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德亞德·吉蔔林
關燈
小
中
大
吉蔔林卻從來沒有能夠從一種态度走向另一種态度。
盡管他畢竟是一個藝術家，他的觀點是瞧不起做生意的&ldquo老闆&rdquo的受薪官僚的觀點，活了一輩子而不知發命令的就是那些&ldquo老闆&rdquo。
但是，由于他認同于官員階級，他卻有了一種素質，那是&ldquo開明的&rdquo人士很少或者根本不具備的，那就是責任感。
中産階級左派為了這一點而恨他不亞于他的殘暴性和庸俗性。
在高度工業化的國家裡，所有左翼政黨骨子裡都是一場騙局，因為它們鬥争的對象并不是它們真正希望消滅的東西。
它們有國際上的目的，同時它們竭力要保持一種與這些目的不相容的生活水準。
我們都是靠搶劫亞洲苦力才得以生存的，我們中間那些&ldquo開明的&rdquo人都認為這些苦力應該得到解放，但是我們的生活水準，因之也是我們的&ldquo開明&rdquo，卻要求這種搶劫繼續下去。
一個人道主義者總是一個僞君子，而吉蔔林對此的了解也許是他創造一針見血的話的能力的中心秘密。
要用比&ldquo嘲笑那些在你睡着的時候守衛着你的軍人&rdquo這句話更少的幾個字來描繪英國人的褊狹的和平主義，會是很困難的。
不錯，吉蔔林不了解知識分子與保守分子之間的關系的經濟方面。
他沒有看到，地圖塗成粉紅色主要是為了可以剝削苦力。
他沒有看到苦力，卻看到了印度文官；但是即使在那個層面上，他對職能的了解，他對誰保護誰的了解，也是十分深刻的。
他清楚地看到，隻有在一些人，不可避免地是比較沒有教養的人，在那裡守衛和喂養另一些人的時候，這後者才能保持有高度的教養。
吉蔔林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認同于他所頌揚的官員、軍人和工程師呢？并不像人們有時所假定的那樣完全。
他年輕的時候曾經作廣泛的旅行，他基本上屬于在平庸的環境中長大而具有出色頭腦的人，他的某些氣質很可能有些病态地使他傾向于行動活躍的人而不是感情細膩的人。
十九世紀的英印人士是他的偶像中最無同情心的，但卻是實幹派。
他們所幹的，也許都是壞事，但是他們改變了地球的面貌（拿一張亞洲地圖來看，比較一下印度的鐵路系統和鄰國的鐵路系統，就可以明白了），如果英印人士的正常觀點像愛·摩·福斯特的觀點的話，他們是不可能有成就的，他們是不可能維持一個星期的權力的。
吉蔔林給我們描繪的圖像盡管華而不實，但它是我們對十九世紀的英屬印度所擁有的惟一文學圖像，而他之所以能夠描繪，隻是因為他本身粗俗，才能夠在俱樂部及團部食堂中存身并保持緘默。
不過他并不十分像他所欽佩的人。
我從好幾個私人來源獲悉，與吉蔔林同時代的許多英印人士并不喜歡或贊成他。
他們說他對印度一無了解，這話無疑是正确的，而且，從他們的觀點來看，他是太高雅了。
在印度的時候，他往往同&ldquo不三不四&rdquo的人混在一起，而且因為他膚色較黑，被錯誤地懷疑有亞洲血統。
他後來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他生在印度，很早就辍學。
如果背景稍有一些改變，他很可能成為一個優秀的小說家，或者傑出的通俗歌曲作家。
但是說他是個庸俗的搖國旗的人，一種為塞西爾·羅茲[4]服務的宣傳人員，這樣說有多少正确成分？這樣說，确是不錯，但說他是個唯唯諾諾的應聲蟲或者見風使舵的投機者那就不對了。
他早期如果是那樣的話，他後來就從來沒有讨好過公共輿論。
艾略特先生說，對他的意見是，他用一種受人歡迎的方式發表不受人歡迎的見解。
這樣說，把問題的範圍縮小了，假定&ldquo不受歡迎&rdquo是指在知識分子中間不受歡迎；但是事實是，吉蔔林的&ldquo寓意&rdquo是廣大公衆不想要的一種寓意，而且是他們從來沒有接受過的。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同現在一樣，人民大衆是反軍國主義的，對帝國已感厭倦，隻是無意識地愛國，吉蔔林的官方仰慕者現在和過去都是&ldquo服役&rdquo中産階級，也就是讀《黑樹林》的人。
在本世紀愚蠢的初期，布林普式人物[5]終于發現有個站在他們一邊可以稱為詩人的人，于是把吉蔔林供在祭壇之上，對他的一些比較說教的詩如《如果》給予了幾乎《聖經》一樣的地位。
不過可以懷疑的是，布林普之流是不是并未留心讀過他的詩，就像他們沒有留心讀過《聖經》一樣。
他說的許多話是他們不可能同意的。
很少從内部批評英國的人說過比這個粗俗的愛國者更加尖銳的話。
總的來說，他攻擊的是英國工人階級，但不一定總是這樣。
那句&ldquo在闆球門旁的穿法蘭絨褲子的傻子和在足球門旁的糊塗的笨蛋&rdquo的話今天仍像一支箭一般突在那裡，它是針對優勝杯決賽的，也是針對伊頓和哈羅的對壘的。
他寫的一些關于布爾戰争的詩，就其題材而言，有一種奇怪的現代味。
大概是一九〇二年寫的&ldquo斯特侖波希&rdquo[6]代表了每一個有頭腦的步兵軍官在一九一八年會說的話，或者今天仍會說的話。
吉蔔林關于英國和帝國的羅曼蒂克的想法，如果不含當時的階級偏見，本來無關緊要。
如果你考察一下他的最優秀和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他的行伍詩，特别是《軍營歌謠》，你就會注意到，較之其他東西更加損害這些詩的是一種居高臨下的腔調。
吉蔔林把軍官，特别是下級軍官理想化了，而且到了一種荒唐的程度，小兵雖然可愛和浪漫，卻必須是個醜角，說話總是用一種程式化的土腔，不太侉，但是發音都無一例外地略去了H和收尾的G。
這樣做的效果常常是像在教堂聚會時幽默背誦一樣令人不好意思。
結果造成了這樣奇怪的現象：你常常可以簡單地把吉蔔林的詩改寫一遍，把土腔改成标準發音，就能把他的詩改得更好，不怎麼可笑、侮慢。
這在他的疊句上尤其如此，它們常常有一種真正的抒情性質。
他應該克服自己嘲笑勞動人民口音的沖動。
在古代的民謠中，地主和農民用同樣的語言。
對吉蔔林來說，這可辦不到，他用一種歪曲的階級觀點來看待，結果卻損及他最精彩的一行詩，這可以說是咎由自取。
但是，即使這種以示土腔可笑的故意裝腔作勢在音調方面并無什麼效果的時候
盡管他畢竟是一個藝術家，他的觀點是瞧不起做生意的&ldquo老闆&rdquo的受薪官僚的觀點，活了一輩子而不知發命令的就是那些&ldquo老闆&rdquo。
但是，由于他認同于官員階級，他卻有了一種素質，那是&ldquo開明的&rdquo人士很少或者根本不具備的，那就是責任感。
中産階級左派為了這一點而恨他不亞于他的殘暴性和庸俗性。
在高度工業化的國家裡，所有左翼政黨骨子裡都是一場騙局，因為它們鬥争的對象并不是它們真正希望消滅的東西。
它們有國際上的目的，同時它們竭力要保持一種與這些目的不相容的生活水準。
我們都是靠搶劫亞洲苦力才得以生存的，我們中間那些&ldquo開明的&rdquo人都認為這些苦力應該得到解放，但是我們的生活水準，因之也是我們的&ldquo開明&rdquo，卻要求這種搶劫繼續下去。
一個人道主義者總是一個僞君子，而吉蔔林對此的了解也許是他創造一針見血的話的能力的中心秘密。
要用比&ldquo嘲笑那些在你睡着的時候守衛着你的軍人&rdquo這句話更少的幾個字來描繪英國人的褊狹的和平主義，會是很困難的。
不錯，吉蔔林不了解知識分子與保守分子之間的關系的經濟方面。
他沒有看到，地圖塗成粉紅色主要是為了可以剝削苦力。
他沒有看到苦力，卻看到了印度文官；但是即使在那個層面上，他對職能的了解，他對誰保護誰的了解，也是十分深刻的。
他清楚地看到，隻有在一些人，不可避免地是比較沒有教養的人，在那裡守衛和喂養另一些人的時候，這後者才能保持有高度的教養。
吉蔔林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認同于他所頌揚的官員、軍人和工程師呢？并不像人們有時所假定的那樣完全。
他年輕的時候曾經作廣泛的旅行，他基本上屬于在平庸的環境中長大而具有出色頭腦的人，他的某些氣質很可能有些病态地使他傾向于行動活躍的人而不是感情細膩的人。
十九世紀的英印人士是他的偶像中最無同情心的，但卻是實幹派。
他們所幹的，也許都是壞事，但是他們改變了地球的面貌（拿一張亞洲地圖來看，比較一下印度的鐵路系統和鄰國的鐵路系統，就可以明白了），如果英印人士的正常觀點像愛·摩·福斯特的觀點的話，他們是不可能有成就的，他們是不可能維持一個星期的權力的。
吉蔔林給我們描繪的圖像盡管華而不實，但它是我們對十九世紀的英屬印度所擁有的惟一文學圖像，而他之所以能夠描繪，隻是因為他本身粗俗，才能夠在俱樂部及團部食堂中存身并保持緘默。
不過他并不十分像他所欽佩的人。
我從好幾個私人來源獲悉，與吉蔔林同時代的許多英印人士并不喜歡或贊成他。
他們說他對印度一無了解，這話無疑是正确的，而且，從他們的觀點來看，他是太高雅了。
在印度的時候，他往往同&ldquo不三不四&rdquo的人混在一起，而且因為他膚色較黑，被錯誤地懷疑有亞洲血統。
他後來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他生在印度，很早就辍學。
如果背景稍有一些改變，他很可能成為一個優秀的小說家，或者傑出的通俗歌曲作家。
但是說他是個庸俗的搖國旗的人，一種為塞西爾·羅茲[4]服務的宣傳人員，這樣說有多少正确成分？這樣說，确是不錯，但說他是個唯唯諾諾的應聲蟲或者見風使舵的投機者那就不對了。
他早期如果是那樣的話，他後來就從來沒有讨好過公共輿論。
艾略特先生說，對他的意見是，他用一種受人歡迎的方式發表不受人歡迎的見解。
這樣說，把問題的範圍縮小了，假定&ldquo不受歡迎&rdquo是指在知識分子中間不受歡迎；但是事實是，吉蔔林的&ldquo寓意&rdquo是廣大公衆不想要的一種寓意，而且是他們從來沒有接受過的。
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同現在一樣，人民大衆是反軍國主義的，對帝國已感厭倦，隻是無意識地愛國，吉蔔林的官方仰慕者現在和過去都是&ldquo服役&rdquo中産階級，也就是讀《黑樹林》的人。
在本世紀愚蠢的初期，布林普式人物[5]終于發現有個站在他們一邊可以稱為詩人的人，于是把吉蔔林供在祭壇之上，對他的一些比較說教的詩如《如果》給予了幾乎《聖經》一樣的地位。
不過可以懷疑的是，布林普之流是不是并未留心讀過他的詩，就像他們沒有留心讀過《聖經》一樣。
他說的許多話是他們不可能同意的。
很少從内部批評英國的人說過比這個粗俗的愛國者更加尖銳的話。
總的來說，他攻擊的是英國工人階級，但不一定總是這樣。
那句&ldquo在闆球門旁的穿法蘭絨褲子的傻子和在足球門旁的糊塗的笨蛋&rdquo的話今天仍像一支箭一般突在那裡，它是針對優勝杯決賽的，也是針對伊頓和哈羅的對壘的。
他寫的一些關于布爾戰争的詩，就其題材而言，有一種奇怪的現代味。
大概是一九〇二年寫的&ldquo斯特侖波希&rdquo[6]代表了每一個有頭腦的步兵軍官在一九一八年會說的話，或者今天仍會說的話。
吉蔔林關于英國和帝國的羅曼蒂克的想法，如果不含當時的階級偏見，本來無關緊要。
如果你考察一下他的最優秀和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他的行伍詩，特别是《軍營歌謠》，你就會注意到，較之其他東西更加損害這些詩的是一種居高臨下的腔調。
吉蔔林把軍官，特别是下級軍官理想化了，而且到了一種荒唐的程度，小兵雖然可愛和浪漫，卻必須是個醜角，說話總是用一種程式化的土腔，不太侉，但是發音都無一例外地略去了H和收尾的G。
這樣做的效果常常是像在教堂聚會時幽默背誦一樣令人不好意思。
結果造成了這樣奇怪的現象：你常常可以簡單地把吉蔔林的詩改寫一遍，把土腔改成标準發音，就能把他的詩改得更好，不怎麼可笑、侮慢。
這在他的疊句上尤其如此，它們常常有一種真正的抒情性質。
他應該克服自己嘲笑勞動人民口音的沖動。
在古代的民謠中，地主和農民用同樣的語言。
對吉蔔林來說，這可辦不到，他用一種歪曲的階級觀點來看待，結果卻損及他最精彩的一行詩，這可以說是咎由自取。
但是，即使這種以示土腔可笑的故意裝腔作勢在音調方面并無什麼效果的時候