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大教育家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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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當他們三家（孟孫、叔孫、季孫）舉行祭禮于撒祭物時，僭歌《周頌》裡的《雍》，孔子也不為不高興，以為這是天子之樂，“奚取于三家之堂！”又當陳成子弑簡公（魯哀公十四年）時，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讨之。
”（《憲問》） 他所以如此熟切的要求尊重傳統的權威，其最主要的原因，便要集中權力以對外。
他對于管仲的“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武力而能夠傳統一中國的力量以對外，最為稱道。
然而他自己卻是周遊天下而一無所成的。
他以無比的堅忍與熱誠周遊天下，要行其道。
子路宿于石門。
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
曰：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與？而荷蒉遇孔子之門的人，聽見他擊磬的聲音，道：“有心哉，擊磬乎！”卻又批評曰：“鄙哉，砼砼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均見《憲問》）他們都是“道”不行則隐的主張者。
像楚狂接輿簡直的在勸孔子可以退休了。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在長沮桀溺的一段話中，尤可使人注意： 長沮桀溺耦而耕。
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
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
曰：是知津矣！問于桀溺。
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
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
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
子路行以告。
夫子怃然曰：為獸不可與同群。
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微子》） 人既不能和鳥獸同群，則始終亂人世間的人，便非愛這世不可，當亂世，便非救這世不可。
孔子的這個意見是雪亮的，可以感動一切時代的人。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
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季氏》） 這一段話足夠說明孔子之“道”的定義，足夠說明他的如何針對着當時“陪臣執國命”的可痛的政況而對症發藥。
他曾一度為季氏史。
後魯定公以他為中都宰，為司空，且為大司寇。
定公十年齊魯有夾谷之會。
要不是孔子堅執着“有文事者必有武備”的主張，那一次會魯是要吃大虧的。
後來，孔子以大司寇攝相事，誅了亂政的大夫少正卯。
但不久，魯君便疏遠了他。
他離魯出遊。
他被斥于齊，被逐于宋衛，被困于陳、蔡之間，于是複反魯。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子罕》）這一年是魯哀公十一年。
他已經在外面飄流到數十年了。
但他在飄流的時候，卻無地無時不在學習，不在搜集文化資料，也無時無地不在施教。
跟随在他左右的子弟們很多。
有勇士，像子路，有商人，像子貢，弟子來的地方不同，出身也不同。
他們仿佛都是第一次向學術睜開眼睛，第一次有機會受到最早的最偉大的講學者孔子的教育。
孔子為什麼會感到學術的非解放不可呢？第一，他是殷之後，從宋襄公一派相傳下來，原來是公族，被華氏所迫而出奔于魯。
他出時，他父親已死。
所以，他貧且賤，是一個十足的在沒落中的貴族階級。
因為他還是這個貴族階級裡的人，所以他有獲得及搜集傳統的文化的可能，以他的好學不倦，各地的史記、學術幾有集中于他一身之概。
他生于貴族階級沒落的時代；貴族們的荒淫無恥，橫征暴斂，使一般人民大感痛苦。
而商業的發達，使商人們的地位逐漸增高。
貴族們的家臣或陪臣們——其出身大多數是老百姓，少數是沒落的貴族——的勢力也逐漸的加強了。
這些新興的階級的産生和農民們的相當覺悟和反抗力的加大（《詩經》裡的詩，像“彼公子兮不素餐兮”之類都是代表農民們的憤呼悲号的；《詩經》裡農歌之多，也足以見當時農民們力量的逐漸為“學者”所認識）。
正蘊釀着一個偉大的轉變的時代。
而他，孔子，卻是适當其時的把貴族的文化集攏了來而傳布到一般人民的階層裡去的一位最偉大的講學者。
他的講學上的成功正可與他屢次不遇的政治上的失敗正對比。
他之所以成為“百世師”，便在他的解放了“學問”，使老百姓們都有得到“學問”的機會。
在他的三千弟子裡，出身于貴族階級的很少。
從他以後，中國的一個偉大的哲學時代方才産生出來，而這些大學者們的出身也大都不是貴族。
他在知識的傳布之外，首要養成一個“君子”，一個堅貞的大人物。
所以他道：“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子罕》）又道：“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子罕》）又道：“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子罕》）又道：“見利思義，見危授命。
”（《憲問》）又道：“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衛靈公》）這些教訓都是最肯定的在動亂時代的箴言。
他所要養成的“君子”，所要訓練的“士”，便是最堅貞不動搖的人物，便是“殺身成仁”的先驅者，便是動亂時代的柱石，便是
”（《憲問》） 他所以如此熟切的要求尊重傳統的權威，其最主要的原因，便要集中權力以對外。
他對于管仲的“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武力而能夠傳統一中國的力量以對外，最為稱道。
然而他自己卻是周遊天下而一無所成的。
他以無比的堅忍與熱誠周遊天下，要行其道。
子路宿于石門。
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
曰：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與？而荷蒉遇孔子之門的人，聽見他擊磬的聲音，道：“有心哉，擊磬乎！”卻又批評曰：“鄙哉，砼砼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均見《憲問》）他們都是“道”不行則隐的主張者。
像楚狂接輿簡直的在勸孔子可以退休了。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在長沮桀溺的一段話中，尤可使人注意： 長沮桀溺耦而耕。
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
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
曰：是知津矣！問于桀溺。
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
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
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
子路行以告。
夫子怃然曰：為獸不可與同群。
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微子》） 人既不能和鳥獸同群，則始終亂人世間的人，便非愛這世不可，當亂世，便非救這世不可。
孔子的這個意見是雪亮的，可以感動一切時代的人。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
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季氏》） 這一段話足夠說明孔子之“道”的定義，足夠說明他的如何針對着當時“陪臣執國命”的可痛的政況而對症發藥。
他曾一度為季氏史。
後魯定公以他為中都宰，為司空，且為大司寇。
定公十年齊魯有夾谷之會。
要不是孔子堅執着“有文事者必有武備”的主張，那一次會魯是要吃大虧的。
後來，孔子以大司寇攝相事，誅了亂政的大夫少正卯。
但不久，魯君便疏遠了他。
他離魯出遊。
他被斥于齊，被逐于宋衛，被困于陳、蔡之間，于是複反魯。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子罕》）這一年是魯哀公十一年。
他已經在外面飄流到數十年了。
但他在飄流的時候，卻無地無時不在學習，不在搜集文化資料，也無時無地不在施教。
跟随在他左右的子弟們很多。
有勇士，像子路，有商人，像子貢，弟子來的地方不同，出身也不同。
他們仿佛都是第一次向學術睜開眼睛，第一次有機會受到最早的最偉大的講學者孔子的教育。
孔子為什麼會感到學術的非解放不可呢？第一，他是殷之後，從宋襄公一派相傳下來，原來是公族，被華氏所迫而出奔于魯。
他出時，他父親已死。
所以，他貧且賤，是一個十足的在沒落中的貴族階級。
因為他還是這個貴族階級裡的人，所以他有獲得及搜集傳統的文化的可能，以他的好學不倦，各地的史記、學術幾有集中于他一身之概。
他生于貴族階級沒落的時代；貴族們的荒淫無恥，橫征暴斂，使一般人民大感痛苦。
而商業的發達，使商人們的地位逐漸增高。
貴族們的家臣或陪臣們——其出身大多數是老百姓，少數是沒落的貴族——的勢力也逐漸的加強了。
這些新興的階級的産生和農民們的相當覺悟和反抗力的加大（《詩經》裡的詩，像“彼公子兮不素餐兮”之類都是代表農民們的憤呼悲号的；《詩經》裡農歌之多，也足以見當時農民們力量的逐漸為“學者”所認識）。
正蘊釀着一個偉大的轉變的時代。
而他，孔子，卻是适當其時的把貴族的文化集攏了來而傳布到一般人民的階層裡去的一位最偉大的講學者。
他的講學上的成功正可與他屢次不遇的政治上的失敗正對比。
他之所以成為“百世師”，便在他的解放了“學問”，使老百姓們都有得到“學問”的機會。
在他的三千弟子裡，出身于貴族階級的很少。
從他以後，中國的一個偉大的哲學時代方才産生出來，而這些大學者們的出身也大都不是貴族。
他在知識的傳布之外，首要養成一個“君子”，一個堅貞的大人物。
所以他道：“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子罕》）又道：“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子罕》）又道：“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子罕》）又道：“見利思義，見危授命。
”（《憲問》）又道：“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衛靈公》）這些教訓都是最肯定的在動亂時代的箴言。
他所要養成的“君子”，所要訓練的“士”，便是最堅貞不動搖的人物，便是“殺身成仁”的先驅者，便是動亂時代的柱石，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