對革命表示失望。
這樣，革命派就喪失了對袁世凱進行鬥争的群衆基礎。
資産階級右翼結黨擁袁 原屬于立憲派的資産階級上層分子，在武昌起義後，紛紛鑽入革命陣營，成為反滿聯合陣線的上層勢力。
随着清朝的覆滅，他們又急急拉着同盟會右翼分子，一齊投向袁世凱的反動陣營。
1912年初，武漢同盟會右翼孫武、劉成禺等組織了以黎元洪為首的“民社”，高呼“擁黎、聯袁、拒孫”。
章炳麟在武昌起義後不久，就宣布退出同盟會，聲稱“革命軍起，革命黨消”[25]。
接着，在1912年初，他糾集一些借口對南京臨時政府青年幹部不滿因而脫離革命陣營的人另組“中華民國聯合會”，和江浙立憲派張謇、湯壽潛等合作，組織“統一黨”。
在袁世凱政府成立之後兩個月，5月9日，“統一黨”、“民社”就和原屬“憲友會”[26]的籍忠寅等人組織的“國民協進會”等團體合并為擁袁的共和黨[27]。
共和黨以兩湖、江浙原來的立憲派為核心，以黎元洪為名義上的董事長，聯合同盟會右翼分子和同盟會對抗，企圖分享袁世凱政權的餘瀝。
原屬“憲友會”的另一部分人組成以湯化龍、林長民為首的“共和建設讨論會”和以舊政客孫洪伊為首的“共和統一黨”。
這兩個團體和當時尚在海外的梁啟超關系密切。
它們和共和黨實質上并無二緻。
這些團體都主張由袁世凱集中權力，把中國統一于他的統治之下
有的美國傳教士[14]就公然說，這是“使用最圓滿、最巧妙的方式來控制中國的發展”,“使美國在精神的、商業的影響上，取回最大可能的收獲”。
1908年，美國國務院将“庚子賠款”未付的一部分“退還”中國，借以吸引中國學生赴美留學，并在中國辦理文化事業，希望這樣在知識分子中造成一批親美勢力。
美國在東三省的侵略活動四國銀行團的成立 從1909年到1911年，帝國主義對中國利權的争奪達到白熱化的程度。
日、俄、英帝國主義以1910年的日、俄第二次協約和1911年英、日第三次同盟為基礎，加強合作侵略中國。
美國為了打破和日本競争中的孤立狀況，在1909年聯合英國奪取在東北修築錦瑷鐵路的權利。
美國國務卿諾克斯在同年11月提出所謂“滿洲鐵路中立化計劃”，企圖由美國控制東北所有鐵路。
1911年，美國又提出目的在于控制東北農業的計劃。
長江更是帝國主義紛紛逐鹿的場所。
粵漢鐵路（1905年收回商辦）和川漢鐵路（同年由地方決定商辦）在1908年都被郵傳部内定收為國有。
張之洞在1909年6月和英、法、德三國銀行訂立“湖廣鐵路借款合同”。
美國要求參加借款，并在國内成立包括摩根公司、坤洛公司、花旗銀行和哈裡曼（所謂“鐵路大王”）等在内的銀團，和英、法、德資本家合組“四國銀行團”，打算控制中國的财政、金融并壟斷對清政府的貸款。
1910年5月，四國銀行團在巴黎議決湖廣鐵路借款總額應為600萬鎊，四國均分。
清政府在人民憤怒的抗議之下，一時不敢簽字。
親貴攬權與立憲派請願早開國會 在革命潮流高漲的形勢下，清朝政府一面加緊投靠帝國主義，一面極力把政權集中在少數年輕的皇族親貴手裡。
1909年，攝政王載沣在罷斥袁世凱之後，就和載洵、載濤兄弟三人總攬陸海軍權。
在1909年和1910年先後成立的各省咨議局和北京的資政院中，立憲派都占優勢，形成了一個政治勢力。
立憲派打算以敦促清政府早開國會來分取一部分政權。
立憲派主要人物張謇以江蘇咨議局議長身份，在1909年底集合十省咨議局代表組織“國會請願同志會”，并在1910年連續舉行三次大請願。
但他們所得到的答複隻是“預備立憲”時間縮短為五年的空話。
在資政院中，由各省咨議局選出的議員，還組織一個“憲友會”，和“敕選議員”也就是純粹的封建官僚對抗。
這些官僚議員也先後組織了一個“憲政實進會”和另一個更小的團體“辛亥俱樂部”。
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成立“責任内閣”。
這實際上是一個“皇族内閣”，在内閣大臣13人中滿蒙貴族占了9人，其中皇族又占5人。
軍權、政權的高度集中引起了漢族軍閥、官僚和資産階級立憲派的普遍不滿，造成清政府完全孤立搖搖欲墜的局面。
群衆反抗鬥争的新高潮 下層群衆的反抗鬥争，到1910年，已經形成了全國範圍的新高潮。
各地人民反對清政府借“新政”名目苛索侵擾（如戶口捐、自治捐、學堂捐）的鬥争風起雲湧。
這一年，江蘇全省有一半州縣發生抗捐鬥争，“聚衆毀學、拆屋傷人之事，幾于無地不有，無日不有”。
河南許多州縣人民反對“自治捐”，往往數萬人集合拆毀縣署。
山東萊陽農民在五月間反對“新政”勒索，數萬人圍攻縣署，“搗大戶、捉富豪”，并發展為武裝起義。
廣西人民武裝鬥争遍及數十州縣，發出“官逼民反，紳逼民變”的憤怒呼聲。
全國各地反對官府、地主、土豪、劣紳的農民抗捐、抗租鬥争，如怒火般遍地燃燒起來。
這一年，長江流域各地災情嚴重，官僚、地主、奸商和外國洋行囤積擡價，并偷運米糧出口，于是沿江中下遊各省人民紛紛掀起搶米風潮。
長沙人民由搶米鬥争發展為數萬人焚燒巡撫衙門、銀行、稅局、教堂、洋行以至日本領事館的大規模反帝反封建鬥争。
這種形勢促使革命派在各地加緊進行醞釀起義的工作。
各地群衆反對帝國主義掠奪鐵路礦山的“收回利權”鬥争，也在蓬勃地發展。
1907年，江浙人民反對英國奪取滬杭甬路權。
晉、豫人民要求從英國公司手裡收回兩省礦權。
冀、魯、豫三省人民要求從英、德兩國手中收回津鎮（津浦）路權。
1909年，山東人民要求收回峄縣中興等煤礦的德國股份，安徽人民要求廢除英國開采銅官山煤礦合同。
雲南人民成立“保地會”，反對法國修建滇越路。
1910年，山西、河南、山東、雲南、東北各地人民要求收回礦權。
特别是1909年到1910年川、鄂、湘、粵四省人民要求收回粵漢、川漢鐵路的鬥争，以巨大的聲勢沖擊着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經濟勢力。
在一些鬥争中，革命派通過所聯系的群衆，推動督促立憲派控制的咨議局進行一定的反抗鬥争，如山西、雲南都有這種情況。
同盟會的兩次廣州起義 孫中山看到革命形勢的新發展，連續指示同盟會的一些負責者，要他們乘機發動起義。
在1910年2月和1911年4月，同盟會兩次在廣州起義，但這些仍然都是單純的軍事冒險，結果都失敗了。
在有名的第二次廣州起義即黃花崗起義中，同盟會從各地調來的許多重要骨幹在起義戰鬥中壯烈犧牲。
葬于黃花崗的七十二烈士的英勇事迹，振奮了全國的人心，對于革命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保路運動 清政府變本加厲投靠帝國主義。
1911年1月，大買辦盛宣懷被任為郵傳部尚書，和帝國主義磋商大批借款。
4月15日，清政府以“改革币制”和“振興東三省實業”為名，和英、美、法、德四國銀行團訂立了1000萬鎊借款協定，接着又同意向日本1000萬日元借款的要求。
5月8日，以奕劻為首的新内閣成立。
第二天，在帝國主義策動和盛宣懷力主之下，清政府不顧一切，以上谕宣布川漢、粵漢鐵路收為國有，另谕“借款正合同簽字勢難久延”。
同月20日，全長1800公裡的國内主要鐵路幹線的修築權，就在600萬鎊借款的名義下被斷送了。
作為辛亥革命前奏的各省人民保路運動開始了。
川漢、粵漢鐵路都是在各省集資籌辦，四川是按地租3%出谷米作為鐵路股本。
在“國有”的名義下，這些資金被清政府沒收幹淨，路權又被清政府出賣給帝國主義。
因此在鐵路問題上，各省人民以及地主紳商、立憲派都跟清政府和帝國主義發生了切身利益上的直接沖突，形成為具有廣泛群衆性的保路運動。
立憲派力求控制這個運動。
川、鄂、湘、粵四省的紳商先以請願方式要求鐵路仍歸商辦，然後又退一步要求把民間股本改為股票發給股東，但都遭到清政府的拒絕。
7月間，各省咨議局要求“另簡大員組織内閣”，也遭到清政府的斥責。
立憲派對清政府也絕望了，隻好另謀出路。
保路風潮和有關各界人民群衆的革命運動迅速地配合起來。
湖北宜昌幾千築路工人和清軍發生武裝沖突。
湖南長沙、株洲萬餘工人罷工示威。
各地紛傳會黨克期攻城、攻署的消息。
特别是在保路風潮最激烈的四川，運動發展到全省一百四十餘縣，參加“保路同志會”的各地人民達到數萬人，會黨也乘機公開活動。
9月7日，四川總督趙爾豐在督署前槍殺請願群衆數十人。
在這個大慘案發生之後，革命黨人和會黨在各地組織“保路同志軍”進行武裝鬥争。
第三節 武昌起義和清王朝的覆滅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成立 辛亥革命在武昌首先爆發 由保路運動掀起的人民反抗怒潮，是各種矛盾迅速激化和全國革命高潮已經醞釀成熟的表現，向反動統治的總攻擊在武昌開始了。
文學社和共進會幾年來在湖北進行了比較踏實和深入的士兵群衆工作，湖北新軍士兵參加這兩個革命組織或有聯系的達到五千多人，占全省新軍人數的1/3左右。
四川人民将保路運動推向武裝鬥争的形勢，直接鼓舞了在湖北的革命黨人，決定立即準備武裝起義。
宣統三年即1911年9月，文學社（主要領導人蔣翊武、劉複基等）和共進會（主要領導人孫武、蔡濟民等）聯合組成起義的指揮機構，制訂了起義的具體計劃。
10月9日，起義指揮機構遭到破壞，幾個主要領導人或死或傷或逃出武昌，湖廣總督瑞澂等按照查獲的黨人名冊大肆搜捕。
但是各部分的革命士兵們，在沒有總指揮部的緊急情況下，仍然自行互相聯系，根據原來的計劃步驟，堅決勇敢地在10月10日夜間舉行了武裝起義。
革命政權的建立 經過一夜的戰鬥，起義的士兵們勝利占領了武昌城。
這時，如何建立革命政權成為革命黨人面臨的迫切問題。
革命黨人錯誤地認為革命政權需要舊勢力中有名望地位的人出面号召領導。
原清軍協統黎元洪（他在起義的當晚還親手殺害了革命黨人）被擁立為中華民國軍政府都督，而立憲派官僚原湖北咨議局議長湯化龍則被推為政務部長。
革命黨人在起義後的最初幾天裡，雖然曾以蔡濟民等骨幹分子組成的謀略處作為統籌處理各項事務的領導機構，并且一度打擊了立憲派包攬内務、外交、财政、司法等重要部門的局面[15]，但是一直未能形成堅強和團結的革命領導核心，相反是舊官僚軍人和立憲派分子紛紛聚集在黎元洪周圍，逐步攫取了軍事和政治上的重要權力。
各省迅速響應起義 武昌起義在群衆普遍的革命要求的基礎上爆發，起義的勝利又迅速推動湖北和全國各地群衆革命熱情的高漲。
群衆踴躍參加湖北軍政府募集的革命軍隊，數日内就編足五個協（旅）。
在10月17日至11月2日的漢口戰役中，這些還來不及訓練的士兵曾一再以勇敢的沖鋒肉搏擊退南下的清軍，許多工農群衆自動前來參加助戰、運送糧彈。
在湖南、陝西、廣東、江蘇、山西、河南、直隸等全國大多數省份中，也都有下層群衆和會黨自發地起來暴動，沖擊清朝反動統治。
散布在各地的革命黨人，這時都積極發動了新軍和會黨的起義。
鄰近湖北的湖南、陝西、江西三省，首先在十多天内就起義宣布脫離清政府獨立；接着是山西和雲南在10月底前宣布獨立。
此外，在11月份内相繼獨立的有貴州、江蘇、浙江、廣西、安徽、福建、廣東、山東（山東不久又被袁世凱唆使反動勢力宣布“取消獨立”）、四川等省，即全國24省區中已有14省脫離了清政府的控制，其餘地區也正在醞釀或爆發着大小不等的起義鬥争。
立憲派和舊官僚乘機在各省奪取權力 但是，面臨着如此廣泛和猛烈的革命高潮，資産階級革命黨人卻沒有一個統一的堅強的領導組織和領導核心，也沒有把革命推向前進的統一的革命步驟。
他們不能也不敢發動廣大農民把反封建的鬥争進一步深入發展下去，隻想趕快使革命結束，穩定“秩序”，以避免外國的幹涉。
革命黨人所表現的軟弱性和妥協性，使立憲派感到可以乘機奪取權力和竊取革命果實。
在獨立的各省中，許多立憲派人都以原咨議局議員的身份，搖身一變，自己宣稱為主張共和的人民代表，鑽進革命政權，竭力使革命緩和下來，盡量避免革命的震蕩。
江蘇的立憲派和紳商勾結清江蘇巡撫程德全僞裝響應革命，宣告“和平光複”，除程德全改稱江蘇都督外，一切照舊，“僅用竹竿挑去了撫衙大堂屋上的幾片檐瓦，以示革命必須破壞”[16]。
湖南獨立十天後，立憲派就以原咨議局議長譚延闿為首，用陰謀政變的手段殺害了革命黨人都督焦達峰等，奪取了湖南的政權。
帝國主義采用政治陰謀方式破壞革命 各帝國主義在革命爆發後就立即調集軍艦和軍隊（集中于武漢江面的外國軍艦在10月20日已達16艘），準備對中國革命進行武裝幹涉。
北京的外交團會議要求清政府起用兩年前被罷退的袁世凱，并由美國代表入宮提出，應使袁世凱“作為朝廷的顧問兼皇權執行者”，以挽救垂危的清朝統治。
清政府急忙在10月14日任命袁世凱為湖廣總督，統率北洋軍南下鎮壓革命。
袁世凱認為尚未滿足自己和帝國主義的要求，就遲遲不出，向清政府索取更多的權力。
11月初，袁世凱被任命為内閣總理大臣，湖北前線和近畿各路軍隊也都歸袁調遣，清政府的軍、政大權實際都落入袁世凱的手中。
袁世凱于11月2日攻占漢口後，回京組閣。
這時，日本和沙俄特别熱衷于用武裝幹涉方式在中國擴大侵略利益。
10月24日日本内閣通過的決議[17]認為，要乘當前最有利時機求得“滿洲問題的根本解決”，即吞并東三省南部，并進一步控制“中國本部”，使列強承認日本在華的“優勢地位”，因此準備出兵占領山海關至天津、北京的鐵路。
沙俄也乘機在蒙古制造分裂活動并企圖占據東三省北部。
11月3日，沙皇内閣會議上做出了“與日本在中國共同行動的決定”。
然而，日俄這種大規模武裝幹涉的企圖受到了其他帝國主義的牽制。
英、美等帝國主義不願意日、俄在華勢力的過分擴張，英國也擔心長江一帶（是英國的主要勢力範圍，這時已成為革命中心地區）重大侵略利益會因為露骨幹涉而遭到革命人民的打擊。
更重要的是，革命在各地迅猛而廣泛的開展，使得英美等帝國主義感到已不是武裝鎮壓所能濟事。
英國公使朱爾典（J.N.Jordan）在11月6日緻英國外相電稱：“這個運動的廣泛蔓延的性質，以及它到處獲得成功的事實，已使一切用武力來挽救這個國家的企圖失去了可能性。
”雖然直接的武力幹涉看來不容易使革命失敗，但帝國主義看出了革命黨人的一個顯然可以加以利用的嚴重弱點，即從起義一開始就表現出對帝國主義的妥協和幻想（宣告承認舊有一切條約和賠款、外債，幻想得到帝國主義的同情和幫助）。
于是，帝國主義就轉而主要采用在“中立”的幌子下，以間接的政治陰謀方式來破壞革命。
辦法是一面加緊扶植袁世凱（11月23日公使團會議上，美國公使提議“保障袁世凱的地位并給以便宜行事的機會”，經各國公使贊同并委托英使朱爾典與袁世凱讨論更好的行動方案。
12月6日，監國攝政王載沣即被迫宣布“不再預政”，袁世凱的權力更為集中），另一方面就和袁世凱共同策劃對革命黨人的“和平”談判圈套，以引誘加脅迫的手段使革命黨人妥協，交出政權。
11月26日，經朱爾典和袁世凱密議，由漢口英領事出面向湖北軍政府建議停戰議和。
同時命馮國璋在11月27日加緊攻陷漢陽（但立即密令馮國璋攻下漢陽後停軍不進，隻以隔江炮擊威脅武昌）。
經過這樣的軟硬兼施，終于在英領事的誘說下達成武漢的局部停戰，接着又發展為全國範圍的停戰與12月18日起在上海舉行的南北和談。
南京臨時政府的成立 這時，上海、浙江、安徽已在11月上旬相繼起義獨立，蘇、浙等省聯軍又在12月2日攻下南京。
12月底，各省都督府代表在南京選舉剛從國外歸來的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黎元洪為副總統。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
宣布共和政體，改用公曆，以1912年為民國元年。
28日，由每省選派參議員組成臨時參議院，作為立法機關。
南京臨時政府和臨時參議院在資産階級民主革命高漲時期産生，領導者主要是革命派，但立憲派和舊官僚也都參加進來（政府部長9人中，立憲派和舊官僚共占6人，參議員43人中，立憲派占9人），并極力使革命帶上溫和的色彩。
臨時政府是中國民族資産階級在曆史上僅有的一次掌握了不到三個月即告夭折的政權。
它名義上是全國性的中央政府，但是“政府号令，不出百裡”[18]。
中央政府的權力并不能行于許多被立憲派和舊官僚所控制的地方政權。
軟弱的中國資産階級沒有力量建立起鞏固的資産階級政權，南京臨時政府是一個實例。
革命派和清政府都被迫把政權移交給袁世凱 帝國主義和袁世凱所布置的“和談”圈套，其主要的内容是迫使革命派交出政權。
上海和談一開始，英、美、俄、日、法、德六國領事就同時各以同樣内容的照會面交南北兩方專使，照會以露骨粗暴的威脅口氣“向雙方專使令其注意于必須速行商定停止目下争戰之法”。
裝作擁護革命的立憲派首領張謇等人則極力在革命内部施加壓力，制造妥協空氣，破壞革命。
張謇緻袁世凱的密電稱：“甲日滿退，乙日擁公，東南諸方，一切通過。
&hellip&hellip願公奮其英略，旦夕之間勘定大局。
”[19]表示了立憲派對袁世凱的忠誠。
革命派受到内外反動力量的壓迫，又不能發動廣大群衆力量對反動派進行反擊，這時反而處于孤立無援的地位。
在一片妥協聲中，隻有步步退卻，同意在清帝退位和袁世凱表示贊同共和的條件下，把政權讓給袁世凱。
袁世凱一面從革命派取得了讓與政權的保證，一面又策動軍隊和官吏脅迫清帝退位。
2月12日，清朝皇帝宣告自行“遜位”。
接着，孫中山也辭臨時大總統職，并由臨時參議院選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
清政府和南京臨時政府都把政權移交給大地主大買辦階級的總代表袁世凱，帝國主義也就繼續保持了在中國的統治地位。
辛亥革命的成就與失敗 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多年的清朝政府，最後地結束已持續了兩千多年的中國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國，這是革命的主要成就。
但是軟弱的中國資産階級不能夠發動廣大農民群衆的力量，摧毀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以緻革命終于又被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大地主大買辦所絞殺。
毛澤東指出：“國民革命需要有一個大的農村變動。
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
”[20] 辛亥革命隻推翻了一個清王朝，但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剝削和壓迫。
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繼續統治着中國，因此，辛亥革命從根本上來說是失敗了。
第四節 辛亥革命前後的蒙古和西藏 孫中山的“五族共和”的主張 辛亥革命時期，孫中山在國内民族問題上提出了“五族共和”的口号，主張各民族在脫離清朝統治之後，以平等的地位共同建立民主共和國。
他說：“所謂獨立者，對于滿清為脫離，對于各省為聯合，蒙古、西藏意亦同此。
”[21]辛亥革命是全國性的革命，在全國範圍内發生了深刻的影響。
“五族共和，遂深注于四億同胞之心目。
”[22]在廣大的少數民族地區，普遍發生了響應革命、擁護共和的行動。
但同時也出現了一部分少數民族上層分子在帝國主義煽惑下進行的分裂行為。
在某些地區，如蒙古、西藏，分裂和反分裂的鬥争甚至是相當激烈的。
内蒙地區的革命活動 辛亥革命以前，内蒙地區已有一部分蒙族和漢族同盟會會員在學校、軍隊、士紳和會黨中進行革命活動，他們也聯系了一部分農民反抗土豪貪官的武裝組織“獨立隊”。
武昌起義以後，這些傾向革命的獨立隊曾打進陶林和涼城，并集合各路“獨立隊”組成革命軍，在1911年12月一度攻占豐鎮。
1912年1月，山西革命軍進入内蒙，和當地革命分子一同攻占包頭、薩拉齊等地，組織了革命政府。
日俄在内外蒙古擅劃勢力範圍和外蒙封建主的分裂活動 清朝政府對于内外蒙古地區的管理，一向是一方面派遣辦事大臣或都統等官員，同時又通過蒙族王公和“活佛”等喇嘛教上層僧侶，對當地人民進行統治。
日俄戰争以後，沙俄和日本在一系列公開和秘密的協定中，将内外蒙古擅自劃分為各自的“勢力範圍”，如在1907年7月的日俄密約中，由日本“承認俄國在外蒙古的特殊利益”，以交換沙俄承認日本在朝鮮的侵略地位。
1912年7月的第三次日俄密約，又以北京所在的子午線（東經116°27'）劃内蒙古為東西兩部，分别作為日俄的“勢力範圍”。
日本和沙俄在蒙古地區的侵略，自此愈加露骨。
1911年7月，外蒙古的王公和上層喇嘛在沙俄的唆使下，集會陰謀分裂，并派代表到彼得堡向沙皇政府請援。
沙俄乘機派兵千餘人進入外蒙，并命俄國駐北京公使要挾清政府在外蒙停辦“新政”。
1911年12月，外蒙封建王公活佛等公然宣稱“獨立”，以活佛哲布尊丹巴為皇帝（額真汗）。
這種在沙俄導演下出現的外蒙封建主反對辛亥革命的叛亂行為，引起中國人民普遍的反對。
1912年11月，沙俄和外蒙簽訂所謂“俄蒙協約”及商務專條，規定由俄國扶助外蒙“自治”和訓練軍隊，供應軍火，不準中國中央政府軍隊進入外蒙，并規定俄人在外蒙可以自由行動，免納進出口稅及其他一切捐稅，享有治外法權等各種特權。
外蒙古在實際上已完全被沙俄所控制。
1913年11月，袁世凱政府不顧輿論的反對，和沙俄簽訂了中俄《聲明文件》[23]，承認外蒙古的“自治權”，及“關于外蒙古政治、土地、交涉事宜”，須與沙俄“協商”，也就是承認沙俄在外蒙古的統治地位。
内蒙封建主的分裂行為及其失敗 在沙俄和外蒙封建主的煽惑下，一部分内蒙的王公喇嘛也公然進行了分裂活動，反對辛亥革命。
1912年1月，黑龍江省呼倫貝爾地區巴爾虎等旗封建主率兵攻占海拉爾、滿洲裡等地，聲稱“獨立”。
1915年11月，袁世凱政府簽訂與沙俄妥協的《呼倫條約》，将呼倫貝爾劃為“特區”，規定中國中央政府軍隊非經沙俄同意，不得進入這個地區。
1912年7月，哲裡木盟科右前旗紮薩克圖郡王烏泰和科右後旗鎮國公拉喜敏珠爾也舉兵叛亂，進攻洮南、鎮東（今吉林省鎮赉縣），在散發的所謂“東蒙古獨立宣言”中聲稱：“共和實有害于蒙古。
今庫倫皇帝派員勸導加盟，并由俄國供給武器彈藥，茲宣告獨立。
”叛亂分子遭到多數内蒙人民和王公的反對，被中央政府派軍隊迅速擊敗，烏泰等人逃往呼倫貝爾和外蒙等地。
此外，還有一部分内蒙封建主（如紮魯特左旗協理台吉官布紮曾，曾一度率叛兵攻入開魯城）和土匪（如巴布劄布，與俄日都有勾結，取得大量武器金錢）在内蒙地區竄擾搶掠，殺害人民。
他們在失敗後也都逃往外蒙或呼倫貝爾。
辛亥革命前後英國對西藏的侵略 英國在1904年武裝入侵西藏之後，一步步擴展在西藏的侵略勢力。
清政府在這樣的邊疆危機中，也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進一步加強中央政府對西藏地方的管理。
1907年起，清政府在西藏舉辦所謂“新政”，同時在西康一帶進行設縣命官，并準備設立西康省。
1910年2月，清中央政府所派軍隊進駐拉薩時，十三世達賴喇嘛在英國的煽誘下潛逃印度。
1911年，英國乘辛亥革命爆發的時機，唆使西藏的一部分親英反動分子在各地制造叛亂，攻擊中央駐防軍隊，迫使其從西藏撤退。
1912年，英國将十三世達賴喇嘛由印度送回西藏，陰謀在西藏成立所謂“獨立”政府。
達賴派遣叛軍進擾西康，北京政府命四川都督尹昌衡及雲南都督蔡锷派軍擊潰在西康的叛軍。
英國見叛軍潰退，竟于1912年8月向中國政府提出蠻橫幹涉中國内政的無理要求，包括中國中央政府不得“幹涉西藏内政”，不得派官吏在西藏行使行政權，不得無限制派軍隊留駐西藏等等，并要挾中國派代表與英國談判關于西藏問題的條約。
1913年10月，袁世凱政府派代表參加在印度北部西姆拉召開的所謂“中英藏會議”。
英國代表麥克馬洪（McMahon）一手把持會議，在會上提出一個所謂解決西藏問題的方案，包括中國不得駐兵藏境，“中國政府與西藏有争議時，由印度政府判決之”,“西藏内政暫由印度政府監督”，等等，公然企圖使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由英國在印度的殖民政府來奴役西藏人民。
這個方案遭到中國人民的堅決反對，袁世凱政府也拒絕接受。
1914年7月，英國和西藏地方代表私自簽訂所謂“西姆拉條約”，中國政府代表拒絕在這個條約上簽字，會議破裂，以後的曆屆中國政府也從未承認這個條約。
在會議期間，從來沒有讨論過中國和印度的邊界。
由英國代表所捏造，并背着中國中央政府而同西藏地方代表在秘密換文中提到的所謂劃定中印東段邊界的“麥克馬洪線”，自然更是完全非法和毫無效力的。
第五節 袁世凱竊取政權和二次革命洪憲複辟和護國戰争 封建買辦舊勢力仍然統治着中國 辛亥革命推翻了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但沒有觸動封建土地所有制也沒有改變封建官僚統治機構。
在中華民國招牌後面出現的，是帝國主義支持的以大軍閥袁世凱為首的大地主、大資産階級統治。
袁世凱在1912年3月就任臨時大總統後，按照《臨時約法》的規定，提出前此奉他命令加入同盟會的唐紹儀為内閣總理。
唐于3月25日到南京組織内閣。
主要閣員或是由袁世凱的親信充任，如内務（趙秉鈞）、陸軍（段祺瑞）、海軍（劉冠雄）等部，或是實際上受袁的控制，如外交（陸徵祥）、财政（熊希齡）、交通（施肇基）等部。
同盟會隻分到了教育（蔡元培）、司法（王寵惠）、農林（宋教仁）、工商（陳其美）等在當時視為閑散的四個部門。
這就是所謂“同盟會中心”内閣。
4月初，南京臨時參議院議決臨時政府遷北京。
于是袁世凱以北洋六鎮新軍為基礎，以馮國璋、段祺瑞等将領為骨幹，增募軍隊，擴大勢力，在長江以北各省嚴行戒備。
他任用粵系買辦官僚梁士诒和北洋系買辦官僚周學熙，掌握京漢、津浦等主要鐵路和交通銀行以及北方重要的廠礦企業。
他基本上保存了清朝官僚機構，接受了以清大臣徐世昌為首的封建官僚集團，并以趙秉鈞、陸建章等為爪牙，組織特務警察系統。
這樣，圍繞着袁世凱構成一個最反動的軍閥、買辦、官僚、特務集團。
封建買辦舊勢力仍然統治着中國。
同盟會迅速褪色 同盟會勉強掌握着南方幾個省的政權，并在臨時參議院中占有優勢。
但是同盟會自身原是一個松弛的各階級聯盟，内部本來就很龐雜。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同盟會成為公開組織，由于各地官僚和立憲派分子的紛紛加入而益形渙散。
同盟會修訂的政綱，規定“以鞏固中華民國，實行民生主義為宗旨”，但在政治上主張“完成行政統一，促進地方自治”，實際是在允許袁世凱政治統一的條件下，希望保存同盟會在某些地區的實力和地位。
對于“實行民生主義”的内容，不提“平均地權”和“土地國有”，而代以空洞的“采用國家社會政策”一語。
這個政綱比起舊綱領是很大一步的倒退，對廣大群衆當然沒有什麼号召力量。
下層群衆對革命失望 以前在反滿鬥争中結合起來的各階級力量開始迅速地分化。
首先，工人、農民、手工業者以及遊民等下層群衆在各地形成的革命的浩大聲勢，已受到舊官僚、立憲派甚至革命派在新政權名義下的壓迫摧殘。
在湖北，軍政府早已通令：由各州縣士紳維持清末的“自治公所”，組織團練警察；此外甚至還有袁世凱舊部徐撫辰組織的“湖北全省保安總社”，指揮地主武裝，鎮壓各地農民。
革命派右翼分子劉公、季雨霖等也聯絡黎元洪以軍隊鎮壓鄂北自發起義的“江湖會”革命群衆。
下層群衆沒有得到革命的絲毫好處。
各地被免除或減輕了的捐、稅，由袁世凱政府通令“迅速恢複”，并将“新稅一一進行”[24]。
各地民軍被解散後不加安置，造成數十萬人的失業流亡。
革命派自己遠遠離開下層群衆，下層群衆也不能不對革命表示失望。
這樣，革命派就喪失了對袁世凱進行鬥争的群衆基礎。
資産階級右翼結黨擁袁 原屬于立憲派的資産階級上層分子，在武昌起義後，紛紛鑽入革命陣營，成為反滿聯合陣線的上層勢力。
随着清朝的覆滅，他們又急急拉着同盟會右翼分子，一齊投向袁世凱的反動陣營。
1912年初，武漢同盟會右翼孫武、劉成禺等組織了以黎元洪為首的“民社”，高呼“擁黎、聯袁、拒孫”。
章炳麟在武昌起義後不久，就宣布退出同盟會，聲稱“革命軍起，革命黨消”[25]。
接着，在1912年初，他糾集一些借口對南京臨時政府青年幹部不滿因而脫離革命陣營的人另組“中華民國聯合會”，和江浙立憲派張謇、湯壽潛等合作，組織“統一黨”。
在袁世凱政府成立之後兩個月，5月9日，“統一黨”、“民社”就和原屬“憲友會”[26]的籍忠寅等人組織的“國民協進會”等團體合并為擁袁的共和黨[27]。
共和黨以兩湖、江浙原來的立憲派為核心，以黎元洪為名義上的董事長，聯合同盟會右翼分子和同盟會對抗，企圖分享袁世凱政權的餘瀝。
原屬“憲友會”的另一部分人組成以湯化龍、林長民為首的“共和建設讨論會”和以舊政客孫洪伊為首的“共和統一黨”。
這兩個團體和當時尚在海外的梁啟超關系密切。
它們和共和黨實質上并無二緻。
這些團體都主張由袁世凱集中權力，把中國統一于他的統治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