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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壇，正是程恩澤、祁會藻輩提倡宋詩之時。
程恩澤一再參與會試選舉工作，他的詩風趨尚，當然更易感染曾國藩這種公車舉子。
但此時曾國藩雖有心向學，卻又苦無良友扶掖，且其間一心應着，并未專注于詩。
直到欽點翰林，始着意詩文，以求不失詞臣體面。
正在此時，翰林前輩何紹基服阙還京，曾國藩便與之日相過從，切磋詩藝。
何紹基久居京城，又是程恩澤的門生，此時已漸有詩名。
因此，曾因藩結納之意甚切，而何紹基則扶掖之心尤殷。
茲舉一例：何紹基藏有項榮"墨梅圖"，其上名家題詩很多，何紹基乃向曾國藩索題。
曾國藩似乎受寵若驚，于是刻意構思，亟欲顯露詩才，兩天後詩始寫成。
正好何紹基來訪，曾國藩便迫不及待地談起此詩，聞其獎譽，竟至"心忡忡，幾不自持"（曾氏《日記》中語）。
稍後，曾國藩又緻書諸弟說；"子貞深喜吾詩，故吾十月來已作詩十八首。
"露才揚己，争奇鬥勝，受到表揚便詩興不可遏止，正是大多數青年詩人開發詩藝階段的普遍表現。
不過，時過兩年，曾國藩便開始狂言"近日京城無大家"，"餘于詩亦有工夫，恨當世無韓昌黎及蘇、黃一輩人可與發吾狂言者"了，再往後，便自然要誇言"自仆宗涪翁，時流頗忻向"了。
再說文吧，曾國藩與桐城文派的關系，一直是樁不大不小的學術公案。
他在鹹豐四年所作的《歐陽生文集序》帶有很強的宗派意識、文人舊習，且不計較，但看他在京城是怎樣走入桐城文法的圈子吧。
曾國藩中年以後，每自稱為姚鼐的私淑弟子，其《聖哲畫像記》便稱"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
"可是他的文學知交朱琦卻并不這麼認為，他在《柏樹山房文集書後》一文中，非常明确地将曾國藩列為姚門高足梅曾亮的"徒友"之列，說"自曾滌生……之屬，悉以所業來質"。
對此，曾國藩每欲洗刷表白，說自己與梅曾亮的關系。
并非"從遊"，而是"接遊"，甚至一口咬定"往在京師，雅不欲溷入梅郎中之後塵"《鹹豐五年緻吳敏樹信》。
面事實是，梅曾亮雄居文壇數十年，當年京城士人之趨附桐城義法者。
幾乎無不受其影響。
在梅曾亮稱雄一代，即将告老回鄉之時，曾國藩還隻是初識桐城源頭，尚無理論建樹。
在曾國藩于鹹、同年間"中興桐城"之時，梅曾亮早已告别人世了。
對曾國藩的詩文創作與理論，前人多有論述。
在此，我謹呈一說，以備質證。
我認為，若論創作，曾詩以前期為佳。
詩藝初開之日，風華正茂之時，以翩翩詞臣之身，處優遊清閑之地，無疑是潛心詩藝的大好時光。
曾國藩後期詩作本不多，且軍政要務集于一身，宦海風波，時虞颠滅，正如《贈吳南屏》所說："蒼天可補河可塞，惟有好懷不易開。
"詩人興會，僅此一開，其他造作，不過應景罷了。
至于文則相反，前期所作，規仿之迹頗重，且閱曆有限，文氣浮泛，自難為工。
後期則文腕圓熟，自成套路，且曆盡險屯，筆力沉雄，類多上乘之作。
若說理論，則更有趣，其價值實不及創作，而影響卻頗能炫迷人心。
苛刻一點說，曾國藩并不具備嚴格意義上的批評家素質，他的詩文理論并沒多少理性深度：論詩宗宋，源于清初以來的宗來諸家陳辭；文主義法，即使未溷于梅郎中後塵，卻也是拾取姚惜抱牙慧。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他還是稱得上為一名較有見地的鑒賞家。
從初入京師的時文選評，到《十八家詩鈔》、《經史百家雜鈔》、《鳴原堂論文》到《古文四象》，皆可見曾國藩并不曾想到要避選家之嫌。
至于《家書》之教弟谕子，則更是直截了當的欣賞課入門輔導。
他的那些近乎深得文學三昧的玄妙之論，使人很容易誤認為他确是一位身體力行的文學大師。
其實說得到不一定做得到，口若懸河易，妙筆生花難。
當然，這并非曾國藩一人之尴尬，古今理論家，大多不能脫此窘迫。
如果說，曾氏詩文還隻是為文人們所褒貶的話，那麼，他的家書、日記卻是為大多數人所賞譽。
曾國藩家書的内容，當
程恩澤一再參與會試選舉工作，他的詩風趨尚，當然更易感染曾國藩這種公車舉子。
但此時曾國藩雖有心向學，卻又苦無良友扶掖，且其間一心應着，并未專注于詩。
直到欽點翰林，始着意詩文，以求不失詞臣體面。
正在此時，翰林前輩何紹基服阙還京，曾國藩便與之日相過從，切磋詩藝。
何紹基久居京城，又是程恩澤的門生，此時已漸有詩名。
因此，曾因藩結納之意甚切，而何紹基則扶掖之心尤殷。
茲舉一例：何紹基藏有項榮"墨梅圖"，其上名家題詩很多，何紹基乃向曾國藩索題。
曾國藩似乎受寵若驚，于是刻意構思，亟欲顯露詩才，兩天後詩始寫成。
正好何紹基來訪，曾國藩便迫不及待地談起此詩，聞其獎譽，竟至"心忡忡，幾不自持"（曾氏《日記》中語）。
稍後，曾國藩又緻書諸弟說；"子貞深喜吾詩，故吾十月來已作詩十八首。
"露才揚己，争奇鬥勝，受到表揚便詩興不可遏止，正是大多數青年詩人開發詩藝階段的普遍表現。
不過，時過兩年，曾國藩便開始狂言"近日京城無大家"，"餘于詩亦有工夫，恨當世無韓昌黎及蘇、黃一輩人可與發吾狂言者"了，再往後，便自然要誇言"自仆宗涪翁，時流頗忻向"了。
再說文吧，曾國藩與桐城文派的關系，一直是樁不大不小的學術公案。
他在鹹豐四年所作的《歐陽生文集序》帶有很強的宗派意識、文人舊習，且不計較，但看他在京城是怎樣走入桐城文法的圈子吧。
曾國藩中年以後，每自稱為姚鼐的私淑弟子，其《聖哲畫像記》便稱"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
"可是他的文學知交朱琦卻并不這麼認為，他在《柏樹山房文集書後》一文中，非常明确地将曾國藩列為姚門高足梅曾亮的"徒友"之列，說"自曾滌生……之屬，悉以所業來質"。
對此，曾國藩每欲洗刷表白，說自己與梅曾亮的關系。
并非"從遊"，而是"接遊"，甚至一口咬定"往在京師，雅不欲溷入梅郎中之後塵"《鹹豐五年緻吳敏樹信》。
面事實是，梅曾亮雄居文壇數十年，當年京城士人之趨附桐城義法者。
幾乎無不受其影響。
在梅曾亮稱雄一代，即将告老回鄉之時，曾國藩還隻是初識桐城源頭，尚無理論建樹。
在曾國藩于鹹、同年間"中興桐城"之時，梅曾亮早已告别人世了。
對曾國藩的詩文創作與理論，前人多有論述。
在此，我謹呈一說，以備質證。
我認為，若論創作，曾詩以前期為佳。
詩藝初開之日，風華正茂之時，以翩翩詞臣之身，處優遊清閑之地，無疑是潛心詩藝的大好時光。
曾國藩後期詩作本不多，且軍政要務集于一身，宦海風波，時虞颠滅，正如《贈吳南屏》所說："蒼天可補河可塞，惟有好懷不易開。
"詩人興會，僅此一開，其他造作，不過應景罷了。
至于文則相反，前期所作，規仿之迹頗重，且閱曆有限，文氣浮泛，自難為工。
後期則文腕圓熟，自成套路，且曆盡險屯，筆力沉雄，類多上乘之作。
若說理論，則更有趣，其價值實不及創作，而影響卻頗能炫迷人心。
苛刻一點說，曾國藩并不具備嚴格意義上的批評家素質，他的詩文理論并沒多少理性深度：論詩宗宋，源于清初以來的宗來諸家陳辭；文主義法，即使未溷于梅郎中後塵，卻也是拾取姚惜抱牙慧。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他還是稱得上為一名較有見地的鑒賞家。
從初入京師的時文選評，到《十八家詩鈔》、《經史百家雜鈔》、《鳴原堂論文》到《古文四象》，皆可見曾國藩并不曾想到要避選家之嫌。
至于《家書》之教弟谕子，則更是直截了當的欣賞課入門輔導。
他的那些近乎深得文學三昧的玄妙之論，使人很容易誤認為他确是一位身體力行的文學大師。
其實說得到不一定做得到，口若懸河易，妙筆生花難。
當然，這并非曾國藩一人之尴尬，古今理論家，大多不能脫此窘迫。
如果說，曾氏詩文還隻是為文人們所褒貶的話，那麼，他的家書、日記卻是為大多數人所賞譽。
曾國藩家書的内容，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