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武王伐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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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姬發的勢力一天天的大了;終于在民國紀元前三千零三十三年(公元前一一二二年)起大兵,從孟津渡過黃河,大敗纣師于牧野。纣登鹿台自焚死。姬發遂代殷而占領了“中國”,稱為武王。其由岐豐出發,東南下而擴張其勢力于黃河的中流及下遊,正和秦始皇的統一六國的情形有些相同。關于武王伐纣的故事,今所傳的已經都是片面的文章;都是得勝者的紀功紀德,而絕無失敗者的呼籲。一切關于纣一方面的文獻,差不多都已消滅淨盡了。因為像孟子們的儒家的誇飾,纣的失敗,遂益成為必然的。因了他的暴虐無道,臣民離心,武王之師一到了牧野,浩浩蕩蕩的七十萬的纣兵便倒戈叛纣,奔潰而散。在《牧誓》裡,纣的罪狀不過是:“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榮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以今語譯之,不過是寵婦廢祀,以疏間親,任用非人而已,武王因此便“恭行天之罰”,未免有小題大做,越俎代庖之嫌。後來的三篇《泰誓》及《史記》的記載,便硬替纣添做了許多罪惡。好像武王之讨伐真是仁德之主,替天行道,替民伐罪似的。殷商已滅,纣已失敗,還有誰來辨正這些歪曲的記載呢?

    然而在許多古書的記載裡,究竟不能完全一緻,完全統一。在他們的矛盾之間,我們到可看出這次讨伐戰的一些真相來。

    《武成》有“血流漂杵”之語,可見當時那一場戰争的激烈異常。孟子因為和他的理論不合,便有“盡信書不如無書”之歎。

    《周書》紀載武王馘俘的數目很驚人。“武王遠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國,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一百三十;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這記載也許有些涉于誇大。然而武王得天下之非“兵不血刃”則可概見。亡國的民族,自己的曆史雖然常被消滅了,然而得勝者的紀功碑,終難一手掩盡天下之耳目的。

    元人有《武王伐纣書》;明許之琳有《封神傳》,皆寫殷周二族之戰;雖野語小說,人神雜糅,卻沒有正史那樣的歪曲史實。

    當時,殷之遺民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隐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已沒兮;我安适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于首陽山。(《史記·伯夷列傳》)這恐怕是殷遺民文學裡的惟一的作品了。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于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孟子·公孫醜上》)

    以這樣的清介之士,當然要歎息着“以暴易暴”而不食“周”粟以死了。

    清初,有一部小說,名為《豆棚閑話》,頗寄托着亡國遺黎的哀痛與呻吟;其中有一則故事,名為《首陽山叔齊變節》,借着叔齊的名字,來嘲罵明末的逸民出來應試求官的故事,所謂“一陣夷齊下首陽”者是。《桃花扇》的最後一句(餘韻)借着搜訪山林隐逸的皂隸之口,說道:“你們不曉得,那些文人名士,都是識時務的俊傑,從三年前俱已出山了。目下正要訪拿你輩哩。”正與《豆棚閑話》的作者同一的在諷嘲着那些亡國士大夫。

    然而,殷之遺民的叔齊卻平空的受到了無妄之災!

    像伯夷、叔齊那樣的遺民在當時一定不少。可惜“曆史”是被戰勝者所湮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