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大教育家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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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一位大教育家,并不是一位宗教主。

    他是蘇格拉底,不是耶稣,也不是喬答摩。

    他是澈頭澈尾的一位人世間的人。

    在他的一生裡,一點的神秘的氣分也沒有。

    他最愛人間。

    他道:“鳥獸不可與同群,我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他雖不是一位澈底的無神論者。

    但他“不語怪力亂神”。

    他“敬鬼神而遠之”。

    他是一位“誨人不倦”的老教育家。

     在他早年,他是最熱忱于救世或“匡”世的。

    他有整盤的政治的理想,他神往于“文、武、周公”之時代。

    他敬重管仲。

    他道:“微管仲,我其被發左衽矣!”他同情于同時代的大政治家子産和晏平仲。

    他有熱烈的救世之心,雖其方式不像後來的墨翟的摩頂放踵,可是一生的奔走四方,為的是要行其“道”于天下,這“道”便是文武周公之“道”,便是他的政治理想。

    但終于無所成而歸。

    歸後,便專心于從事教育事業。

    相傳他有弟子三千人,其中最著者有七十二人。

    在他之前,“學術”是被把握被封鎖在貴族們手上的。

    到了他之後,才把“學問”解放了;三千弟子之中,差不多全部是平民。

    這是文化史上最大的一個變化。

    《論語》裡有一段話,形容他道“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述而》)這已是他的全貌了。

    又有一段話道:“顔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

    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能不能。

    既竭吾才。

    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子罕》)三千弟子們怎樣的信仰他,從這裡也可以看出。

     孔子的政治理想是以他所神往的或想象中的古代的黃金時代的政治為根據的。

    這種想象,其實便是他自己的理想構成的。

    他看不起當時的從政者。

    子貢問道:“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鬥筲之人,何足算也!”(《論語·子路》)他的政治理想便是針對着當時腐敗的貴族政治而發的。

     子張問政。

    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怨。

     季康子問政于孔子。

    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熟敢不正? 季康子問政于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

     子欲善,而民善矣。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草上之風必偃。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必也使無訟乎。

    (《顔淵》) 子路問政。

    子曰:先之,勞之。

    請益。

    曰:無倦。

     子曰:其身正,不合而行。

    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子适衛,冉有仆。

    子曰:庶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

    誠哉是言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葉公問政。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

    子曰:無欲速。

    無見小利。

    欲速則不達。

    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子路》) 子曰:為政以德。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

    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為政》)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學而》) 他的整個政治學建築在“賢人”政治之上,而尤以“教育”人民為主。

    對于執政者的自身的忠、勤、正直,尤不憚三言四言之。

    在當時,這樣的耿直的議論已非當世執政者所能容的了。

    所以孔子栖栖惶惶的奔走于四方而一無所遇。

    在早期,他還不十分熱心從政。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雲:孝乎。

    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

    奚其為為政。

    ”(《為政》)但漸漸的便覺得要救世便非從政不可。

    “子曰:苟有用我者,其月而已可也。

    三年有成。

    ”(《子路》)這是他的自信。

     “子貢曰:有美玉于斯,韫匮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

    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子罕》)他總想求在政治上一試,甚至“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

    子路不悅。

    ……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以中牟畔,召他,他又欲往。

    他道:“不曰堅乎,磨而不磷。

    不曰白乎,湼而不淄。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陽貨》) 但他并不是一味“熱中”于政治。

    他是有所執着,有所不為的。

    他以宗周為第一義。

    他是“聖之時者”,總是針對着當時的局面而發言的。

    “顔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辂,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他又道:“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八佾》) 他明白當時的大病在中央政府太軟弱而地方的勢力太大。

    一方面國力消耗于内戰。

    一方面外患之迫來,一天天的緊張,卻無以抵禦。

    所以他處處主張宗周,主張維持傳統的政治中心,主張維持古代的禮樂。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于庭。

    是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