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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藩的奏疏，明快簡練，凝重沉穩，不過，在不同的具體環境中，随着他本人性格與作風的變化，它們又各具特色。
具體說來，便是前期憨直、激切而又倔強，後期則綿裡藏針、缜密老到而又平淡質實。
至于他的批牍，老成周密，寬嚴适度，既不同于胡林翼之切直肫城、肝膽照人，也不同于左宗棠之淩厲明快、巨細無遺。
具體說來，長沙辦案時期之批，威嚴果決；江南征戰時期之批，強蠻嚴厲；直隸總督任内之批，細緻精審，而回任江督時期之批，則随手畫諾，不甚究心了。
作為一名曆仕三朝的軍政大員，曾國藩的奏疏與批牍，實在應當是史學工作者潛心研究的重要史料。
但是迄今為止，偏偏是這方面的研究顯得相對貧乏。
熱門話題不在這裡。
那麼，曾國藩是一名詩人嗎？當然是。
曾國藩是一位古文家嗎？當然也是。
僅就創作而言，在宋詩派與桐城文派的兩大陣營中，曾國藩也還算得上顯赫的一員。
至于他的影響，則更在其創作與理論的實際水平之上。
古往今來的"以高位主持文壇"的慣例，在他身上照樣得到了真實的體現。
不過；如果将他置入中國古代文學或近代文學的視野之中，那麼，無論是他的創作，還是他的理論，或者是他的地位與影響，都不能不大打折扣了。
從古代文學的角度看，他的那些宗宋理論與桐城義法，不過是明清以來的唐宋詩之争、道支一源說的一種近于自郐以下的騷動而已，何況還有較為明顯的功利目的與山頭意識呢？從近代文學的角度看，宋詩派、桐城派，都沒有多少近代意義，都比不上龔自珍、魏源等人的叛逆精神與啟蒙意識，也都比不上黃遵憲、康有為等人的創新追求與維新傾向。
在新的時代潮流即将到來之際，曾國藩和他的同道們的詩文多少顯得有些陳舊，有些蒼白。
把曾國藩當作理學家、倫理學家甚至思想家來研究的人是越來越多了。
我認為，當然可以從理學、倫理學甚至思想史的角度來研究曾國藩，從而探讨理學、倫理學與中國思想史究竟給予了他什麼影響，而他又為理學、倫理學與中國思想史提供了什麼新的内容，産生了多少作用。
但是，迄今為止，所有的研究似乎都還不能證明，現在就可以将理學家、倫理學家甚至思想家的桂冠合适地戴在曾國藩的頭上。
就象"漢奸"、"賣國賊"的帽子一樣，戴上了又取下，豈不無事生非？ 時至今日，還要就"劊子手"諸事翻來覆去地争論其是非曲直，實在是意義不大了。
站在當時的立場，多數的人會認為"打對了"，而站在現在的立場，多數的人又都認為"打錯了"。
假如能将兩種人作一時空轉換，結論還是不外"對"、"錯"二字。
試想，這說明了什麼問題呢？依我看來，研究"打赢了"與"打輸了"，可能更有史學價值，或說更有曆史意義與現實作用。
曾國藩研究，确是湘系軍政集團研究的關鍵一環，也是太平天國研究的重要一環，甚至可以說，它還是中國近代政治史、軍事史、經濟史、文化史研究過程中的一個難以回避的課題。
學術研究，肯定是要解決"是什麼"與"為什麼"的難題，隻是最好先從"有什麼"做起。
那麼，就請大家看看這本《曾國藩文集》，看看它究竟"有什麼"吧。
如果還有興趣，再看看他的同時代人又"有什麼"，然後從事"是什麼"與"為什麼"的研究，或者将會離我們共同尋找的正确答案不遠了。
這本《曾國藩文集》從宏浩的曾氏全集中選錄了一些精華之作，分散文、筆記、詩詞、聯語、書信、日記六類，每類文字又按編年排列。
此外，還附錄了曆來頗多争議的曾氏《冰鑒》和鈎玄提要的《處世金針》。
這樣，讀者既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去選讀曾文，又可以從編年上知人論世。
較之閱讀卷帙浩繁的全集，的确是舉重若輕之感。
我認為，這是一個很有特色的曾氏文選，(纟番)閱之餘，極感欣喜，謹綴數語，以應"前言"之屬。
（作者系湘潭大學教授、《曾國藩學刊》主編）
具體說來，便是前期憨直、激切而又倔強，後期則綿裡藏針、缜密老到而又平淡質實。
至于他的批牍，老成周密，寬嚴适度，既不同于胡林翼之切直肫城、肝膽照人，也不同于左宗棠之淩厲明快、巨細無遺。
具體說來，長沙辦案時期之批，威嚴果決；江南征戰時期之批，強蠻嚴厲；直隸總督任内之批，細緻精審，而回任江督時期之批，則随手畫諾，不甚究心了。
作為一名曆仕三朝的軍政大員，曾國藩的奏疏與批牍，實在應當是史學工作者潛心研究的重要史料。
但是迄今為止，偏偏是這方面的研究顯得相對貧乏。
熱門話題不在這裡。
那麼，曾國藩是一名詩人嗎？當然是。
曾國藩是一位古文家嗎？當然也是。
僅就創作而言，在宋詩派與桐城文派的兩大陣營中，曾國藩也還算得上顯赫的一員。
至于他的影響，則更在其創作與理論的實際水平之上。
古往今來的"以高位主持文壇"的慣例，在他身上照樣得到了真實的體現。
不過；如果将他置入中國古代文學或近代文學的視野之中，那麼，無論是他的創作，還是他的理論，或者是他的地位與影響，都不能不大打折扣了。
從古代文學的角度看，他的那些宗宋理論與桐城義法，不過是明清以來的唐宋詩之争、道支一源說的一種近于自郐以下的騷動而已，何況還有較為明顯的功利目的與山頭意識呢？從近代文學的角度看，宋詩派、桐城派，都沒有多少近代意義，都比不上龔自珍、魏源等人的叛逆精神與啟蒙意識，也都比不上黃遵憲、康有為等人的創新追求與維新傾向。
在新的時代潮流即将到來之際，曾國藩和他的同道們的詩文多少顯得有些陳舊，有些蒼白。
把曾國藩當作理學家、倫理學家甚至思想家來研究的人是越來越多了。
我認為，當然可以從理學、倫理學甚至思想史的角度來研究曾國藩，從而探讨理學、倫理學與中國思想史究竟給予了他什麼影響，而他又為理學、倫理學與中國思想史提供了什麼新的内容，産生了多少作用。
但是，迄今為止，所有的研究似乎都還不能證明，現在就可以将理學家、倫理學家甚至思想家的桂冠合适地戴在曾國藩的頭上。
就象"漢奸"、"賣國賊"的帽子一樣，戴上了又取下，豈不無事生非？ 時至今日，還要就"劊子手"諸事翻來覆去地争論其是非曲直，實在是意義不大了。
站在當時的立場，多數的人會認為"打對了"，而站在現在的立場，多數的人又都認為"打錯了"。
假如能将兩種人作一時空轉換，結論還是不外"對"、"錯"二字。
試想，這說明了什麼問題呢？依我看來，研究"打赢了"與"打輸了"，可能更有史學價值，或說更有曆史意義與現實作用。
曾國藩研究，确是湘系軍政集團研究的關鍵一環，也是太平天國研究的重要一環，甚至可以說，它還是中國近代政治史、軍事史、經濟史、文化史研究過程中的一個難以回避的課題。
學術研究，肯定是要解決"是什麼"與"為什麼"的難題，隻是最好先從"有什麼"做起。
那麼，就請大家看看這本《曾國藩文集》，看看它究竟"有什麼"吧。
如果還有興趣，再看看他的同時代人又"有什麼"，然後從事"是什麼"與"為什麼"的研究，或者将會離我們共同尋找的正确答案不遠了。
這本《曾國藩文集》從宏浩的曾氏全集中選錄了一些精華之作，分散文、筆記、詩詞、聯語、書信、日記六類，每類文字又按編年排列。
此外，還附錄了曆來頗多争議的曾氏《冰鑒》和鈎玄提要的《處世金針》。
這樣，讀者既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去選讀曾文，又可以從編年上知人論世。
較之閱讀卷帙浩繁的全集，的确是舉重若輕之感。
我認為，這是一個很有特色的曾氏文選，(纟番)閱之餘，極感欣喜，謹綴數語，以應"前言"之屬。
（作者系湘潭大學教授、《曾國藩學刊》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